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市博物館里，筆者曾看到這樣一張大幅照片，意氣風發的青年工人列隊走出來。從昔日的小漁村、小城鎮到今日的高樓林立，在上世紀末，珠三角城市群依靠勞動力價格優勢而崛起。而來自天南海北的打工者，也把自己的青春留在了這里。
現在，珠三角第一代農民工已經普遍步入半百之年，行將衰老。
在城市的不同發展階段，其產業結構是不同的，用工需求自然也不同。隨著珠三角產業經濟結構的變化，第一代農民工所能從事的勞動崗位已經越來越少。更令人憂心的是，在打工二三十年后，許多人依然沒有融入城市，并且缺少相應的社會保障。
希望隨著中國社會保障的日益完善，他們能夠更多地擁有一個體面而有尊嚴的“夕陽紅”。
1984年，來自廣東連州的黃先生，隨著“南下打工潮”，到佛山打工。那年，他21歲，身強力壯，什么活兒都能干，什么苦都能吃。“那時城市賺得多，同村的年輕人都成群結隊地想來城市。”
2015年已經過去了，黃先生51歲，與妻子和兩個兒子租住在40平方米的小公寓里，沒有醫保也沒有社保。
這樣的經歷，是第一代打工者人生的真實寫照。
南下，為了一片“瓦遮頭”
1980年，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城市相繼成立經濟特區，四個經濟特區中有三個位于廣東省。
1984年，14個沿海城市被國務院批準為全國首批對外開放城市，包括廣東省的廣州市和湛江市。
隨著“南下打工潮”的涌動，大量的農民工離開故土，前往珠三角打工，來自農村的他們，對于打工的待遇要求并不高。而此時，勞動力成本低，是珠三角外貿企業在國際上的一大競爭優勢。
“那個時候的工作條件很差。”來自廣東省中山市的何先生告訴記者。何先生出生在中山市最南端的坦洲鎮，上世紀80年代，他也跟著同鄉一起去珠海打工，在陶瓷廠工作。那時候，何先生每天都要凌晨5點鐘起來，然后騎上兩個小時的自行車去上班，一直做到晚上五六點，再騎兩小時自行車回來。“車間里有大量粉塵，噪音很大，而且高溫難耐，讓人吃不消。”
但即便是這樣的環境，依然吸引了大量打工者南下，用來自連州的黃先生的話說，“以前農民的生活過得捉襟見肘，出來打工不擔心吃飯也有瓦遮頭。”
打工的這31年里，黃先生跑過運輸，開過燒鴨店，進廠里打過工……最窮的時候兜里只剩幾個鋼镚兒，現在，他年過半百還在跑運輸，月收入四五千元，與妻子和兩個兒子租住在一間4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記者在他的房間里看到，房子采光不好，悶熱不通風，即使是白天也要開著燈，“夏天根本無法睡，我們都是打地鋪的。”屋里家電很少，大部分是親戚朋友的舊貨。
2015年4月29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14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報告指出，在全國27395萬農民工當中，41歲~50歲的農民工占26.4%，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7.1%，在2010年~2014年5年間增加了4.2個百分點，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由35.5歲上升到38.3歲。逐漸失去年齡優勢的他們，正面臨著各種煩惱。
比如，老了以后靠什么維生？
變化的只有年齡
2014年，深圳市的一場官司吸引了眾多媒體和農民工的關注。
1994年，肖大姐從老家南下來到深圳的一家服裝廠打工。制衣車間里大量粉塵讓她得了嚴重的支氣管炎，無論天冷天熱，疲勞興奮，說話唱歌，都會不停地咳嗽。但整整20年時間里，工廠只給她繳納了不到8年的養老保險，還差7年多，才夠資格領養老金。如果她把養老保險中的余額轉回湖南老家，便只能從60歲起按照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標準，每個月領取100多元的養老金。“100多元根本沒辦法維持生活。”對肖大姐及她的工友來說，養老金，關乎他們后半輩子的生活。
《2014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在2014年進城務工人員中，僅有16.7%的人繳納了養老保險。有些城市的比例高一些，比如深圳，有超過八成的勞務工都參加了養老保險，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參保年份在2008年《勞動合同法》出臺之后。這意味著，如果他們在未來幾年退休，仍會因繳費年限不足而無法領取養老金。
補繳養老保險，這是肖大姐想到的方法。但是，她要求補繳的請求卻被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回絕。該局回應，依照2013年起實施的《深圳經濟特區企業員工社會養老保險條例》第四十條規定，社保追繳以兩年為限，超過兩年部分并不強制補繳。對于超過強制補繳年限部分，細則尚未出臺，目前無操作辦法，以此回絕了補繳請求。
無奈之下，2014年7月，肖大姐和制衣廠的其他工友起訴深圳市人社局，一審敗訴，等到了去年7月二審，他們等來的還是敗訴的判決結果。面對這樣的結果，肖大姐不想放棄，“我也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的渠道、其他的希望能夠去爭取一下。”
打工31年的黃先生也沒有保險，他總是安慰自己，發生意外畢竟是少數，不太可能會輪到自己頭上，而每年的醫保社保省下來可以給兒子多買幾個玩具。對于很多打工者來說，未來的養老問題，雖然擔心，但也無能為力，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在很多第一代農民工看來，他們在“裸著”老去，打工二三十年，自己依然租住在他鄉，并沒有多少積蓄，也缺少相應保障。和初次南下時相比，變化的只有年齡。
是走還是留？
而對于已有社保的農民工來說，他們還有其他擔心，就是自己的能力，已經很難適應城市的發展節奏了。
來自茂名高州的李先生，是村子里最早外出打工者，1984年到珠海一家工廠做工。后來，他去了深圳的一家供電廠，因為供電廠待遇好，又有熟人介紹，于是轉行成了一名電工，從最簡單的接電線、電路安裝開始，跟著前輩一步步地學。20多年之后，他的月收入漲到了5000元。由于工廠一直都按規定繳納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因此退休時，李先生每個月都能領到養老金。
但他也不是沒有擔心，“本來我們農村出來的就沒有城市人有競爭力，現在年輕一代又有文化學東西又快，更不能跟他們比。他們做工很容易就可以升職了，但像我這樣干了幾十年還是電工一個，工資雖說是漲了不少，但物價這些也跟著漲了。”如今，連他的外甥都當到了電工組長，管著十幾個像他一樣的電工。
2013年，廣東開始實行“騰籠換鳥”，一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產業被淘汰。正在進行產業轉型的城市，能夠為缺少技能、又無年齡優勢的第一代農民工提供的工作崗位，越來越少了。
越來越高的都市生活成本，也成了他們必須直面的困難。“孩子讀書要錢，家里生活要錢，等到以后孩子結婚買房還要錢，還是趁現在還能干活的時候多賺點。”李先生說，生活壓力之下，他根本沒有考慮過要退休。
回去，也成了一些人的選擇。有第一代農民工向記者坦言，“如今農村戶口的福利不錯，有地有分紅。”回鄉創業的農民工，已經越來越多，《2014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當年受雇就業的農民工所占比重為83%，而自營就業的農民工所占比重為17%，較上年提高0.5個百分點。
但并不是每個人都能適應回去的生活，對于年齡已高的第一代農民工來說，回去意味著打工這么多年，一切又重頭來過。另外，城鄉之間的差距，依然存在，何先生就很羨慕城市里的醫療條件。因為他的侄女得了一種罕見的腸胃病——克羅恩病，需要一直吃藥，而這種藥只有在大城市才有。他看著侄女每隔兩到三個月就要去廣州看病拿藥，非常奔波，比看病更麻煩的，是拿著農村醫保到城市看病后如何報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中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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