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鄉關系轉變對我國共同富裕目標實現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強調，新征程上，我國正在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事業，且經濟發展實踐已經呈現出若干新特征，這使得城鄉收入差距縮減問題需要再審視。理解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程度不能僅從差距相對數出發，而應關注差距在多個維度的表現，特別是應將差距縮減的重心從相對數下降轉為絕對數下降。當前我國農村居民具有人力資本、土地權益資本、生態資本、文化資本，但其資本-收入的轉化程度受到制約，這是城鄉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理解城鄉收入差距成因應從收入流量轉向資本-收入轉化這樣的本源因素。基于此，縮減城鄉收入差距的主線是依靠制度完善來擴展農民資本再配置的選擇權，這樣才能在城鄉融合發展進程中更好地推進我國的共同富裕事業。
關鍵詞：城鄉收入差距；資本再配置；農民選擇權；共同富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總量的高速增長伴隨著城鄉結構的持續轉變，城鄉收入差距在不同時段也呈現出不同的演變趨向。當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征程，城鄉收入差距的表現形式和縮減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特別是，新征程上我國面臨的根本任務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人民性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性質，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從“路線圖”“施工圖”的角度看，我國明確提出，到202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由此可見，共同富裕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追求和具體行動，是通過短期-中期-長期目標前后相繼、相互嵌套的方式來實現的。我國針對共同富裕的戰略規劃為深刻理解城鄉收入差距提供了宏觀背景：一方面，中國需要通過城鄉收入差距縮減來調節城鄉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從而為我國的共同富裕預設目標實現提供支撐力量；另一方面，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縮減必須立足于新征程的客觀實踐，在忽視實踐變動的情形下“刻舟求劍”地理解城鄉收入差距是不合適的。就此而言，在共同富裕視域下，思考和理解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演變邏輯，捕捉城鄉收入差距變動的新趨勢以及縮減的新思路，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而言無疑具有重要價值。
一、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演變背后的主要實踐特征
作為一個人口和地理超大規模的發展中國家，我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長期存在城鄉二元結構特征。從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絕對數來看，我國城鄉收入差距仍呈現出擴大態勢。城鄉二元結構可能表現在城鄉產業勞動生產率、城鄉要素配置、城鄉公共產品供給等多個方面，但城鄉收入差距是在結果意義上刻畫城鄉二元結構的主要概念，這一概念直接關聯著城鄉居民的支付水平和生活狀態。由此出發，已有針對中國城鄉關系問題的研究幾乎都會關注城鄉收入差距，圍繞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的研究文獻可謂“汗牛充棟”，這些文獻集中于探究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演變軌跡、形成原因以及經濟社會效應。例如：絕大多數文獻利用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來體現城鄉收入差距，從而在收入相對數的意義上定義城鄉收入落差。按照這種理解，2009—2022年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從3.11倍縮減至2.45倍。盡管在時序意義上城鄉收入差距在縮減，但在跨國比較意義上，相對于主要發達國家，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依然是突出的，且導致這種差距的成因是復雜的。已有文獻關注到制度扭曲效應、土地發展權交易、轉移支付、土地供給干預、財政支出偏向、物質資本積累、間接稅比重等因素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張性”作用，這些研究反映出城市偏向型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近年來，還有文獻關注到產業結構升級、高鐵開通、工業智能化、數字普惠金融等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城鄉收入差距的成因是復雜的，其產生的經濟社會效應也具有多樣性。城鄉收入差距是我國總體國民收入差距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如此，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會對居民消費結構產生影響，并弱化資本積累對于農村居民教育投資的激勵效應。經驗研究還顯示：城鄉收入差距是影響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因素，在我國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城鄉收入差距會顯著帶來大氣污染程度提高，并對農業的農藥施用強度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的重要性引致了學術研究的廣泛跟進，已有文獻針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研究較為豐富，這對于人們認識和把握我國城鄉經濟社會關系具有啟發意義。針對城鄉收入差距成因和效應的多視角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也揭示了我國城鄉關系問題形成原因的復雜性以及有效化解的重要性。在探究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時，一個至關重要的視角是要關注實踐背景的動態變化。新征程上，我國致力于推進以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價值取向的中國式現代化，這就需要立足于新的實踐背景來剖析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此間，我國經濟社會實踐呈現出若干特征，這些特征意味著觀察和分析城鄉收入差距的視野需要擴展、視角需要轉換。具體而言，新征程的四個實踐特征會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認識邏輯產生重要影響。第一，我國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特定國際環境之中。進入新世紀，尤其是2012年以來，國際經濟、政治格局轉變態勢明顯，貿易保護主義明顯抬頭，國家間的科技和產業競爭日趨激烈，地緣沖突趨于加劇，全球發展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強，這些因素在客觀上重塑了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新征程上，中國需要更好地統籌發展和安全，依靠“內循環+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來回應外部環境轉變，這種挑戰-回應方式為與時俱進地探究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提供了宏觀背景。第二，我國經濟正在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人類經濟史上創造了“增長的奇跡”，中國經濟取得了高速增長的績效，這是全球范圍內的普遍共識。導源于國際格局、要素稟賦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現階段我國經濟需要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需要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這需要通過城鄉要素組合效率提高來形成新的發展動能，同時高質量發展需要解決城鄉之間的失衡格局，通過相對均等地改善城鄉居民福利水平來增強發展的持續性、共享性。高質量發展為理解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提供了經濟維度的邏輯主線。第三，中國城鄉人口和勞動力分布結構業已發生深刻變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關系領域的一個重大變化是農村人口和勞動力大規模非農化，這使得此前的城鄉結構發生了歷史性變遷。2011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首次超過50%，之后持續攀升至2022年的65.2%；2013年，我國城鎮就業人數占比首次超過50%，此后繼續提高至2022年的62.6%。新征程上我國已經成為一個城鎮人口、勞動力占主體的國家，這與此前的農村人口和勞動力占主體有所不同。在這一轉變中，城鄉微觀主體的經濟選擇、城鄉要素的組合方式、農村人口的收入來源、城鄉公共產品的配置狀況等均會發生重大變化。理解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必須將其放置在城鄉人口和勞動力結構轉變、城鎮化率持續提高的客觀趨勢之中。第四，中國針對城鄉一體化已經實施了若干重要政策。城鄉二元結構是我國長期以來存在的一個結構性問題，邁入新世紀，特別是2012年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立足于城鄉不平衡發展的客觀事實，強調在制度層面完善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并實施了一系列助推城鄉一體化的經濟社會政策。例如：全面取消農業稅、以“新農合”“新農保”為切入點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實施以“精準脫貧”為指向的農村脫貧攻堅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等，這些舉措在實踐中已經取得了重要成效。農村絕對貧困問題得以解決，農業農村發展的韌性得以增強，農村家庭的生計型需求得到較好滿足，我國依靠有效市場+有為政府來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經驗在不斷積累。這使得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分析能夠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即以城鄉居民追求更高水平的發展型需求滿足為導向。總而言之，新征程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若干重要實踐特征，這些特征相對于此前的發展階段而言有所不同，理解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必須關注和契合這些實踐特征，依據這些實踐變化來思考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新趨向及新對策，這正是本文強調“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再審視”的根本原因。
二、理解城鄉收入差距的程度：從單維到多維
理解我國城鄉收入差距首先需要認識這種差距的程度，從而在“量”的角度把握差距的實際水平以及政策的實施方向。在現有研究中，一種普遍做法是采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年之前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值來反映城鄉收入差距。例如：2009—2022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從3.11倍下降至2.45倍，這在收入相對數的意義上反映出城鄉收入差距逐漸縮減，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在總體上超過了城鎮居民。這種測度方式具有簡潔性，數據也具有可得性，其對反映城鄉收入的相對程度是重要的。然而，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具有多個維度的表現，給定的相對數差距也存在不同組成部分的貢獻度問題。在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背景下，理解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程度必須立足于多個視角，從而綜合地、完整系統地刻畫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真實狀態。
圖1 1978—2022年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變動
資料來源：根據CEIC數據庫中的城鄉收入數據計算得出。
一是城鄉收入差距絕對數。城鄉收入差距不僅體現在相對數方面，還體現在絕對數方面，前者反映的是城鄉居民收入的相對落差，后者體現的則是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差距。在我國邁向共同富裕的進程中，探究城鄉收入差距的絕對數不僅有必要，而且更具實踐價值。因為城鄉收入差距相對數和絕對數的變化方向、程度存在著區別，由于收入的基數不同，在城鄉收入差距相對數下降的情形下，城鄉收入差距的絕對數仍可能繼續走高，城鄉收入差距絕對數的縮減相對于相對數的縮減往往更難。對城鄉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而言，其消費水平的提高、生活狀況的改善主要取決于收入的絕對數，在生計意義上，城鄉收入差距的絕對數更能反映城鄉共同富裕的進展程度。圖1所示為1978—2022年兩個維度的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變動情況，可以發現：在考察期內，城鄉收入差距相對數存在極為顯著的波動趨勢，1978—1984年、1994—1997年、2009—2022年我國先后經歷了三波相對數的下降，特別是2009年以來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相對數持續時間最長的下降。然而，“若以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絕對差衡量，城鄉差距自改革開放以來從未縮小”。2009—2022年這種差距從11465元增至29150元，農村居民相對于城鎮居民的收入絕對數劣勢仍在增強，這意味著我國城鄉不平衡發展問題依然存在。如果說以2009年為拐點，我國已經跨越了城鄉收入差距相對數從增到降的第一個“拐點”，那么如何跨越城鄉收入差距絕對數從增到降的第二個“拐點”，無疑是一個更具挑戰性和重大實踐意義的課題。
二是城鄉收入差距的結構。城鄉收入差距相對數在總體上反映了城鄉收入的“相對落差”，即使采用這一指標，也要關注其提供的信息是單維度的。從切實推進共同富裕的角度看，人們需要打開城鄉收入差距的“黑箱子”，分析不同因素在城鄉收入差距中的相對貢獻度，這對于形成更具針對性的政策舉措是極為重要的。此外，新征程上我國城鄉人口和勞動力的空間分布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動，在城市常住人口占主體的情形下，即使城鄉收入差距相對數與此前相同，也可能對應著不同的差距形成因素。表1所示為2013—2022年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結構狀況。從來源的角度看，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均來自四個部分：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就相對數而言，城鄉收入差距總體上從2.81倍降至2.45倍，同期城鄉經營性收入差距、轉移性收入差距均低于總體水平，而工資性收入差距、財產性收入差距均高于總體水平，特別是財產性收入差距，在考察期內始終高于10倍。這說明在相對數意義上，財產性收入差距、工資性收入差距是城鄉收入差距縮減最需要關注的“關鍵因素”。就絕對數而言，城鄉收入差距呈現出攀高態勢，即總體上從17037元增至29150元，考察期內擴大了12113元，其中工資性收入差距、經營性收入差距、財產性收入差距、轉移性收入差距分別擴大了8164元、-428元、2327元、2004元。除了經營性收入差距收斂之外，其余三種收入差距均在擴大，且在城鄉收入差距絕對數的攀高中，工資性收入差距、財產性收入差距起到了主體作用。綜上，現階段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化存在著明顯的結構特征，不同因素在城鄉收入差距變動的影響是有區別的，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的落差程度突出。縮減城鄉收入差距、特別是城鄉收入差距的絕對數，必須立足于這種結構特征，重點依靠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的差距收斂來實現。
表1 2013—2022年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結構分析
資料來源：根據CEIC數據庫中的城鄉收入數據計算得出。
三是城鄉收入差距的跨國比較。從時序角度看，2009年以來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相對數出現了長時段的縮減，這表明城鄉二元結構在持續轉化。但在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進程中，理解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必須將時序比較和橫向比較結合起來，在跨國意義上分析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時代方位。這主要是因為城鄉結構轉變是現代化進程中的普遍現象，其他國家在城鄉收入差距轉變中呈現出的某些趨勢，對中國具有“他山之石”的啟示和借鑒作用。同時，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服務于居民福利水平提升，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狀態只有在國際比較意義上出現提升，才能更好地回應現代化強國建設和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就國際比較而言，已有文獻通過對高收入國家城鄉收入進行比較研究，發現當前發達經濟體城鎮居民（或非農場家庭）與農村居民（或農場家庭）之間已經不存在明顯的收入差距，甚至還出現了后者收入高于前者的現象。由于不同經濟體對城鄉以及城鄉居民的界定往往不一致，因此直接進行城鄉收入差距比較得出的數據未必準確。考慮到城鄉之間存在著產業分布的差別，因此一種可行的方式是比較產業間的勞動生產率，以此間接地反映不同經濟體的城鄉收入差距。如表2所示，從中等收入國家到中上等收入國家再到高收入國家，農業勞動生產率/工業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生產率/服務業勞動生產率這兩個比值均在提高，這說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伴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相對于其他產業的更快增長。2019年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工業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生產率/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分別為20.44%和26.06%，即農業勞動生產率分別為工業和服務業的約1/5和1/4，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3.75%和12.35%，但仍低于中高收入國家，也顯著低于高收入國家。與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或新興經濟體相比，中國的這兩個比值也處在落后位置，例如歐元區這兩個數值分別為50.69%和53.83%。這種情形不僅意味著我國需要加快農業強國建設，著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而且說明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在跨國比較中仍處在較高位置，縮減城鄉收入差距是中國走向高收入國家和中等發達國家的重要內容。
表2 2019年我國產業間勞動生產率的跨國比較
注：資料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各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均按照2015年不變價美元計算。
四是城鄉收入差距的組內變化。已有文獻在探究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時，通常側重于研究城鎮和農村之間的收入落差（組間差距），對城鎮、農村內部不同居民的收入差距（組內差距）關注較少。在實現共同富裕的情形下，針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分析必須引入組間差距，這種差距也構成了影響我國整體共同富裕的因素，并對政策的實施效果產生影響，且城鄉內部不同居民對同一政策的反應也存在著差別。基于此，表3所示為2013—2021年我國城鄉內部不同收入戶之間的收入比較。在現有統計資料中，我國城鄉居民按照收入可劃分為五等份：低收入戶、中等偏下戶、中等收入戶、中等偏上戶、高收入戶，可以利用高收入戶和低收入戶的收入落差以及中位數和平均數的比值來反映組內差距。2013—2021年我國農村高收入戶與低收入戶的收入差距相對數有波動，但近年來始終保持在8.2倍以上，絕對數則從18445.8元擴大至38225.6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平均數保持在0.90左右，2020年和2021年均為0.89。與之相對，城市高收入戶與低收入戶的收入差距相對數在波動中攀高，2021年為6.13倍，絕對數則從47866.2元增至85850.3元，中位數/平均數均高于0.91。這說明我國農村和城市內部均存在顯著的收入差距，不同居民之間的收入分化特征是明顯的。從高收入戶與低收入戶的相對數、中位數和平均數的比值來看，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程度超過了城市內部。現階段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表現在城鄉之間、農村內部和城鎮內部，不能在忽視組內差距的情形下單純從組間差距出發來把握城鄉收入差距程度。
表3 2013—2021年我國城鄉內部不同收入戶之間的收入比較
注：數據來源：高收入戶、低收入戶收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和平均數、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數等均來自CEIC數據庫；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來自歷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公報。
總之，探究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問題首先需要把握其現狀特征，基于相對數角度來理解城鄉收入差距是必要的，但這只是一個維度。從推進共同富裕的視角出發，針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程度分析應從單維走向多維；在結構意義上，財產性收入差距、工資性收入差距構成了城鄉收入差距的主體部分；在跨國比較中，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仍顯著落后于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城鄉收入差距與高收入國家相比仍處在較高位置；在組內差距中，現階段我國農村和城鎮內部的居民收入存在著分化特征，分析城鄉收入差距應關注組內差距。這些說明城鄉收入差距仍是我國不平衡發展的重要表現，不能從相對數的連續下降出發，就認為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已經跨越了由升到降的“拐點”，進而成為業已解決或不甚重要的問題。
三、理解城鄉收入差距的成因：資本-收入轉化的視角
從城鄉收入差距相對數之外的多個維度來看，現階段我國城鄉收入差距仍然顯著，且呈現出結構剛性、組內分化等新特征。新征程上我國需要推動城鄉收入差距縮減，這種縮減除了城鄉收入差距相對數之外，還體現在絕對數縮減、主導因素縮減、跨國比較縮減、組內差距縮減等方面。特別是，將相對數主導轉向絕對數主導，應成為我國縮減城鄉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邏輯和目標取向。與這種邏輯轉換相關聯，如何在操作層面，促使城鄉收入差距縮減新目標的有效達成就變得至關重要。已有研究重點從“收入”影響因素角度來理解政策舉措，即從制度、技術、組織等出發，采用計量工具分析其對城鄉收入差距相對數的影響，進而依據不同因素的貢獻度來提出政策建議。這種思路是有啟發意義的，但針對的主要是城鄉收入差距相對數，且未對構成城鄉居民收入、特別是處于追趕者地位的農村居民收入背后的“邏輯”進行深層次探究。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微觀經濟主體的收入是其擁有的資產（或資本）在某個時段中形成的產出，資本是產生或形成收入的“源頭活水”。從資本視角來理解收入及其與不平等問題，這對于闡釋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分析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應追溯到城鄉居民的資本分布及其應用狀況，資本-收入的轉化即構成了城鄉收入差距分析的新視角。這一視角強調城鄉收入差距表面上是收入差異，本質上則是資本-收入轉化差異，特別是農村居民是否具有足夠的資本存量，以及這些資本是否能夠充分地轉為收入等。已有研究也指出“相對于收入不平等，財富尤其是資產不平等帶來的危害更嚴重”，而“生態環境產權的公共性及利益的共享性，決定了生態財富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促進農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機制”。然而，資產或資本并不必然形成收入，資本分布差距也并不直接等同于收入差距，這里需要關注的問題是城鄉之間的資本分布與應用，尤其是資本向收入的轉化機制。從關注收入到關注資本-收入的轉化，這在成因意義上體現出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的新認識。
縮減城鄉收入差距取決于農村居民收入能否以相對于城鎮居民更快的速度增長，進而使得差距相對數和絕對數逐漸下降。從收入來源的角度看，我國農村居民的收入均導源于其掌握或可以利用的資本以及這些資本向收入的轉化程度。例如：工資性收入是農村居民在家庭之外使用其勞動力要素所獲得的勞動報酬，這取決于農民的人力資本存量以及這種資本存量與其他要素，如物質資本的結合方式。經營性收入是農村居民通過生產經營活動而取得的收益，這取決于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土地權益資本與其他要素所形成的產品以及這種產品對市場需求的滿足程度和產品銷售中的定價能力。財產性收入是農民通過各類資產參與社會活動而形成的收入，這取決于農村居民所擁有的動產和不動產收益狀況，特別是土地使用權因再配置而產生收益的程度。轉移性收入是國家、單位、社會團體對農村家庭的各種轉移支付，我國農民的轉移性收入主要來自于政府轉移支付，而政府轉移支付取決于城鄉各類要素、資產在重新組合前提下形成的財政資源。由此可見，構成我國農民收入的四個來源均與資本因素相關。特別是，除了轉移性收入，其余三種收入都與農村居民擁有或可以使用的資本因素直接關聯，這從一個側面表明從資本-收入轉化視角來分析城鄉收入差距是可行且重要的。
對我國農村居民來說，其擁有或可以使用的資本主要包括四種類型：一是人力資本，即農村勞動力的知識技能、文化水平和健康狀況等。從宏觀的角度看，農村人力資本是影響我國經濟質量、效益、可持續性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變量。從微觀的角度看，農村人力資本與農村居民家庭或個體的收入水平緊密相關，它的形成固然與個體的稟賦有關，但主要取決于后天的教育、培訓等投資狀況。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條件下，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存量與其在就業市場中的競爭力正相關，與其能夠獲得的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正相關，這種正相關關系反過來會形成對家庭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二是土地權益資本。改革開放之后，我國農村居民獲得了集體所有權基礎上的土地使用權。就耕地而言，農民擁有了土地承包經營權，新時代在實施耕地“三權分置”改革的情形下，我國農民擁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進一步分解為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就宅基地而言，我國農民以家庭為單位有資格獲取宅基地使用權，在實施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試點的情形下，農民對宅基地的權益進一步分解為資格權和使用權。顯然，我國農民不擁有耕地和宅基地所有權，但具有耕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其可以通過讓渡這種使用權來獲得收入，農村居民在事實上具有“土地權益資本”。三是生態資本，即農村中以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等形式存在的，有可能為農村居民帶來收益的要素，已有文獻強調“農村生態資源是當前農村大量存在的具有多樣性特征和生態功能且經濟價值還未完全顯化的山水田林湖草和其他動植物等自然資源”。與城市的產業形態相區別，農村集中了農林牧漁等第一產業，這些產業具有經濟活動和自然活動相結合的特征。農村居民提供農產品的過程通常也是提供生態產品的過程，農村人地關系更為寬松，人口密度相對較小，這使得農村在提供生態產品方面具有稟賦優勢。“綠水青山”集中分布在農村，這使得農村居民成為生態產品的重要提供者，“生態資本”對農村居民而言具有重要的經濟社會價值。在城鄉居民消費結構轉變，且對生態產品需求持續攀升的背景下，農村居民的生態資本面臨著不斷增長的市場空間和開發潛能。四是文化資本，即農村中以農事、戲曲、繪畫、文學、建筑、節慶、習俗等形式存在的物質或非物質資源。農村居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過程中形成了極為豐富的文化資源，這些資源體現著其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文化資源可以繼續規范農民行為，豐富農民生活。這些資源對于城市居民以及其他農村居民也具有重要意義，城市居民可以在農村文化場景“體現”、文化產品“消費”中得到服務產品需求的滿足。上述情形表明農村居民可以通過使用“文化資本”來滿足市場需求，從而為自身帶來經濟收益和生活狀況改善。
我國農村居民具有人力資本、土地權益資本、生態資本和文化資本，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農民可以依據這些不同類型的資本，提供與市場需求相匹配的要素或產品，從而獲得經濟收益。就城鄉收入差距而言，分析農民的資本存量及其向收入的轉化，為理解這種差距的成因提供了基本思路。與城市居民相比，現階段我國農村居民在某些領域面臨著資本存量的相對劣勢，例如在人力資本方面，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存量低于城鎮居民，這是我國城鄉經濟格局的一個特征事實。按照中央財經大學發布的《中國人力資本報告2022》，2020年我國勞動力人口高中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占比為43.1%，其中城鄉分別為56.5%和22.0%，大專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占比為21.8%，其中城鄉分別為32.0%和5.7%。1985—2020年我國勞動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6.14年增至10.65年，其中城鎮從8.23年增至11.57年，農村從5.47年增至9.19年。2020年我國人均人力資本按當年價值計算為276.6萬元，其中城鄉分別為363.7萬元和108.2萬元，1985—2020年我國城鄉人力資本年均增長率分別為6.3%和5.0%。這些數據均說明我國城鄉居民存在著人力資本存量的差異，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存量長期低于城鎮居民，這影響了農村人口的就業選擇空間、工資議價能力以及要素組合效率，也是形成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然而，城鄉收入差距不僅取決于城鄉居民各自的資本存量，還取決于資本向收入的轉化程度。事實上，農村居民除了人力資本之外，還具有土地權益資本、生態資本、文化資本。這些資本因素存量甚至相對于城鎮居民具有優勢，其在理論上可以彌補農村居民在人力資本方面的不利狀況。這說明對于農村居民而言，其資本向收入的轉化存在著制約因素。相對于資本存量的數量而言，資本向收入的轉化程度是影響農民收入增長、城鄉收入差距縮減更關鍵的因素。
從邏輯上說，資本向收入的轉化是需要條件的，特別是其以一系列的制度條件作為支撐，如微觀主體對資本具備相對明晰的財產權利，資本可以在不同領域進行再配置，資本再配置可以依據相對準確的價格信號，資本再配置面臨著較低的交易成本，資本再配置形成的收益可以在利益相關者之間進行有效分配等。這些條件越是充分，則資本向收入的轉化就越是顯著，否則資本向收入的轉化就會受到制約，甚至因轉化低效而成為“沉睡的資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轉型使得農村資本向收入的轉化程度在逐漸提高，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更是為我國城鄉經濟制度完善提供了基石。然而，對照新時代我國現代化事業的目標定位，當前我國城鄉經濟制度仍在完善，農村各類資本向收入的轉化仍有待提升，制度在推動資本-收入轉化中的作用仍需增強。這集中體現在人力資本方面，我國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存量低于城鎮居民，但不同產業、不同企業、不同產業鏈環節、不同企業具體崗位對人力資本的要求并不相同，農村人力資本供給如能與人力資本需求形成更好的“匹配”，則農民收入增長就具有了更為堅實的基礎，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性和就業市場的匹配度，對農村居民人力資本向收入的轉化意義重大。然而，迄今為止我國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化流動仍以農民工為基本方式，其職業流轉和身份轉化不一致，人戶分離成為農村人口轉移的特征事實。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00年、2010年、2020年我國人戶分離人口數量分別為1.4439億、2.6139億和4.9276億，呈現出快速攀升態勢，這反映出戶籍制度對農村人力資本再配置的制約趨于增加，城市中戶籍人口和外來人口之間的“新二元結構”特征更加顯著，農村人力資本存在再配置的“效率損失”，其向農民收入的轉化程度也面臨著約束。在土地權益資本方面，當前我國農村土地可分為耕地、非經營性建設用地（宅基地）、經營性建設用地（鄉鎮企業用地等）三種類型。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農村居民可以通過產權細分和交易增強而獲得更多的土地再配置收益，但當前的土地制度影響了土地權益資本向農民收入的轉化，農民的財產性收入相對較低。農民以家庭為單位擁有耕地承包權和宅基地資格權，但這些權利的內涵、期限需要進一步明晰化，農民在行使這些權利時與集體的關系需要進一步規范化。已有研究顯示，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對要素的自由流動造成了極大的阻礙，形成了相互分割的城鄉二元土地市場”,農地制度伴隨著農村內部以及勞動力跨部門的資源錯配，這會對農業生產效率提升產生不利影響。我國農村土地轉化為城鎮建設用地，主要是通過地方政府與農村集體之間的土地征收來完成的，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直接入市是對這種方式的一種補充。在這一過程中，城鎮和農村、農村集體和農村居民之間的土地再配置權益分配需要調整，農村土地再配置應成為農民微觀主體廣泛參與、并從中得到更多實惠的過程。在生態資本和文化資本方面，對農村居民而言，這兩類資本向收入的轉化面臨著類似的制度約束。現階段我國居民對農村生態產品、文化產品的需求在增長。但對農村居民而言，其依靠生態資本、文化資本獲取的收益總體上是偏小的，且具有地域差異性。這主要是因為生態資本、文化資本配置往往表現為“集體行動”，對于特定的農村集體而言，生態資本、文化資本的形成和開發更像是“公共產品”，如何計算不同村民在這一產品供給中的貢獻、如何將這一產品開發形成的收益在不同村民之間分配，如何激勵農村集體有動力地積累和開發這兩類資本等，對農村集體而言都是需要解答的問題。如果不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農村微觀主體在積累和開發這些資本方面的激勵就是不充分的。此外，農村生態資本、文化資本與政府的經濟制度安排息息相關。對地方政府而言，在現有的經濟核算中，生態價值、文化價值的核算還處在探索階段，其進行當地農村生態資本、文化資本積累和開發的意愿也會受到影響。正是由于生態資本、文化資本形成和開發中的“公共”性質以及相關制度和組織條件在回應這種“公共”性質中的作用不足，導致農村這兩類資本向農民收入的轉化也不顯著。
四、縮減城鄉收入差距：以選擇權擴展為主線的政策選擇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新征程上，我國將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目標追求，這為理解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提供了宏觀背景。
從共同富裕視域出發，當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仍是一個需要高度關注和有效解決的結構性問題，是城鄉不平衡發展和農村不充分發展的重要表現。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的現狀特征應從多個維度來理解，不能因城鄉收入差距相對數收斂而認為這種結構性問題已經解決。現階段我國應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注重點從相對數轉向絕對數，后者更能契合城鄉居民共同富裕這樣的現代化目標定位。考慮到收入是微觀主體所具有的資本運用的結果，則資本-收入轉化成為探究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演變的重要維度。我國農村居民具有人力資本、土地權益資本、生態資本、文化資本，但因為城鄉經濟制度等因素的影響，這些資本向農民收入的轉化并不充分，資本的再配置以及由此形成的收益分配受到制約，這是現階段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絕對數依然突出的基本原因。在給定的經濟制度條件下，不同的農村村民資本存量以及對資本的運用能力存在著差異，這就導致了農村內部農民收入呈現出分化態勢。顯然，對于當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分析，必須從收入流量這樣的“結果”視角轉向資本-收入轉化這樣的“本源”視角。這種分析視角轉變對于探尋城鄉收入差距縮減的努力方向和政策選擇是十分重要的。
從資本-收入轉化視角出發，當前我國縮減城鄉收入差距，特別是促使城鄉收入差距絕對數降低，最重要的不是依靠向農村農民的財政轉移支付，而是要在制度層面消除農村居民資本-收入轉化的障礙，擴展農民各類資本再配置的選擇權，形成與農村資本充分積累和開發相契合的體制機制與政策體系，以此回應城鄉收入差距形成的本質成因。立足于提高農民資本-收入轉化程度來構建城鄉收入差距縮減的長效機制，賦予農民更充分的資本再配置選擇權，應成為共同富裕視域下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縮減的邏輯主線。這一主線與前文剖析的城鄉收入差距時代背景相適應，也與資本-收入轉化這樣的城鄉收入差距內在成因相契合。以擴展農民資本再配置選擇權，來思考城鄉收入差距還體現了這樣的認識，即不能籠統地、不加區別地研判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城鄉收入差距中有些是市場條件下因微觀主體稟賦條件差異導致的，有些則是因制度因素制約了農村居民的經濟選擇空間，后者是我國在共同富裕背景下尤其需要關注的。在城鄉人口和勞動力結構發生轉變的背景下，追求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平均主義”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在資本-收入轉化視角下，強調以賦予農民更多資本再配置選擇權，就是要通過制度創新和完善，來減弱甚至消除這種類型的城鄉收入差距。
從賦予農民更多資本再配置選擇權的角度出發，現階段我國縮減城鄉收入差距應從如下方面展開：一是增強農村居民人力資本的投資力度。當前我國城鄉居民人力資本存量存在著差距，而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形成具有“準公共產品”特征，其形成來自于政府投入和農戶投資兩個方面。從縮減城鄉收入差距的角度看，我國應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投資力度，特別是在義務教育階段，應強調對農村適齡群體的全覆蓋，強化城市教育資源向農村地區的輻射和帶動。在非義務教育階段，應強調對農村居民教育和培訓行為的財政補貼，增強對農村教育培訓資源的充分供給。同時還應改善企業營商環境，推動企業投資實體經濟和創造更多就業崗位，以此提高農村居民的教育和培訓回報率，從而在需求端刺激農村居民的家庭人力資本投資。這些對于縮減城鄉人力資本存量差距、擴大農民的經濟選擇權具有積極作用。二是加快推進城鄉戶籍制度改革。現階段我國城鄉戶籍制度的就業管理功能已有顯著放松，但其公共產品的“差異化”配置功能依然突出，后者則引致了城市內部的就業市場分割，并使得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使用受到限制。由此出發，我國應在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理念下，將城市發展轉向服務所有城市勞動者和居民的包容型邏輯，加快城市外來人口的市民化進程，消除農村居民在城市就業市場和公共產品獲取中的不利地位。在大城市及中小城市，全面放開戶籍制度，加快推進以縣域為載體的城鎮化進程。在超大、特大城市則應加快發展方式轉變，逐步放松外來人口的就業壁壘，不斷降低外來人口和戶籍人口之間的社會保障落差，重點圍繞外來人口的醫療保障和子女受教育保障，加大基本公共產品的供給力度，這些對于提高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再配置效率是重要的。三是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在農村勞動力和人口非農化流轉的背景下，我國應進一步加強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農村耕地和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進程，將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作為新征程上農村土地制度變革的重點。明確農民耕地承包權、宅基地資格權的內涵和權限，使農民對土地產權結構形成更為穩定的預期，引導農民在擁有耕地承包權、宅基地資格權的基礎上，依據各自條件選擇耕地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的配置方式，自己運用這些權利，也可以流轉這些權利，且流轉的對象和范圍可隨著時間推移而漸次擴大。新時代我國還應加強對農村集體組織的引導和培育，發揮“農民企業家”的帶動功能，利用股份合作等多種方式推動農村集體資產保值增值，使得農村居民在土地權益入股的條件下獲得更多分紅。四是完善農村生態資本、文化資本形成與開發的激勵機制。從資本-收入轉化的角度看，現階段我國應將農村生態資本、文化資本的形成和開發作為農民增收新的增長點。關鍵是形成三重激勵機制，即針對地方政府，應加快完善行政績效考核和激勵機制，在生態文明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背景下，將農村生態資本、文化資本的形成與開發作為地方政府績效評價的重要內容，完善生態價值、文化價值核算方式，使其成為可以標度地方高質量發展進程的新價值形態。針對農村集體、農村集體組織能夠“整合”和“加總”微觀主體行為，其對農村生態資本、文化資本形成與使用至關重要。我國應對農村集體組織的兩類資本形成和開發行為進行激勵，縣域財政資源應向兩類資本形成和開發優異的農村傾斜，對于農村集體損壞兩類資本的情形給予懲戒，鼓勵各地因地制宜地開發利用兩類資本，不同農村地區可按照第一二三產業融合的思路創新農村產業形態，形成與市場需求相契合的新產品新服務，激勵農村集體在集體資產運營的基礎上為域內農民分紅。針對農村居民，農民微觀行為關系著農村生態資本、文化資本的形成和開發，在制度層面應明確兩類資本與農民個體之間的關系。應通過完善核算體系測度每個村民在兩類資本形成中的貢獻度，在收益分配中充分體現“按貢獻分配”準則，這種方式為農村居民通過保護生態、傳承文化并進而獲得收入提供了新渠道。上述三種激勵機制，本質上是進一步明確地方政府-農村集體-農村村民的權利義務關系，將農村生態資本、文化資本與利益相關者的訴求結合起來，從而使其在市場化開發和運營中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
新征程上，我國以擴展農民資本再配置選擇權為主線來縮減城鄉收入差距，其本質是強調微觀主體的經濟理性作用，強調發揮農民的市場潛能和內生能力。現階段我國正處在經濟體制轉型階段，計劃經濟時期的城鄉分割制度對農民行為仍有影響，農民從事的農村產業也具有部分“公共產品”性質。以擴展農民選擇權來縮減城鄉收入差距，還應立足于這種實踐背景，注意處理好如下關系，以此為上述縮減思路的實施提供有利條件。一是從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整體格局來看，農村提供的糧食安全、生態安全等具有“公共產品”屬性，農村居民是這些“安全”產品的主要提供者。據此，農民收入應體現其在供給這些“安全”產品中的貢獻。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國加大對農民的農產品生產補貼、加大對農村農民的轉移支付極為必要。城市化率越是攀高，外部環境越是錯綜復雜，農村“安全”產品的價值就越是突出，國家向農村農民的財政投入就越需加強，這與擴展農民的選擇權共同構成了農民收入增長的來源邏輯。二是從農村內部的成員構成來看，現階段我國農村內部的居民收入差距居于高位，這需要在擴展農民選擇權的同時瞄準不同農民的發展狀態。我國城鄉一體化政策已經取得了明顯成效，這為增強農民的風險應對能力提供了基礎，也為以擴展農民選擇權來縮減農民收入增長提供了條件。然而，擴展農民選擇權是就農民群體而言的，農村不同成員對這種選擇權的使用并不相同。當前我國相對貧困人口仍主要集中在農村，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也遠超過城鎮，由此對于農村低收入群體、老齡群體等必須完善兜底機制，強調農村新型經營主體、農村集體資產經營與這些群體形成利益鏈接，這樣才能夠使農民收入增長走出“平均數”誤區，使農村低收入群體在農民整體增收中也能夠獲益，使其生存型需要有足夠保障，發展型需要可漸次滿足。三是從農村生產生活公共產品發展的角度看，農民資本再配置選擇權主要取決于城鄉經濟制度安排，同時也取決于城鄉公共產品的供給程度。公共產品供給可以通過影響市場交易成本而影響資本-收入轉化程度，例如城鄉基本醫療、教育、養老等的配置差異，會制約農村勞動力在城鄉和地區之間的就業選擇。當前我國城鄉公共產品配置仍存在“二元結構”特征，如我國“不同類型的基本養老保險存在著待遇上的差別，特別是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待遇大大低于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于此，我國應進一步加強對農村通訊、水利、道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進一步加大針對農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供給力度，消除城鄉居民之間的社會保障獲取落差，從而使戶籍制度的公共產品供給功能逐漸消除，使土地承載的農民生活保障作用趨于減弱。這些生產型和生活型公共產品供給不僅可以直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而且可以通過節約交易費用而增強農村資本-收入的轉化程度。總之，在新時代我國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視域下，城鄉收入差距縮減應轉向拓展農民資本再配置的選擇權。在這一主線下，我國凸顯農村產業的安全屬性、增強農村低收入者的社會保護、加快完善農村農民社會保障體系等，能夠使農民選擇權擴展更具可行性，能夠使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穩步縮減，從而為新征程上的共同富裕事業提供城鄉關系維度的有力支撐。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求是學刊》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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