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史看，共同富裕及其內涵經歷了從物質到精神文化再到多維度的橫向拓展和縱向延伸，漸進性地推動共同富裕戰略的形成。新時期共同富裕的推進，以防止返貧致貧為前提，以縮小收入差距為基礎，以提升民生福祉為進路。但也應看到，我國還面臨基礎性分配制度體系亟待構建、“先富”帶“后富”的局限及農村集體經濟弱化等現實困境。為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應構建和優化基礎性分配制度體系、夯實集體經濟基礎性地位、促進帶動效果全面提升。
關鍵詞：共同富裕；內涵演化；戰略演進；農民；農村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為促進共同富裕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脫貧攻堅任務目標如期全面完成，為促進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礎。在此基礎上，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繼續強調“堅持共同富裕方向”“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同時，提出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要求，從而明確了新時期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新目標。在2021年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黨中央對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作出具體部署，提出以“兩個發展”為前提，以“多維度理解”和“多階段推動”共同富裕為原則，立足現實探索具體路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新時期，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執政理念的深化和拓展。歷史地看，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在還是農業占主導的時代即提出共同富裕思想，那時候的出發點主要是促進農民與農民之間的共同富裕。但現實地看，隨著我國實現從“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的轉變，在城鄉社會經濟、人口結構都發生重大變革和城大于鄉的前提下，共同富裕的內涵特別是人群指向更加豐富。盡管城市居民之間及農民之間在共同富裕之路上也有大量工作需要做，但共同富裕的難點和重點則主要轉向了城鎮居民和農民之間的共同富裕。因此，本文回顧了中國共產黨人從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到對共同富裕實現路徑的艱難探索，在進一步厘清共同富裕內涵的基礎上，分析促進和實現共同富裕的難點和堵點，進而探討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
一、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與延展
從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史看，我們黨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就已經開始關注并提出了共同富裕思想。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同志。1921年，他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共同富裕作出了一個初步判斷，指出：“社會主義不是使人盡富或皆貧，是使生產、消費、分配適合的發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給，得最大的幸福。”從這個論斷可以看出，他主要是從實現物質財富的滿足視角指出了“共同富裕是什么”的問題，同時將其作為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來提出。如果說在1949年以前中國共產黨人對共同富裕的探索還主要是思想和目標層面的，那么新中國成立后的探索則更多是從共同富裕的內涵和實踐路徑等層面展開的。
（一）對共同富裕內涵的認識由“物質”向“物質—精神”橫向拓展
整體看，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是一個經濟上以農業為主、社會結構上以農民為主的“鄉土中國”。這一時期，黨對共同富裕內涵的認識逐步深化。1953年，在中共中央通過的《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中，在新中國成立后首次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同時也明確了黨在農村中開展工作的目的是“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1955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擴大)對共同富裕進行了具體解釋，即逐步的共同富裕就是使“農民提高生產力，增加收入”，使“糧食和工業原料”逐步充足。這表明，除物質財富水平外，經濟發展水平也成為衡量共同富裕的標準之一。1963年9月，中共中央頒布了《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在談及中農問題時指出：“以生活富裕的程度作為劃分的標準，……甚至把一些在合作化以后，依靠集體而生活上升的人也劃為上中農。這樣做，對調動農民的集體生產積極性十分不利，……我們所積極鼓勵的，正是要廣大農民依靠集體，發展生產，共同富裕。”在這里，生活水平同樣成為評判共同富裕的重要標準。至此，衡量共同富裕已不僅限于物質財富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改革開放后，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社會要保證社會成員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 1985年9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再次指出“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使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富裕”，從而把生活水平進一步明確為物質和文化（精神）兩個層面。
（二）對共同富裕內涵的認識向物質和精神（文化）兩個層面縱向拓展
黨中央在將共同富裕明確為高標準的小康社會的同時，提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條件是消除貧困。1987年4月，鄧小平同志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指出：“我們社會主義制度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是共同富裕，那時候我們叫小康社會。它不同于一般的小康社會，而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會。”1990年，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對小康社會的標準作出明確闡述，即“人民生活從溫飽達到小康，生活資料更加豐裕，消費結構趨于合理，居住條件明顯改善，文化生活進一步豐富，健康水平繼續提高，社會服務設施不斷完善。”在此基礎上，2007年黨的十七大進一步細化了小康社會的標準：增強發展協調性，努力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加強文化建設，明顯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加快發展社會事業，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資源能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同時，消除貧困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標也被提出。1994年，國務院印發《國家八七脫貧攻堅計劃（1994-2000）》提出，“從一九九四年到二〇〇〇年，……基本解決目前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2001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提出，“盡快解決少數貧困人口溫飽問題，進一步改善貧困地區的基本生產生活條件，鞏固溫飽成果，提高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和綜合素質”；2011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提出，“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可見，在這一時期，黨中央對共同富裕的認識逐步向物質和精神（文化）兩個層面縱向拓展。
（三）對共同富裕內涵認識的多維度拓展
隨著我國逐步進入“城大于鄉”的“城鄉中國”，特別是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們黨對共同富裕內涵的認識多維度拓展，并把實現共同富裕的重點放在了鄉村弱勢群體上。2020年脫貧攻堅任務目標如期完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后，我國貧困狀況將發生重大變化，扶貧工作重心轉向解決相對貧困。” 2017年黨的十九大對于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期目標進行了系統闡述，即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為寬裕，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到2050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全國人民將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這既明確了新時代共同富裕的內涵，并將其具體化為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例、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縮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項目，也表明了“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遠”。對此，習近平總書記一方面提出“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現在，已經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另一方面也指出“要針對主要矛盾的變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平穩轉型，統籌納入鄉村振興戰略，建立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的體制機制”。這表明我國將迎來由脫貧向振興的歷史性重大轉變，并進入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新的歷史時期。在此基礎上，2021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對新時期共同富裕的內涵進行了深刻闡釋，指出“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并進一步強調了“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等對于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可見，新時代共同富裕需要從兩個維度進行理解。從橫向維度看，主要指經濟發展水平、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具體包括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例、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縮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項目。從縱向維度看，由于經歷了由消除絕對貧困、建成小康社會，向實現鄉村振興的不同階段轉化，共同富裕不僅僅只停留在“消除貧困”的層面,而是上升到“實現振興”，因而要從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出發，通過“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推動經濟發展水平、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上述對共同富裕思想內涵、關注重點的梳理表明，我們黨始終從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深度、以人民為中心執政理念的高度、涵蓋物質和精神（文化）兩個層面的廣度和重視全部弱勢群體及聚焦鄉村的寬度來推進共同富裕。
二、促進共同富裕的策略演進
（一）漸進性推進共同富裕策略的形成
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制定了一條通過推動農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組織農民走集體化道路，進而創造牢固的物質基礎，漸進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推進路徑，并且經過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良好的經濟發展勢頭。但自“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全面推行后，在利益分配方面,忽視了社會成員之間存在的勞動差異,過分強調分配結果的均等，給“平均主義”貼上了“共同富裕”的標簽， “片面強調‘一大二公’，吃大鍋飯，帶來大災難”，從而造成“工農業減產，市場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眾吃不飽飯，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加之實行“對外封閉，對內以階級斗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導致“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產力沒有多大發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改革開放初期，黨中央對社會主義本質作出了劃時代的歷史性判斷——“經濟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人民生活長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總不能叫社會主義”，進而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表明，黨和國家充分認識到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漸進性發展的歷史過程,并為此提出“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漸進性戰略，即通過“先富”帶動“后富”最終達到“共富”。2021年8月,在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的第十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要“堅持循序漸進”“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再次明確了漸進性推進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他指出：“共同富裕是一個長遠目標，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對其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要有充分估計，辦好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
（二) 新時期推進共同富裕的基本邏輯
1．以防止返貧致貧為前提。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國家重大戰略之下全黨、全國各方面不懈努力取得 的全面減貧成就，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為世界減貧事業貢獻了有效的“中國方 案”。脫貧攻堅任務目標的完成為實現共同富裕邁進了重要一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 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 “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標志著我們黨在團結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 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大步。同時，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 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 道遠。”在脫貧攻堅過程中，各級各類資金大量流向農村，雖然極大地推動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但 也引發了部分群眾對政策的依賴性，導致自我發展動力不足，一旦扶貧資金減少，脫貧人口可能存在 返貧的風險。同時，由于扶貧資金向貧困戶高度集中，使貧困線之上的農村低收入邊緣人口容易受到 “忽視”和“擠壓”，而呈現收入增長緩慢甚至下降的趨勢。這既會導致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也 存在隨時致貧的風險。而返貧致貧一旦出現，則意味著農村居民剛剛向共同富裕邁出的一步又將要退 回原點。因此，防止脫貧人口返貧及低收入人口致貧將成為新時期推進共同富裕的前提。
2．以縮小收入差距為基礎。
2003 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提高到 3．12，遠高于改革開 放初期。到 2019 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下降到 2．64。2003—2019 年，我國農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 8．2%，其中 2010—2019 年年均增長 8．6%，兩個時段分別比城鎮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速高 0．3 和 1．8 個百分點。2013—2019 年，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9．7%， 比同期全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 2．2 個百分點。可見，自 2004 年黨中央連續出臺中央一號文 件支持“三農”發展以來，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呈穩定下降趨勢，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尤其 是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穩定上升，共同富裕步伐不斷推進，并取得階段性成果。但也應當看 到，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較為明顯，區域間收入水平不均衡，東西部收入差異較大現象仍舊突 出。因此，縮小收入差距仍然是新時期共同富裕戰略推進的重要任務。
3．以提升民生福祉為進路。
1933 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指 出: “領導農民的土地斗爭，分土地給農民; 提高農民的勞動熱情，增加農業生產; 保障工人的利益; 建立 合作社; 發展對外貿易; 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 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正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 團結帶領廣大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實行‘耕者有其田’，幫助窮苦人翻身得解放，贏得了最廣大人民 廣泛支持和擁護，奪取了中國革命勝利，建立了新中國，為擺脫貧困創造了根本政治條件。”正因如 此，在不同時期和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都時刻關注民生福祉問題。毛澤東同志指出: “要把衣、食、 住、用、行五個字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鄧小平同志指出: “我看解決了人 民生活問題，飯吃飽，有油、菜、肉，生產起來勁頭就大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要著力補齊民生短 板，破解民生難題，兜牢民生底線，辦好就業、教育、社保、醫療、養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實事，提高公共服 務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為提升民生福祉，中國共產黨推出了一系列舉措。21 世紀初，黨中央提出 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十二五”以來，覆蓋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體系初步建立，基本公共服務設施、項目和標準等得到改善、豐富和落實，義務教育均衡發展，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健全，現 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日趨完善。2021 年 4 月頒布的《國家基本公共服務標準( 2021 年版) 》，進一步明 確了現階段國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務項目的基礎標準，以標準化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可見，通過提 升民生福祉促進共同富裕是黨中央一以貫之的思路，因而在新時期也應堅持這一思路。
三、促進共同富裕面臨的難點問題
( 一) 基礎性分配制度體系亟待完善
分配制度的改革、創新和完善對于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公 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下，逐步建立了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并行 且相互滲透的分配原則和制度安排。從改革開放全過程看，正是從農村到企業、從沿海到全國的分配 體制改革，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不斷向著共同富裕的目標邁進。但是我國在分配制度 上仍然存在一定問題，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和非公有制經濟比重日益擴大背景下，如何認識和 衡量按勞分配，如何解決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復雜性與矛盾性等問題，以及收入分配中 的平均主義和論資排輩等現象。分配制度方面存在缺陷，是導致我國財富與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 因之一。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通過推動就業、社保、養老、醫保及住房保障等相關制度的一系列改革， 在優化分配制度的同時，也為推進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在此基礎上，2020 年黨的十九屆 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 建議》再次強調: “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并對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相 關制度構建提出了具體要求。隨后，在 2021 年 8 月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的第十次會議中進一步強調， 通過“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扎實推進共同富裕。這充分表 明，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配制度將是解決分配問題，進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 顯的實質性進展的關鍵。
( 二) “先富”帶動“后富”存在差異與局限
1980 年，鄧小平同志指出: “不僅全國，一個省、一個社、一個隊也是這樣。百分之二十先富起來，會 把其他的帶動起來。不能什么都靠上級推動，而應當運用經濟杠桿。”為此，鄧小平同志從宏觀和 微觀兩個層面作出重要部署。從宏觀看，提出“兩個大局”戰略，即“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 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 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 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從微觀看，他也提出了一系列具體舉措。如，“搞了大包干，也 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要有獎有罰，獎罰分明。對干得好的、干得差的，經過考核給予不同的報 酬。我們實行精神鼓勵為主、物質鼓勵為輔的方針”，“但物質鼓勵也不能缺少”，“獎金制度也要恢復。 對發明創造者要給獎金，對有特殊貢獻的也要給獎金。”1994 年 1 月執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 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于或者高于當地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收入水平，并 逐步提高。”正是通過政策支持，使部分地區率先實現了富裕。這種“先富”既“符合改革開放發展經 濟的初衷”，也“符合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群眾基本利益的立場”。
“先富”帶動“后富”在打贏脫貧攻堅戰中也得到了充分貫徹。在脫貧攻堅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就強 調: “增強飲水思源、不忘黨恩的意識，弘揚為黨分憂、先富幫后富的精神，對于打贏脫貧攻堅戰很有意 義。”大到一個集體，小到許多個體，通過個體帶動個體、個體帶動集體、集體帶動個體、集體帶動集體 等形式，充分展現“先富”幫“后富”的戰略成效。脫貧攻堅所形成的強化精準扶貧、重視發揮幫扶者和 被幫扶者兩個積極性、重視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等重要理論成果，也無不體現著“先富”幫“后富”的 戰略要義。此外，“先富”地區通過經濟增長的空間外溢帶動了部分鄰近地區共同富裕，但這種帶動作用的有效范圍還相對有限，而且其程度也存在差異。
( 三) 農村集體經濟的弱化與發展滯后
自農村集體經濟在我國確立以來，黨中央始終將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作為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主要 路徑。農村改革前，黨中央提出了“農業的集體化，提供了農業發展的極大可能性，提供了農民群眾共 同富裕的可能性”的重要論斷。農村改革啟動后，鄧小平同志也明確指出: “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 體經濟，引導農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 “要把 好鄉村振興戰略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尤其在銜接過渡期，通過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所產生的新增收入流，能夠在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資源供 給方面提供保障，進一步改善脫貧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福利水平，從而實現在政策兜底基礎上的再兜 底，防止返貧致貧現象發生。也正因如此，黨中央始終將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作為一以貫之的思路，并提 出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等一系列舉措。隨著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全面推進，農村集體資產清 產核資工作已經基本完成，共清查核實資產總額 6．5 萬億元，完成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村已超過 36 萬個，并已累計向超過 27 萬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放登記證書，超過 6 億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得 到確認，從而為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創新發展創造了條件。
但是農村集體經濟在發展中仍然面臨一些障礙和困境: 一是發展基礎薄弱，如產業結構單一、土地 資源不足、負債數額較高且融資困難、過于依賴轉移性收入、難以適應市場競爭等。二是改革相對滯后， 如土地制度的部分改革仍處于試點階段，局限在少數試點縣，并且試點中存在很多問題，農村集體產權 制度改革的質量也有待提高。三是組織功能弱化，如受教育程度相對低下、年老者和女性居多、專業化 程度不高、適應性不強等主體困境，以及資產、收入、內部關系和制度等條件制約。
四、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
( 一) 構建基礎性分配制度體系
1．妥善處理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的關系。
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分配方式， 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不能成為直接的、具體的分配方式，只能 通過市場的作用，在現象形態上轉化為按要素分配的方式，即勞動所創造的價值都分別在不同要素的價 格上顯示出來。因此，一方面，堅持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通過完善薪酬制度，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 中的比重; 另一方面，繼續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等，進一步明確集體成員的身 份及權益，進而通過勞動、土地、資本等各種渠道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
2．充分發揮稅收和社保的功能作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 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指出: “完善再分配機制，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 性，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實現共同富裕，或者說先富帶動后富，需要構建一套合理的社會資源和財富的 提取、平衡和調控制度。而社會調控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稅收，這也是行政平衡最常見的手法。鄧小平同志就曾指出: “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為此，要提高稅收收入在財政總收入中的比重，調整勞動收入與資本收入的征稅比例，減輕中等收入群 體稅負，完善和細化調節分配的稅種，構建科學合理的稅收體系。而社會保障作為反貧困的基礎性 制度安排及國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途徑，需要進一步增強其反貧困功能，對于法定社保項目要縮小城鄉 待遇差距，均衡地區間運行成本，并推動項目體系向農村拓展，確保其與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3．完善第三次分配的制度架構。《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 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指出: “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事業，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作 為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補充，第三次分配有利于激發共同富裕的內生動力。需要培育社會慈善 主體，拓展第三次分配的體量和范圍; 積極引導社會主體參與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探索完善第三次分配 推動共同富裕的創新機制; 建立健全第三次分配回報社會的激勵機制，充分發揮第三次分配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
( 二) 夯實集體經濟的基礎性地位
歷史地看，中國集體經濟受蘇聯影響較大。但客觀地看，引進集體經濟除政治上的原因外，在當時 其擁有的兩大功能應該也是重要原因。一是其將分散的農業生產資料重新配置和提高生產率，從而可 為工業化提供更多原始積累。新中國成立初期，土地改革等打破了舊有的農業生產資料基于地主私有 基礎上的配置格局，農民群眾因獲得土地積極性提高產生的增長效應很快在 1953 年達到頂峰，繼續促 進生產率增長需要通過完善和優化資源配置來實現。通過互助組、初級社等集體經濟雛形把土地、耕 牛、農具等集中起來使用，是當時優化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源自農民主動和必然的選擇，只是問題在 于到高級社后集體化太急且過于集中。
二是 1953 年毛澤東在《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中最 早使用共同富裕一詞，其中也蘊含把包括合作社在內的集體經濟組織形式當成實現共同富裕手段的含 義。
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確立后，集體經營弱化，且主要轉向提供生產服務。新時期以來，一系列 重大農村改革，特別是土地制度改革和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實施以后，進一步強化了集體成員的權益，同 時也使一些集體資產在進一步明晰產權和利益分配前提下實現共同經營，發展新型集體經濟成為可能。 很多地方隨著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消除了集體經濟薄弱村，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成員收入，同時也 通過集體經濟收益分配使集體成員，特別是其中部分弱勢群體獲得范圍更廣、水平更高的公共服務，從 而提升村內共同富裕整體水平。通過發展壯大新型集體經濟促進共同富裕，需要進一步破解集體經濟 發展障礙，重新定位集體經濟發展方向，向以集體資產增值創收為主的方向發展。鄉村產業發展一方面 靠資源，另一方面靠規模，新形勢下規模拓展和經營已成為新產業新業態發展的基本需要。如，古村落 開發不可能由單家獨戶來進行，需要由集體統一行動、規模化開發。新型集體經濟發展之“新”，不再是 將分散于集體成員的資產歸大堆去發展，而是需要由集體去按照市場規律委托市場主體來經營那些處 于集中或分散狀態的資源( 產) 。處于集中狀態的部分資產通過產權制度改革不斷顯現( 如集體流轉的 資源、集體股等) ，脫貧地區扶持貧困村產業發展和集體經濟發展扶持資金數量巨大，處于分散狀態但 需集中和規模化開發的資產更多。農村集體只有用各種方式優化配置集中的集體資產來產生更大收入 流，并輔之以公平公正公開的收益分配制度，才能更好地發揮其服務和治理功能，而且只有強化農村集 體對其弱勢成員的支持作用，才能幫助鄉村實現共同富裕。
( 三) 促進帶動效果的全面提升
農民農村共同富裕道路上仍需繼續發揮好“先富”帶動“后富”的作用。在帶動效果提升上，需要關 注下面幾個問題。
1．突破邊界限制。
從空間領域看，促進帶動效果提升應實現兩個突破: 一是突破城鄉邊界。村莊普 遍存在社會、文化、行政、自然、經濟等邊界，從而形成了傳統的、相對封閉的村落共同體。隨著鄉村振 興戰略的全面實施，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正在形成，這將使村 莊經濟活動的“觸角”與城市緊密連接。二是突破區域邊界。如，通過發展以生產要素互補和高效利用 為目的的“飛地”抱團模式，打破區劃限制，實現發達地區對欠發達地區的跨地區輻射帶動。
2．強化主體引領。
通過創新主體引領模式，帶動“后富”實現內生發展。一是強村引領。通過發展 “強村+”模式，一方面，發揮經濟強村在經營、組織、服務等方面的優勢，直接或間接輻射帶動經濟弱勢 村或低收入群體實現增收; 另一方面，也能充分利用和激活經濟弱村現有資源，形成更多“以強帶弱” “優勢互補”的新型經營方式，如由經濟強村領辦創辦合作社聯合社或建立聯營制等。二是“富人”引 領。通過發展“富人+”模式，一方面，通過“富人+農戶”模式，實現對低收入群體的精準帶動; 另一方 面，打造“富人+村莊”模式，通過將優秀人才選進村干部隊伍，實現“富人”對村莊的帶動，或是發展“富 人+集體”模式，通過鼓勵“富人”領辦創辦合作社、企業等帶動部分低收入群體實現增收。三是企業引 領。通過發展“龍頭企業+”模式，一方面在政府指導下與龍頭企業進行對接，另一方面憑借村莊自身特 色，“走出去”主動與企業進行接洽，建立起農村地區依托資源環境適合發展的特色產業與具有技術和 資金優勢地區的對接互補式發展模式。
3．顯化制度優勢脫貧攻堅之所以成效斐然，與黨和國家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 的重大優勢密不可分。實現脫貧人口共同富裕更需發揮帶動作用。在提升帶動效果上，應充分發揮社 會主義制度優勢，用好幫扶模式，完善發達區域帶動“后富”地區發展模式。一方面，要繼續推動“兩不 愁三保障”的全面“升級”，推動脫貧群體和低收入群體進入中低收入群體，并進一步提升他們在吃、穿、 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標準和水平; 另一方面，建立完善以縱向為主、橫向為輔的轉移支付制度，加強 “后富”地區市場化改革，以改革和發展推動“后富”地區、低收入群體實現“共富”。此外，還應通過各 種官方媒介，大力宣傳“先富”帶動“后富”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進而形成正確的認知和價值觀，并內化為 社會普遍的行為準則。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縱橫》2022年第9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