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70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美國的反越戰運動，是當時世界政治舞臺上的兩支重要曲目，在正在興起的歐美中國學領域，一批批深受影響的青年學生開始把眼光投向中國的民眾運動，周錫瑞（Joseph Esherick）、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和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等著名中國學家都是從那激情燃燒的歲月里走過來的。
裴宜理是當今中國學術界的老朋友，在其《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一書的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劉平譯）出版后，我們即開始著手其《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一書的出版工作（盡管該書的翻譯工作在1990年代即已開始），其間歷時漫漫，很多朋友紛紛詢問該書的出版情況。值此中譯本終于問世之際，略作點評，以做交待。
裴宜理，1948年生于上海，三年后遷居日本，后回美國求學；1969年畢業于紐約威廉·史密斯學院；1971年獲華盛頓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78年畢業于密西根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現為美國人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2002年—）、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會長（2006年—）、哈佛大學政府系亨利·羅索夫斯基講座教授。她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于近代與當代的民眾反抗與底層政治，橫跨政治學與歷史學領域。
《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是裴宜理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完成的，1980年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還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準備階段，裴宜理就一直在試圖采用與當時流行觀點不同的視角、方法去探索中國革命的起源問題。通過對臺北的一系列有關文獻、檔案的梳理，她開始對傳統叛亂背后的動力以及他們與現代革命之間的關系提出了與眾不同的觀點。1979年，她又利用中國改革開放的機會，作為最早進入內地的美國中國學者之一，前往皖北的渦陽、亳縣等捻軍發源地進行實地考察。本書的學術價值至今仍然受到西方學界的肯定。
該書著眼于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淮北地區的農民反抗運動，以這一地區既孤立、又有機聯系的三大事件——捻軍、紅槍會和共產主義革命——為研究對象。全書分七章：第一章“導論”，為全書寫作緣起、立場與謀篇布局的鋪墊；第二章運用環境學、生態學方法，闡釋淮北的地理環境；第三章從社會結構、社會心態及人類學等視角入手，對淮北農民的生存策略展開分析；第四章探討了捻黨是如何從掠奪者走向叛亂（捻軍）之路的；第五章探討了兼具防衛者與叛亂者色彩的紅槍會；第六章是關于復雜的淮北共產主義革命的解析；第七章為全書結論。
下面對該書最重要的一些觀點加以簡單介紹。
社會結構對集體暴力的模式產生了重要而復雜的影響。作者認為，不是所有的貧農都是掠奪型暴徒，正如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防御型民兵一樣。采取群體生存戰略的成員身份以及經常使用的意識形態理由取決于更有組織性的集體（參見英文版第5頁，下同）。黃宗智稱：裴著的重要特點是注重從社會經濟結構演變和歷史事件的結合來探討中國的農民運動，一方面是在農民運動的歷史事件中去探討社會結構的變化，另一方面則在結構的變動之中去尋找民眾運動的來源和推動力。（黃宗智：《三十年來美國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況》，《中國史研究動態》1980年第9期）社會結構及其變動目前已經成為社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裴著采用社會生態學和環境學的視角與方法，分析了特定區域地理生態環境與農民叛亂的關系。在淮河流域，從陳勝起義到元末紅巾軍起義、到明清兩代連綿不斷的社會動亂，把叛亂和抵抗的傳統一代代地傳遞下去，地方性農民暴力可以很好地解釋成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下為了生活和生存而開展競爭活動的延伸。當然，這一環境既是自然特征，也是人類行動的產物（第11頁）。人力和自然因素的雙重作用使淮北形成了一個高風險的經濟系統（第16頁）。同樣，自然的和政治的因素為淮北造成了一個不穩定的生態系統，特別有利于盜匪活動的蔓延。除了歷史與現實的因素之外，農民中世代相沿的習俗也大大強化了爭勇斗狠、樂于為盜的心理（第64頁）。
在第二章，作者通過對淮北地區捻軍與紅槍會運動的考察，歸納了這一地區兩種集體暴力（或曰生存策略）的行動模式：第一種可以稱為“掠奪性戰略”，就是以本地區其他人為代價，非法攫取資源，從偷竊、走私、綁架到有組織的械斗；作為對抗這種劫掠而來的反應，產生了“防御性戰略”，即面對強盜式的搶劫而采取的保護個人財產的行動，包括莊稼看護、家丁、民兵和堡壘式圩寨的構筑。
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上，作者認為，兩者關系的疏離，是社會動亂產生的重要原因，正如缺乏政府保護使得抵御盜賊的自我防護手段成為必須一樣，匪患蔓延是因為國家控制能力的不斷削弱。因為國家政權的削弱與地方暴力的蔓延，造成淮北地區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兵匪不分、民匪不分，“土匪”和“百姓”之間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作為防御土匪的團練-民團，其本身也從事公開的掠奪活動。在淮北農村，正是這一組織的存在才為上述兩種生存策略創造了組織上的新機會。
作者比較完整地提出了土匪組織的分類問題。她認為有三種類型的土匪集團：臨時性匪幫、半永久性匪幫和土匪軍隊，它們在規模、構成、活動區域和持久性等方面互有區別。后來，研究民國土匪的專家貝思飛、蔡少卿等人都曾受到這一分類的影響。
作者比較完整地提出了造反組織、尤其是秘密結社與匪股的血緣制、虛擬血緣制理論，她認為，一般匪股最基本的徒眾往往與首領有血緣關系，親屬關系是匪股最常見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并無親屬關系的匪幫成員經常采取歃血盟誓的方式相聯接，彼此以虛構的親屬名義相稱呼（第69頁）。現今國內研究秘密社會的學者，包括我本人，也都認可了秘密教門縱向的師徒父子關系、秘密會黨橫向的兄弟關系這一基本結構。
作者界定了早期捻軍——我們在中譯本中統一稱為捻黨——的“土匪”性質。作者認為，捻黨運動是不同地域的集團、仇殺性集團和自發性集團的匯合。販私、械斗、盜匪，最終在適宜的條件下走向叛亂。捻黨的絕大多數活動都是在經濟因素驅動下的犯罪活動，他們的思想也沒有超出農民正義感的樸素觀念（第113-114頁）。由此出發，作者進一步分析了捻軍運動的兩重性，即掠奪財物和社區設防，盡管兩種力量的合成使這場運動具有韌性，但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在目標上，任何一種力最終都與協調一致的反政府運動的發展是互相矛盾的。掠奪本性造成不聽調令，違反紀律之風與飄忽不定、肆無忌憚的行為在捻軍中盛行。防衛性圩寨摻入的結果更強化了可以各行其是的傾向。按血緣關系設防的圩寨就像無數個獨立王國。捻軍戰士在防護墻后聚族而居，其中的絕大多數都不愿背棄家族去過一種持久的叛亂生涯（第146頁）。
作者勾勒了紅槍會的特征、性質與行動趨向，指出它們是按地緣而非血緣關系整合的社會組織。盡管紅槍會運動包括了許多名號和習慣各異的分支，但這些形形色色的紅槍會一般都具有以社區為基礎、對付掠奪威脅的共同特征。關于其性質，作者認為，盡管1920年代末紅槍會的掠奪和仇殺行為表明其吸納了掠奪因素，但總的來說，紅槍會運動并沒有失去其基本的防衛目的（第172頁）。因此，和捻軍的掠奪性運動一樣，紅槍會的鄉村防衛性運動同樣存在某些固有的局限性，這些局限性使之難以轉化為更具革命性的集體行動模式。
作者指出了共產主義運動在淮北地區發展的復雜性與艱巨性。共產黨干部初入淮北，就遇到了在集體暴力方面訓練有素的農民。這里盜匪流行，會門眾多，大規模叛亂的發生令人記憶猶新。土匪和會門分子同樣是聚集起來進行武裝斗爭的老手。他們受到以前歷代農民叛亂者歷盡艱辛所取得的經驗的影響。然而，很明顯，這種令人難忘的農民反抗斗爭經歷的潛在動機是實際的，也是狹隘的、具體的。所以，這場革命各個階段的特點值得注意。早先，紅槍會對于青年知識分子試圖把他們改組為“現代的”農民協會是反對的。共產黨“打倒地主”的口號在80%有土地的農民中沒有得到廣泛的響應，“打倒劣紳”的口號則疏遠了由地方精英領導的紅槍會（第217頁）。北方的紅槍會本身就是在地主豪紳階級領導之下的，因為掌握權力的北方軍閥既壓迫富人又壓迫窮人，所以北方群眾不分窮富，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軍閥統治。共產黨分離紅槍會會首與會眾的計劃未能實現，不得不轉而利用更具有掠奪性質的光蛋會組織。
后來，抗日戰爭為新局面的開展提供了契機。發展穩定的根據地取代建立農民協會成了中共議事日程上的頭等大事，那些曾經構成中共開展土地革命障礙的自衛團體，現在變成了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下開展抗日自衛的重要工具。在這一過程中，中共盡管希望最終取代地方力量，但同時又不得不先行吸納這些力量。吸納會門成員加入組織促進了共產黨力量的擴大，但同時也帶來了黨的純潔性的嚴重問題。隨著抗戰的結束，當中共開始由農村地區向淮北的城市擴張的時候，會門問題變得越來越麻煩，共產黨決定對所有這些“封建組織”采取強硬的立場，最終，互助合作、減租減息等運動發揮了極大作用，共產黨終于控制了整個淮北城鄉的局面。
在如何理解農民革命——即農民為什么造反與如何造反——這個問題上，作者通過對淮北地區的個案研究說明，對于傳統農民叛亂的研究，應該在某些重要方面區別于過去分析農民革命的方法，更具體地說，作者試圖揭示地方環境在引發和形成農村動亂的重要性。她發現，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地區，叛亂才不斷地反復爆發。為了解釋這種反復現象，人們有必要仔細地研究這種現象發生發展所依賴的地方環境。對于地方沖突根源于階級差別的傳統觀點，作者認為，這些沖突的發生常常是超越階級界限的。一個掠奪性團伙的形成，由宗族成員構成的可能并不比由貧苦農民構成的可能要小。有時，階級和宗族有可能強化相互之間的關系；但是，在階級和宗族發生沖突的時候，血緣關系通常是構成一些組織的主要基礎（第252頁）。
關于傳統農民叛亂與現代革命之間的關系，作者認為，淮北地區一般被認為是中國最具有叛逆性的地區之一，更深入的考察已經排除了該地區歷史上的農民叛亂和現代革命成功之間具有簡單的、正面的關系的可能。這一結論并不是要否認中國農民叛亂的遺產和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之間有某種聯系。……而且，毫無疑問，中國農村叛亂的歷史事實極大地鼓舞了共產主義革命者發動農民的決心（第257頁）。
裴著這些富有啟發性的觀點對于我們理解近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地主與農民、革命與叛亂等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也促使我們重新審視20世紀50-60年代中國意識形態領域及學術界非理性地拔高農民起義地位的做法。
至于裴著的學術影響，有一位后來的博士研究生克里斯汀·赫斯（Christian Hess）評論道：裴著從出版至今，已經20年過去，今天的學生也許會發現，它的有關環境、叛亂與革命過程的假設與結論在今天開始清晰起來了。作者得出的觀點在今天已經廣為人知，恰恰凸顯了這樣一部開拓之作的先見之明）。
該書以及裴宜理在1980年代以后對中國農村村民自治、農民維權等問題的觀察（例如她在《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 ）1985年9月發表的《鄉村暴力與社會主義中國》、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1989 年7月發表的《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也為我們觀察與處理當代農村愈演愈烈的社會反抗現象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另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加大，國內學術界越來越遠離“農民戰爭史”的研究（盡管我們自己還遠遠沒有弄清楚農民為什么造反、如何造反以及他們與中國革命、與現代化的關系），不能不令人深思，裴著不失為他山之石。
當然，裴著也存在一些不足。該書出版后，孔飛力（Philip Kuhn）教授就曾經指出：該書不失為一部杰出的社會史著作，但必須批評其過于理性、過于功能化地探討地方文化的研究方法；作者應該更多地注意紅槍會的文化因素，例如它們的信仰體系，而非僅僅是這些體系所發揮的功能性作用（Pacific Affairs, 54.3: 513-515)。
至于一些史料與術語方面的錯誤，我們已經適時地在有關注釋中指出了。這里要指出的是，作者在第四章說道：“捻軍叛亂是19世紀中國僅有的一次沒有宗教信仰激勵的大規模的叛亂運動——這與白蓮教、太平天國和回民起義形成鮮明的對照（第121頁）。須知，在清代，沒有宗教信仰激勵的大規模的叛亂運動并不止于捻軍，如19世紀初的福建蔡牽、廣東張保等大規模海盜起事，如所有秘密會黨起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政治信仰的刺激），如19世紀末期的反洋教起義等。還有，講述淮北共產主義革命的第六章主要是根據中共方面的文件寫的，資料不免單調；在論述這個地區的革命時未能與中國革命的大背景做更合理的聯系；作者寫作時離開那個時代并不遙遠，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作者未能更多地開展實地調查，這些都不免給人留下遺憾的感覺。
最后，關于本書的翻譯與出版，也是一個值得一提的話題。我在多年前曾經聽說，該書有幾個地方的學者在翻譯，或許有四個版本，由于各種原因都無法出版，其中最主要的乃是所謂政治原因，目前這一條看來已經不是出版的阻礙因素了。至于這一個中譯本，雖然是池子華教授與我合作完成的，卻不得不提到其他一些給予了極大幫助的人。該譯本最早由上海一家出版社拿去打算出版，未料一去就是數年，等到好不容易取回稿子，在請朱明清、包嵐兩位做文字輸入的工作時，才發現全書七章被該出版社遺失了三章，只好請我的博士生趙良宇、碩士生馬國喜補譯三章，碩士生楊穎整理索引，由我校訂。在出版過程中，責任編輯何世魯先生的專業功底與敬業精神令人難忘。在此一并致謝。
（資料來源：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中譯本（商務印書館，2007年4月）所寫的譯者前言（該書譯者為池子華、劉平），應《歷史學家茶座》編輯約請，發表于該刊總第7輯（2007年1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歷史學家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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