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費孝通先生經典著作《鄉土中國》的修訂本（費孝通：《鄉土中國（修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這本書初版已近70年，長銷不衰，如今依然是我們認識傳統鄉土社會最經典的文本。無獨有偶，從事農村研究十多年的賀雪峰先生，也于同年推出了他的《新鄉土中國》修訂版（賀雪峰：《新鄉土中國（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新版幾乎增寫一倍，補充了他及其研究團隊近年來對鄉村社會的新認識。看來，只要中國的現實和未來還將在很大程度上系于鄉土社會的命運，只要中國人從經驗和情感上還與鄉土社會保持著難以割斷的關聯，我們對鄉土社會的認識就不會終結。
對中國人來說，“鄉土”是一個很容易產生豐富聯想的意象，它首先觸動的往往是莫名的好感和親切。理想中的鄉土社會，是“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是“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是“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理想難免美化，卻表達了中國人對一種美好生活的執念，其吸引力恐怕不低于“美酒加咖啡”的布爾喬亞情調。
“真相”總是“血淋淋”的。如今的“鄉土”似乎只可用“衰敗”形容了，在媒體報道和暢銷文學作品中，觀察者們呈現的多是鄉土社會人、財、物外流后的一片蕭索。青壯年外出務工，村莊缺乏生氣，土地拋荒無人耕種，留守老人晚景凄涼，留守婦女獨守空房，留守兒童問題重重……于是，便有“誰來種田”的擔憂，便有“保衛村莊”的疾呼。行動么，并不比這擔憂和疾呼遲滯多少，比如資本下鄉，土地流轉，大戶承包，據說這條現代農業的康莊大道將實現糧食增產，農民增收，農業升級，多方共贏，皆大歡喜。又比如合村并居，拆舊建新，洗腳上樓，據說這新農村新社區將改變農村落后的公共服務狀況，讓農民享受到現代化的生活水準。當然可以繼續“比如”下去，以便更加雄辯地證明社會各界為我們的鄉土社會和鄉村民眾操碎了心，卯足了勁，已經并將繼續大干快上，誓叫農村換新顏。但我不想，且也不必，因為我所觀察到的與上述“真相”并不完全一致。
“真相”遠不止如此。鄉土社會的面貌或許現代化起來相對容易，社會各界，且不論其復雜動機，八方支援投錢建設就可以了（叫做吸納社會資本）。比這個艱難百倍的是農民甚至具有農民觀念的中國人的現代化。據說，上溯三代，每個中國人都有鋤禾日當午的先輩。哪怕我們用再新潮的現代或后現代符號修飾自己，對小農思想于舉手投足間冷不丁的作祟，還是防不勝防。所以，專家們痛心疾呼：中國“人”的現代化依然任重道遠。言外之意，中國人在現代文明的陽光普照下，還拖著一條鄉下人的影子呢。那些不合于現代社會要求的“慣習”都是在鄉土社會中沿襲數千年積累下來的，變成了李澤厚所說的“文化心理結構”。從現代文明對立面的角度看來，這些“鄉土慣習”也就是所謂民族劣根性，五四以來被各路精英窮追猛打了上百年還是陰魂不散，可見其改造之難。這些鄉土慣習不勝枚舉：自私冷漠，“關起門來過日子”，自掃門前雪，缺乏公共精神，一面是新式小樓內裝修美觀清潔衛生，一面是村莊街道坑洼不平，垃圾亂放，又比如關系主義泛濫，不能遵循現代公共法規則行事，習慣于走后門拉關系。當然也可以繼續“比如”下去，以便更加雄辯地證明中國人的“鄉土慣習”如何拖累了現代化的前進步伐。但我不想，且也不必，因為我所認識到的要比上述“真相”更加復雜。
在我看來，目前主流觀察者們對中國鄉土社會變遷的認識水平，基本還停留在現象描述層面，援引的所謂理論多是簡單套用西方社會科學知識，卻對其深層預設缺乏必要警醒。在此基礎上開出的藥方，僅作學術爭鳴則徒增信息溝通成本，若付諸實踐則往往引發的問題比解決得要多。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甚至比以費孝通為代表的早期中國社會學家們的認識水平，還要退步了。
眾多周知的是，人類的工業化是從西歐社會誕生并率先完成的。迄今為止，歐美世界之外也只有東亞的日韓兩國完成了工業化進程，不過日韓的工業化經驗并未生成相應的社會科學話語，重構人類對工業化引發的社會變遷的基本認知。因為，同樣誕生于西方世界的社會科學早已建成成熟的理論體系，并形塑了后人認識和解釋社會的不言自明的知識結構。社會學在其古典階段就完成了對社會變遷的基本理論建構，幾位經典理論大師貢獻了諸如“共同體-社會”、“機械團結-有機團結”、“合理化社會”等概念。盡管后世學者對上述“傳統-現代”式二元框架展開了不懈地批評、修正和完善，但無可否認的是，這種簡明扼要的變遷圖式依然主導著許多研究者的認知習慣。在這種進化論色彩明顯的理想類型中，工業化推動的社會現代化就是鄉村社會轉變為城市社會，現代社會是陌生人的社會，是契約精神和公共規則主導的社會。現代工業大生產模式和市場經濟原則將取代小農經營，農民洗腳進城成為產業工人，進而變成市民，用孟德拉斯的話說就是農民終結。在這種現代化知識的指導下，農村是需要改造的，農業是需要改造的，農民也是需要改造的。本來，作為社會科學理論，對社會現象進行理想類型式的簡化和提煉是必要的，將其普適化進行學術交流和討論也無可厚非。問題是，如果它變成了一種先驗的認識工具和解釋話語，成為我們觀察、思考和解決自身經驗的預設，那就危險了。更何況，經典理論多是事后諸葛亮式的總結，上述理想類型可以概括起點和終點的社會形態，卻缺乏對變遷過程的動態分析，面對中國正在進行時的社會變遷過程顯然缺乏適用性。不加反思地將西方社會科學知識中的農業、農村、農民等同于中國的農業、農村、農民，不僅是思維懶惰，更是不負責任。因此，陳錫文先生提醒我們要分清兩種農民和兩種農村才顯得如此緊迫和無奈。緊迫者，中國的現代化走了這么多年且已到關鍵時期，主流認識還是將二者混淆；無奈者，這提醒到底能產生多大影響似乎并不令人敢于樂觀，且鄉土社會的真實面貌到底如何仍然曖昧不明。
曾經，我們對于鄉土社會的認知并不這樣匱乏。20世紀前半期，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家，以解剖麻雀的方法，調查研究了農民問題。以費孝通為代表的社會學家，借鑒人類學的方法，提供了另外一套知識。費老提出中國基層社會是鄉土社會，并創造了“熟人社會”“差序格局”“禮治秩序”“雙軌政治”“鄉村工業”等諸多概念，勾連起了一幅涉及鄉土社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總體性圖景。費老雖然難免受“傳統-現代”二元范式的影響，比如他也認為鄉土社會的變遷將是走向城市的陌生人組成的法理社會等，但由于他重點在理解鄉土社會本身，上述表述只是最終附帶提出的判斷，并不影響他對鄉土社會真實邏輯的認識和把握，這表現在他破除了許多既有成見，創造性地提出了眾多真知灼見。
比如他提出“差序格局”，揭示了中西方基層社會的結構性差異，團體格局中的西方家庭邊界固定而明確，差序格局式的中國家庭則不同，作為一個事業群體，其邊界可以依據功能需要伸縮，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現的經濟發達農村核心家庭擴大化的現象就是這種邏輯使然。比如他提出的“雙軌政治”，揭示了國家與（鄉土）社會關系的雙向性和復雜性，并不像西方社會那樣截然對立。比如他根據農民家庭兼業式的生計模式，提出“鄉村工業”的設想，是要探索一條不同于西方的工業化道路。等等。費老觀察到的鄉土中國，尚未真正展開全面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鄉土社會也只處于巨變的開始。不過，他還是發現了鄉村社會的衰敗以及種種亂象，比如法律下鄉使潑皮無賴們得勢，消費性的都市對農村的吸血，人才外流對農村的損蝕，政治雙軌拆除，基層行政僵化。我以為，這些學術創見的真正意義并不在于提供超越時空條件的真理性認識，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而在于它所體現出來的學術追求和品格。費老曾經用“志在富民”來概括自己的學術追求，這是延續了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精神，講求學問的經世致用。在中國現代化的蓬勃實踐中，學術研究終究還是應當走出象牙塔，參與現代化的實踐，進而實現現代化知識的重構。學術研究走出象牙塔的前提是研究者自覺進入現代化實踐的“田野”，“行行重行行”，“從實求知”。在這一點上，費老給我們提供的啟示是，要堅持一種總體性和內部性的視角。
如今，我們需要重新找回這種總體性視野，用內部視角體察和理解鄉土社會的變遷。總體性就是研究的宏觀視角，其最低層次是將鄉土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視為整體，而不是片面孤立的拆解分析，其最高層次是中國趕超式現代化所處的國際格局和時空際遇，中國轉型所具有的世界意義，將二者勾連起來的中間層次則是鄉土社會變遷在國家轉型中的位置和角色。缺乏總體性視野的立場選擇，如所謂“為農民說話”“保護農業”“拯救村莊”都有可能適得其反，缺乏總體性視野的研究和細節分析，也很容易陷入現象的迷思和經驗主義泥潭。內部視角就是中國立場，經驗進路。就是要在總體性視野關照下，辨析鄉土社會自身的變遷邏輯，探討其在現代化大局中的影響和作用。就是要懸置先驗的西方經典現代化知識，在地化地理解中國經驗。賀雪峰先生多年來一直倡導并身體力行地實踐這樣一種兼具總體性與內部性的認識中國經驗的路徑，修訂版的《新鄉土中國》處處體現著這樣的追求。如果說該書的初版還主要是作者對轉型期鄉村社會的一些略顯細碎的觀察筆記，那么修訂版則為認識和理解當下的鄉土中國提供了更多具有總體性的學理創見。
從認識鄉土中國變遷的意義上講，對比兩本書可以發現，“鄉土中國”的內涵已經發生重大變化。
先來看“土”。費老說，傳統中國是捆綁在土地上的。土地是中國農民賴以生存的基礎，是鄉土社會運行的基礎，也是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阻礙工業化進程的力量。土地本身并不會發生作用，將人與土地關聯起來的是國家的制度安排和農民的生計模式。傳統時代，制度安排賦予了農民對土地相對完整的物權，農民可以自由地將土地變現，脫離土地而加入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彼時土地的束縛作用主要源自農民的生計模式，農業加副業的兼業模式中，農業收入是決定性的，副業收入則是補充性的，農民對土地的依戀是生存理性的必然選擇。如今，農民普遍采取半耕半工的兼業模式，二者權重已發生根本轉換。農業收益比重下降似乎創造了農民脫離土地進城的契機，于是，許多人將矛頭指向了現行土地制度，認為現有制度安排損害了農民的土地收益。他們設想，農民獲得完整的土地權益，便可以將土地一次變現或者長期收租，獲取進城的豐厚資本，從而推進城市化進程。在這種邏輯下，現行土地制度實在是既束縛農民，又損害農民，是必須要徹底改革的“怪物”。這種觀點是典型的套用西方理論知識的表現。費老曾指出，兼業模式賦予了小農頑強的生命力，但彼時的工業化瓦解了小農的副業（“都市工業的發達促成鄉村工業的崩潰”《鄉土中國》第230頁），加劇了農民的貧困，他認為未來的解決途徑應當是適于鄉村社會的工業下鄉，幫助農民致富。晚年的費孝通為鄉鎮企業鼓與呼，正是其早年關懷的延續。可以看出，費老是基于中國農民生計習慣，提出了某種意義上可稱之為“逆向工業化”的設想。現代大工業的發展規律并沒有給中國式的鄉村工業留下太多生存空間，農民還是卷進了城市大工業。但是數億農民在短時間內（全國性民工潮出現當在本世紀初，迄今不過十余年）涌入大工業，卻并沒有發生西方工業化初期的嚴重社會動蕩，農民的生活水平還在穩步提高。原因何在？其實，只要擺脫既有理論的屏蔽，就會發現，正是現行土地制度安排發揮了積極作用。集體所有制強制性地為農民保有一塊土地，“強制性”地將農民與家鄉捆綁起來，既為他們提供了雖然不多卻不可或缺的農業收入，又為他們應對進城風險提供了退路。這種“捆綁”對農民來說并非“束縛”，而是“保護”，可以說，現行土地制度很好地契合了農民的生存理性和兼業習慣。所以，“土”依然發揮著基礎性作用，但卻與傳統時代發生了重大改變。
再來看“鄉”。傳統時代鄉土社會的基本特點是流動性極低，不可移動的“土”決定了“鄉”的穩定性。如今，“土”仍在，但農民卻發生了空前大流動。流動帶來了鄉土社會與外部世界全面深刻的互動，促動著自身的劇烈變遷。人與人之間長久穩定的交往預期弱化了，短期化、功利化的因素在日益主導農民的行為邏輯。表征社會地位的要素中，財富的權重越來越重，財富獲取方式的外向性導致鄉土社會內在的社會評價體系動搖，個體能動性空前增加。經濟分化催生的社會分化，在迅速改變人與人的社會距離和心理距離，瓦解整合社會凝聚人心的公共性基礎。但鄉土社會的變遷尚未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家鄉仍然是農民實現其生活意義的基本場所。對絕大多數農民來說，城市只是賺錢的場所，是一座橋梁，通向的是家鄉。經濟資本是在家鄉轉化為社會資本、象征資本的。正因為家鄉的這個價值生產功能，使得他們可以忍受進城務工的乃至屈辱。只要仍然依靠家鄉獲取人生價值，農民與鄉土社會的關聯就不會消解。回得去的家鄉是農民走出去的心理依托、精神歸屬，是農民在這個巨變時代四處漂泊的穩定保障。
如果說“土”提供的是制度性保護，那么，“鄉”則提供了文化性保護。正是在上述意義上，“鄉土中國”是“城市中國”形成的保障，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新鄉土中國（修訂版）》）。因此，制度性和文化性的雙重保護價值，構成了我們重新認識鄉土中國的起點。
從更加積極的意義上說，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文化綿延數千年而未曾中斷，其中一個基礎性因素就是它與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高度融合在一起，塑造了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和意義體驗方式，其載體則是血緣地緣合一的鄉土社會。城市社會在現代化浪潮中更容易被標準化，更容易喪失自我反思和自我創造的能力，相比之下，鄉土社會則蘊含著更多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中西方“鄉土社會”的巨大差異其實也蘊含了“傳統”與“現代”關系的多重可能性。
傳統農業社會的基本單位是村落，村落的特點是一個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保持著親密的交往關系，人情互助非常發達，是一個道義共同體。歐洲的經驗表明，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村落必然要衰敗，人際關聯也將從親密的共同體轉變為陌生化的社會。同時，現代社會個體主義的泛濫和極端化，也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社會科學中的人文主義傳統、批判主義傳統對此展開了持之不懈的揭露。這本來只是西方社會變遷的地方性經驗，但經過社會科學的敘說之后則幾乎被認定為普世規律。我以為這種規律其實并不存在，鄉土社會雖然正在逐步“半熟人社會”化（《新鄉土中國》修訂版），但半熟人社會與陌生人社會還是有著質的區別，農民之間依然存在著較為緊密的人情化關聯，村莊也依然是他們最主要的社會支持網和價值支持網。我的這個判斷更主要的是基于對中西方村落性質差異的認識。雙方村落性質的差異其實要比上述相似性更多也更為根本，其中有兩點值得特別強調：一是中國的村落是血緣與地緣的合一。宋代以降的宗族庶民化是實現血緣地緣合一的關鍵機制，宗族庶民化的兩大成果是宗族成為鄉土社會最主要的社會結構，以及宗族制度蘊含的禮俗大傳統轉化為老百姓的日用倫常，一舉奠定了鄉土社會中的交往規則和治理規則。歐洲的村落則不存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以及運行規則，是純地緣性的。也就是說，雖然都具有親密交往的特點，但一方的親密交往受自己人結構與規則影響，交往關系具有明顯的血緣化和擬血緣化（姑且合稱為泛血緣化），另一方則更具個體化的自主性。泛血緣化的人際關系在遭遇現代性沖擊后其內含的依附性、束縛性迅速弱化，其具有的社會支持功能卻使其迸發出強大的適應性和生命力，更具功能色彩（也即工具化）的交往規則正在重組鄉土社會的人際關系，其未來的走向或許是成為更具個體自主性的親密關系。相比之下，原本就以個體自主性為基礎的親密關系則更容易被現代性瓦解，個體對社會支持的需求可以由國家或社會化團體供給，個體則很快同化在市場經濟原則中，原本靠地緣聚合在一起的群體就很容易因居住空間的改變而消散。第二點是，血緣地緣合一在個人與村落之間構建起本體性關聯，即個人在祖先—子孫脈絡中的意義歸屬投射到村落，形成了自我實現的雙重定位。我們的文化中缺乏救贖性宗教傳統，人的超越性的本體意義是在香火綿延中實現的，故而村落又構成了人的價值（意義）支持網，個人的奮斗拼搏功成名就最終還是要經過衣錦還鄉榮歸故里來確認。西方社會具有救贖性宗教傳統，人的本體性是經過教會與上帝建立的，村落只是個世俗性的生活場所，人的奮斗拼搏功成名就是通過榮耀上帝來獲得其超越性。教堂隨處都有，個人實現本體性意義并不受具體教堂的限制，更不受村落的限制。少了這一層深沉的關聯，村落就更多是“鄉愁”，是兒時記憶，是情感性的歸屬。所以，在西方鄉土社會變遷并不存在人的價值意義如何安放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宗教世俗化的問題，屬于宗教學研究的領域，中國則不然，鄉土社會變遷除了形態層面的變化，更深刻的是人的價值意義世界重建的問題。目前，村落作為價值支持網仍然發揮著作用，一方面是本體性價值在急劇瓦解，另一方面社會性價值則依然強有力地影響著人們。只要村落仍然能夠提供價值支持，它就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生命力。認識到上述兩個重要差異，我們就能真正立足本土語境來思考鄉土社會的現代化命運。
現在，農村與城市正在展開著一場價值角力，而農村顯然處于劣勢。我們并非要在城鄉之間做一個價值取舍，而是要讓仍然生活在農村的人能夠獲得與他們的生存能力、生活條件相匹配的價值。農民的經濟收入有限，卻被卷入刺激無限欲望的消費主義文化中，城市消費品“闖入”到農民日常生活中卻無法發揮其使用價值，更多的是助長了面子競爭的惡化。另一方面，農民卻普遍感覺到生活沒有意思，人情味兒淡了，過年過節沒有味道了。物質生活與價值體驗的落差、分裂充分說明農民迫切需要在村莊中獲得更加社會化的、總體性的生活意義。這樣的生活意義將與傳統時期有很大差異，傳統時期是由血緣關系主導人生意義的實現方式，未來，地緣關系將發揮更主導性的作用。所以，更具現實意義的應當是致力于重建村莊的價值生產能力，其關鍵在于倡導一種與農民生存能力、生活條件相匹配的生活方式。賀雪峰先生用“低消費高福利”來概括這種生活方式的核心精神（《新鄉土中國》修訂版），我深以為然。正是基于這個考慮，我們一直主張的是，新農村建設的重點在于社會文化建設，始終以“人”為核心，通過輸入資源等方式，引導和支持農民自主開展積極健康的社會文化活動，在村莊中塑造一種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親密關系和在一起的溫暖生活。只有這樣，村莊才能真正成為與農民生活密不可分的村莊，而不是僅供城市人懷舊、觀賞、消費的商品。
本文為《鄉土中國再認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導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圖書評論》2015年12期，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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