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兩個30年城鄉政策的大逆轉
編者按
一年一度的春節，城市中產階級瀟灑地出國旅游，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而背井離鄉的農民工，為了能夠買到一張火車票，和家人短暫團聚，不知要付出多少艱辛。時至今日，徘徊在城鄉之間的農民工大軍已經突破2.7億。一方面城市越來越畸形繁榮，農村卻越來越衰敗。
農民工外出打工，似乎是為了闖世界，見世面，求發展，但同時也是生存所迫的無奈之舉。那么，這種狀況又是如何造成的呢？嚴海蓉老師帶我們追根溯源，反思改革前后城鄉政策的大逆轉，以及這種政策帶來的社會后果。
正文
官方媒體和學術界主流都慶賀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世界觀的大調整，認為“撥亂反正”終于使中國上到“發展”的正道上來了。馬克思曾指出他同時代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眼里只看到原始積累是自由和解放，今天（九十年代后期以來）我們主流媒體和學術界從目前的農村勞動力流動看到的是解放和發展，尤其是農村青年一代的自我追求，看不到這是無奈的出走，而背后是城市對現代性的壟斷和農村的虛空化。
毛澤東時代的去城市化
在毛澤東時代和改革時代不同的現代性方案下，城鄉關系有重要的不同。毛澤東時代的現代性是以國家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特征，而改革時代則是以中國重返和認同全球資本主義大市場為特征。相比較而言，在毛澤東時代，政策的傾向對城市不怎么優惠。現今的一些海內外學者甚至認為當時的政策是遏制城市的。
當時的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在意識形態領域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這些城市是被改造的主要對象。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不久就制定了旨在進行積累和工業化的國民經濟發展策略。就城市而言，發展策略就是要把中國的城市從頹廢的、掠奪性的、帶有殖民地特色的消費城市改造為艱苦樸素的生產型城市。
投資和計劃的重點不強調城市的擴展，資源的配置和供給也不傾向于現有的城市，尤其是沿海的大城市。一九五八年開始的大躍進是對蘇聯式的中央計劃模式的一種放棄，轉向依靠中國城鄉老百姓自發的熱情和創造力來加速實現共產主義，其中，農民的熱情和創造力占有很高的地位。農村人民公社里的小規模工業得到了相當的重視，對其重視的程度可能甚至大于城市里的蘇聯模式的大規模企業。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搞了三線建設，國防工業大規模地向中國內陸省份轉移，客觀上促成了工業在整個國家的一個更為平衡的分布。
在六七十年代，農村是意識形態的高地，是城市知識青年鍛煉自己的廣闊課堂。大寨是全國的樣板，文化大革命時期宣傳的主體基本是農村，而不是工廠。
盡管目前學者們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發展策略上是否有反城市的傾向還有不同的看法，但那時的發展政策的確把以往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工業化和城市的特權地位的共生關系割裂開了。當時不論城市，還是農村，都是在“艱苦樸素”中求得發展。
改革時代的城市中心主義
在改革時代，國家現代性的標志是轉軌和接軌，使中國加入到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去。大量的外資涌入中國，中國商品越來越多地打入國際市場，國內服務行業的興起，所有這些都靠著大量的流動的廉價勞動力的支撐。這個重大世界觀調整和隨之而來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調整引發了一個以農村虛空化為代價，以城市發展為目的的發展方向。這個雙方面的過程從經濟、意識形態和文化幾個層面展開。
自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轉軌以來，城市開始成為經濟增長的車頭，在改革開放的商品經濟的建設中占著制高點的地位，從“生產型”城市向“企業型”城市的轉變。無獨有偶，戴維·哈維在描述二十世紀七十和八十年代的發達的資本主義時，分析了在靈活積累的機制下，城市的職能從“管理型”（管理社會服務）走向“企業型”（確保投資和發展）的轉變。一九八○年后，為吸引外資，中國陸續建立了經濟特區。在國家的新的經濟部署中，重點城市成為商品經濟的中心紐帶，在資源的調配上得到國家的優先考慮，在決策上比原來有更大的自主權，不斷地擴大其規模效應。一九八二年的經濟發展十大方針里，有依靠大城市作為經濟建設的中心這一條。Kirkby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注意到了這種集團化的發展趨勢，評述道，“中國的經濟學家毫不猶豫地承認其主要目的是強化城市和地區的等級關系。他們今天比較一致的觀點是，這種不平等關系的制度化會加速經濟的發展”（一九八五）。從一九八三年開始的類似“市管縣”這樣的行政體制改革，讓城市擺脫了過去管制它們的專區一級的領導，使城市能夠為自身的經濟發展直接利用周邊區縣的資源勞力。這樣，城鄉統籌的發展原則和專區作為它的某種制度保障被拋棄了。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行政職能的重新調整，城市又重新具有了現代文明中心的優越地位。“現代”和“文明”本身就是意識形態建構，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它們指代資本和發展，而且在城市里擁有了永久居留權。一九七八年，國家下達了一條行政指令，把城市工商業利潤的5%用于城市的住房、道路和其他基礎設施的建設，而在這之前所有的資金都是用于國有企業的再生產投入。這道新的命令帶來了八十年代初期城市建設的高潮。
國家對農村的投資銳減
一方面國家使城市發展在策略上占據著極其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國家對農業的投入不斷下滑。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間，國家在農業上的投入是總投入的7.1%，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間為11.3%，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為17.6%，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年為10.7%，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為9.8%，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年為10.5%。而從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卻下降為5%，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年則進一步降到3.3%（Kam Wing Chan,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Re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Post-1949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改革開放的十一年里，即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年，中國總的基建投資從五百零一億元增至一千零七十三億元，增幅為240%。而這一時期對農業基本建設投資總額只從五十三點三億元增加到七十點四億元，只有34%的增長。從整體上看，農業占基建投資總額的比例從一九七九年的10.6%下降到一九九二年的2.8%和一九九四年的1.7%。當然僅從這些投資數據上來比較兩個時代的農業農村政策是非常片面的。此處羅列的數據不是用于概括，僅僅起一個示意的作用。這些財政數據還沒法反映建國的頭三十年里農村小工業和城市農用工業對農業的支持，國家對水利、造田、治洪、農村醫療、農村教育方面的巨大的政策人員和間接的財政支持等等。
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這一個短暫的時間里，的確一度出現過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興旺局面。除了農民的積極性，主要歸功于雜交水稻改良、水利體系的完善、化肥生產線的引進、農產品的收購價格的提高和放松了對農產品的統收統購。從八十年代中期以來，農民的收入一直在低迷中徘徊。一九八五年由于化肥和殺蟲劑的生產轉為市場調控，這兩類產品的價格比兩年前的一九八三年分別上漲了43%和82.3%。與此同時，國家對農產品的收購價卻下降了28%(高默波，Gao Village,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到了一九九八年，種一畝水稻的收入一般在二百到三百元之間，種一畝棉花的收入一般在五百元左右。據政府的內部統計資料，城鄉收入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零點五九，超過了報警線零點四。安徽無為縣的一個鄉鎮黨支書公開承認說，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他們那里的農業生產就一直停滯不前。盡管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這些年里，城鄉收入差別曾一度縮小，但在一九八五年后又開始拉大，到了九十年代則更大，比一九七八年前還要大。與此同時，隨著農村改革，生產私有化，過去有限的由集體經濟提供的福利和醫療保障也消亡了。農村成了國家經濟投入策略中被遺忘的一塊荒地。
農村被主流文化污名化
自八十年代中期始，在農業生產低迷不前的同時，在意識形態上，“落后”和“傳統”這樣的字眼也成了農村的代名詞。在中國開始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過程中，新的現代性的觀念在形成，一種新的參照系在形成，這使人們對歷史，對過去有了一種與以往不同的描述和詮釋。過去那種縱比舊社會的豪邁和自信感覺已經蕩然無存，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我們的知識精英橫比西方，認同西方人眼中看這個農民大國的感覺——“貧窮和落后”。
城市目的論不斷地把農村納入到以城市為中心的意義表述體系中，城市的“文明”和“現代”建立在把農村作為封閉沒落的他者之上，使農村除了作為城市的對立面外，除了是空洞的“傳統”和“落后”的代名詞外，不再有什么其他的意義。這是意識形態上農村的虛空化。今天在城市里，“農民”成了愚昧、無知和不文明的代名詞。這種把農村構建為傳統的荒原、把海外投資熱地沿海新興的城市當作文明的窗口的八十年代啟蒙話語不由得使人回想起二十世紀早期在中國的殖民主義的現代性。這兩種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啟蒙運動都是借用一個想像出來的普適的西方現代性所具有的權威，把“中國的傳統”放在了驚人類似的位置。
承包田成了福利田
農村的虛空化更深地體現在農民和土地的關系上。在許多地方，土地從生產田變成了福利田。學者和政府把農村勞動力往城市流動稱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所謂“剩余”勞動力，大多是農村人口中受過較好教育的年輕人，是新型的農業生產發展最需要的人。在安徽和其他一些省份，勞動力外流導致大量土地被拋荒。這種拋荒已經到了驚人的地步。在無為縣，農戶一年種一季而不是兩季是很平常的事，當地的農業通訊稱之為“半拋荒”或“隱性拋荒”。如果專家學者們稱外出的年輕人為“剩余勞動力”，那么這些拋荒田該是農村富余土地了。
八十年代種田還能帶來收益，而現在不同了。農民們說，種地只是為了保口糧。各種資本組合的大小企業正在把數以百萬計的青春年華的農村勞動力吸進他們的血汗工廠里，沒有福利和保險。每年數以萬計的工傷殘病勞動力回到農村老家，依靠最后的福利田活命。在市場變幻莫測的供求關系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大積累的大潮中，在不管什么企業都想在這個過程中分一杯羹的喧騰中，農村這個大水庫不停地放出新鮮的勞動力，而吸收傷殘病余人口。所以，出來的不是剩余勞動力，而留守家里的才是剩余勞動力。當農民工的工資不足以支付他們在城市里進行后代的再生產時，養育下一代的任務則由農村來承擔，這是農村補貼城市，農民補貼資本。
八十年代的生產責任田到了九十年代變成了福利田，用來承載那些傷殘病余人員和下一代農民工。農村虛空化的過程使農業生產沒落了，使農村生活蕭條了，使農村的脊梁給抽掉了。這個過程奪走了農村從經濟到文化到意識形態上所有的價值。農村的年輕人所面對的問題是在這樣日益蕭條的農村，他們看不到一條通往未來的道路。所以，他們說“在農村沒有出路”，這是他們對問題的最準確的表述。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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