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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6日 星期一

羅興佐 劉天文:熟人社會中的關系資源與地方市場

[ 作者:羅興佐?劉天文?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1728 更新時間:2022-12-01 錄入:王惠敏 ]

摘要:基于社會學視角,對湖北宜城一個地方市場發展的機理進行分析,發現農村地方市場發展與熟人社會的特性緊密相關。一方面,村莊社會關系、地方性規則、社會網絡塑造地方市場秩序;另一方面,市場網絡、市場規則、市場理性也在形塑地方社會關系、社會網絡和社會治理共同體。在熟人社會中,社會與市場的互動呈現出從單向嵌入到雙向嵌入再到動態互構的發展過程,而社會關系、社會資本和社會治理為市場發展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基礎。熟人社會與地方市場互動機制的理論化,拓展了市場與社會關系研究的中國經驗和理論命題,也能為當前鄉村振興中有效推進產業振興提供方法論啟示。

關鍵詞:熟人社會;關系網絡;社會資本;市場理性;社會基礎

一、市場與社會的關系及互動

自近現代以來,市場與社會的關系引起了西方一些學者的關注,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是卡爾·波蘭尼提出的“嵌入論”??枴げㄌm尼認為,在人類社會的進程中并沒有出現過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市場,穩定的市場秩序是以許多繁文末節和社會規范為代價的,這既限制了市場規模的無限擴張,又能將市場置于既定的狹小空間中平穩運行。之后,馬克·格蘭諾維特對“嵌入論”進行了重新闡釋。他指出,市場運轉過程中最基礎和最核心的互動機制是社會網絡,社會網絡是市場信息流動以及信任關系建立的基礎,社會網絡中存在的“道德化要素”是市場形成和穩定的關鍵。

“嵌入論”對國內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國內既有的市場與社會關系研究主要從市場與社會的關系、市場與政治(治理)的關系兩個角度切入。從市場與社會關系切入的研究,主要關注在中國社會變遷中市場秩序是如何確立和運行的。劉少杰認為,市場中的交易秩序與市場交易主體的行為密切相關,而市場交易主體的行為又存在于特殊的社會關系之中,其行為要受到社會關系的規則、制度所約束。雖然在市場經濟發展推動下,社會生活中的關系開始不斷走向陌生化,但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熟人關系并沒有完全被消解,熟人關系下的行為邏輯依然影響著人們的市場交易行為,交易者的行為一定是在特定的社會關系或社會結構中展開的,通過交易者行為展開的交易秩序必然是建立在某種社會基礎之上的。曾凡木通過對一個新農業村莊內經濟活動的研究,認為新的經濟活動脫嵌于傳統的熟人關系,又嵌入新的關系中。在新的關系中,傳統的熟人社會關系獲得經濟活動的青睞,借助熟人社會關系中的情感機制與信任機制,各方市場利益主體能以較低成本去維持關系和進行交易。劉升通過對浙江朱村商鋪租金形成機制的分析,認為在市場運作過程中定價者并非一個純粹的“經濟人”,而是帶有明顯的社會性色彩,即定價者往往不會過分追求利益和理性的最大化,相反會考慮人情、面子、情感等因素,價格的制定受到社會內部的多重規范、規則和文化等的限制。

從市場與政治(治理)關系切入的研究,強調政治對市場的作用,或將基層市場作為治理研究的領域,探討基層市場管理中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如符平對湖南惠鎮石灰廠市場的個案研究,揭示了市場結構與國家政治之間的動態關系。另有研究認為,新中國成立后受到國家管控的基層市場成為國家與農民互動的重要場域,而改革開放以來,政治對市場的控制放松,以鄉村集市為載體,村民走向開放,實現自由流動;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鄉土社會的傳統因素在逐漸瓦解,現代因素日益增長,市場化的趨勢勢不可當,隨著中國由傳統鄉土社會向市場化的契約社會演變,可能出現道德失序的狀態,鄉土社會重建不可忽視。

近年來,國內學界出現了以村莊社會來理解基層市場的村莊嵌入性研究,這些研究關注村莊社會結構、村莊熟人社會關系對市場的塑造和影響。有研究發現,隨著現代性與市場化的發展,村莊社會正在經歷巨變,然而村莊傳統的社會規范、地方性規則與文化習俗并沒有被完全消解,相反還在繼續運作,并形塑個體的市場行為。譬如在農業生產領域,熟人社會關系利于家庭農場經營的土地流轉、幫工、雇工,降低經營風險,增加經營收益,在流通領域便于組織貨源,幫助小農戶與市場對接等。另有研究在經濟行為和社會關系的基礎上提出村莊與集市之間的互嵌性概念,認為集市村莊中市場與村莊的互嵌是農民自主性的體現,是中國基層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互嵌式結構下,基層市場表現出多形態和復合性功能。此外,有學者對農村經紀人現象也進行了研究。如肖云、張磊發現,村莊農產品的流通主要依賴于農村經紀人的推動,農村經紀人對于農產品的市場流通具有重要意義,然而組織化程度低、行為不規范、人員素質低等問題成為制約經紀人發展的重要因素,為此,政府應該介入相關領域,以提高經紀人的組織化、規范化程度;陳義媛認為,農村經紀人打通了小農戶與中間商之間的聯系,是村莊經濟作物進入市場流通的重要橋梁,而經紀人之所以能發揮作用關鍵在于其能夠充分利用村莊內生的關系資源。但是,既有的農村地方市場的村莊嵌入性研究主要關注村莊社會網絡、社會資本、社會規則對市場的影響,而忽視了在地方市場運行中市場與社會之間持續的雙向互動;而對農村經紀人的研究多從經濟學視角切入,從社會學視角切入的還比較少。本文試圖從社會學視角出發,以湖北宜城A鎮西瓜市場中的“西瓜經紀人”現象為考察對象1,通過分析“西瓜經紀人”在這一地方市場的形成及發展中的實踐機理,來探討市場與社會密切的互動關系,以期拓展市場與社會關系研究的中國經驗和理論命題,豐富對鄉村產業發展社會基礎的認識,為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提供方法論啟發。

A鎮位于湖北省宜城東南部,漢水東岸,轄區面積580平方公里,東、南、北三面分別與隨州市、鐘祥市、襄陽市接壤,鎮政府距離宜城市區約35公里,346國道連接東西,218省道貫穿南北,距麻竹高速板橋出口10公里,交通便利。全鎮總人口5.5萬,轄28個行政村、4個社區,耕地總面積18萬畝,山林面積30萬畝。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A鎮經濟以西瓜產業為主導,經過多年發展,目前已成為“湖北省西瓜第一鎮”,西瓜種植面積常年保持在10萬畝左右,產值3.5億元以上。

二、西瓜經紀人的產生與發展

A鎮的西瓜生產能達到今天這個規模,除了適宜的氣候條件、豐富的土地資源外,地方政府和村級組織的積極引導,尤其是在此過程中產生的西瓜經紀人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文所稱的西瓜經紀人是指在地方市場上從事西瓜收購、儲運、銷售以及銷售代理、信息交流、市場服務等中介活動而獲取服務費的個人。可以說,A鎮西瓜經紀人的產生既是地方政府和村級組織積極扶持與引導的結果,也是地方市場培育和發展的內在需要。

(一)西瓜經紀人產生的背景

1.小供給量與大需求間的矛盾

瓜農的小供給量與瓜商大需求量之間的矛盾是瓜農難以直接對接市場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由于生產地與主要消費地不在相同區域,西瓜必須通過瓜商進行轉銷,因此跨區域收購西瓜的瓜商需要大規模的收購量,以保證其效益。A鎮的西瓜主要銷往珠三角地區,80%的瓜商是廣東人。瓜商在西瓜成熟期通常會在村莊住一個月,每天至少收1—2卡車西瓜,每車6萬斤,因此,一個瓜商在西瓜成熟期的一個月內至少要收200萬斤西瓜。如此數量的西瓜,瓜商很難在短時間內直接對接分散的瓜農,更難在短時間內找到大量符合標準的西瓜,瓜商必須依靠西瓜經紀人。

另一方面,單個瓜農生產的西瓜難以滿足瓜商的需求,與瓜商也難以形成議價能力。A鎮土地資源豐富,瓜農家庭承包地戶均十余畝,加上開荒地,西瓜種植面積戶均約30畝,以種植“黑美人”西瓜為主,正常年景西瓜畝產6000斤左右,符合標準的一等瓜(單個瓜8斤以上)畝產3000斤左右,二等瓜(單個瓜4—8斤)畝產2000斤,無效瓜(單個瓜4斤以下,賣不出去的)畝產1000斤,每戶一等瓜產量約9萬斤。兩個壯年勞動力每天只能采摘5000斤左右的西瓜,與瓜商的需求量存在很大差距,加之西瓜成熟期有一定的時間差,采摘后不耐存儲,銷售周期短,瓜農無法待價而沽。通過經紀人的組織,多個瓜農的西瓜能形成量上的規模,既能提高與瓜商的談判能力,也能在量上保障瓜商的利益。

2.市場信息困境

西瓜銷售需要獲取市場信息,包括瓜商的聯系方式、銷售渠道、市場價格、銷售量等,但瓜農對外部市場信息不熟悉,尋找市場信息的時間成本很大。同時,由于西瓜價格受到品質和品種的影響,瓜農獲取西瓜實時價格的能力不足。Q是A鎮的西瓜種植大戶,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地沒有經紀人,Q租用大貨車將采摘的西瓜運輸到附近的宜昌、十堰等地去售賣。由于在外地沒有熟人,他只能將西瓜擺到當地的集貿市場零售,曾為銷售一兩個西瓜,幫客人將西瓜提到五樓。因為市場信息不充分,零售時間長,成本大,Q種植西瓜多年也沒有獲得理想的收益。

3.社會排斥

瓜商到產地收購西瓜,基于其外地人身份,可能遭到本地人欺壓,導致瓜商無法順利收到西瓜,甚至還可能引發一些矛盾糾紛。A鎮附近的Z鎮也種植西瓜,但瓜商上門收購時容易遇到困難。一方面,瓜商與瓜農議價時,容易出現矛盾,情緒激烈時,瓜農還動員其家族勢力來包圍瓜商的車,導致交易無法進行。另一方面,瓜商收購西瓜時,瓜農的西瓜好壞參半,瓜商將質量次等,不符合規格的西瓜挑出來后,瓜農容易鬧情緒。因此,Z鎮的營商環境不好,廣東的瓜商均不愿去Z鎮收購西瓜,只能通過A鎮的經紀人去Z鎮幫忙代收,A鎮的經紀人則通過其在Z鎮的社會關系,幫助瓜商完成收購任務。

(二)西瓜經紀人的發展

1.從零售西瓜市場到公益性經紀人

20世紀90年代初,A鎮農民開始種植西瓜。因交通不便,瓜農肩挑或租車到城里賣瓜,銷量小、成本大、收益低。之后,當地政府鼓勵農民種植西瓜,將西瓜種植打造為本地的主導產業,西瓜產量越來越大,政府要求村級組織做公益性經紀人。于是,每年5月中旬到6月初,村干部就開始跑市場。同時,鄉鎮給干部下任務,要求村干部和鄉鎮干部都要跑批發市場,在市縣電視臺做宣傳,在報紙上登廣告,以“A鎮西瓜千萬家”吸引全國市場。另外,當地政府出臺政策,規定來A鎮收購西瓜的車不收過路費,瓜商在鎮政府吃住不要錢,鎮里有流動車為瓜商提供服務。此外,村級組織聯合民警,干預對瓜商的不禮貌行為,處理交易糾紛,形成良好的市場氛圍,將一些瓜商穩定下來,推動西瓜市場健康發展。

2.從公益性經紀人到市場性經紀人

由于利潤的刺激、鎮村干部的引導、西瓜種植技術的成熟,A鎮的西瓜種植規模和產量逐年提升,以鎮村干部為主體的公益性經紀人聯系的瓜商已難以滿足西瓜產量的銷售需求,也難以滿足瓜商的市場信息、服務需求,這為市場性經紀人的產生提供了空間。2000年以后,具有市場性質的經紀人興起并發展。一般來說,每年西瓜快成熟時,經紀人就給瓜商打電話,請他們來收瓜。通過經紀人的引導,瓜商下地看瓜并商議價格,經紀人則從中協調,幫助雙方議價。瓜農收到訂單后開始摘瓜,然后到經紀人的市場上稱重。瓜商將瓜款支付給經紀人,再由經紀人與農戶結算。

3.經紀人專業化

隨著西瓜市場的逐漸成形與競爭性發展,經紀人開始出現分化,一部分經紀人因盈利少而選擇退出,另一部分經紀人則進一步專業化,將整合貨源環節延伸到代賣和市場信息服務等環節。當前,A鎮的西瓜品牌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上門采購西瓜的瓜商越來越多,經紀人一方面繼續充當瓜商與瓜農對接的媒介,另一方面自己也收瓜,將瓜賣給瓜商。如瓜商阿財在A鎮收購西瓜十幾年,平均一天需要發一車30噸的西瓜,一個月最少900噸。每年收瓜時,阿財都住在經紀人家中,經紀人為他提供吃住、組織貨源,他給經紀人每車1200元的服務費。另外,阿財可以直接從經紀人手里買瓜,經紀人也可以通過阿財在外地尋找二級代理商。目前,A鎮經紀人的業務范圍越來越廣,經紀活動也越來越專業。

三、熟人社會與地方市場的互動機制

西瓜經紀人的產生和發展既是地方市場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地方政府和鄉村社會主動回應地方市場發展的自覺過程。當前,A鎮的西瓜經紀人十分活躍,他們不僅激活了當地的西瓜種植和銷售,而且為地方西瓜市場的穩定運行提供了重要基礎。這些活躍在地方市場中并發揮著重要作用的經紀人,他們的市場行為生動展現了熟人社會與地方市場的密切互動,其互動機制呈現出從單向嵌入—雙向嵌入—動態互構的發展過程。

(一)單向嵌入:西瓜經紀人的生存智慧

在A鎮,西瓜經紀人發揮著四種作用:一是市場信息的中介人。在西瓜交易中,買方和賣方之間的信息是不對稱的,西瓜經紀人成為雙方信息溝通的中介人。二是資金擔保人。在西瓜交易中,瓜農不用擔心瓜商跑了拿不到錢,直接找經紀人要就行。三是瓜農和瓜商之間關系的潤滑劑。西瓜經紀人能在瓜農和瓜商之間協調關系,化解交易糾紛。四是銷售渠道的壟斷者。瓜農和瓜商資源有限,無法有效對接市場,只能通過經紀人銷售西瓜。

經紀人能在地方市場中發揮著上述作用的原因在于,在地方市場上,個體的市場行為不僅嵌入個人關系中,更是嵌在更廣闊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村莊社會關系網絡成為經紀人從事市場行為的重要基礎和資源。活躍在熟人社會中的經紀人,他們生活在村、利益在村、情感也在村,他們主動運用既有的社會關系資源,與農戶進行高密度的日常交往和商業合作,通過人情化交往、誠信經營等行為,獲得村莊社會對其良好的社會評價,建立良好的社會信譽,繼而形成穩定的市場信任關系。在地方市場中,經紀人越能主動地將熟人社會中的關系資源嵌入市場中,充分運用熟人社會規則進行市場行為,他們就越能得到瓜農的信任,其經紀業務就能越做越大,收益也越來越多。

(二)雙向嵌入:市場行為中的關系與理性

單向嵌入反映了地方市場發展初期經紀人的生存之道。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及向縱深發展,市場主體的多元化、市場理性的擴張及鄉村社會的變化使得社會與市場的互動更趨頻繁和復雜。在地方市場中,經紀人的市場行為具有雙重屬性:一是利益導向。西瓜經紀人在組織西瓜貨源時,并不一定要站在瓜農或是瓜商的立場上,而是為了促成交易的達成,只要交易達成了,經紀人就可以獲得一定的服務費。西瓜比較多時,會出現買方市場,瓜商會壓低價格;西瓜較少時,則會出現賣方市場,瓜農會提高價格,無論出現哪種情況,經紀人都會通過各種關系幫助瓜農及時將瓜賣掉,也會及時協調瓜源,確保瓜商能順利收到瓜。二是感情維護。經紀人很注重發展一個穩定的瓜農群體以保證自己的西瓜來源,也注重保持與瓜商的聯系,以建立起穩定的市場伙伴關系,這些關系既包括熟人社會關系,也包括市場合作關系。為此,經紀人無論在日常交往還是在市場交易中,都需要充分運用人情策略與瓜農和瓜商打交道,以加強聯系,增進感情,穩定合作。

經紀人的市場行為具有的雙重屬性是由村莊與市場雙向嵌入所形塑的。一方面,活躍在熟人生活中的經紀人并非孤立的、個體化的理性人,他們是以鄉土社會網絡為依托開展經濟活動的。個體通過社會資本、社會信任、人情面子等社會機制參與嵌入在熟人社會中的市場,實現的并非市場主體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使每個市場主體的利益不受損、利益相對均衡與長期獲利。另一方面,熟人社會規則對市場的嵌入是有限度的嵌入,其嵌入的前提是遵循市場規則。因為在全國市場形成的前提下,封閉的地方市場是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市場只是全國性市場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因此,市場規則對地方市場的影響是普遍的,其效率最大化、利益最大化原則和理性化特征影響著每一個市場主體在市場中的行為,也是每一個市場主體在市場中追求的目標。

(三)動態互構:市場運作中的鄉情原則與回避原則

熟人社會與地方市場的互動從單向嵌入到雙向嵌入的轉變,體現了社會與市場互動高度的主體性和主動性。隨著市場邊界不斷打破村莊邊界,社會關系在更大更廣的空間擴展,熟人社會規則進一步延展,市場規模持續擴大,市場理性進一步張揚。動態互構即是社會規則與市場理性的互動更趨頻繁,相互型構,從而形成兼具熟人社會特性和市場理性的新的地方性共識。

費孝通認為,鄉土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熟悉是從多方面、經常性地接觸中所發生的親密的感覺。A鎮的西瓜市場運作中,市場規則發揮著作用,熟人社會的人情、關系等社會規則也在發揮作用。從西瓜經紀人與瓜農的關系來看,西瓜經紀人有比較穩定的西瓜貨源,主要靠熟人社會關系網絡維系。西瓜經紀人也是在既有的熟人社會關系網絡基礎上從事這一職業的,熟人社會中的關系資源為他們提供穩定的西瓜貨源。經紀人之間的關系也是通過熟人社會關系網絡來維系的。當某個經紀人瓜源過多收不下時,可以轉給另外的經紀人;而當某個經紀人瓜源較少裝不滿車時,也可以向其他經紀人尋求幫助。

在協調瓜農與瓜商的關系中,經紀人需要依托“鄉情原則”。如在價格方面,當買賣雙方出現分歧或是難以達成一致時,經紀人可以充當買賣雙方的協調者,促使雙方相互讓步來達成交易。瓜農的西瓜不達標時,經紀人可以勸說瓜商收購。瓜農的西瓜較好時,經紀人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議價權適當幫助瓜農提高西瓜的價格。因此,在西瓜交易中,經紀人既要滿足瓜商的買瓜要求,也要照顧到瓜農的利益,將市場行為融于人情、關系之中。

同時,在西瓜交易中,本地人不參與“拍瓜”和“選瓜”工作,瓜商在收瓜過程中會請一些有選瓜經驗的人來“拍瓜”和“選瓜”,這些人在當地被稱為“拍瓜人”。這些“拍瓜人”不能是本地人,只能是外地人。本地人當“拍瓜人”,遇到熟人可能會降低標準,不能保證西瓜的質量和標準;如他們嚴格按照標準來選瓜,則容易得罪人,因為賣瓜的都是熟人,或親戚、朋友。所以,瓜商不愿意請本地人當“拍瓜人”,本地人也不愿意當“拍瓜人”。這種回避原則可以確保西瓜的質量,保障瓜商的利益,既是熟人社會規則的情景化變通,也是市場理性在地方市場中的具體化。

四、熟人社會中地方市場秩序的社會基礎

熟人社會與地方市場的密切互動,深刻反映了西瓜市場的地方特性,這一市場之所以得以持續穩定的發展,熟人社會中的社會關系、社會資本和社會治理為其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基礎。

(一)社會關系維系

熟人社會中的關系資源是西瓜市場發展的重要基礎。西瓜經紀人作為見過世面的本地人,其中間人身份可以有效引導瓜農了解和遵守市場規則,也可以引導瓜商認識和遵守村莊社會秩序。因此,在西瓜交易中,瓜商、經紀人和瓜農,既遵循市場理性,又實踐著熟人社會的互動規則。

1.經紀人的市場行為嵌入在村莊社會關系網絡中

費孝通認為,“差序格局”是中國傳統社會關系結構的核心特征,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以自己為中心像水波紋一樣推開的,波紋所及之處即為關系發生。而這種水波紋社會關系是以親屬關系為主軸展開的,親屬關系就如同這種丟石頭形成同心圓波紋的性質。經紀人生活在村莊,他們可以通過熟人社會關系聯系瓜農,幫助瓜商組織貨源。經紀人通過村莊社會關系網絡組織貨源時,受村莊社會“差序格局”影響,即貨源組織存在“有限的親屬優先權”,當市場需求有限時,同等貨源質量,經紀人會優先考慮與其社會關系親近的人。

2.市場關系與社會關系相互融合

經紀人的村莊社會關系網絡幫助其在村莊中組織西瓜,既可能與瓜農、瓜商進行“一對多”的對接,也可能進行“多對多”的對接,即一個經紀人對接不同的瓜農和瓜商,一個瓜農也可對接不同的經紀人和瓜商,而瓜商同樣如此。理論上,這容易出現瓜商與經紀人的流動,繼而出現合作關系的不穩定。但在實踐中,某一特定的經紀人與瓜商之間的關系又是相對穩定的。一方面,由于經紀人之間存在競爭,出于保護自身利益的需要,經紀人會保護自己的瓜商信息來源,避免瓜商被其他同行經紀人挖走。另一方面,由于市場信任關系的建立需要經過一定的時間,出于節約時間成本的需要,瓜商與經紀人合作順暢的情況下,不會輕易改變經紀人。從經紀人與瓜農的關系來說,也是多向選擇。在A鎮,每個經紀人都有多個微信群,群里有大量瓜農,每到西瓜銷售季節,經紀人會在群里發布西瓜銷售信息。瓜農也會進不同經紀人的群,賣瓜時可以進行充分比較和選擇。

在市場交易過程中,村莊社會關系網絡是基礎性資源,而市場理性是交易秩序的保障。一方面,在聯系瓜商時,關鍵的因素是經紀人的社會關系網絡,但個體的先賦性社會關系網絡是有限的,經紀人會有意識地拓展和建構新的社會關系網絡,如通過村莊里其他行業的經紀人介紹客戶,或在外地發展二級經紀人等。另一方面,市場理性最重要的作用是保持貨源充分流動和相對開放的市場,避免因村莊社會關系網絡的過度介入而造成地方市場的封閉性。由此,社會關系的維系與拓展,促進了不同市場主體的多向選擇,充分競爭,從而形成良性活躍的地方市場秩序。

(二)社會資本支持

科爾曼認為,社會資本存在于人際關系結構之中,它既不依賴獨立的個人,也不存在于物質生產過程之中,其主要形式是存在于社會關系內部的信息網絡?;诘鼐夑P系的經紀人與瓜農和基于業緣關系的經紀人與瓜商,都有或先賦或獲致的社會資本,這些社會資本是構建熟人社會市場的結構性因素。

社會資本的能量體現在村莊人情和面子中。人情是村莊社會中實現關系聯結、關系確認、關系延續和關系修復的重要社會性規范,其內在的功能核心是社會互幫互助,村民在進行社會互助的過程中實現有形或無形的資源交換。人情的運作規則要求村民要學會“做人”,既要扮演好角色,同時還要遵守規則。如此,村莊的互助體系和人情網絡就會越來越發達,村民會因為具備豐富的關系資源和非正式的社會支持而獲得更多的“面子”?!懊孀印眲t可被視為一種互惠關系。它是一種“他人給予”的認可,個體在享受面子帶來好處的同時,還要承擔未來予以償還的互惠義務,有人情的意味;“面子”也代表著社會評價與聲望,是個體在社會內部得到的榮譽認可,可作為一種流通的“社區性貨幣”。對經紀人來說,瓜農很重要,瓜商也很重要,都要和他們處理好關系。瓜商來村時,經紀人熱情招待他們,和他們保持情感上的交流。一個廣東的蘇老板多年前去A鎮收瓜,連續多年都不是很滿意,有一次甚至和當地瓜農發生了爭執。經紀人彭某發現這個情況后,給雙方說好話,既讓蘇老板收到了心儀的瓜,又幫村民把瓜轉到了另外一個市場,并賣到了好價格。此后蘇老板只聯系彭經紀人去村里收瓜,有時自己不到村,通過電話讓彭經紀人發貨,兩人的合作十分愉快。

社會資本不僅能為市場提供低成本的交易,在一定程度上還能改變市場的“冷血”性質,市場通過熟人社會關系和規則的約束,在追求利益的同時,還賦予了市場運作一定的社會性,從而再生產地方市場發展所需的社會資本。正如科爾曼所言,傳統性社會組織中的動機結構促使人們在行動中注重他人利益、遵守規范、相互信賴并使得社會資本的其他組成部分得以產生。在地方市場中,瓜農作為經紀人的最大資源,也是經紀人的鄰居、朋友或親戚,經紀人需要與瓜農走人情,搞好關系。此外,經紀人不僅有義務幫助瓜農賣瓜,還要盡量實現瓜農利益的最大化,如此也會促進經紀人社會資本的再生產。通過人情和面子,經紀人在村莊生產和生活中積累的社會資本,一方面將瓜商引入村莊,使其在市場中不被排斥,同時在瓜農與瓜商產生摩擦時,保護瓜商不被瓜農欺負和報復,并將矛盾協調妥當;另一方面將更多的瓜農吸引到自己的業務圈內,在村里建立良好的口碑,再生產為新的服務對象和商機。這樣,通過先賦性或獲致性的社會關系,以及長期市場活動共同構成的社會資本,瓜農、經紀人和瓜商建立起相對穩定的經濟關系,使熟人市場得以存續,又通過持續穩定的市場交易豐富熟人社會的內涵。

信任亦是市場得以穩定運行的重要資源。本地西瓜市場存在兩種信任體系:熟人社會內部的信任網絡和市場中的信任行為。熟人社會內部的信任網絡,即村民、經紀人都是村莊中的熟人,他們以傳統為基礎,以長期的共同生活為紐帶,在村莊生產生活中講人情講關系講面子,形成信任關系。正如費孝通所言,村莊熟人社會中的“信用”是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鄉土社會里從熟悉得到信任。當村莊中的熟人進入市場后,這種熟人社會內部的信任網絡也會在市場交易中發揮作用。同時,剛進入本地市場的瓜商,他們是市場中的陌生人,進入本地熟人社會后,通過在意聲譽而實現在地化,融入到當地的熟人社會之中,獲得經紀人和瓜農的信任。這樣一來,熟人社會內部的信任網絡與市場中的信任逐漸融合到一起,并形塑出本地熟人市場的信任體系,成為一種平衡的、有利益底線、有人情空間的信任模式。因此,嵌入在熟人社會中的市場不同于陌生人市場,它不是完全按照市場原則行動,而是需要在熟人關系和市場規則之間進行平衡取舍。本地經紀人正是在這兩種信任體系的基礎上進行市場行為,以促進瓜農和瓜商之間達成交易。經紀人的社會支持網絡中,既需要血緣支持,通過家庭內部分工為市場提供服務,又需要地緣、業緣的信任支持,以形成經紀人之間既競爭又合作的關系。經紀人以血緣、地緣、業緣為基礎形成自己的社會支持網絡,在市場中通過平衡兩種信任體系,使市場交易行為不弱化村莊熟人關系。經紀人十分清楚,信任關系的建設是長期的,而信任關系的崩塌是一次性的,經紀人只要失信一次,不僅會損失生意,還有可能被村莊輿論壓力逐出熟人市場。

(三)社會治理保障

強有力的社會治理是地方市場發展的重要保障。良好的市場環境離不開有效的社會治理,市場秩序的維護需要鄉村組織作為保障,用有效的治理手段解決瓜農、瓜商和經紀人之間可能出現的矛盾和糾紛。20世紀90年代,A鎮各村以村級組織的名義向外打廣告、引入瓜商來村收購西瓜,解決了瓜農自己開貨車或租用貨車到零售市場賣瓜的問題,開辟了在村銷售新模式。為了促進在村市場的穩定發展,當地出臺了一系列保障瓜商利益的優惠政策,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出臺強硬措施以維護市場秩序,如只要瓜農與瓜商發生糾紛,村級組織就會聯合司法機關進行調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偏向瓜商,以制止地方勢力侵害瓜商利益,保護本地西瓜市場健康發展。

2000年以后,作為公益性經紀人的村級組織已不能滿足瓜農的西瓜銷售需求,且難以阻止村干部介紹“關系瓜”的現象,而慢慢退居為“守夜人”,但村級組織為在村市場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且當下仍為在村市場的繼續發展提供治理保障。村級組織一方面運用熟人社會的社會資本和輿論影響力,有效解決西瓜交易中的矛盾;另一方面,與相關部門合作,共同維護市場秩序,如村級組織遇到難以處理的情況時,仍會引入司法機關進行調處。由于村組治理能有力維護瓜商的利益,瓜商愿意長期在該地收瓜,本地西瓜市場的有序發展也就有了保障。

五、結論與討論

A鎮西瓜經紀人的產生及本地西瓜市場的發展,深刻反映了熟人社會與地方市場之間的復雜關系。一般而言,市場是一種消解傳統的力量,市場化會導致村莊傳統衰落、資源流失、人口外流及農民理性化。但在A鎮,在熟人社會中發展的西瓜市場,不僅充分利用了熟人社會中的關系資源,而且在市場運作中通過擴展社會關系,在地化市場理性,共同推動了地方市場發展。

地方市場之所以深嵌于熟人社會之中,主要源于本地的資源稟賦、社會結構和地方特性。一是豐富的土地資源維系了村莊生產生活的完整性。村民通過輪種、套種等方式,最大程度利用土地,獲得可觀的收入,這使得村民無需外出務工即可過上相對富足的生活,村民的生活面向在村莊,保持了村莊生活的完整性和活力,維系著熟人社會的生活樣態。二是原有的村莊社會結構比較松散,有后天建構社會關系的潛在優勢。A鎮區域內的村莊歷史不長[24],村民之間沒有緊密的宗族關系,通過市場建構或維系新的關系網絡具有巨大的機會和空間。三是本地人情密集,人情關系在市場交易過程中成為一種重要資源,能夠在市場中得到經濟回報,促進了人情關系的理性化。總之,無論是維持已存的先賦性人情關系還是通過后天建構出新的人情關系,本質上都是關系的資源化,使熟人社會關系網絡得以穩固和擴展,并成為市場交易中的資源和優勢。

熟人社會市場秩序的形成是鄉村社會中市場、社會和農民之間進行互動的自主性體現。市場發展在充分利用熟人社會關系資源的同時,也影響著既有的熟人社會結構、社會規則、社會關系和治理共同體。一是市場發展從空間結構上對村落空間結構產生一定的改變。長期以來,A鎮以種植水稻為主,形成了居住分散的村莊格局。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西瓜種植規模的不斷擴大,為了方便西瓜產銷,一些西瓜種植戶開始將房屋蓋到集鎮或公路邊,之后,越來越多的農戶效仿,從而推動村莊從原來的點狀、團塊狀、條帶狀、環狀等散居格局向市場中心聚集,形成了新的村莊空間布局。二是在市場侵蝕下,村莊社會規則面向受到影響,社會規則從集體導向的公共行為轉向個體導向的私人行為,村莊社會關系網絡和社會資本發生轉變。人們的先賦性關系對社會關系網絡的影響逐漸減弱,新的社會關系的建構更多地來自如業緣、學緣、趣緣等因素。建構性的社會關系其載體則是基層市場中的交易行為和契約意識,在社會互動中形成因市場行為建構的非規則性、非正式的私人關系,進而影響到個人行為,對村莊先賦性關系網絡產生沖擊。社會關系從先賦性關系向后天建構性關系拓展,社會關系因此變得更加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由于市場參與對先賦性的社會資本要求門檻低,個體或家庭只要在市場理性的指導下,充分利用熟人社會中的關系資源進行市場參與,便會有相對可靠的社會回報。同時,這種社會關系是動態的,它以市場互動行為為依托,一旦個體退出市場,其建構性關系則逐漸減弱。三是社會關系再造以市場行為為基礎,以社會信任為支撐,并隨著良性互動的密度增大而增強,這既為市場行為提供社會資本,又為社會關系從先賦性關系向后天建構性關系擴展提供現實動力。四是催生了新型社會治理共同體。A鎮各村的治理邊界因為西瓜市場而得到擴展,所有村落都被市場緊緊地綁定在一起,形成一個地方性的市場圈。在這個市場圈里,村落之間的聯系不斷加強,從而形成了一個新型社會治理共同體。這一共同體既保留了傳統熟人社會中血緣和親緣關系共同體的屬性,又在市場交易與商業合作中增加了市場關系共同體的特性。新型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形成,是社會轉型過程中“過渡型社會”的一種表征,也是村莊應對市場風險的內在需要。正如有學者曾提出,要把接受過市場訓練的理性農民與基層市場共同體作用于村莊治理共同體的建構之上,以提升基層的組織化。A鎮區域內村莊治理體系完善,治理比較有效均得益于新型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形成。

A鎮西瓜市場發展的實踐表明,在面對面的地方性市場中,市場與社會高度互嵌,這種互嵌性的市場結構使市場發展充分融入到村莊社會結構中,市場行為不僅是經濟行為,也是社會行為。在這種基層互嵌性市場體系中,經紀人在市場行為中競爭人情、關系,同時熟人社會的規則也對競爭產生制約,限制競爭的程度,競爭和沖突不會表現在明面上。村莊社會中的人情、面子使得競爭雙方需要考慮到自己在村莊社會中的社會性角色。同時,這種競爭又表現為市場主體的利益分割與村民內部的利益共同體相互交織,成為有限度的分利體系。因此,熟人社會的特性對基層市場行為起到潤滑劑和緩沖器的功能,在市場關系的建構與維系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

總之,活躍在熟人社會中的經紀人,本質上是地方市場應對其內在風險的理性選擇,是市場自我調控的一種表現。市場本身具有缺陷,在市場交易中客觀上存在信息不對稱和信任關系缺失的風險,經紀人利用熟人社會中的關系和資源將可能的風險予以規避。由此說明,市場本身并不天然與熟人社會規則對立,相反市場在風險調控過程中會自動吸納和依賴熟人社會規則,這些規則成為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維系市場秩序的重要方式;市場交易規則對熟人社會規則的形塑并不是替代性的,反而會推動熟人社會關系的再建構,在市場理性與熟人社會規則之間尋求新的平衡。地方市場發展與熟人社會的關聯及密切互動,為我們認識鄉村產業發展的社會基礎問題提供了方法論啟示。當前,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推進產業振興不僅需要遵循市場經濟發展規律,也需要深刻認識鄉村產業振興的社會基礎,通過激活地方社會資源,以提升鄉村產業發展的實際效果。

 

(作者羅興佐系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社會學、基層治理;劉天文單位系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第104-11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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