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已有關于農村文化反向認同的論述。當前我國農村文化的反向認同現象對我國統籌城鄉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在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統一的前提下，立足鄉村特點，依靠農民，克服“庸俗生產力論”的錯誤影響，才能有效消除農村文化反向認同現象。
【關鍵詞】農村文化；反向認同；對策
1927年初，毛澤東到湖南進行了32天的考察，寫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文中描述農民寧愿喜歡私塾（他們叫“漢學”），也不喜歡學校（他們叫“洋學”）。當時的“洋學”，主要的是傳播有益于中國社會進步的民主與科學內容；“漢學”指中國傳統文化，總體上屬封建的舊文化形態。按學理上講，農民應該喜歡前者，放棄后者，但事實恰好相反，一般的農民對“洋學”“表示冷漠”，“一向看不慣”。這就產生了文化的反向認同。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對農村文化進行改造的初始階段，就面臨著農村文化的反向認同問題。我們通過對《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的分析，不難總結出毛澤東同志關于消除農村文化反向認同現象的基本觀點和主要做法:一是農村文化的反向認同顯然是一種不合學理的現象，但有其存在的土壤；二是要立足農村和農民實際，對農村文化改造要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有機統一；三是消除農村文化的反向認同現象，需要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四是農民是農村文化建設的主體，農村文化建設內容和方式上要符合農村和農民的實際。
一、當前我國農村文化反向認同存在的問題
認同，原為心理學術語，指一種情感的移入過程，現也擴大指認可、接受、贊同，是主體對客體的認識、理解、認可、同意、接納乃至欣賞、尊崇。它既是一種狀態，更是一種過程，指群體中的成員在認知與評價上產生了一致的看法及其感情。反向認同，英譯為negativeidentity，即主體對客體在認知、態度及行為的一種否定。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在改造農村文化碰到的這種反向認同，是指農民采取否定方式來對待原本對自身有積極意義的文化時所產生的特定心理和行為方式。農村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文化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動力，對促進農村社會的穩定和農村環境的改善具有重要意義。當前，在我國廣大農村存在的文化反向認同現象對我國統籌城鄉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一）科技興農氛圍不足，迷信現象卻越來越多。
“我國農業問題的根本出路最終要靠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科技”。建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強調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來解決農業問題，在農作物品種改良、農藥研發推廣及農業耕作方式等方面都加大了科技投入，使我國農產品質量和產量都上了一個新臺階。農產品結構不斷趨于豐富，農民生活水平穩定提高，農村面貌大為改善。按理講，農民應當從這些實惠中看到科技的力量，進一步堅定科技興農的信心。然而，在農村，作為科學對立面的迷信現象卻大量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如神漢、巫婆、看相、算命、看風水等封建迷信活動還時有出現。宋振文通過對湖南彬州安仁縣牌樓鄉農村的調查指出，“40%的家庭有過看相算命的行為，58%的人賭博過”。又如，我國陜甘寧地區的很多地方“村村有廟宇，人人拜菩薩”。據陜西省委黨校調查，中國有超過2億的人對菩薩、神仙、龍王爺、財神爺等有“崇拜信仰”。再如，各種變相的封建意識借機泛起，美化帝王，以帝王為中心的宮廷題材作品從街頭書攤到影視熒屏大量涌現，各地官方搞起的祭祖大典讓人目不暇接。
（二）對教育重要性認識不足，“讀書無用論”泛濫。
在現代社會中，文化資源是實現社會流動的基本要素。提高自身文化資源擁有量，對于那些想實現向上層流動的社會成員而言是個基本途徑。2010年7月13日，胡錦濤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教育是國計，也是民生。教育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基石，是提高國民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根本途徑，寄托著億萬家庭對美好生活的期盼。勿庸諱言，與其他社會階層相比，農民無論在經濟、政治、文化上都處于相對劣勢。農民要改變現在這種不利處境，實現向上層社會流動，學校就是他們從社會底層向社會上層流動的電梯。可是，在廣大農村，受到急功近利心理、高等教育收費制度改革及大學生就業制度改革等多種因素共同影響，農民對教育重要性認識不足。農村普遍存在著一種錯誤思想:小孩讀書如果不能夠上大學，就白送了；要是讀大學不能夠找到好工作，更是白送了。這樣在很多農村出現了一種新的“讀書無用論”，小孩一般初中沒畢業就出去打工賺錢了。有的地方竟然掛出這樣的標語:要打工，念初中。
（三）節儉不足，人情支出攀比突出。
我國城鄉收入差距過大，農村總體比較貧困落后。現階段我國仍有3000多萬低收入的貧困人口。這些貧困人口絕大多數是農村人口。從常理上講，農民應該更加注重厲行節約、勤儉持家、量入為出。然而，農村人情支出攀比的不良社會風氣卻不容樂觀。農民有句俗語:人情逼如債，頭頂鍋子賣。筆者在福建省南平市對農民開展調查問卷時，設計如下一道題目:“您的支出主要用于【可多選】:購買種子、農藥、化肥等生產資料；日常生活用品；家用電器；子女教育；醫療費用；其他”。統計結果顯示，在沒有提示的情況下，仍有不少農民在“其他”一欄中寫下“人情往來”。這折射出農村人情往來在農民支出中占重要部分。在南平，農村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還有:婚嫁等各類人情世故名目繁多、盲目攀比，部分農民因借錢操辦喜事而債臺高筑；喪葬活動競相攀比，大操大辦，變相土葬開始回潮；建甌市東峰鎮井歧村吃喝風盛行，婚、喪、建房、生日、節慶都要大操大辦，一請三五十桌，一吃三四天，每戶年花銷三五千元，沒有錢就借高利貸。村里老人死了，子女還要做三至七天累人傷財的“功德燈”。
（四）盲目追隨城市文化，鄉村味不足。
農村（鄉村）是農民的居住區域，是居民以農業為經濟活動基本內容的一類聚落的總稱。鄉村和城市作為具有不同特征的區域，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應當有所不同。鄉村文化是指在鄉村社會中，以農民為主體，以鄉村社會的知識結構、價值觀念、鄉風民俗、社會心理、行為方式為主要內容，以農民的群眾性文化娛樂活動為主要形式的文化。學者劉鐵芳亦對鄉村文化的展開提出三重內涵:一是鄉村自然；二是鄉村村民的自然生產與生存的方式；三是建立在鄉村自然與村民自然生存方式之上的活動文化樣式，包括民歌民謠、民間故事、口耳相傳的白話傳統、民間文藝、民間體育形式、鄉情。這表明了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在內涵上具有不同的質的規定性。然而，一方面由于農村的貧窮與城市的富裕產生了強烈的對比，另一方面不少學者、國家官員及地方的精英都接受凡是不同于城市與現代文明的鄉村文化的情形都歸結為落后與迷信這一看法。因此，當前農村受到城市文化渲染越來越大，農民在羨慕、自卑的復雜心理中“接受”城市文化，并反過來鄙棄自己的精神支點——鄉村文化。正如中國農業大學的何慧麗在考察河南省蘭考縣農村文化建設指出:“農村文化無非分為三種，一是打麻將、玩牌等賭博文化；二是封建迷信文化；三是城市文化的殘余，例如城市的一些小資情調在農村的流行。”現在，文化下鄉活動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城市文化樣板戲的下鄉，講的是“城里的東西”，鄉味淡薄。
（五）農村文化開放不足，保守有余。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已有30多年，經濟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在國內外環境的共同作用下，我國農村社會開放程度應該更高、開放領域應該更廣。但當前我國農村文化開放不足，保守有余。受傳統文化影響，農村文化仍具有宗法性、保守性、封閉性和遲緩性等特征。自給自足的經濟讓農民形成了自我滿足、自我陶醉，盲目排外、因循守舊，不重視外來信息和經驗，拒絕交流與合作，求穩求安的價值觀念。農村文化的保守性，致使鄉村文化中那些落后的觀念不能在短時間內消除。另外，這種保守性也使農村文化具有很強的排外性。許多先進的精神文化思想不能在短時間內被農民所接受，最終導致農村文化發展緩慢。農村文化發展滯后，農民精神文化思想也相對落后，影響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進程。
二、消除農村文化反向認同現象的對策
（一）克服“庸俗生產力論”錯誤思想的影響，主動消除農村文化的反向認同現象。
首先，政府要高度重視農村文化建設，充分認識到農村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建設愈向前發展，對文化的要求也愈迫切。一個文化教育落后的地區，其經濟發展是缺乏后勁的。毛澤東曾經強調，農民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要“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眾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這對于發展國民經濟同樣有極大的重要性”。美國記者海倫·斯諾1937年訪問延安時指出:“我了解到，共產黨人能夠把民眾組織起來——在物質上，他們沒有什么可以提供給民眾，能夠給的，只是一種精神的力量，兄弟的情誼，或者就像他們所說的那樣——與民眾`生死與共’。由青少年組成的整個軍隊，會自愿地同民眾生死與共（所有的紅軍士兵都是不領薪水的義務兵），會被消滅，但是新的軍隊就會隨之而產生。在延安，動植物幾乎不能生長，但人類卻幸存了下來。”可見，文化建設為經濟發展提供了精神動力和技術支持。因此，各級領導應該高度重視農村文化建設，避免把農村文化邊緣化。文化與經濟不是前者搭臺后者唱戲的關系。一旦知識與人相結合，文化深化到人的思想意識之中同技術發生聯系時，文化教育的巨大作用就能凸顯出來。
其次，克服“庸俗生產力論”錯誤思想的影響，積極投身于農村文化的改造中。我國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總體不高，受封建主義等歷史因素的影響，農村文化各種反向認同現象確有其存在的土壤。但是，如果認為當前農村經濟發展總體落后的情況下，農村文化反向認同不可消除，那是錯誤的。對此，馬克思恩格斯曾批判了“庸俗生產力論”的錯誤思想。他們認為“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演奏第一提琴”，“關于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毛澤東也曾經指出，“我們現在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了文盲以后才去開始進行，這就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也只有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才能解決”。毛澤東這種建設與改造同時并舉的主張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因此，我們應該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運動中消除農村文化反向認同現象，積極投身于農村文化改造中。
（二）消除農村文化反向認同現象要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統一。
毛澤東在消除農村文化反向認同現象上堅持了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是值得我們借鑒的。一方面，毛澤東在論述新民主主義文化時，曾提出了文化的“共同語言”和“政治底線”這兩個概念。他認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政治底線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抗日文化是“共同語言”。贊成社會主義制度，便可視為社會主義文化的“政治底線”。這個底線就是農村文化改造的根本原則所在。另一方面，毛澤東作為置身于小生產者的汪洋大海的政治家，尤其是一個曾受到農民文化濃厚熏陶的政治家。他自然不能也不會對農民文化采取基本否定的態度。他必然會表現出某種靈活性，在某種程度上還要適應乃至遷就農民文化的某些局限性。這體現了毛澤東在改造農村文化中靈活性的一面。這一點可以從惲代英等中共黨人批評鄉村宣傳新文化的知識分子中得到印證。中國共產黨人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認為“不問農民的心理，而只知逞我們個人的理想”，不顧農民意愿，一味搞“打菩薩”、“放小腳”的事情，是不對的。毛澤東還贊同彭湃同志為了接近農民而信菩薩的做法。在消除農村文化反向認同現象的過程中，既要以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目標，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主旋律，又要兼顧現階段我國社會發展水平、農民傳統心理差異和覺悟程度的不同，注意先進性與廣泛性的有機結合。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認為“講革命性是從抗日到馬列主義，即從低級到高級”，在文化藝術上，“我們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樣，也是從低級到高級”。抗日期間，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社會精神風尚的建設，便明確地體現了從低級到高級的組合。那時，主要抨擊的是那些抽大煙的、二流子懶漢、為富不仁者、不講孝道的人等，突出宣揚正直、勤勞、節儉、廉潔這些農民的傳統美德。陜甘寧邊區的農民吳滿有，便是一個勤勞致富的典型。當時中國共產黨還向全邊區農民提出了“吳滿有方向”的號召。1944年5月1日，晉察冀邊區模范婦女大會發表的宣言，列舉了各種類型的模范事跡，其中有著名的支前模范、“子弟兵母親”戎冠秀，也有被稱為“建設新民主主義的家庭”的模范王世英。王世英是個鄉紳家的主婦，她的模范事跡，主要是治家有方，對家里的雇工很好。根據地社會精神風尚的建設，同樣是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統一的典型，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三）消除農村文化的反向認同現象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毛澤東認為對農村文化的改造需要一個漸進的長期的過程。共產黨人應當善于教育和啟發農民，使農民自覺地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良的風俗習慣，而不是不顧農民的覺悟程度，靠發號施令代替農民去破除。“使我國五億多農民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這樣一種驚天動地的事業，不可能在一種風平浪靜的情況下出現的。它要求我們共產黨人向著背上背著舊制度包袱的廣大的農民群眾，進行耐心的生動的容易被他們理解的宣傳教育工作。”毛澤東的這些主張，對我們當前建設農村先進文化仍然具有指導意義。當前農村文化之所以存在反向認同現象，主要是由于經濟發展不均衡、農村教育工作的滯后，使農民群眾很少能受到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教育和引導，一些落后文化如家族文化、宗族文化中的一些消極腐朽的思想沉渣泛起，鄉村文化處于弱勢。這是主客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畢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不可能現實的。作為農村文化建設的管理者應當充分認識到這一點。1944年10月30日，在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毛澤東曾指出:“在一百五十萬人口的陜甘寧邊區內，還有一百多萬文盲，兩千個巫神，迷信思想還在影響廣大的群眾。這些都是群眾腦子里的敵人。我們反對群眾腦子里的敵人，常常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還要困難些。”因此，今天我們要消除農村文化反向認同現象，同樣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有急躁心理。
（四）依靠農民，以農民需要為切入點，才能更好地消除農村文化反向認同現象。
首先，人民對文化的需求是推動文化發展的決定力量。農村是農民的農村，農村文化反向認同現象要消除，其主體是農民。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提出:“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讓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試看農民一向痛惡的學校，如今卻努力辦夜學。……認為這樣的學校才是他們自己的”，所以才會有“夜學經費，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閑公閑產”這么積極、自覺的行動。為此革命黨人要“引而不發，躍如也”，要善于教育和啟發農民，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真正的革命黨人是“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不能“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更不能“站在他們的對立面反對他們”。
其次，以農民需要為切入點，才能更好地消除農村文化反向認同現象。文化的創造和建設，無論思想品質還是形式風格，都以提升人民群眾文化素質和精神境界，適應和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為指向。當一種文化使農民的需要得到解決，能夠給他們帶來經濟和社會地位方面的好處時，農民就會接受這種新文化。熊輝認為“農民這種`多神主義’顯然與他們功利性的迷信心理有關。他們在觀念上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都取決于實際利益”。在福建省南平市浦城縣，一位農民對市里下派來的科技特派員滿腹狐疑:“早晨一根竹竿趕出一百來只鴨，晚上一只沒回來，科技特派員來了，能讓我的鴨子活一半?”當科技特派員用自己的專業技術，讓早已獲得自由和土地的農民擺脫貧困，贏得金錢和財富，老百姓對他們稱“仙”稱“王”。
再次，在消除農村文化反向認同現象中，文化改造要在內容和形式符合鄉村文化的特點。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毛澤東認為當時之所以產生農村文化的反向認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鄉村小學校的教材，完全說是城里的東西，不合農民的需要”。一旦農民覺得一種文化能夠反映自己的生產生活方式、鄉風民俗和價值理念，那么這種文化就會在農民心中生根發芽，占據農民心理。毛澤東曾談到楊家嶺的秧歌隊去安塞演出時，有幾個勞動英雄也參加進來，和秧歌隊一起跳起來了這樣就可以把以前外來知識分子和本地老百姓的隔膜消除了。因為勞動英雄們感覺到楊家嶺的秧歌隊是歌頌他們的。因此說，建設農村先進文化，一定要貼近農業、貼近農村、貼近農民，一定要反映農民的生產、生活實際，一定是農民所需要的文化內容，一定要“鄉味十足”。城市文化主動融入鄉村文化，一定要保持村落現有分布狀態和空間結構，保持現有的鄉村的文化氣息與文化氛圍，而不能以城市文化代替鄉村文化，更不能消滅鄉村文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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