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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麗娜:農村人情的區域差異

[ 作者:宋麗娜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5-09-21 錄入:12 ]

一、

農村人情的區域差異因為村莊社會結構的不同呈現出來,而村莊社會結構則由農民的“自己人認同”及村莊社會關系模式形塑。

在不同類型的村莊,農民形成“自己人認同”(即“我們感”)的機制和過程是不同的。如何形成“自己人”概念?社會心理學家楊宜音給出的答案是“類別化”和“關系化”。所謂類別化,就是通過角色義務規定,也即身份性的特征而形成的社會關系;所謂關系化即指建構的過程,彼此之間的相處是關鍵。楊宜音的答案分別對應于農村社會的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血緣關系的架構來自于傳統文化的民間教化,是農村社會的基本社會關系。血緣關系的形成及其在熟人社會的運作具有先賦性特征,血緣標定農民的身份,血緣關系組織熟人社會的結構。地緣關系的形成多與移民社會的性質有關,農民之間的血緣聯系較弱,彼此之間的地緣關系成為主導。地緣關系具有后致性特征。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為基礎,農村的社會關系模式可劃分為三種:血緣關系主導、地緣關系主導、血緣和地緣關系的混合。三種社會關系模式構成了賀雪峰意義上的三種村莊社會結構狀態:團結型村莊、分裂型村莊、分散型村莊。

團結型村莊多是宗族性村落,聚族而居,血緣聯系緊密,組織結構也較為明顯,農民的行為遵照“人情原則”。宗族是一個層層向外延伸的體系,從親房到大房,從自然村到本地域的祖先,祠堂是其象征。盡管宗族可以不斷向外擴展,不過,由于共居一處的地域總有個范圍,因而就凸顯出自然村的重要性。在團結型村莊,自然村通常是血緣和地緣關系重合,是一個行動上的宗族組織,也是一個團結的集體。團結型村莊的特性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道德、倫理、禮儀、規矩都導向“團結”;第二,村莊中的象征體系(祠堂、族產、“禮生”)也導向“團結”;第三,農民的行為邏輯也導向“團結”,農民彼此之間溫情脈脈,在共同祖先的庇護下生活,很少有“撕破臉皮”和“結仇”的情況。

分裂型村莊農民的內外邊界在小親族的范圍,小親族是農民的“自己人認同圈”,村莊由若干個小親族組成,形成分裂的態勢。同一個小親族的人家,農民有著天然的認同關系,“榮辱與共”,彼此之間講究人情和面子,是守望互助和相互慰藉的集團。對小親族之外的熟人則不同。熟人之間可能因為“處得好”而成為朋友,但是朋友的親密關系只是個人感情和個人偏好,在牽涉到小親族利益的時候,則會堅定不移地站在自己小親族的立場上說話。小親族之間的分裂與競爭成為主導村莊生活的核心要素。村莊政治、經濟、文化各層面都體現出“分裂”的特性。

分散型村莊多是歷史較短的移民社會,農民在血緣關系上構不成組織系統,這樣的村莊是原子化的。地緣關系是農民在日常生活中首先要維持和處理的社會關系,因為農民日常生活中的諸多功能性需要都要地緣關系的參與。農民以地緣關系為基礎建構松散的自己人認同圈(正是熟人社會的范圍),因為血緣關系不是主導,農民之間并不親密與團結,他們只能在日常生活中維持低度的“和諧社會”,成為原子化的個人。在文化層面,分散型村莊邊界較開放,農民易于接受外界事物,在特定條件下受外界文化沖擊較強;在行動層面,農民“個性”凸現,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做人方式;在村莊整體層面,講求關系并且相互給面子的農民在努力維持一個低度均衡的社會。

三種村莊社會結構構成了理解農村人情區域差異的基礎。

二、

團結型村莊中,人情是依附性的;分裂型村莊中,人情充當著“黏合劑”的作用;分散型村莊中,人情則是個人表達性的。

人情在團結型村莊中的作用是依附性的,人情依附于血緣關系的結構,是血緣關系及其背后道德倫理的表達。人情儀式表達道德性的內涵,是禮儀的體現,人情往來的規則也要遵守道德性,人情本身就要受道德性的規約,人情在熟人社會中的擴展也要依據血緣關系的框架進行。人情在農民的日常生活中只是道德的“潤滑劑”,人情本身并沒有主體性,必須要依附于道德才有社會意義。

在團結型村莊,農民講究“人情”的時候并沒有個體的主體性,他們不能隨便更改禮金,也不能夠隨意建構社會關系,農民講究人情的時候要“從眾”,而在人情方式上發生的任何變化都要經過大家共同的商議。農民是人情規矩自覺的遵從者和維持者,道德內涵是人情社會表達的核心,而公共性則是維系人情內涵的社會機制。人情看起來是個體的特征,個人支付禮金,個人進行各自的人情往來,個人做個人的“為人處世”;然而,人情作為社會行動,其各個方面都要遵從一定的規矩和禮儀,人情對于農民來說是公共性的。在團結型村莊,只有尊重規矩和禮儀,才是一個人能夠在熟人社會中獲得合法性和權威的基礎。規矩和禮儀既是熟人社會對于普通農民的日常教化機制之一,也是農民賴以在熟人社會中獲得結構性位置的資源。

人情在團結型村莊的意涵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人情所表達的內涵要充分表達道德倫理因素,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體現就是規矩和禮儀。其次,人情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為以道德倫理為代表的核心價值服務,人情是社會關系的“潤滑劑”,人情是組織社會生活的架構,人情作為一種社會機制在熟人社會中起著重要的教化作用。最后,作為一種社會行動,人情的主體性并不是由其實施者——個人——來建構的,而是由熟人社會來建構的。人情的主體性表現為熟人社會整體的主體性,這意味著人情要表達的是熟人社會整體的結構性特征,依附于熟人社會的性質而存在,具有公共性。

分裂型村莊中,內外有別的關系是人情要處理的核心命題。在分裂型村莊,熟人社會圈大于農民的自己人認同圈,在農民的日常生活中,他們都要處理不同類型的社會關系:對內的自己人和對外的外人。這種血緣關系結構決定著,處理社會關系在農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這就是農民通常所講的要懂得“人情世故”。所謂人情世故,簡要的說就是要懂得怎樣與不同的人相處,怎樣借助于社會關系上的優勢轉化為自身“勢力”上的優勢。

分裂型村莊的人情儀式在于通過禮儀和規矩來處理各種類型的社會關系,建構人情和社會關系的平衡。分裂型村莊的人情起著溝通人際界限的重要作用,而人情在熟人社會中的延展更加充分,表現在農民對于人情世故和為人處世的重視。

分裂型村莊的農民要面對兩種類型的關系,一個是小親族內部的關系,講究人情、親密、“讓人沾光”等;另一個是小親族之外的其他小親族和其他社會關系,講究相互之間的平衡、面子。對內的公共性與對外的私人性共存于農民的人格結構中,人情正是這種結構的反應。分裂型村莊的儀式性人情是一個分工合作的體系,也是一個講求關系平衡的系統,更是農民人格結構的反映。

分散型村莊多是歷史較短的移民社會,農民相互之間的血緣關系并不緊密,是以地緣為基礎建構起來的熟人社會。因為既有的血緣關系系統不發達,長期生活在一起的農民為了滿足各種功能性需要,地緣關系就變得較為重要。在地緣關系建構的過程中,人情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人情是農民建構社會關系的主要手段,有了人情,彼此之間的社會關系就建立起來,把外人轉化為了自己人,具有人情關系的農民就會按照自己人的行為邏輯辦事。人情在農民的日常生活中有重要的功能,農民對于人情異??粗?,他們總是愿意結交更多的社會關系,注重彼此之間“處”關系,不愿意得罪人等。

分散型村莊中的人情是一種個人表意,也即人情少有結構性規范的制約,是個人依據自身經濟狀況、社會地位、性格偏好、理性算計、情感等因素而確定的,有錢人能夠建立更加廣泛的社會關系,窮人則盡量縮減人情交往的范圍。人情是一種私人性的建構,人情成為個人情勢的表達。個體農民在人情建構的過程中具有主體性,然而,在熟人社會的情境中,個體的主體性卻無法依附于更大的主體性。這造成了一個顯在的社會后果,即個體主體性的張揚正是整體主體性的式微。熟人社會在個體主體性凸顯的情況下,變得不穩定,變得“異化”。

三、

農村人情的區域差異是不同村莊社會結構的一種表達,其中,人情的社會性質也借此呈現出來。

以緊密血緣關系認同為主導的宗族性村莊較為團結,人情現象總是要按照規矩進行,進行復雜的儀式和程序,其中的人也總是要恪守“禮儀”,這是因為人情本身就是一種公共性的社會建構。人情的公共性貫穿于團結型村莊的方方面面。農民遵照“人情原則”相處,彼此之間溫情脈脈,在共同祖先的庇護下生活,很少有矛盾沖突,農民習慣于“從眾”,不能“跟別人不一樣”,農民個體的主體性表現為村莊整體的主體性,個人的情緒和偏好不外顯,彼此收斂。人情依附于血緣關系和自己人認同體系,是一種集體表意,起著類似于潤滑劑的作用,并且承擔著社會關系類別化的重要功能。此種類型廣泛存在于華南地區,如福建、江西等省。

血緣和地緣關系混合的村莊是分裂的,小親族是農民的“自己人認同圈”,以小親族為基礎的內外關系是導致村莊具有分裂特征的結構性因素,其中的人情就起著溝通內外界限的重要作用。分裂型村莊的人情要處理的核心問題是村莊社會關系的均衡,自己人與外人的關系是關鍵。人情的社會性質呈現了雙重特征:對內的公共性和對外的私人性。在小親族內部,人情是一種公共性的建構,貫徹著集體意志;而小親族之外,人情則是一種私人性的建構,按照私人性的規則運作。這種區分使得農民“做人”的功夫凸顯,人情成為農民的社會表意。此種類型多在華北平原,河南、山東、陜西等省。

在廣大以地緣關系為主導的熟人社會中,社會結構較為分散,人情是一種私人性的表達,私人規則主導人情的各個方面,在這種性質之下,人情異化現象就容易發生。因為人情規則是私人性的,個人就可以根據自身的性格愛好、經濟情勢等來決定自己的人情行為,其中人情禮帳的盈虧和平衡算計、個人情感的表達等自然是農民要精心考慮的事情;理性的農民希望自己不在既有的人情網絡中“吃虧”,又希望能夠表達自己在人情網絡中的位置,人情就成為個人表達的載體??墒?,人情中的個人表達消解了集體意志,個人特質的凸顯使得集體的意志和集體的秩序成為虛設,人情現象呈現出各種異化現象:人情名目不斷增加,人情儀式扭曲變形,人情禮金攀升,人情負擔加重等。在筆者的社會調查范圍內,在兩湖平原周邊地區、貴州遵義地區、浙江寧波地區、東北地區等都發現了不同程度的人情異化現象,而這些農村又都是以地緣關系為主導的熟人社會。

宋麗娜:農村人情的區域差異(圖1)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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