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理論要具有長久的生命力，需要不斷地被繼承、被闡釋，這對于社會科學來說，尤其需要理論隨著社會場景的變遷而流變并被重新定義，在這種流變和歷久彌新之中，一種理論如酒曲入甕，因陳年而愈加芳醇，一國的文化傳統也就由此得以形成。
“熟人社會”這一概念是費孝通先生于上世紀前半葉提出的，上世紀末經由蘇力先生《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一書中的闡釋，這一理論再次成為“顯學”，甚至升格為現象級的存在。《半熟人社會》一書作者陳柏峰教授和蘇力先生，二人都沒有因為“熟人社會”這一理論的久遠和早已“過時”就抱著必須自立門戶的思想，而是審慎地在中國農村的社會變遷中去探求這一理論的新印證和新解釋，并以真實的社會生活為藍本對原有理論進行新的修正。
尊重和繼承前人的成果，不另起爐灶，這看似一種學術上的謙遜，實則一種學術自信，因為推動一種已臻成熟的理論體系實現新的發展甚至某種超越，其所需要的智慧和氣力遠勝憑空創造一種全新的理論，當下僅憑臆斷就可以“閉門造車”出一種新理論的人不少，但能夠對一種早已享有盛譽的理論做出新的發展和闡釋，這種挑戰卻不是誰都有勇氣去嘗試的，因為這項工作做好了，不一定能“揚名立萬”，做不好卻很可能被譏為“狗尾續貂”，可謂“吃力不討好”，但正是這類敢于去做“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的學者，正是這些“癡人”的努力，使我們的民族文化和理論得以續脈再生。從“熟人社會”到“半熟人社會”，一次概念上的“減法”，卻是一輪百年的文化巡禮，一次珍貴的文脈傳承。
細看本書， 作者之所以能夠對前人理論做出新的闡釋，進而深入探究“半熟人社會”這一研究框架，其依靠的不是在書齋中創制理論的“熱情”，而是經年累月扎根農村的田野調查和對鄉村生活、對小人物命運的悲憫與關注。
書中載有大量作者的第一手實證資料，彌足珍貴，從面對家庭暴力不再以“命運”為由來隱忍的農村婦女，到內心依然掙扎于中國傳統“神譜”與外來宗教之間沖突的農村“信徒”，從對“面子的三層結構”的分析，到對“人情的功能異化”在江漢平原和浙北農村的不同展示，作者刻畫出中國農民的紛繁群像，筆觸意蘊豐厚、世事洞明，不使鄉村生活的感性淪為理論上的軟性，而是于市井瑣事甚至鄉間俚語中自有格局，從看似瑣碎的數據或是人物陳述中提煉出理論框架，并用這一框架一步步建構和還原出農村社會生活變遷背后的道理。
正是這種俯下身子，“從生活中來”的治學態度，給前人的理論重新注入了活力，也給自己傳承并進一步發展前人的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作者深入農村對鄉村生活的切身體驗和對農民境遇以及內心掙扎的真實揭示，使讀者對書中的一些人物事例具有了超越一般對象分析意義上的“同理心”，從中我們看到一個個小人物鮮活的生命，這些生命困頓中不失安詳，凡常里自有莊嚴，一本專業的學術著作，于細節中給了讀者難能可貴的情感體驗，殊為不易。
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說，“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這一論斷對詩人成立，但對學者來說，情況恐怕要復雜得多。學者要創制和發展出一種有解釋力和生命力的理論，需要“閱世”的同時又不“溺世”，“閱世深”卻又不失“性情真”。因為“閱世”方能了解你所研究對象的真實生活與訴求，而“性情真”方能不為外物所擾，于閱盡世事后仍能葆有探求真理的赤子之心，仍有勇氣和信心去建構理論，而不是在嘗遍世間疾苦后，只剩一句“卻道天涼好個秋”的悵然喟嘆。
除了建構理論，本書內容的厚重恰恰來源于其真實，書中涉及對農民生活中一些深層次問題的拷問：如農民的自殺問題，鄉村現代化過程中農民理論和信仰的異化，這些問題是一些“聰明”的學者不愿意去碰觸的，但這些問題確實是當下農村社會真實的存在，學者可以將這些問題在他的研究中“聰明地”隱去，但農民卻無法在他們真實的生活中去回避，一個負責任、有擔當的學者應該有勇氣面對真實的社會，面對真實的社會才能做出真正有價值的社會科學。然而面對真實的社會，就需要在研究中“戴著鐐銬跳舞”，敢于并且甘于這樣去做的學者，值得讀者和我們的社會致敬。
俯下身來，關注社會中最平凡甚至邊緣化的人物的命運及其所思所想，沉下心來，對前人的理論正本清源并做出新的闡釋與發展，這種對世人的悲憫情懷和對學問的端嚴態度，正是中國文人自古以來的治學治世之風，是一種歷久彌新的中國智慧。而一輩輩學者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對前人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尺幅寸心，共同構筑了我們民族文化的大磁場。
作為跨學科的研究成果，本書值得社會學、法學學者以及社會上真切關注農村和農民命運的讀者仔細閱讀，它的價值也許現在評價還為時過早，其深遠的影響將在未來的學術傳承中進一步凸顯。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科文獻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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