——中國發展經驗的新政治經濟學
土地國家所有是中國改革期間發展模式的一大特點。在中國發展歷程中，城市建設用地成為既是新興市場經濟中的主要長期性固定資本，也是可以相當簡易地被轉化為短期性的流動資本。論者多將其簡單理解為類似于資本主義歷史中的資本，但本文論證，它實際上具有強大的“社會化資本”的特性。在最近幾年中，中國中央的決策展示了一定的轉向。它已經成為既和西方資本主義的資本不同，也迥異于中國過去的計劃經濟型社會主義中的資本。正是結合“社會主義資本”的特殊性質和“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治理理念，給予現今和未來的中國朝向新型的，上下協同治理的“人民參與化的社會主義”演變巨大的潛力和可能。其中關鍵在國家涉及民生的政策必須克服過去一些官僚主義化的弊端，成為真正符合人民實際需要，真正能夠激發廣大人民積極參與的政策。正是如此的前景呼喚著一種新型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文章最后通過對過去的主要政治經濟學流派的梳理來突出基于中國發展實踐經驗的新型政治經濟學的輪廓。
土地國家所有是中國改革期間發展模式的一大特點。在中國發展歷程中，城市建設用地成為既是新興市場經濟中的主要長期性固定資本，也是可以相當簡易地被轉化為短期性的流動資本。那樣的土地資本化塑造了中國“資本”的特殊性質，其所起的作用既近似西方資本主義初始的“生產資料”資本也近似其20世紀以來的金融證券資本。論者多將其簡單理解為類似于資本主義歷史中的資本，但本文論證，它實際上具有強大的“社會化資本”的特性。除了國家所有的基點之外，關鍵在國家長遠的社會經濟決策。在最近幾年中，中國中央的決策展示了一定的轉向，從近乎一般批判意見中的“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決策，明確轉向社會化資本的決策。它已經成為既和西方的資本主義的資本不同，也迥異于中國過去的計劃經濟型社會主義中的資本。正是結合“社會主義資本”的特殊性質和“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治理理念，給予現今和未來的中國朝向新型的，結合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以及資本主義）演變的巨大潛力和可能。正是如此的現實和前景呼喚著一種新型的中國政治經濟學。
一、中國vs.西方經濟發展歷史背景的不同
資本主義資本比較好理解。其傳統形式是企業家所掌控的資本，無論其初始來源（諸如繼承、淘金、儲蓄、借貸、搶取），具體體現為資本家所擁有的營業資產（“生產資料”）、資金和利潤。到最近的一個多世紀，企業的資本則越來越多來自和體現于金融證券，資本主要來自“上市”（銷售股權）集資和之后的股票市場增值（由于公司的高利潤、股票的高回報、高聲譽等）。在前金融霸權時期，“資本”主要可見于其企業的固定資產（如廠房和生產工具）；如今則主要可見于其在（全球化的）金融證券市場上的股值。（關于資本主義不同階段歷史演變的總結性論析，見黃宗智2021a）
至于土地，在地廣人稀的新大陸美國，原始資本的積累首先多呈現于十九世紀后半期興起的“強盜貴族”robber barons。大資本家中相當部分乃是土地貴族“land barons,” 憑借金錢、政府關系、剝奪、霸占等而擁有了大量空地，借其致富、創業。這堪稱“新大陸”美國資本主義的一種特殊的早期積累現象，當然也可以相當廣泛見于帝國主義時期在殖民地霸占土地資產的殖民企業家和企業。雖然，在其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和西歐各國），土地則長期以來已經大多是私有財產，主要屬于貴族所有。轉化為資本的話，都屬于私有。
在當代中國，改革時期所興起的資本的性質和形式則和上述的形態都十分不同。首先，其出發點是計劃經濟時期的所有土地皆屬于國家所有（或村社集體所有，但國家依然具有征用權），而非西歐似的私有或新大陸美國似的空閑土地。國家可以按其發展工商業和城市的需要而征用土地。
更有進者，由于中國在改革當時已經具有一定的、計劃經濟時期發展的國家所有的工業基礎，尤其是重工業，改革時期進入的是一個較高層次的現代制造業和服務業發展，包括較快速的城市化發展。我們也許可以用“起飛”來表達該階段的經濟發展，與初始的階段不同。（“起飛”take off是W. W. Rostow 1962所率先使用的形象化詞匯。）在那樣的發展階段中，全經濟體的發展相對快速。
伴隨中國起飛階段的發展過程是，在短短的四十年中，規模巨大的勞動力從農業進入工業和服務業（如今已經共約3億農民工），以及極其快速的城市化，從1978年僅僅全人口的17.9%到2018年的59.6%（常住人口，區別于戶籍人口的43.4%）（董繼紅、賈森2020：表2），亦即將近14億人中的約8.4億人。其城鎮化的速度和幅度都超過西方的經驗甚多。在西方國家，城市人口從占總人口的30%到50%的發展過程，共花了40年（如美國）到65年（如英國；法國和德國則分別花了60和65年），而中國則僅花了15年的時間。（董繼紅、賈森2020：表1）
那樣的城市化速度意味著全世界范圍中前所未見的對城市住房的巨大需求。正是城市的快速發展，自1998年國家啟動“房改”（不再提供公家房子）以來，促成一個巨型房地產市場的形成。由于人多地少的關系，中國的城市住房絕大比例是高樓的公寓式“房子”而不是美國相對更為普遍的一快塊地、一棟棟“別墅”型的房子，而其按畝土地價值也因此遠超過美國經驗中的土地。它成為一個帶有穩定的巨大需求和近乎必然增值的市場。因此，很快便促使都市房地產成為全經濟體中的巨大、穩定和高報酬的部門。在主要的一線城市中，如北京和上海，房地產投資占到所有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大約50%；在其他一線城市也占到較高比例（重慶21%、天津16%）。在東部沿海各省，城市化程度和速度較高，房地產也占到較大的比例和總量（如廣東31%、浙江25%、福建20%、江蘇18%）。（《全國30典型城市占GDP比重》,2021）它在全國民經濟發展中起到關鍵性的作用，乃是中國經濟起飛階段中的引擎和主要動力。
二、土地的資本化和中國的發展模式
在那樣的發展歷程中，中國過去農業經濟時期的人多地少負擔，一定程度上倒過來成為土地資本化的發展的一個有利條件。巨大的人口成為城市新興房產經濟的近乎無窮的需求的正面條件，成為其新興房地產業的持續增值的前提條件。
正是那樣的客觀背景，塑造了中國獨特的新興房地產市場和經濟。作為商品，房地產的需求和稀缺程度遠遠超過其他物品。它雖然有點類似于現代經濟史中的一系列特別快速擴展的商品——如收音機、家電，電視、汽車，乃至于電腦和手機——但其長期性和價值總量要遠高于幾乎所有其他的商品。正因為如此，私人“房子”的建筑很快成為中國快速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產業。同時，它普遍使用的高樓和公寓型式也賦予其單位建設用地更大、更高的市值。它成為中國新近形成的不僅是產業和服務業，也是資本和金融市場中的強大基石。（國家統計局較勉強地將房地產劃歸“第三產業”，即服務業，但實際上“服務”僅是其一個側面。問題是規范化的第一、二、三產業范疇的劃分不易處理固定資產。僅據一般的統計數字來將房地產業按照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數量的比例來考慮，并不能看到其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而且，由于土地資本的其特殊性質，它既帶有一般固定資產的長期價值，也帶有幾乎所有金融機構都樂意接納為貸款抵押的相對高度穩定性和可預期性，也因此賦予其相對高度的資金流動性。政府/企業可以借助土地（建設用地）和房產來向金融機構貸款，融資，乃至于將其用于現金流。也就是說，它既帶有資本主義初期的固定資產的性質，也帶有資本主義后期的金融資本性質和流動性。其中，國家和經濟整體、國家和市場、國家和資本都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一系列運作關系和機制。
首先，由于土地為國家所有，一切都基本由國家主宰——由國家決定征用多少土地、如何征用、如何補貼城郊農民、如何開發、如何掌控、如何獲得長短期資金（融資），如何運作、如何與市場和開發商搭配。
至于國家機構自身，更形成了在中央政府統帥下，如何與各地地方政府搭配的特殊運作型式。國家等于是將其至為關鍵的資產，建設用地，（等于是）“發包”給地方政府，由其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然后再由其來進一步轉包(“出讓”)給當地的開放商來筑建公寓大樓並在公開市場上銷售其所建筑的“房子”。這樣的三角發包-轉包-承包運作關系——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私營企業的開發商協同來開發、筑建公寓高樓——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先例中乃是比較罕見的。（關于“行政發包”以及“內包”與“外包”機制的原創性和權威性研究，見周黎安，2007，2014，2019）
在實際運作中，首先，國家（中央）決定什么程度和怎樣征用土地。摸索出一條能夠被人民接受而又相對可較長期運作的模式，將土地征用總量限定于全國耕地面積的不超過10%（劃定保留18億畝耕地的“紅線”），即總共征用不超過全國20億畝耕地中的2億畝來支撐和推進城市和房地產業的發展。同時，決定補貼給被征耕地的城郊農民不低于6到30倍于其農業年收入的補償，宅基地和房子則補償貨幣或房屋安置。
那樣的城市化工程當然還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投入。以重慶市為例，其基礎設施的“八大投”公司包括城市建設、高速公路發展、高等級公路、地產、城市交通、能源、水務（包括水資源開發、自來水供應、污水處理、水力發電）以及水利（灌溉和水資源管理保護）。（黃宗智，2011）其實踐之中的抉擇是，借助政府將土地“出讓”給開發商的可預期收入來支撐其所需要的資本和開支。其運作模式是，先由地方政府將征地得來的“毛地”發展成帶有基礎設施的“熟地”，然后由其“出讓”給開發商來筑建公寓高樓。其出讓的“市值”收入，不僅超過征地補償費用和基礎設施支出，還包含未來設有房產的土地的更進一步增值利潤的一定份額，剩余下來的則歸開發商。模式化地來說，一畝征用的土地需要賠償農戶基本費用約1萬元，但帶有基礎設施的熟地的價格將相當于其10倍或更多（10萬元），而開發建房之后的同一畝土地的市值則將高達100萬元或更多。若以1百萬元/畝來計算的話，全國兩億畝建設用地經“資本化”之后的總值是200萬個億的天文數字。我們如果以此數字來比較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會發現，在達到歷年最高峰值的2013年，中國全年所招引的FDI共約2900億美元，即不到17400億人民幣，才相當于中國土地資本化后的資金總額的1/115。顯然，土地資本在中國金融所起的作用要遠遠超過FDI的總數。(CEIC data,2021)。而且，對當時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來說，如果沒有這筆來自土地的資本化的資金來源，根本就談不上“招商引資”及其所必須的基礎設施投入。正是在那樣的10倍乘10倍的增值過程中，政府提取了不僅是其要支付給被征地農民的補償，更是其城市基礎設施所需的資金，而且，一般還有盈余來支撐其他發展工程。正因為如此，較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的預算外收入有足足 60～70%來自土地開發的收入。(天則經濟研究所 2007) 事實是，建設用地乃是地方政府經濟建設資金的最主要來源。
那正是一般所謂的“土地財政”的真正核心含義——它是地方政府在國家劃撥的固定預算內的支出之上的收入，其最終來源乃是建設用地的資本化。一個很好的具體例子是重慶市前市長黃奇帆（（2001-2009年任副市長，2009-2016任市長，期間，2009-2010年代理市長）關于市政府財政運作的詳細解析。（黃奇帆 2009）重慶市政府組建的基礎設施“八大投”公司的（土地）資本還包括市政府廉價收購的1700家虧本的國有企業所掌控的建設用地。加總起來，在黃奇帆市長領導下市政府所“儲備”的建設用地總共達到30萬畝。正是那30萬畝土地——以100萬/畝來計算的話，其市值不低于3000億元——成為政府新設的“八大投”公司的主要資金來源。（亦見黃宗智2011）
在當時的地方政府大多已經深深陷于資金短缺和高額負債的客觀背景下，上述的土地資本化無疑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化解了地方政府所處的困境，給予其強大的資金來源和活力，使之后的地方政府“八大投”類型的基礎設施部門-公司得能與開發商協同來強力推進屬地的快速經濟發展。要從“國力”的視角來考慮的話，“土地的資本化”無疑乃是新世紀中國的一個不可或缺關鍵性條件。
在政府八大投和私營企業的聯手協同發展中，房地產開發商們仍然能夠在政府獲取其“土地財政”的支出和收入之后獲得相對較高的利潤。而且，其回報是可以預期的和比較穩定可靠的，因此也是國家所管控的金融機構（銀行）所最愿意接納的貸款抵押——主要由于其高度可預期性。正是以上的模式和機制確定了中國過去20多年的新型“土地資本化”大趨勢的特色。
這一切說明的是，中國經濟起飛的發展資本不是西方式的要么是廠房和機械等固定資產的資本，要么是由企業憑借其利潤前景而“入市”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從社會的投資股東們集資來運作營利的資本，而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基于其土地所有權，從具有巨大市場需求的房地產業的開發商們的可預期利潤來進行融資，作為其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的資本。中國的土地資本和西方的新型上市公司的資本的關鍵共通條件是具有可預期的市場和穩定的利潤。也就是說，中國新世紀的“資本市場”的原始基石實際上是個土地資本市場，而不是現今西方式的金融證券市場，而主導其運作的實體不簡單是資本家而是國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房地產的開發商三者的協同合作與互動。（關于土地資本化的充滿啟發性的論析，見趙燕菁2014、2019；亦見趙燕菁、宋濤，2020）
在中國發展起飛的整個歷程中，中央追求的是發展經濟；地方政府官員們追求的是發展的政績，包括其官員們在官場中的晉升競爭激勵；開發商追求的是在發展中的獲利。三者圍繞同一土地資產的資本化來追求共同或交搭的目標。由此，具體展示了中國快速發展經驗中的基本動力和運作機制。
若與美國相比，美國的聯邦政府固然占有全國較高比例的土地的所有權，那方面與中國有點相似。但是，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在公有和私有土地、國家和企業間，劃有清晰的紅線：前者是不允許營利的，唯有后者才可。像中國近二十多年中這樣的國家和私企在新興房地產業中協同合作，包括分利，是不可思議的。中國的“土地資本化”實際上乃是一種結合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模式，與美國的聯邦主義實在不可相提并論。
同時，它的中央將土地“發包”給地方政府來進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再讓地方政府與私營房地產業的開放商來分利，也遠遠超出了一般發包、承包的關系。它不僅涉及地方官員們個人的追逐官場晉升的激勵機制以及市場經濟中私營企業的逐利機制，更是兩者的互動結合。此上，由于其土地資本的獨特性質，更涉及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的國營企業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的私營企業兩者的協作合一。它不僅關乎地方官員們個人的行為和晉升，更是直接決定地方政府整體到底是破產還是通過土地資本化來融資和運作，其實是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正是在那樣的結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大環境中，方才形成了中國獨特的“土地財政”以及中央與地方間的實際發包與承包運作關系。地方政府和私營企業的協作分“利”才是這個體系真正的“秘訣”，不僅是“官場”中的競爭機制和私營企業在市場中的逐利機制。這對西方國家來說，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模式和機制。
三、社會主義資本vs.資本主義資本
如果中國國家最終已經或行將成為一個僅僅是逐利型的國家，僅僅借助從農民剝奪土地、使其簡單淪為無產者，而且，如果國家并不具有超越資本主義式逐利的動機和志愿，那么，中國確實真正可以被認為“不過是”一個“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的簡單逐利型國家和經濟體，一如海外眾多學者，特別是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左派”學者們一直在批評的那樣。（例見黃宗智編，2012）果真如此，中國的“土地資本”的基本性質最終也不過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資本主義性資本。
此外，一如筆者長期以來詳細論證，中國對待勞動人民的主要作為是將之前具有高度“社會主義”勞動法律保護和社會保障的勞動人民去正規化，大規模借助“非正規”的用工，特別是農民工。2008年以來，國家更通過新的《勞動合同法》將其法律化，建立了新的“勞務派遣”法律范疇來適用于非正規的，少有法律保護和福利的用工，如今已經達到城鎮就業人員總數中的75%。（黃宗智，2017a,b）僅從上述的兩大趨勢來看，中國確實似乎已經大踏步走上了眾多海外學者們所批評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
但是，最近幾年，尤其是2018年以來，國家明顯已經開始從改革初期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權宜決策轉向原有的，由中國共產黨一再宣稱的“共同致富”大目標、大理想。那樣的趨勢已經具體可見于國家近年來的扶貧工程和國家設定的農村人民的基本（雖然是比城市低得多的）社會保障，基本覆蓋沒能進入正規經濟的農民和農民工。2013年以來的針對約8000萬貧困人口的“精準扶貧”工程，已于2020年宣布“勝利”結束。而后是2018年啟動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要求在2050年完成中國鄉村的基本現代化發展。這個規劃所起作用應該會遠大于扶貧工程。（黃宗智2021e）
最近中央政府更邁出了重要的另一步，即指令將國有企業的部分股權（10%）“劃轉”給國家的社會保障基金，用于全民的福利，于2017、2018年“試點”后，已于2019年 “全面推開”，2020年“完成”。這應該也是轉向“共同致富”的社會主義大目標的重要方向性的一步。（《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全面推開》，2019.7）這樣的措施近似2009-2011年間，在重慶的“實驗”中，市政府所采納的將國營企業利潤的一半用于民生的決策。（黃宗智2011）
在黨章和憲法明文申明的追求“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崇高治理理念之下，當前的體制及其走向說明的不簡單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實際，而更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資本的社會化”的實際。官方對改革時期所形成的經濟體系的稱謂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我們也許也可以用“市場化的社會主義”來表達其實質內容和潛能。與官方用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socialist market economy相比，“市場化的社會主義”marketized socialism也許更能表達其實際上的演變的先后，從“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和公有制，到市場化和部分私有化的市場經濟的演變。無論如何，與 “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以及“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所表達的內容是不同的。
何況，我們可以從中國近年來的“一帶一路”倡議清楚看到，中國已經從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擰出了其“平等互利”的雙向貿易理論核心——模式化地來說，甲地由于其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能以一半的成本生產甲產品，而乙地則同樣可以如此生產乙產品，兩地交換，對雙方都有利——將其區別于帝國主義和資本霸權下的不平等貿易。起碼在理念層面上，已經給予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中的重新定義，區別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這方面的不同——一是為了平等互利和共同發展，一是為了霸權資本的逐利。（黃宗智,2020a）
同時，中央政府的土地所有權，以及如今國有企業仍然占據國內非農生產總值的大約40%，包含全經濟體中至為關鍵的重要戰略性產業部份，顯然賦予中國政府要比運作于自由主義的“無為政府”理念下的政府能力和威權都要大得多。只要中國共產黨真有決心帶領全國邁向造福全人民的社會主義理念，它在這方面的潛力無疑要比西方的自由主義無為政府，即便是其福利化國家的一面，要大得多。
即便與“東亞”的“發展型國家”（主要指日本、韓國）相比，中國國家的能力在這方面也顯然要大得多。東亞型的國家與壟斷性“財閥”的結合，與真正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相比，無論能力和實力方面都要小得多。國家在基本是資本主義的法規環境中，要提取、攫取財閥們的利益無疑也要難行得多。
正是在社會主義轉向的方面，中國的“資本的社會化”，無疑具有做得更多，更徹底的潛力。其中的關鍵在于，中國的國家所掌控的“社會化資本”或“社會主義資本”，特別是國家所有的“土地資本”，在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要遠遠高于西方國家所掌控的比例。即便相比“東亞”“有為”的“發展型國家”，也要大得多。這就直接影響未來朝“社會主義”走向的可能前景。
四、從由上而下的治理到上下協同的治理
如今，中國也已從主要是由上而下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包括動員型、運動型的“群眾路線”治理方式逐步邁入結合更多、更大的民眾由下而上的有序參與的治理模式。改革以來，國家已經大規模賦權賦能予農民，通過聯產承包責任制賦予其經營決策的權利，包括創業逐利的權利和權力。后者當然也包括城鎮人民。而新興的媒體、教育機構、社會組織、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等也都掌握了遠超過計劃經濟時期的權利和權力。（黃宗智，2021b）
如今，即便是規模巨大的共產黨組織本身，也帶有一定的綜合國家與社會的性質：其成員人數已經達到一個中型國家人口的幅度（不止9000萬，僅次于排名第15的9.6千萬人口的越南）。它是個名符其實的“超級政黨”,與西方一般的政黨十分不同。而且，黨內兼有左、右、中三方不同意見的成員。它不僅僅代表企業家或馬克思主義，也不僅僅代表上層精英或基層工人和農民，而實際上是一個比較典型的（筆者稱作國家與社會互動的）“第三領域”組織，既非純正式官員，也非純社會民眾，而是一個試圖有機結合兩者的組織。相比西方，慣常性地將國家和社會建構為二元對立體，它毋庸說乃是個罕見的組織。它固然帶有比西方一般政黨要緊密得多、強大得多的紀律，但我們絕對不可以僅憑西方流行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片面化虛構模式來認識、理解這樣的一個組織。（詳細的論證見黃宗智 2019b）
上面我們已經看到，改革期間的中國已經轉向大規模運用“發包“與“承包”的運作機制于中央和地方之間，以及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治理之中。中央“發包”（“委托”）地方政府來操辦一個個具體的項目，將中央掌控的資源、目標劃歸地方來操辦，允許相當程度的地方自主和能動性。如此的行政發包治理手段已經成功地在發展經濟和城市方面起到無可懷疑的積極作用，促使地方政府積極推進中央的戰略規劃。正如周黎安指出，其中一個關鍵的激勵機制乃是（中央緊密管控的）官場的晉升競爭。（周黎安2007、2019）這就和西方高度科層制化的治理體系十分不同——譬如，在美國，委托-代理的模式和機制主要僅用于社會私人領域之間，若用于官方，基本限于跨部門的臨時性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較少用于科層制體系內部。
固然，中國模式的發包-承包治理模式，也帶有一定的弱點和局限。譬如，它會導致對一些比較“軟”的指標（區別于GDP增長的“硬”指標）——如福利、公眾衛生、醫療、環保、教育等的相對忽視。同時，地方政府也采用了同樣的模式和機制來操作其與下層，包括最基層的鄉鎮和村莊的治理。所展示的是，類似于中央和省、市間的行政發包制的后果——即在中央定下的關鍵指標（“發展是硬道理”）的傾斜，但對非關鍵方面的領域則相對忽視。
更有進者，在政府和私企協同追求GDP增長的大框架下，政府難免會采用一些非常手段來促進發展。這方面，最重要的也許是地方政府在大規模爭取“招商引資”的競爭中，較多依賴諸如將土地以低于成本的價格出讓給外商外企、給予其稅收優惠、開一只眼閉一只眼地讓其進行無顧（舊）勞動法律對勞動者的工時、工資、工傷保險，更不用說醫療保險和退休保障了。最終，導致基本無顧舊勞動法對勞動者的社會保障，2008年以來改用新的“勞動合同法”，用合同——雙方自愿接納的邏輯和借口——來替代舊的對勞動者的保護的法理。毋庸說，那樣的用工會導致眾多濫用雇工的惡習。（黃宗智2010、2013、2017a、b）
至于政府與非政府的社會之間的“外包”關系（周黎安教授區別國家內部的行政“內包”與國家和其外部的社會的“外包”，是個強有力的概括——周黎安2014；亦見黃宗智，2019b），改革期間同樣高度依賴由上而下的發包與承包運作機制。無論是大如上述的高樓的眾多公寓式“房子”的建設工程，還是小如一個行政村或個別學術人員的研究項目都如此。其優點在能夠激發一定的由下而上的“抓”項目的積極性。其劣點在于一切都以個別單位或個人追逐“項目金”的利益或官場追逐晉升為其激勵機制。一方面釋放了私利追逐所附帶的積極性和能量，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抑制、弱化了社會和社區原有的公德、公益道德觀念和激勵，塑造了一個越來越私利化的價值觀和人際關系。伴之而來的是人們不可避免的一定程度的對公眾和社區公益的無視、無顧，乃至于欺騙、敲詐、損人利己的行為。
如今，需要的是，重建中國道德文化長期以來所具有的公益道德價值和行為。為此，一個已經相當廣泛呈現的重要現象是讓社會更多、更積極地參與到公共和公益方面的工程和治理。在這些方面，改革前的中國雖然早已展示了相當高度的社會公共積極性，不僅在農村的“集體”村莊中如此，在城鎮的“單位”中也如此，但其中的關鍵機制主要還是國家和黨的由上而下的管制或“動員”。國家決策一旦有失誤（譬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會導致災難性的偏頗。那是過度由上而下的中央集權和其官僚主義弊病所導致的問題。在計劃經濟解體之后，國家有序地賦權賦能予社會，釋放了巨大的能量，但是，它慣常以個人私利的激勵為主，很快促使市場私利的個人逐利價值觀蔓延全社會，導致公德、公益心的萎縮。連帶而來的是，將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諺語轉化為完全私利化的理解和濫用。
針對如此的社會文化環境，有的論者將希望主要寄于村莊自發性的公益活動，并特別突出一些那樣的經驗實際的案例。吳重慶最近特別指出，在他家鄉莆田縣傍海的孫村中，雖然中青年的人大多已經外出打工，造成村社之中公眾化行動的真空，最近居然通過在外工作的有心人的微信群體聯系，發動了一項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公益募款、捐款工程。從一開始的比較狹窄目標，即組建一個景觀性的墻屏，拓寬到加闊一座舊橋，再拓寬到固化村道的工程，起到填補村莊內部公共服務真空的作用。（吳重慶，魯希奇、熊春文、狄金華, 2020）這就說明，長期以來的農村社區的社會網絡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仍然具有可資借用來彌補目前眾多村莊尷尬的社區公共服務真空狀態的潛力。
鑒于此，我們固然可以寄主要希望于村莊的自治潛能，但是，筆者認為，更實際和可持續與大規模的進路乃是既是由下而上而又是由上而下的做法，依賴既是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優良傳統，也是改革以來大規模有序釋放由下而上的能量的優良傳統。兩者結合，既能夠排除官僚主義的脫離實際、無視民眾意愿的弊端，也可以借助社會能量來推行、落實國家與社會的鄉村振興的共同目標。
其中關鍵在，國家所領導的作為必須真正符合村莊人民所需，真正能夠激發村民的積極參與，真正能夠滿足村莊社區的公共需求。村莊公共衛生和垃圾清理、道路修補、河溪疏浚等正是那樣的直接涉及村莊社區公共利益的工程，乃是政府與村莊理所當然應該合作處理的問題。如今的防控新冠狀肺炎的疫情也如此。只要上面的、黨領導的政策恰當并符合村莊真正的需要，現有的村莊兩委組織應該能夠重新激發社區活力和凝聚力，而不是花盡心思和力氣來追逐官僚們所特別關注的形象工程和項目。其中關鍵在真正依賴由上而下的領導加由下而上的積極參與、支撐、配合。正是那樣的結合，才是真正鄉村振興的應走道路，由此而釋放更多更大的由下而上的能量。（董磊明、歐陽杜菲[2020]的近作根據湖南一個村莊的防控新冠狀肺炎疫情的深入調查，對此中上下協同的運作機制做了有說服力的闡釋和論析。）
五、邁向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合一
相應中央鄉村振興工程的提出，我們最近已經能夠看到不少符合中國實際需要的實驗和呼聲。從較小的實例談起，譬如，新興的政府+社會參與的農村養老安排，包括由本社區具能老年人來輔助缺能老年人的生活。它是一種政府（建設養老院）和社區人員參與的低成本、可循環、可持續的做法，非常符合中國農村今天極其快速擴增的養老問題的需要。（賀雪峰2020）類似的做法在城市社區中更早便已呈現，也是政府+社會和社區參與的老年人“居家養老管理體系”（呂津2010）。在西方，這樣的問題一般都是由營利性公司（或保險，或慈善、教會機構）來提供的，但中國，部分由于其國家和社會互動所組成的（筆者稱作）“第三領域”的歷史傳統，非常順理成章地形成如此的半正式、半非正式制度，所借助的正是可以用（西方所比較罕見的）由國家領導和社會參與的第三領域來概括的傳統和現實。這當然也是個可以擴延到更多社區發展和公共服務領域的做法。（黃宗智2019b）
在改革之前，“第三領域”性質的組織一定程度上可以見于農村村莊集體和城市的單位組織，雖然，它們當時是一種比較高度管制化和官僚化的組織。伴隨改革的轉向，國家已經大規模轉向依賴私企、私人和私利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甚至已經成為一種矯枉過正的轉向。村莊的公共服務也因此已經成為一種政府顧不到，原子化了的私人逐利又不理的真空地帶。而由逐利機制驅動的項目制管理模式下的工程，則大多僅導致營利性的追求，少見社區、合作、服務性的追求和組織，當然也談不上小農戶和小（自然）村莊社區人民的積極參與。
面對那樣的基層公共服務真空狀態，如今已經觸發了不少源自社區合作理念和動機的新現象。上述的養老組織便是一個例子。新近的基于農村集體產權（包括產權未經明確但是被公認為屬于村莊社區的荒地、林地、水面、山坡等），扎根于中國實際的農村社區的合作社（亦稱“集體經濟組織”），不是過去十多年來主要試圖模仿美國的、脫離中國實際和多是企業型的“專業合作社”，也是；它有可能會起到將之前未經明確的集體產權資本化的作用，成為推動鄉村發展的一個重要資源和動力。（黃宗智2021f、2021c; 亦見黃宗智，待刊a：第10章）之前的專業合作社在中國所導致的是眾多虛、假、偽的，為爭得政府補貼和稅收優惠的營利型合作社，對農村社區公益和公共服務所起的作用比較有限。（黃宗智2015）
這里指的絕對不是一種“回歸”到計劃經濟時期的集體經濟，而是新型的、基于改革中的實踐經驗而得出的綜合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兩者、結合公益和私利追求來克服眼前弱點的動向。以山東煙臺市農村的一個實驗為例，在2017年開始在11個村試點，采用的模式是依賴村黨支部來“領辦”新興的農民直接參與的村“集體經濟合作社”，對推進村莊民眾的共同利益起到了顯著的作用。到2020年8月，這些經濟合作社已經覆蓋全市的2779個（行政）村社，占到全市村莊的42%，自愿入社入股的農民達到35萬人。與過去“專業合作社”的不同是以村莊社區而不是“專業”和企業為基礎，以黨支部來“領辦”而不是科層—官僚主義化的政府機構，由小農戶為了其共同的利益而積極入股參與而不是僅僅由上而下的官僚主義化組織。其理念和機制不是資本主義企業或規模化經營農場的私利，而是中國共產黨本身的核心“服務人民”和謀求“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理念，較好地結合了公益和私利的追求。因此，才會得到民眾自愿的廣泛和積極參與。（于濤2020；江宇2020；亦見彭海紅2017）
至于城市，趙燕菁教授提出，國家可以考慮下一步采用“先租后買”的廉價公租房方案來給予下一層級的城市人口進入中產階層的路徑。他設想的是，如今中國已有約3億的中產階層，通過“先租后買”的方案，可以將其再拓寬3億人，也可以借此帶動下一步的經濟發展。（趙燕菁，2019、2020）
這是個使我們聯想到2009-2011年重慶市所采納的方案，為200到300萬農民工提供月租500元的50-60平方米的房子，在租賃三到五年之后可以逐步購買的一項工程。所需資金主要來自由市政府本身進入公寓式房子的建筑工程來捕獲那最后階段的可預期增值和盈利。2010年11月16日，國家"三部委"（財政部、發改委和城鄉住房建設部）發出通知要在全國推廣那樣的廉價公租房的建設，并要求把指標落實到地方官員的“目標責任書”層面上。（《三部委要求全國推廣重慶公租房融資模式》，2010．11．17；亦見《三部委：土地出讓凈收益可用公租房發展》，2010.11.16) 雖然，之后并沒有真正被廣泛實施。
那是個主要針對達到條件（在重慶已經工作三到五年的農民工）的（全市400萬農民工中的）300萬人，為他們提供有尊嚴地融入城市的計劃。其轉換戶籍的計劃，原來預計三年完成（2011年8月），結果提前完成。（黃宗智2011）那樣的方案，最終無疑將大規模擴大中國的中產階層，讓達到條件的農民工也進入趙燕菁稱作“城市化2.0”的階段。（趙燕菁2019、2020）
根據最新的比較系統的一項國際研究（所使用的是中西研究人員于2002年共同設計的, 持續至今的抽樣樣本的數據），如果其所依據的抽樣真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話，來自農村的城市居民在2013年占到城市中上階層的2.5億人中的10%。這里的“中上階層”的定義是歐盟國家中產階級的定義，即在2013年每戶每“人”（指一戶中的第一成年人，第二人則以0.5計算，14歲以下孩子以0.4計算）每日花費$36到$120美元，按照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換算為2013年的135元到451元人民幣。（Gustafsson, Yang and Sicular, 2020）。其中，許多是被征用土地的城郊農民。當然，他們對征地的抗議和爭權——幾十年中組成了中國的民眾集體抗爭中的最大比例——無疑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用上述的定義來計算的話，2013年的9億戶籍農民中，有3.6%可以稱作國際發達國家水準的“中產階層”,比例雖然不高，但其絕對數（2500萬）已經相當可觀。
如果不用上述的歐盟水平而以中國較普遍使用的定義的“中產階層”水平（每人每日消費美元10元到50元），人數和占比當然要大不少，也許達到戶籍農民總數中的大約20%或更多。其中，應該包括大部分進入正規經濟而帶有正規醫療和養老保險的農民工（2014年的2.7億農民工總數中的17.6%和16.7%）（《2014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5年以來的按年監測報告不再給出參保數字），也包括務農農民中的“新農業”農戶的相當部分（黃宗智編著，待刊b）。
農民中的最底層則是中國最近的扶貧工程的對貧困戶所用的基本定義——即人均每日消費1美元以下，共約8000萬人。在這個（實際上是）“赤貧”階層和上述的“中產”階層之間——即日消費1到10美元的人員——則是下層農民和農民工，合起來占到所有戶籍農民中的多數。這固然是個貧富相對懸殊的社會形態，但我們也不可忽視其中的獲益者，一定比例進入社會中層和中上層的戶籍農民。
如果中國真能像趙燕菁的建議那樣，再添加3億人的中產階層，那將是中國真正進入“小康”社會和發達國家的重要標志，真正全面邁向“共同致富”的新局面。
相比政府機構，中國的共產黨黨組織具有更能夠超越（筆者稱作）“官僚主義內卷化” （黃宗智2021a）的傾向的能力，不會同樣傾向陷入官僚和科層機構中常見的媚上欺下、重形式過于實質、自我封閉、自我僵化、脫離實際等弊端，能夠憑借崇高的治理理念和政策上的遠見來激發民眾的積極參與而超越那樣的弊病。當其推進真正符合民眾切身利益的政策時，更能夠排除官僚制和科層制的弊端，更能夠激發民眾的由下而上參與的能量。當然，如果社區本身是屬于已經陷入分裂狀態類型的村莊的話，黨支部的領導更為必要，借以超越社區內部的族群或派系爭奪，以更崇高和清晰的理念來激發、帶領民眾參與。
在過去的改革期間的村莊治理中，所依賴的機制和理念主要是個人利益，不是社區共同利益。無論是規模化的企業還是政府補貼的項目，都帶有那樣的強烈傾向。為此，造成農村社區公德的真空狀態，可以至為具體、形象地見于村莊滿地垃圾、道路不修的惡劣狀態。在私利當頭的價值觀下，地方政府和村民本身都無暇關注最基本的公共服務。全村人民的態度都成為，要我來清理的話，給我多少錢？
面對這個問題，成都市于2010年開創了由地方政府撥款20萬給村兩委為起點（后增加到40萬、乃至于60萬）的舉措。它憑借的是地方政府科層制的組織，憑借雇人來負擔清潔工作。一開始確實起到可觀的作用。雖然如此，久而久之，很可能會又再陷入行政機構中常見的一系列官僚主義弊端，包括重形式過于實質，過分繁雜的程序和表格、文書記錄、審核等，容易陷入官僚主義內卷化的狀態之中。（黃宗智，2021d）那樣的話，伴之而來的將是，投入需要越來越大，但效果越來越小。這是過去基層治理常見的狀態。其中關鍵的缺失在于沒有民眾為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社區的公德而積極參與和投入。
煙臺“模式”的優點是，它借助的不是官僚機構而是黨的“共同致富”優良理念來領導和引導，而同時又不限于主要是由上而下的“組織”或“動員”的機制（我們已經看到過群眾運動所可能附帶的[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感情化和暴力化的極端），而是以民眾出于自己切身的公+私利益的推動而有序參與的機制。其效果主要見于村莊社區的實際利益的推進和發展，即便不見于形式化的官僚文書和審評。它不是回歸到高度偏向由上而下的計劃經濟時期的集體經濟，也不是過分極端的群眾運動，更不是單一的私有化和私利化的資本主義型激勵機制，而是結合黨的優良崇高理念和領導的傳統，加上個人化的市場經濟的運作機制，來追求人們至為關心的切身私利+公益的有序做法。
這里還要特別提到與此緊密相關并符合中國國情的“東亞”國家在二戰后到1990年代，基于農村社區的合作社來為小農的產品提供“縱向一體化”的加工、運輸、銷售服務，由國家來設立與之搭配的現代化批發服務市場，配合農村社區合作社來建設完整的加工、運輸和銷售服務的物流體系（譬如，生鮮產品的冷凍鏈），使得小農戶能夠占到更高比例的來自農產品的收益——而不是像中國今天這樣依賴高成本低效的部門營利性批發市場，和昂貴的千千萬萬小商小販+大商業資本所組成的縱向一體化服務, 或同樣是高成本低效的舊供銷社服務體系。這是筆者多年來呼吁的進路。（黃宗智2015、2018）最近的鄉村振興的戰略規劃已經初步提出了與其近似的方向和設想。(中共中央、國務院，2018; 黃宗智2021e)
更有進者，中國可以借助人民的積極參與來協助國家建設（自然）村村戶戶通路的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發展農村和城鎮的雙向商品流通，一反過去主要是單向的城鄉貿易，主要由鄉村輸出糧食、棉花、蠶絲、肉禽魚和其他的優質農產品（黃宗智2021e），而建立一個可以更完全依賴中國自身的“內循環”經濟體系。那樣，才是真正能夠協助新型小農戶應對“大市場”的辦法。
六、前瞻性的新政治經濟學
國家需要將最近已經在社會相當廣泛興起的半自發性現象，更積極地使用國家資源來引導和推進。這不是一個西方古典和新自由主義的“無為”國家虛構，或“國家”vs.“社會”二元對立的思維所能認識和理解的做法；它是個源自筆者論析的中國傳統和現代社會的上下互動的第三領域實際和運作機制的方向。（黃宗智2019b）本文提倡的是更廣泛地借助如此的歷史和社會治理資源來應對今天的發展和治理需要。它是一個能夠成為克服小農業內卷化和官僚主義內卷化弊端的重要方法和模式。它可以成為一個能夠將落后的“三農問題”徹底改為現代化的“三農發展”的方案。（黃宗智，2021c）
如果能夠良好地結合由上而下的崇高“為人民服務”治理理念和由下而上的社會積極參與，中國未來的走向也許可以被稱作“人民積極參與的”社會主義(區別于由上而下的計劃經濟“社會主義”，既處于西方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以及中國革命和計劃經濟的舊式社會主義之間，也是資本主義的私人逐利和社會主義的共同致富理念的綜合，甚至可以視作自由主義民主（和無為國家）與革命群眾運動之間的新型“人民主義”的，超越并融合中西不同經驗的長遠發展道路。本文提倡的正是如此性質的兼顧國家與經濟-市場-人民，綜合西方民主理念和中國社會主義共同致富理念的長遠發展道路。當然，所欲提倡的也是附有如此視野和抱負的新型政治經濟學中的新型國家與經濟-社會關系的研究。
簡單總結，如此的政治經濟研究的焦點在社會經濟和治理體系雙維的交接和互動。而對那樣的交結點的研究，一如本文所論證，要點不在現有的各家各派的理論，而在中國改革期間的實踐。它是個成功的經驗，甚至是“舉世矚目”的發展經驗。它并不來自任何給定不變的理論，而是在實踐中逐步摸索出來的路，并帶有一定的歷史偶然性。它的形成不僅是出于中國本土的塑造，也是出于借鑒西方經驗的引進。它的特殊性在于突破了西方主流理論慣常性的二元對立的演繹邏輯思維（如國家vs.社會、西方vs.中國、主觀vs.客觀、意志vs.結構，乃至于理論vs.經驗），而實踐則必然是超越如此簡化、虛構的二元對立思維的抉擇。正是在后者之中，中國摸索出了一條嶄新的發展進路，既是全球化的也是中國的，既是西方的也是中國的，既是市場經濟的也是國家領導的，既是國家治理的也是人民參與的進路。它是筆者長期以來提倡的，帶有前瞻性的“實踐社會科學”研究進路。（黃宗智編著，2020b）具體到中國改革期間的發展經驗，土地的資本化和市場化，以及其后的資本的社會化和社會主義化，乃是既充滿中國特色而又是綜合西、中經驗的超越性進路，其經濟體的發展進路既是私有的也是國有的經濟，既是市場經濟化的也是社會主義化的進路。正是這樣的實踐經驗，包括其所附帶的一定程度的歷史偶然性，組成筆者要提倡的新政治經濟學的實質性內容和理論與方法。
七、以往的和新型的政治經濟學
回顧以往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和理論，影響力最大的無疑乃是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與其對立的古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政治經濟”學，兩者的基本共同是主要關注國家(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關系。前者特別突出“無為的國家”的理念和虛構。那是因為，亞當·斯密的論述所針對的是18世紀后期仍然占到主流地位的重商主義——它強調國家對經濟的積極介入，要求通過國家支撐的對外貿易來積累金銀，為的是更有效地和其他新興民族國家競爭、爭奪和戰爭。斯密代表的則是新興的資產階級，要從國家和貴族爭得更多的自由活動和貿易空間，借此來推動新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因此，提出“無為”或“放任”laissez faire國家的建構和理念，包括通過平等互利的貿易來推進社會（和國家和地區）分工，來推進產業工場及其勞動生產率的發展。其所給出的開宗明義具體例子是，由單一人來進行棉紡針織所需的（大頭）針的生產，由于其十多個不同生產程序，一天可能連一枚都生產不了，但由十個人來分工協作，一天可以生產48000枚針或更多。（Smith, 1976[1776]:8）這是產業化分工的至為原始的實例。由此，建構了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最基本模式，要求無為的國家讓市場競爭自律的“看不見的手”充分運作，借此導致最佳的資源配置。國家財富將會因此螺旋式發展、上升。這些關鍵概念至今仍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一般的“教科書經濟學”的核心。
馬克思主義政經學則指出，自由主義的建構完全無視至為關鍵的實際運作機制，即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生產關系”。馬克思將一切價值最終來源認定為勞動（根據其“勞動價值論”）；資本家的利潤來源是對勞動者生產的“剩余價值”（即其實際生產價值和其從資本家所獲得的工資之間的差值）。資本家將會盡可能將工資壓到最低，借此將利潤提升到最高。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至為關鍵的（“剝削”型）生產關系。
更有進者，19世紀中期，面對日益泛濫的帝國主義，包括“大英帝國”對中國的鴉片戰爭和侵入，馬克思非常清晰地指出了資本主義的丑惡面、侵略面和剝削面。相對中國來說，他極其清晰地說明了偷運鴉片“商品”和鴉片戰爭的實際性質，有力地批評了自由主義的單一面的關于“自由貿易”的自我虛構和理想化，點明了資本主義的惡劣面。(Marx 1853-1860) 這是后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思想界引起廣泛反響的一個重要原因。
雖然如此，經典馬克思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同樣強烈傾向高度簡單化的線性歷史發展觀，將資本主義視作普適的必經歷史階段。固然，馬克思也曾經充滿啟發性地指出，居于原始到奴隸到封建到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五種生產方式的公式之外的，獨特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但是，在其學術理論被建構為蘇聯的國家意識形態的過程中，“亞細亞生產方式”于1931年在列寧格勒召開的會議中，被正式排除于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公式化歷史理論之外，后來在當代中國基本也如此。（Fogel 1988）
伴隨蘇聯和東歐共產黨統治的解體，來自古典自由主義的“新自由主義”被構建為占據霸權地位的、自我宣稱為一門“科學”和普適的理論體系與意識形態。但是，我們可以根據以上的討論而說，自由主義經濟學既有其洞見，譬如，自由平等的互利貿易，對雙方都有利，以及如此的貿易會促進社會分工，起到推進經濟發展的作用，也有其不符實際的自我理想化、單一面化的虛構，譬如，無為的國家，它既不符合西方自身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歷史實際，更不符合后發展國家的實際需要，因為“無為”的國家是不可能有效抗拒帝國主義的。同樣，我們也要認識到，經典馬克思主義同樣也既有其洞見，譬如，資本主義會盡可能壓低弱勢的勞動人民的工資來爭得更高的利潤的實際，以及其無窮逐利的基本性質，也有其盲點，譬如，拒絕市場經濟而堅持計劃經濟。
另一需要討論的是，近幾十年中影響越來越大的自由主義經濟學中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流派。它基本完全接納上述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要論點，但在其上更特別突出私有產權及其相關法律的關鍵性。在諾斯和科斯的論析中，那是資本主義（和一切經濟發展）的不可或缺條件：有了穩定的私有產權才有可能激發“理性經濟人”的營利追求，並減低“交易成本”，兩者乃是經濟發展的至為基本的動力和機制。如此的觀點應該被視作源自基本屬于古典自由主義政經學傳統的一種延申。（North， 1981， 1993；Coase,1990[1988], 1991）
除了總結古典自由主義政濟學（及“新制度經濟學”）和經典馬克思主義所包含的洞見和盲點之外，我們還要考慮到一些主要的半主流和半非主流的學術理論，納入關于其洞見和偏頗的討論，來建立更符合中國發展經驗實際的新政治經濟學。
相比古典自由主義的國家，特別是英國和美國，1970、1980年代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東亞”國家（主要指日本和韓國），更為積極地介入市場來推動經濟發展。約翰森將日本的發展經驗和模式總結為“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 （Johnson，1982，1999），而安姆斯登則將韓國的經驗總結為“國家指導的市場”guided market （Amsden 1989）。兩者針對的都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無為國家“的虛構。他們指出，日本和韓國的國家積極地參與了經濟發展，通過國家設定發展戰略、貸款和補助、價格調整，甚至介入企業管理等措施，取得了與純碎的市場機制很不一樣的資源配置（特別是資本投入）的效果。據此，挑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無為國家主流理論，并在經濟學和政治學界產生較廣泛的影響。其中的關鍵論點是，國家與企業和市場之間的關系不是對立的，而可以是協作的。在實際層面上，那樣的關系尤其可見于日本和韓國的政府與“財閥”zaibatsu、chaebol間的緊密關系。（黃宗智2019a）
與其相比，科爾奈的影響巨大的理論，將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認作兩個截然對立的體系，一個服從市場的“預算硬約束”hard budget constraints, 一個拒絕那樣的規率而依賴計劃經濟下國家給予企業的“預算軟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 (即便虧本，仍可依賴國家撥款而照舊經營)。一個會按照市場的價格信號和需要來配置資源，使供需平衡；另一個則拒絕市場機制而依賴計劃，無視價格信號，必將導致經常性的“短缺”。在科爾奈看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政經體分別是自我連貫一致的體系，所遵循的邏輯是截然對立的：社會主義是一個共產黨“極權”的體系， 而資本主義則是一個自由民主的體系，兩者互不相容。兩者的混合只可能導致矛盾和沖突：極權和公民社會權力只可能對立；官僚管理只可能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企業相互矛盾；預算軟約束只可能和預算硬約束對立；計劃生產只可能和市場價格與競爭機制相互矛盾等。因此，他爭論，在那樣非此即彼對立的矛盾和沖突之下，混合兩者的結果只可能是官員的貪污和唯利是圖，就像在中國那樣。(Kornai 1992：尤見第 15 章；亦見第 21 章，509-511；亦見 570-574) 正是如此的邏輯鏈，形成了對共產主義的前蘇聯和東歐的所謂的“休克治療”的“轉型”藥方，包括廢除共產黨和計劃經濟。
與科爾奈如此的理論相比，“發展型國家”理論和其所闡明的實際經驗，起碼修正了那樣絕對化的對“有為國家”的完全拒絕。但是，它并不足以解釋之后的，如今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中國近幾十年的發展成績要遠遠超過不僅是采用休克治療的蘇聯和東歐各國，也超過英美國家之前的發展速度和經驗。
由于約翰森和安姆斯登研究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體主要乃是資本主義型的市場經濟實體，他們雖然指出了國家所起的積極作用，但并沒有真正動搖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中關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其它基本信條。說到底，約翰森倡議的“發展型國家”不過是個發展型國家的資本主義。即便是安姆斯登倡議的不過也是“國家指導的市場”的資本主義，也同樣沒有真正挑戰資本主義的經濟體。
在以上的“發展型國家”理論和實際之外，在國際學術關于中國的研究中，影響較大的是戴慕珍Jeanne Oi和魏昂德Andrew Walder兩夫婦對中國1980年代的蓬勃鄉鎮企業的“地方政府公司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的理論概括(政治學家戴慕珍Jean Oi, 1992, 1999；社會學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1995）。他們論析，在那個過程中，中國的鄉鎮政府廣泛直接設建鄉鎮企業，使其成為當時中國鄉村工業發展的主要載體和動力。在理論層面上，他們爭論，中國當時的鄉鎮政府的行為實際上類似于資本主義的公司，借助的是市場競爭的資源配置機制和私有企業的不掙錢便倒閉的“預算硬約束”機制。他們因此采用了“地方政府公司主義”的稱謂和理論建構。他們說明的是，基層政府能夠像私有企業公司那樣運作，並由此成為1980年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
我們可以看到，歸根到底戴—魏借助的再次依然是自由主義經濟學中的核心信念——即，市場競爭和其資源配置機制乃是發展的不可或缺的關鍵條件。他們雖然拓寬、修正了古典自由主義和科爾奈理論對共產主義國家的完全否定——說明后者也能夠借助、借用經典市場經濟的運作機制來推進經濟發展，但同時，他們也再次重申了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市場主義經濟學的核心信念。他們的概括也許可以稱作“地方政府公司主義”下的資本主義經濟，同樣沒有真正挑戰資本主義經濟體及其基本信條。
在戴-魏的理論之外，還有經濟學家錢穎一等關于“中國式聯邦主義”的論析，將中國的地方政府比擬于美國聯邦主義下的州政府，說明它們是“維護市場”的，因此，起到了推進經濟發展的作用。（Qian and Roland 1998；Qian and Weingast 1997；Montinola，Qian and Weingast 1995) 那樣的論析，固然能夠起到和美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領域溝通的作用，使用他們的詞匯、概括來指出中國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部分角色。當然，也和戴-魏的理論同樣拓寬了對政府所能扮演的角色的認識和理解，挑戰“無為”政府的虛構教條。但是，那樣的建構也模糊了中國特殊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間的關系：在美國的聯邦制度下，除了戰爭期間，其實根本就不能想象中國這樣的中央與地方步伐一致的實際，以及其所包含的（周黎安教授所闡明的）特殊發包與承包機制，既高度統一，也充滿地方能動性（我們只需比較新冠疫情中兩個國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間的關系的深層不同，便可明白）。當然，更不可能想象中國發展經驗中那樣的土地資本化，更毋庸說結合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和資本主義私人所有的體系，及其在“土地的資本化”過程中兩者分利的模式了。
我們可以說，“公司型地方政府”和“中國式聯邦主義”與“發展型國家”理論的共同是，拓寬、修正了經典自由主義“無為”國家的虛構，一定程度上指向了另一種政治經濟學，但是，和發展型國家一樣，他們遵從和引用的依然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之將私營企業市場經濟設定為最佳的資源配置方式。對戴慕珍-魏昂德來說，中國的鄉鎮企業之發展，不是推翻或修正了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這個核心信條，而是再次闡明了其之無可質疑。也就是說，中國的鄉鎮政府成功地模仿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私營企業運作的原理和機制，因此才推動了中國的蓬勃鄉鎮企業發展。對錢穎一來說，則是中國的地方政府起到了維護那樣的市場經濟的作用。歸根到底，他們申明的還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信念，絕對不是超越性地綜合私有和公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路。
而且，如今我們知道，“地方政府公司主義”的論析并不能說明、解釋本文討論的中國在1990年代開啟的、由省、市、縣級的政府，借助中央的決策和其土地所有權，通過“土地的資本化”和其所包含的發包與承包方式的運作機制，來推動中國經濟體的加速、起飛階段的經濟發展。在此階段，中國經濟借助的不再是簡單的基層政府模仿市場經濟的公司運作方式和機制，而是嶄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央、地方和私企三者協作的運作模式。其中，上面我們已經看到，一個關鍵條件是源自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央政府對全國土地所擁有的所有權，在蓬勃發展的新興房地產市場和產業中，借助快速資本化和增值的建設用地來支撐政府的融資。加上地方政府在中央緊密掌控的官僚體系中的競爭激勵機制，和市場化的私營企業公司，特別是房地產業公司，相應市場需求而積極營利，由此而推動了蓬勃、快速的經濟發展。三者在房地產業方面的的結合既起到關鍵的起飛引擎作用和動力，實際上還是其整個體系的基本運作機制的典型。正是那樣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其組辦的國營企業，協同私營企業，在市場經濟大環境中的協作，包括“分利”，形成并推動了中國經濟和城鎮的快速發展。
它的運作不再是簡單的鄉鎮政府的企業之模仿西方的資本主義私營企業的市場行為和機制，而是一種更復雜和新穎的國家的中央和地方通過發包與承包的獨特的政府內部“內包”來激發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再通過地方政府同樣地發包（外包）予私營房地產和其他產業公司，借助其逐利的積極性而組成一個新穎的政治經濟體。它既非純粹的逐利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非死板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而是兼用兩者的運作機制的新型政治經濟體系。
其成功、快速的發展經驗，已經充分說明了簡單的、科爾奈似的市場vs.計劃，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的二元對立邏輯和模式的不足；反之，其中的關鍵正在兩者的有效結合，借助中央的明確指導/引導和其掌控資源的獨特權力和資源（特別是土地），激發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使其積極配合中央，然后由地方政府發包（外包）給私營企業，借助后者的市場營利追求，來激發和推動不僅是企業家們的積極性，也是官場官員們競爭中的積極性。同時，又借助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來淘汰、克制、排除不具有市場競爭力的企業（如空洞的“形象工程”）。結果是國家的運作機制和市場的運作機制的高效結合。其中關鍵在兩者的協同與綜合，不在兩者的對立。也不僅僅在國家對私營企業所起的“發展型國家”作用，或“地方政府公司主義”的作用，或維護市場的“聯邦主義”地方政府，那樣的模式都仍然基本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國家不搭界。
但在中國，兩者的結合、協同運作模式中，在中央的引導下，官員和企業家們共同協力，公有企業和私有企業也共同協力，顯著有效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其中，國有（社會主義）和私有（資本主義）兩大經濟實體攜手合作，特別鮮明地體現于政府借助國有土地的資本化而融資來設置的“八大投”類型基礎設施建設公司，配合追逐穩定和高額利潤的房地產私營企業，攜手共同創出了中國經濟“舉世矚目”的發展成績。它來自國有經濟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協同運作，和其與私有經濟/市場經濟的共同協作，不能夠借助簡單的私有、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來認識和理解，也不能夠僅憑國家對資本主義企業的有效幫助的理論來認識和理解。當然，也不可能僅憑基層政府模仿資本主義公司、轉化為市場化的企業的運作主體來理解。它是一個有效結合公有和私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依據的是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沒有見過、沒有考慮過的特殊新型的政治經濟組合、國營和私營企業的協同運作，乃至于分享市場盈利，展示的是十分不同的一套機制。
正是公有和私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結合，組成了中國經濟在其關鍵的起飛階段的特色。它是個新型的政治經濟現象和形態。它尚待我們擺脫現有成見去認識和理解。雖然，其中關鍵無疑仍在國家與經濟間的關系，即政治經濟。它需要我們超越，而不僅是小調或小修小改，現有的經濟理論模式去認識和理解。我們需要將過去的國家vs.社會/經濟的二元對立基本思維，以及單向偏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將其等同于所有國家的經濟發展）的思維置于一旁，而聚焦于中國的新國家+社會經濟融合體中的一些新的關鍵機制。譬如，國家由于社會主義的擁有土地的最終所有權而起到大規模將土地資本化的融資作用；地方官員通過中央政府嚴格管轄下的官場競爭的機制而帶有能動性、自主性地與中央良性結合，成為地方企業發展的重要動力；地方政府的國有“八大投”基礎設施公司和屬地的私企間的非常明顯的協同合作，乃至于分享利潤來追求經濟發展。這些都是在中國的矚目經濟發展中起到不可或缺的推進作用的機制。此外，還要考慮到市場競爭機制對新興的地方政府工程和其所輔助的私營企業的有效檢驗和約束——一個在市場競爭中沒有活力的企業，無論地方政府的支持、輔助程度，是沒有生命力的。正是以上方方面面的互動、協同運作機制推動了中國經濟，尤其在本世紀的最近20年中的起飛型發展。在中國大力倡議的“一帶一路”運作模式中，也帶有同樣的國家（中央和地方）+國營企業+私營企業的有機結合。
其中，還有一個鮮為過去經濟學理論所考慮到的特殊的因素，即作為一個相對集權的“超級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所認定的長遠目標“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致富”所起和可能起的經濟與社會作用。它如今是個與計劃經濟不同的引導型（而非指令型）政府，并且看來是個具有堅定的“服務人民”和“共同致富”理念的超級政黨。它正在摸索著一條國家與社會經濟二元合一的新型政經體系，走向著一個帶有高度民眾參與的新型人民參與化、民主化的“社會主義”所可能起到的經濟社會和治理改革作用的新型政經體系。固然，其未來的走向尚帶有一定的不可確定性，其初步邁向的新方向還處于形成過程和實踐摸索和實驗之中。
但我們可以明確認定，它所具有的另一種可能前景和潛力不是現有政治經濟學理論框架所能認識和理解的。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有意識地提出一個依據中國迄今的實踐經驗，也依據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前瞻信念及其巨大潛力，更依據中國社會的更廣泛參與政治和經濟決策與運作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形成。其中，一個主要的關鍵機制乃是，依賴人民的積極參與來克服過去的官僚主義的偏頗和弊端，通過黨和國家的明智決策和有效領導來推動、激發更多更大的國家與社會/經濟的二元合一能量。
如此的演變也可以被認識為，通過社會的發展來推進國家的治理和經濟的發展。社會積極參與涉及民生的決策和操作，足可抑制政府內部的官僚主義傾向，也可以抑制國家過去在追求發展中曾經有過的失策和弊端（如過度強調規模經濟效益，無視小農經濟的現代化實力和貢獻，以及過度依賴官僚主義的完全由上而下的運作）。由下而上的參與和其所釋放的能量應該能夠激發更多、更大規模的社會基層市場的發展，給予中國的經濟發展更平穩、更可持續的動力。也就是說，推進中國經濟體的“內循環”的方面，避免過去過度依賴出口和“外循環”的弊端。當然，也繼續維護中國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的發展。說到底，它可以成為一個有效結合國家領導和經濟社會自身潛力的政治經濟體。也就是說，它可以借助社會發展和參與來推動更大潛力和更可持續的國家治理和經濟發展的聯同綜合體。其中的多種新型運作機制尚待我們去系統研究，并借此來創建新型的、扎根于中國發展經驗和實踐的新政治經濟學。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講座教授，UCLA榮休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東南學術》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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