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改革發展至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新階段，聚焦城鄉融合發展，是對“統籌城鄉發展”、“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戰略升級與更新，對既往的農村研究來說，需要理念認識與操作邏輯的同步更新與升級。如何開拓研究視野、擺脫思想桎梏、避免路徑依賴，是當前認識鄉村振興的關鍵所在。
本次筆談特邀農村研究領域的鴻儒碩學對鄉村振興各抒己見:王曉毅研究員將鄉村生活的重建視為鄉村振興的手段與目的，通過制度、文化、產業、社會服務多方面的重建來塑造人們想留下、能留下的具有生活氣息的鄉村。于建嶸教授強調在鄉村振興中縣級政府為鄉村提供公共服務、爭取政策和發展資源、構建有文化認同的共同體等方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陳文勝研究員則強調鄉村振興需要遵循市場規律，保障下鄉要素的市場權利，構建現代鄉村制度框架和治理結構，發揮市場對鄉村振興的積極推動作用。劉強處長指出鄉村振興必須通過提高農民收入、完善農地法制、健全村級公共產品供給機制來夯實“三農”基礎。吳理財教授主張鄉村振興應該著力于鄉村的社會建設，打造鄉村社會共同體，鑄造有公共性、人情味的鄉村之魂。鄧磊教授認為人的振興是西部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的核心，要通過政策優惠、產業發展、生態建設來聚集對鄉村振興有推動力的人，以增強鄉村的發展活力。
總而言之，鄉村振興需要通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實現產業振興、農民增收，通過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現有效的制度供給與公共服務供給，通過重建鄉村社會提升鄉村的凝聚力與吸引力，最終打造有前景的農業、安居樂業的農村，使農民成為有尊嚴的職業。只有鄉村的人振興，鄉村才能振興。正確認識鄉村振興，唯有秉軸持鈞，才能恰中肯綮，故特組織本次筆談，研精覃思，采摭群言，以饗讀者。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城市化水平就在不斷提高，與之相應的是農村大量人口外流，農村出現空心化，農業勞動力出現女性化、老齡化，而農村居民逐漸被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等名詞代替。在一些地方，因為農村學校的撤并，甚至農村連老人、婦女和兒童也一并轉移到城市中，農村只剩下為數不多的人，這些人有些可能因為年事已高，有些則可能因為殘疾，使鄉村生活已經無法正常延續。中共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正是要扭轉這種態勢。重建鄉村生活是鄉村振興的核心。鄉村振興不同于農村振興，鄉村與農村不同之處在于鄉村是有人生活的地方，強調的是人，而農村則強調的是農，沒有了農民，農業和農村也許仍然存在，但是沒有了人，鄉村肯定不存在了。所以鄉村振興的目標在于使鄉村重新成為有人生活的空間。
鄉村何以衰落
鄉村的衰落不僅僅發生在中國，在全球各地都普遍存在鄉村衰落的現象，盡管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呈現出不同的特點。西方國家在歷經高速工業化和城市化以后，農場規模不斷擴大，農村人口不斷減少，原有的鄉村社區不復存在，農業的規模化和專業化是導致鄉村衰落的重要原因。東亞地區在迅速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政府在不斷推動鄉村地區發展，但是老齡化、空心化的現象也普遍存在。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小農戶的不斷破產，越來越多的鄉村人口不得不進入城市尋找生存機會，鄉村的發展嚴重滯后于城市發展。鄉村之所以衰落，從馬克思的觀點看，其原因在于城鄉的產業分工，或者說是農業經濟的脫嵌，鄉村不僅不再是人們生活的場所，甚至連多樣的產業也逐漸消失，作為生活空間的鄉村被單純的農業生產空間所替代。
傳統意義上的鄉村是人們生活的場所，產業發展服務于鄉村居民的生活。鄉村的首要產業是農業，但是在農業之外有許多服務于當地人生活的產業，如農村的匠人為鄉村居民提供了生活所需要的各種工具，鄉村知識分子則提供了教育和教化的功能，老人或精英則維持了鄉村秩序。即便是農業也主要是為了滿足鄉村居民的需求。因為村民的需求是多樣化的，因此農業也具有多樣性。農民選擇的作物品種首先要滿足當地自然條件，如旱作區域的小麥、水田的稻谷和山地的薯類作物。其次是規避風險的需求，村民會選在在不同的地塊種植不同的作物以規避經常發生的旱澇災害。再次，農民要考慮家庭的需求，從而種植多種作物以滿足生活的不同需求，比如要種植蔬菜、糧食，甚至糧食也要有不同的品種以滿足不同的需求。
為了維持鄉村的社會生活，鄉村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制度和社會關系。由于鄉村生活與自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因而鄉村文化中對自然往往充滿敬畏之心，人們祭祀土地、龍王、山神，并由此形成了鄉村共享的價值。在鄉村中有著各種各樣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形成各地不同的鄉規民約，這些鄉規民約成為鄉村生活的準則和規范，維持著鄉村的社會運行。事實上，大量鄉規民約的制定都是為了解決鄉村社會生活的問題，維持鄉村的社會秩序。在鄉村社會生活中，有著各種不同的組織、社會網絡維持鄉村的穩定，比如基于親屬網絡的社會關系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甚至在鄉村中，金融服務的提供也大部分是通過熟人之間組建各種“呈會”“合會”或“臺會”來解決的。
但是工業革命以后，特別是二戰以后城市的發展帶來了城鄉的分工，鄉村被賦予了農業生產的責任，所有非農的產業都被轉移進入城市，隨著人口的流動，鄉村也不再是村民生活的空間，而成為了農業車間，以生產農產品為目標。當鄉村成為單純的農業生產空間以后，鄉村不足以吸引人，由此導致人口外流，并最終導致鄉村的衰落。
首先，農業產出的低效益造成了城鄉的收入差距。隨著城鄉的分工，鄉村的其他產業逐漸消失，比如工匠的產品被工業化的產品所替代，工匠沒有了生存空間;文化產業轉移到城市，鄉村居民成為文化的消費者而不再是文化的生產者。由于其他產業在鄉村消失，村民只能單純依靠農業生產，這個時候鄉村遭遇了巨大困難。農業是依靠自然資源的自然生長過程，農產品生產周期長，產出量較低，不可能像流水線一樣大批量生產，在與城市工業生產相互競爭中，無疑處于劣勢地位。不管是在發達國家或在發展中國家，農業都不足以維持村民的生活，發達國家的農業依靠政府提供大量補貼，在不發達國家，大部分農民生存在貧困線之下。
其次，發達國家的工業化農業造成了機器排擠人力。當鄉村成為農業車間，農業生產的邏輯也被工業生產的邏輯所替代，為了提高生產效率，農業開始了專業化、規模化和機械化。農業生產不再是為了滿足鄉村居民生存需要，因此原來多樣化的農業被單一作物種植所替代，而單一作物種植為規模化經營創造了條件。規模化生產需要機械化的保障，機械替代人力的過程在西方國家普遍發生。所有這些都進一步減少了農業生產所需要的人力。農場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和鄉村人口的減少，即使是在發達國家也還在繼續進行。
第三，隨著人口的減少，鄉村的生活空間瓦解。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口流向城市，特別是流向中心城市，大量鄉村的房屋被廢棄，道路損毀、學校關閉、商店倒閉。鄉村的文化、社會組織和規范也很難再發揮作用。城市吸引人的不僅僅是能夠提供就業機會，更多的是作為生活空間和消費空間，進入城市意味著現代的生活，而留在鄉村則是封閉、傳統和落后的生活。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用了40年時間迅速提高了城市化水平，也遭遇了農村衰落的過程。在農村改革以后，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迅速提高，作為生活空間的農村得到改善。農村的道路、用電得到普遍改善，農村住房更新換代，即使有大量農民外出打工，但是其生活的重心仍然是在鄉村。但是在后20年期間，越來越多的農民的生活重心已經轉移到城鎮，全家外出的現象越來越普遍，被廢棄的房屋和被拋荒的土地越來越多，村莊空心化的速度不斷加快。有些學者曾希望“農民年輕時候在城市打工，年老了回家種地”的社會分工越來越難以維持。農村人口外流是一個加速度的過程，人口越少，留在鄉村生活越困難，就會更加向往城市生活。
當農村僅僅被作為農業生產的空間，其衰落是必然的，單純依靠發展農業產業發展也不足以實現鄉村的振興。盡管對于現在中國農村的人口數量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們應該看到，農村人口的外流仍然會不斷加速。如果說在前20年，農民因為經驗和技能不足面臨著外出打工的困難，我們的政策支持了農民外出務工，但是在后20年，農民可能面臨的更多困難是如何留在鄉村，大多數進入勞動力年齡的農民甚至不知道如何留在鄉村，不僅因為農村不能提供就業機會，也因為農村已經沒有了社會生活。
鄉村振興與鄉村生活重建
鄉村振興的核心是人的問題，或者說與人的城市化相對應，也存在一個人的鄉村化問題。中共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并提出“五個振興”的策略，所有這些振興都是建立鄉村生活重建的基礎上。鄉村生活空間的重建既是鄉村振興的手段，也是鄉村振興的目的，因此人的鄉村化是鄉村振興的必然選擇。
鄉村生活的重建首先需要建立人口的雙向流動機制。在農村改革以前，為了減少城市壓力，中國采取了嚴格的戶籍制度，阻止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從20世紀80年代，農村人口開始大量進入城市，但是因為戶籍的限制，他們并沒有完全融入城市，往往被作為城市的流動人口對待。近年來各地紛紛出臺一些政策，打破戶籍的限制，鼓勵農村人口進入城市落戶，城市化正呈現加速度發展的趨勢，但是這種流動一直是單向的，是農村向城市的流動。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實現城鄉人口的雙向流動就變得特別重要。近年來一些地方出臺了一些政策，鼓勵外出務工的農民回鄉創業，一些地方利用農民廢棄的宅基地，吸引城鎮居民到鄉村生活，這些措施對于扭轉人口的單向流動發揮了積極作用。實現城鄉人口雙向流動既需要鼓勵農村人口回鄉創業，也要打破城市人口向鄉村流動的障礙。由于土地制度、住房制度和鄉土社會的制約，城鎮人口向鄉村流動還存在諸多障礙，即使一些希望到鄉村生活的城鎮人口也很難在鄉村扎根、與鄉村融合在一起，因此鄉村生活空間的重建需要打破鄉土社會的封閉性，讓更多的人可以生活在鄉村。
其次要完善鄉村的社會服務。鄉村人口的大量外流，除了經濟原因，如缺少就業崗位和收入低，還有很重要的原因是鄉村的社會服務不足。在一些地方，正是因為學校向城鎮集中導致最后想留在村內的人也放棄了農村。盡管近年來大部分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都得到了明顯改善，但是在不同地區也還存在一些短板，比如衛生問題、醫療問題、飲用水問題等等，這些短板造成鄉村生活的困難。村莊社會服務不足有著多方面原因，政府投入不足也與鄉村公共服務的成本高有密切關系。國家對城市基礎設施的投入要遠遠高于農村地區，而農村地區因為分散居中和人密度小，同樣水平的基礎設施需要更多的資金投入。這導致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與城市有很大差距，當富裕起來的農民紛紛搬到城市居住的時候，農村的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就會更加困難。社會服務和鄉村人口相互制約，要打破低水平的社會服務和人口減少的惡性循環，就需要提高鄉村的公共服務水平，從而使鄉村成為吸引人的居住空間。
第三，保持鄉土特色。要使鄉村成為吸引人的居住空間，就要營造與城市不同的生活環境。貧困的鄉村不能吸引人，同樣城市化的鄉村也很難吸引人，生活空間的重建要有鄉土特征。改善鄉村的基礎設施和提高公共服務并非是將鄉村城市化，更不是將鄉村建設成低端的城鎮。現在一些地方為了有更多的農村建設用地被利用，用簡易的樓房代替農民的院落和平房，使鄉村生活失去鄉村的特色。盡管在短時期可以獲得農村建設用地的收益，甚至通過增減掛鉤增加財政收入，但是長期來看，因為農民上樓使鄉村與城市雷同，失去吸引力的鄉村生活必然會增加重建鄉村生活的困難。事實上，現在一些地方的農民上樓工作已經遇到了困難，隨著農村人口減少，一些新建的鄉村樓房開始大量空置。同樣，現在一些發展高大上民宿的鄉村也很難持續發展，因為高端民宿并沒有帶來真正的鄉村生活，短期停留的只是一些游客。鄉村生活的特點在于其鄉土性，鄉土性首先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鄉土社會要讓人有機會更親近自然，親近土地，自然構成鄉村生活的一部分;其次，鄉土性也體現在密切的人際關系中。在鄉土社會中，社會成員是相互依存的，盡管重建鄉村生活空間并非完全建立在熟人社會基礎上，但是鄉村生活要使鄉村居民有更多的互動和密切的關系。
第四，產業振興不僅要滿足外部市場需求，也需要滿足當地居民需求。市場的邏輯是專業化生產，包括一村一品、一鄉一品，通過資本的運作，將農業生產與市場密切地聯系起來。但是對于鄉村居民來說，也需要地方市場滿足其生活的多種需求，目前一些鄉村市場逐漸被外來廉價商品所占據，當地的產品和服務越來越少，這種現象的廣泛存在，削弱了作為生活空間的鄉村。在重建鄉村生活空間中，地方性的產品生產、產品交換也需要建立起來，特別是需要促進地方市場的重新活躍。鄉村不僅要通過服務城市獲得收入，而且需要自我服務。
鄉村生活重建的實踐問題
重建鄉村生活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在鄉村生活重建過程中，首先需要破除阻礙鄉村生活建設的制度因素，其次要探索不同的建設模式。
首先是鄉村布局問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鄉村的布局也會相應發生變化，交通、通訊的發展一方面把分散生活的鄉村居民聯系起來，改善了邊遠山區的鄉村生活；同時也促進了人口的相對集中。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鄉村的布局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應該以提高鄉村的宜居性為首要條件，通過空間布局的改善，使鄉村生活更加豐富多彩，更具有吸引力。鄉村布局不僅需要政府規劃，也需要長期的發展過程，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中心城鎮對周邊鄉村的輻射和服務。各地的地理、文化不同，鄉村布局會呈現不同的特色，在鄉村規劃方面既要有超前性，規劃引領未來鄉村布局，同時也留下彈性，給未來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空間。
其次是地方文化問題。許多鄉村文化完全被外來文化所占領，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許多本土知識不能被流傳，本土的儀式瀕于滅亡。鄉村生活的意義是建立在鄉村文化基礎上的，如果沒有鄉村文化，就會失去鄉村生活的意義。現在一些地方通過編輯鄉土教材、進行口述史研究、編纂地方志、舉辦地方文化活動等方式在挽救本土文化，這些活動具有重要意義。地方政府可以通過一些有效的方式，對地方文化進行整理，并通過地方文化的傳承增加鄉村的社會認同，提高鄉村的凝聚力。文化活動不僅僅是為經濟唱戲來搭臺，文化活動本身就是鄉村振興的組成部分。
在鄉村生活的重建過程中，外來人口的問題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在一些鄉村地區，一些外來人口已經以各種方式已經進入了鄉村生活，如何使這些鄉村外來人口成為鄉村居民并融入鄉村生活，是一個值得謹慎對待的政策問題。鄉村生活的重建有賴于打破原有鄉村的封閉系統，促進城鄉的雙向流動，但是農村集體的形式又天然具有排斥外來人口的屬性，本村人與外來人之間權利、義務的不平衡很容易引起矛盾和沖突。在鄉村生活空間的重建過程中，需要探索新的組織形式促進鄉村對外來人口的接納和融合。
中國的鄉村振興要應對來自兩個方面的壓力，一方面，中國已經開始遭遇了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所面臨的鄉村衰落的問題，另一面我們還同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面臨著農村貧困問題，這使得我們的鄉村振興任務更加艱巨，更需要各地的創新經驗，因地制宜，采取多種方式，將農村建設成宜居之地。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學院研究員、碩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農村與產業研究室主任，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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