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緣起與學術回顧
黨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目標和任務，黨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建設美麗中國”的宏偉目標，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建設美麗鄉村”的奮斗目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列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2013年7月，財政部采取“一事一議”獎補政策在全國啟動美麗鄉村建設試點。如今，安徽、福建、廣西、貴州、海南等部分省區均在積極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美麗鄉村建設模式，取得了可喜成績。美麗鄉村建設不僅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載體，也是“美麗中國”在中國農村的重要實踐形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梳理現有的文獻可以發現，2009年和2010年只有零星的調查研究關注浙江安吉縣美麗鄉村建設。2011年起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研究美麗鄉村建設，但多數是個案調查。2013年10月中國農村改革發展協同創新中心舉辦了“美麗鄉村與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研討會，與會專家圍繞美麗鄉村建設標準、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2014年吳理財等比較了浙江和江蘇四地的美麗鄉村建設經驗，提出鄉村社會個體化阻礙“美麗鄉村”建設等問題，王衛星提出美麗鄉村建設需要處理好政府主導與農民主體之間的關系。上述研究給本文提供了借鑒和研究空間。
當下中國農村社會，農民在日漸功利化的同時，也日益原子化、疏離化。農民不但從無所不包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中的全能主義國家中脫嵌出來，也從地方性共同體、家族、家庭乃至親密關系中解脫出來，日常性生產和生活關系轉變為即時性交易關系。這些從舊有社會性關聯中脫離出來的個體，其行為關照的對象由傳統村落社區、社會主義集體、家族乃至家庭轉變為“靠自己而活”、“為自己而活”的個體自身。農民對村落社區的認同日益弱化，農村的公共文化生活日漸衰微，村莊的公共輿論日趨瓦解，農民之間的互助合作精神逐漸消解，村社共同體也處在解體之中，從而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治理和發展難題。而在現實中與農村發展密切關聯的合作社、美麗鄉村、興修水利、修路等關乎農民切身利益的事，又需要農民團結起來一起做。
公共性的培育，不僅有助于“鄉村共同體”的建設，而且也有助于“社會資本”的發展。積極培育農民之間的新集體主義意識和互助合作精神，增強農村社區的內聚力，有助于國家對農村社會實行有效治理。在此背景下提出美麗鄉村建設，其實質上體現了國家重建鄉村社會公共性的內在邏輯。
美麗鄉村公共性建設的困境分析
習近平同志強調，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美麗鄉村視閾下的公共性建設實為探討在一個日漸分化、多元、差異乃至個體化的鄉村社會中何以實現一種新的公共生活。公共空間、公共交往、公共服務、公共規則及公共精神是公共生活的五個載體，它表現為共同利益的多元主體之間的平等性、參與性和互助性。
政府主導的困境
美麗鄉村建設具有利國利民的公共性，理應發揮政府引導、規范和協調的作用，引導和動員社會各界、村民參與支持美麗鄉村建設，規范美麗鄉村建設的基本方向。然而，由于農民與基層黨組織或者政府之間缺乏制度性的關聯，農村社會存在參與危機、信用危機以及基層治理泛化或缺位，甚至本應作為村民自治組織的村委會治理也出現了“真空狀態”，造成了美麗鄉村建設中嚴重的政府主導有余、農民參與不足以及干部出力不落好的窘境。人們常常用“雷聲大、雨點小”和“上面熱火朝天，基層兩眼向上，農民等待觀望”等俗語來形容這些現象，折射出單純以行政手段推動的社區動員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公共性的內生成長。其主要癥結就在于農民群眾的積極性沒有被充分調動起來，農民群眾的主體作用沒有發揮出來，公共事務陷入了“越是集體的越少有人關注”的自利經濟學陷阱之中。
村民參與的困境
村民是美麗鄉村建設以及新農村發展的主體，他們是各項政策制度的直接受益者。由于美麗鄉村自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點，無法用強制性的約束力規避村民的“搭便車”行為。村民在美麗鄉村建設中的低度或象征性參與不僅是傳統鄉村陷落的顯性特征，也是美麗鄉村建設必須規避的“陷阱”。究其原因，其一是公共精神的貧困。如今的農民似乎越來越自利和麻木，自力更生的進取精神和互助合作的集體觀念日趨淡漠。“敢叫高山低頭，敢叫河水讓道”的豪情壯志，可能只是老一輩干部群眾美好而珍貴的記憶。其二是農民合作難。農民善分不善合，農村工作普遍存在開會難、表決難、執行難的問題，即便像美麗鄉村建設這樣關涉農民利益的事情，許多農民也只是一味地等靠要。其三是農民公共意識淡漠。對村莊公共事務、農村公共事業建設冷漠，社會公共規則與公共秩序面臨挑戰，諸如“那是人家的事”的公共輿論，折射出公共道德力量的式微或消解。其四是農村逐步加劇的“空殼化”、“弱質化”限制了鄉村建設主體的能動性和積極性發揮。
生態認同的困境
調查發現，很多新農村建設走的都是“綠色”通道，注重發揮生態優勢，生產生態產品，開發生態資源，發展生態經濟，人們也漸漸領悟到發展與生態密不可分。然而，市場經濟存在的過度趨利性、盲目性等缺陷及忽視人們對道德權利和道德回報的需求，極易誘發農民急功近利而導致惡性競爭和行為畸形。從農民的角度來看，周圍群眾的價值取向、行為準則、社會環境對其產生著影響，這種情境影響成為個體評價和選擇行為的重要“參照系”。一般地，農民比較重視自家的生活衛生，卻不顧及自家門院之外的衛生環境。對于生活垃圾、農業生產廢棄物、鄉村工業廢棄物的治理需求依次變弱，鄉村衛生環境治理呈現出“差序格局”。從社會從眾效應的角度看，人們也會采取“隨大流”的策略而置文明衛生要求于不顧。
美麗鄉村公共性建設的實踐探索
鄉村社會公共性的建設在學界是一個探索性的議題。徐勇教授認為，在利益的驅動下，農民既善分也善合。對于農民的合作，只能是“水到渠成”。筆者以廣西平樂縣渡河村在美麗鄉村建設中引入一套自治、參與及合作機制，繼而通過激發村民的公共行動孕育、生產村落的社區公共性為例，從生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文化共同體建設三個維度，探討如何通過創新農村社會治理來實現和維系美麗鄉村公共性的重建，為診治個體化病癥提供啟發性價值。
黨支部+理事會+村規民約：生態管理共同體重建
由村落家族組成的熟人社會是中國鄉村傳統的組織特征。個體化的農民家庭、村民組建制以及地域相近、人緣相親、習俗相似的特征，構成了渡河村鄉村治理的村莊基礎。黨支部、村委會作為村莊治理的外生力量（對公的力量），擔負著維護村莊穩定、協調村民矛盾的職責，日常工作主要是處理鄉鎮黨委政府下派的任務，工作雖具合法性，一些工作卻可能因為缺少村民的認同而不能成功。理事會是接應自上而下資源轉移而成立起來并可以發揮村委會與村民之間紐帶作用的內生性權威機構，主要負責社區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建設項目，承擔社區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職能。具有約束性的村規民約則是鄉村治理的內生機制。
在村黨支部的領導和村委會部署下，按照利益緊密、聯系方便、村民自愿的原則，渡河村村民選舉產生了由7人組成的社區村民理事會，其中理事長1人、副理事長2人，下設黨群共富信用聯合體、生產發展服務小組、社會保障服務小組、文明衛生計生監管小組、矛盾糾紛調解小組和公益事業服務小組，初步構建了“一會一體五小組”的社區管理和服務組織機構。村里重大經濟政治事項都由村民理事會提出方案，經村民大會審議通過后由理事會負責實施，村民予以監督。
作為村民生活和生產共同體的村落是奧爾森意義上的小型集團。這種小型集團人數不多、利益趨同、歸屬感強烈，能夠有效克服“搭便車”現象，在理事會組織下采取集體行動，自主、自發、內在地生產和提供“公共物品”。2012年6月，城鄉風貌改造整村推進項目落戶渡河村，村民理事會抓住機遇，組織村民自覺置換土地和拆除危舊房屋及豬、牛舍，僅用一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60多間3000多平方米危舊房屋拆除，五個月的時間完成了89戶房屋外立面改造工作。同時還實施了“村莊園林化、庭院花園化、道路林蔭化”等美化工程，村民集資4萬元，投工投勞15天，整治村莊道路兩旁、房前屋后的雜草、柴草、殘墻斷壁，清理水源、田園有色有害垃圾，投資12萬元建設村莊3000平方米綠化帶和家庭庭院，聘請了村保潔員，建設了垃圾焚燒爐，讓村莊煥然一新。渡河村《村規民約》規定，全村4000多畝的公益生態林，絕不容許任何人墾荒、放羊；任何人不得砍伐、淹死水源林雜木、松木，違者要在全體村民大會上通報并作深刻檢討，為維護生態環境提供了保障。
黨支部+合作社+基地+農戶：生態產業共同體重建
渡河村村民何世斌打工后返鄉創業，從最初在山上挖雜樹移植、嫁接，到盆景栽培、整形，經過幾年的努力掌握了多種觀賞花木的種植技術。之后他的事業越做越大，也帶動一些有想法的村民成為他的合作伙伴。2006年，何世斌建立了30多畝的高端園林盆景花卉園藝園，年總產值達500多萬元，花卉盆景遠銷廣東、重慶、甘肅、新疆等省區。為了更好地帶領村民致富，遵循集體行動的邏輯，何世斌組織群眾成立了何氏園藝農民專業合作社，形成了“黨支部+合作社+基地+農戶”四位一體的生態產業發展新模式。目前，全村已建成園林基地200畝，擁有羅漢松、榕樹、紫薇、黃枝油杉、榆樹等市場前景好、欣賞價值高的園林花卉品種24個，形成產值3000萬元的盆景園林產業。村民在合作社共同參與村莊公共事務，提供村莊公共物品，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農民家庭年人均純收入達15000元。
在當地政府的支持和引導下，村民們不但利用村里的園林資源建起了新樓房、修了水泥路，還將各家院子用亭子、假山、盆栽、“古”圍墻等裝扮起來，讓原本單調的房子具有現代園林風格，成為遠近聞名的“花卉園藝村”。更為可取的是，合作社培育了農民的新集體主義意識和合作互助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農村公共生活的消解和闕如，使那些阡陌獨舞、無助無靠的農民仿佛重新找到了已經遠遠逝去的守望相助、溫馨和諧的村社共同體的感覺。
主導產業+園林村莊+農家樂示范點：生態文化共同體重建
以事件介入和項目參與的農民合作到底能走多遠，其核心在于能否培養農民主動參與合作的意識及能力。缺乏合作主體主動參與的合作，要么被置于“被參與”的角色，要么處于“旁觀者”的角色，最終都將以失敗收場。以張厚安、徐勇教授等人為代表的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先后組織了以制度整合農村的“水月實驗”、以組織整合農村的“岳東實驗”、以能力整合農村的“南農實驗”等三次村治研究及實驗。研究發現，與制度建設、組織建設相關努力的嘗試，沒能解決鄉村治理的諸多問題，在吸取以往村治實驗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南農實驗”最終確定嘗試從能力建設入手，挖掘村民自治的內生資源。能力的培養當然要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政府通過提供公共文化服務，讓文化育民、富民、樂民，在潛移默化之間，增強對政府的認同感，有利于增強農村內聚力；而民眾在參與公共文化生活的同時，也可以從中“生長”出協作精神，實現對農村社會的有效治理。
渡河村以花卉園藝聞名、致富，而且花文化也在慢慢地浸入村民的日常生產生活。通過種花來美化鄉村環境，通過賣花來促進村民致富，每個渡河村民都樂在其中。渡河村毗鄰陽朔、恭城兩個旅游大縣，處在漓江下游、位于大桂林旅游圈內，是粵、港、澳到桂林旅游的途經之路，在“后漓江”旅游時代，極具旅游開發的潛力。根據訪談調查，村民們對渡河村的旅游開發也是期盼多年，參與熱情高。當地政府順應民意，引導村民“抱團發展”，打造以盆景園藝花卉觀光為核心，生態果蔬采摘體驗、生態美食體驗、紫薇花海休閑度假旅游節、廟會文化節等為輔助的多元化旅游產品體系。堅持把培育生態文化、綠色生活方式作為重要支撐，強化村民生態文明意識、生態發展意識。開展形式多樣的培訓活動，培育生態文化、生態道德，倡導勤儉節約的消費觀，提升村民素質，讓村民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與生態名村建設統一起來，自覺遵守村內的規章制度，維護鄉村生態環境。
美麗鄉村公共性建設的邏輯必然
我國的美麗鄉村建設從一開始就是政府組織社會服務職能的表現，是“一事一議”財政獎補政策的實踐，由此決定了政府組織在美麗鄉村建設過程中的主導地位。部分省區積極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美麗鄉村建設，都取得了可喜成績。然而，農民是美麗鄉村的主人，只有將農戶組織起來才能成為推進美麗鄉村建設的主體。因此，村民參與在美麗鄉村建設特別是公共性的培育和重建過程中具有毋庸置疑的必然性。
參與的可能：主體間關系及公共利益
美麗鄉村建設過程中，雖然鄉鎮政府、村委會、村民三者之間事實上存在合作與博弈、依賴與沖突、互助與競爭的復雜關系，但蘊含于多元主體間的公共利益成為其參與美麗鄉村建設的驅動因素，也是其內生互助合作的公共精神，采取共同體行動的有效基礎。從宏觀層面看，無論是鄉鎮政府執行上級政策的績效考評還是維護農村穩定發展的管理目標要求，村委會有關農村改革發展和農民訴求的回應或建立與鄉鎮政府的協作互惠關系，提升農民幸福指數，增進農民福祉都是鄉鎮政府和村委會共同追求的目標。從微觀層面看，同樣也需要村民參與美麗鄉村的各項建設活動，使個體化農民再次嵌入鄉村社會，展示自我與關注公共事務，形成聯結在一起的“共同利益”。這個共同利益就是公共領域的公共利益，是公共性的一種存在形態。
通過對桂林市渡河村和松江村兩個特色生態名村的比較研究發現，雖然兩地基層政府都有意運用產業發展政策致力于生態產品的開發，但由于實施的政策不同導致了兩地在村落認同、公共精神建設方面呈現不同的治理效果。渡河村是以“公共精神”的重構為基礎的，在發展合作社中有股份捆綁，同時不忘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這與松江村成立水果協會，追求經濟發展，雖然貧困山村從此走上了富裕路，而個人主義卻借機抬頭的結果有很大不同。其直接表現在廣西廣泛開展清潔家園、清潔水源、清潔田園的“清潔鄉村”活動中，渡河村村民遵循著集體行動的邏輯，表現出極強的歸屬感，而松江村基層干部卻很難指揮村民開展清潔活動。該案例表明，美麗鄉村公共性建設離不開政府以合理的方式介入。尤其是當村民以經濟利益的影響和約束決定是否參與、如何參與美麗鄉村建設時，更需要政府的制度和機制供給與鄉村社會實現有效對接，這種對接能夠極大地激發鄉村社會的內在活力和凝聚力。
參與的載體：精英帶動及村民組織
調研發現，美麗鄉村建設要求強化農民間的合作，增強農民的自組織性和地方治理的自治性。農村精英及村民組織是參與美麗鄉村建設過程中的顯性主體，在美麗鄉村建設過程中發揮著引導、帶動和示范作用。如前文提及的渡河村村民何世斌，帶領村民組建合作社，引導村民致富，他就是具有特定技能的“鄉村精英”。合作社為他提供了一個發展經濟、示范幫扶的舞臺，理事會讓他充分發揮精于組織、善于協調等特長，利用自己的優勢建立起村民與村委會之間的橋梁。“這是一個人證明自己的真實的和不可替代的價值的唯一場所。”①又譬如，廣西生態鄉村建設重點實施“村屯綠化”“飲水凈化”“道路硬化”三個專項活動，力爭形成“村在林中、院在綠中、人在景中”的鄉村生態格局，力爭建制村公路通暢率達到100%，力爭讓所有農村居民都能喝上干凈水。像種樹、修路這樣的公共工程，更加需要理事會這樣的村民自治組織參與。
一般地說，修建村路往往要做好向村民收取配套資金、做出占用土地或拆除相關建筑的決策、主持及監督公共工程的建設等方面的配套工作。這些工作調用理事會比直接由村委會來組織要有效得多，因為理事會是由村民內部推選組成的，若由它來決議村莊公益事業建設，村民要求利益補償時就不再是面對一個與己無關的“公”，而是要面對一個與自己利益緊密相關的“私”，是一個自然村所有人利益所構成的“大私”。這樣容易解決公益事業建設中村民漫天要價而導致辦不成事的難題。若由村委會出面主持公共工程建設，即使村民不懷疑村組干部的私心，村組干部也往往很難就村民在建設公共工程中利益受損的補償找到平衡的解決方案，其結果就可能是好事不好辦和辦不好。
參與的實現：項目引導和事件介入
美麗鄉村建設的經驗表明，項目引導和事件介入的實質性參與是培育農民理性合作的有效途徑。如前所述，缺乏具體存在的鄉村建設實踐，村民參與只能停留在被動的、象征性的層面。在廣西開展美麗鄉村建設活動初期，剛上任的池花村第一書記奉明到弄屯下鄉，發現農民水缸里長滿了青苔，他看出了問題。于是，工作隊把解決群眾飲水難作為重點項目之一，組織池花村成立村民理事會，在共同利益的促使下培養農民的理性合作行為，先后組織各屯制定了屯規民約、保潔制度、衛生監督制度等，全村18個屯的環境衛生得到大整治。僅池花村，就建設了一個集中供水點，架設水管5000多米，解決了3個屯350人的飲水難。①通過項目參與，激發了村民自發生產和供給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主動性和能動性。
農村垃圾處理是當前美麗鄉村建設面臨的普遍問題，據測算，廣西農村每天產生垃圾約1.6萬噸，清運量僅0.34萬噸，約有80%的生活垃圾被隨意堆棄。美麗鄉村工作隊以村民最迫切需要破解的“垃圾圍村”難題為切入點，引導村民在沒有專門垃圾處理站、缺少垃圾填埋場、財政經費相對緊缺的情況下，為村莊最迫切的公益設施做貢獻，解決垃圾處理難、清運難、填埋難等問題。村民發現舊式垃圾焚燒爐最大的問題是無法直接焚燒瓜果皮等潮濕垃圾。為了研制出能完全燃燒生活垃圾的新式焚燒爐，平樂縣張家鎮燕水村村委主任李會常帶領村民一起摸索畫圖設計，從農村土法建造瓦窯、石灰窯、炭窯中得到啟發，制定了造爐方案，政府投入資金建造了一座日處理生活垃圾兩噸的焚燒爐并投入使用。通過具體事件介入可以觀察農民真實的合作意愿，并在事件解決中提升農民的合作能力，使其明白只有合作才能共贏的道理。隨著“清潔家園”活動的持續推進，一個個村民自行設計解決壯鄉村屯垃圾處理的好辦法、好模式不斷涌現。
（本文作者分別為桂林電子科技大學信息科技學院教授、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訪問學者，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教授、博導；本文系2010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加快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研究”、廣西高校黨的十八大精神研究重點課題“清潔鄉村活動與美麗廣西建設研究”、“廣西高校優秀中青年骨干教師培養工程”第一期培養對象項目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0ZD＆018、DSBD13ZD015、桂教人〔2013〕16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國家治理》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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