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小崗村改革38年從分田到集中
4月24和25日，習近平分別到安徽金寨、小崗村的下鄉考察行為，成為了輿論關注焦點，各大媒體紛紛在頭版頭條給予重點報道。其中人民網報道的標題——《習近平“安徽行”：大山里與鄉親們話脫貧，赴小崗村重溫改革》較為全面與醒目。
小崗村為啥能吸引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位國家領導人來考察？在全面奔小康的開局之年，習近平為啥在小崗村重溫改革歷程？38年過去了，人們為何至今不忘38年前小崗村土地改革的那一聲“驚雷”？
最近幾日，輿論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了小崗村。從1978年分田到戶開始，從小崗村刮起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風，快速吹到了國內每一處鄉土。2006年1月25日，做了小崗村第一書記的陳浩，再次將分到各家各戶的土地以入股的方式重新集中到了村里。小崗村里濃縮著中國鄉村38年變革歷程，也是中國鄉村發展的一面光輝旗幟。
一、改革要簽“生死狀”
1958年，在火一樣的天氣中，轟轟烈烈的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在鄭州拉開帷幕。這個寄托著中國億萬農民萬千憧憬的“烏托邦式”的新農村運動，試圖徹底終結在中華大地上延續了數千年的小農經濟耕種模式。
沒有人會想到，這一切將在20年之后，即1978年11月24日的一個深夜，在一個“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代款”窮的不能再窮的一個叫小崗村的農戶屋內徹底瓦解。
在那個漆黑的晚上，18位農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險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鮮紅的手印，將村集體所有的土地承包到戶（說白了，就是“分田單干”）。在當時他們犯下了一個不可饒恕的原則性錯誤，后果之嚴重，每一個人都很清楚。
在那份大包干協議書上，明確寫明：收下糧食后，首先交給國家，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如果隊干部因為分田到戶而蹲班房，他家的農活由全隊社員包下來，還要把小孩養到18歲。
與其說大家摁手印的是協議書，倒不如說是“生死狀”更為確切。但為了活命，他們必須冒死一試，與命運賭一把。對于當時按下手印的每一個人來說，明天會怎樣，沒人敢去想。然而，對于整個中國農村農民來說，正是因為他們孤注一擲的拼死精神，終于迎來了一個嶄新的黎明。
二、撬動中國的小崗村
中國選舉與治理網專欄作家阮思余說：“小崗村能成為持續二十多年的明星村，原因無非就是當年所謂冒著殺頭簽協議的敢為天下先的創舉。正是這一第一個吃螃蟹的精神，使得小崗村得以躋身于明星村之列。從精英人物對于推動歷史發展來看，我們必須承認的是，當年血書協議之所以能夠簽成，主要還是得益于18戶農民敢于置生命于不顧的冒險精神。沒有這18個農民精英的主導，恐怕“包產到戶”這個新生兒不會那么快降落中國大地。”
當時的小崗村隸屬于梨園公社，是一個只有20戶家庭115人的小隊。然而令所有人沒想到的是，土地家庭聯產承包一年后，村里就發生了巨大變化，糧食產量達十幾萬斤，相當于該村1955年—1970年糧食產量的總和，而人均收入竟是上一年的18倍。
在那樣一個特殊年代，對于小崗村獲得大豐收的事實，批評“包產到戶”的聲音仍不絕于耳。直到1980年5月底，鄧小平在一次重要談話中公開肯定了小崗村的這一做法，并傳達了一個明確信息——農村改革勢在必行，批評之聲才逐漸散去。
大半年后，也就是1982年的第一天，新中國第一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臺，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正確性。也是從這一刻開始，小崗村才真正與“中國改革第一村”緊緊捆綁在了一起。
在隨后一段時間，我國政府不斷穩固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鼓勵農民發展多種經營，使廣大農村地區迅速摘掉貧困落后的帽子，基本解決了百姓溫飽的問題，并逐步使全國百姓走上了富裕的道路。
三、墮落中的小崗村
解決了溫飽后的小崗村，在日后二十多年的發展道路上，走了一個很大的彎路。在沈浩到小崗村當書記前的2003年，小崗村給人的印象絕不是“窮、亂、差”所能概括的。
2003年前的小崗村，已經連續多年沒有選出領導班子，人心渙散，而在這樣一種極度自由的狀態下，村里亂建房子，亂倒垃圾的現象村民們早已司空見慣、習以為常。
數據顯示，這座被稱為“中國改革第一村”的村子，2003年的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還沒有趕上鳳陽全縣的平均水平，而且村集體還欠了好幾萬元的債。沒人敢相信，在至高無上的榮譽下面，真實的小崗村竟然會是這樣一個狀況。
其實，當時的小崗村和全國的很多農村一樣，有把子力氣的年輕人都出去打工掙錢了，在村子里能見到的，更多是老人和留守兒童，就是土地以低廉的價格流轉給私企老板的現象也并不足為奇。
多年來，作為我國農村改革的典型，小崗村沒少沾“中國改革第一村”的光，無償收到了很多外來援助和政府的投資幫助。這些由“村品牌”所帶來的實惠遠是那些從全國各地趕過來向其學習的村子所得不到的。
然而即使這樣，在多方精心的呵護下，小崗村依然在發展的道路上逡巡不前，可以說是幾十年下來“江山依舊，舊貌猶存”。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農村致富的發展道路上，反倒是那些沒有“分田到戶”或分了田又合了起來的，保持了集體經濟的農村，走上了集體富裕的道路。
在我國這樣的明星村有很多，如江蘇的華西村、黑龍江的興十四村、河北的周莊、湖北的洪林村、河南的劉莊村、南街村及土古洞村等，不勝枚舉。
四、從分田單干到土地再集中
為了改變這一現狀，為了讓小崗村這個典型更加名副其實，對得起自己這個典型身份，從2004年開始，沈浩在小崗村的六年，一直在鞠躬盡瘁地做另一種嘗試，即將當年包干到戶的土地再以合作社的形式集中起來。
2006年1月25日下午，沈浩在全體村民大會上宣布：春節后要把小崗村當年分到各家各戶的土地以土地入股的方式重新集中到村里，合并開發利用。沈浩向村民們保證，絕對不讓大家吃虧，合地后將建成“農業合作農場”，讓小崗村當年實現人均收入5000元的突破。
對于小崗村幾十年遲滯不前的客觀事實，沈浩有著自己的想法。2006年，在接受《鳳凰周刊》的采訪時，他說：“初到小崗村時就有意把小崗村的土地重新合并起來，因為小崗的土地分散，形不成規模，還是一家一戶的生產模式，只能解決吃飯問題，不能解決發展問題。村民以前吃不飽飯，現在有飯吃了就滿足了，再加上媒體不負責地吹捧，讓小崗人麻木了。”
為了實現自己的這一大膽嘗試，在剛上任不久，他就組織了一場“紅色考察”，帶領村民集中參觀了4個走集體經濟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大寨、耿莊、紅旗渠、南街村）學習經驗，反思自己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路考察下來，村民們感觸頗多，甚至為曾讓自己驕傲了很多年的“中國改革第一村”這份榮譽而感到羞愧。在告別南街村時，有人在那里的留言簿上這樣留言：“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
然而，對于小崗村來說，將土地分包到戶不容易，同樣，再將土地從農民手中集中起來也并不簡單。從成立葡萄產銷合作社到蘑菇產銷合作社，從舉辦葡萄旅游文化節到為小崗村爭取扶持資金，蓋樓修路，從發展種植農業到搞鄉村旅游，六年來，沈浩為小崗村的發展不遺余力，不過這條帶領村民一同致富的路并不好走。
五、反思小崗村
2009年11月6日，45歲的沈浩就離開了人世，他當初的那個帶領村民集體致富的夢想仍未實現。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作為帶領小崗村致富的英雄，他雖壯志未酬，但我們有理由相信，終有一天小崗村的百姓會用自己的行動來告慰英雄的在天之靈。
小崗村是當之無愧的“改革開放第一村”。但值得思考的是，面對2003年之前的尷尬處境，小崗村曾經的貧窮與落后，到底是集體經濟出了問題，還是村民的思想落后所致。
對于當年的“三靠村”，有人說，是因為毛澤東時代搞農業集體化道路，搞農民合作社，搞人民公社，搞文革，搞大躍進，但問題是，為何同時代的大寨及全國眾多農村都比小崗村要好。要知道，對于我國農業來說，正是集體化奠定了我們有史以來最龐大最有效的農田水利工程。而自然條件惡劣的大寨恰恰是在集體化經濟下才首創了農業生產上保水保土的可持續梯田模式。相比來說，當時小崗村的自然條件，要比大寨好很多。
所謂的“分田單干”并非就是一個偉大創舉，因為我國從春秋以來一直實行的本就是這一模式。我想“小崗村精神”的真正內涵，是其無意間迎合了時代要求，以及其“敢想敢干，冒死改變”的勇氣與決心。
因此，我們要問，導致小崗村貧窮落后及后來解決溫飽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難道是小崗村人自己說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六、改變思想與選擇模式一樣重要
為了扶持小崗村這個典型的發展，安徽政府曾一度派高級干部入村幫扶，結果卻收效甚微，甚至連沈浩最初進小崗村時還挨過村民的打。
“只要空降支書問題不解決，只要撈取政績思想還在作怪，治理良善的機制恐怕也就難以形成。問題恰恰在于，一個團結務實的領導班子是村莊走向集體化非常關鍵的一步。而靠空降支書是難以解決村莊集體化經濟的發展問題的。”這是阮思余對空降第一村書記的態度與忠告。
對當時的廣大農村來說，小崗村只是一個縮影，或許我們可以說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集體經濟、大鍋飯的確束縛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然而導致廣大農村貧窮、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應該是農民本身狹隘落后的思想意識。
也只有把主要原因歸結于此，我們才能合理解釋，為什么在當時大寨、南街村、華西村、留民營、韓村河等堅持走集體化、合作化、以互助合作思想指導的農村，能夠真正帶來廣大村民走向脫貧致富的道路，早早實現了現代化新農村。
鄧小平當年說“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對于農村、農民，我們也應該說，不管集體化，還是家庭聯產承包，關鍵是要能讓農民富起來。在后家庭聯產承包時代，如何讓農民富起來？
我想在選對模式的同時，更應該將改變農民思想作為重要一環。想要改變一個人，先要改變他的思想。對于農村改革的主體農民來說，更應如此。在農村，如果大家的思想意識沒有改變，任何看似無可挑剔的方法策略、資本項目都難以從根本上起到作用。
七、把農民有效組織起來，是解決鄉村問題的關鍵
在后家庭聯承包時代，一場關于農村、農民、農業的改革新運動，已經開始在全國各地迅速蔓延。在資本、企業家、各地政府、專家的推波助瀾下，一時間，“新農村、新農人、新農業”成為萬眾矚目的新詞匯。
對于這個新的領域，各路嗅覺靈敏的參與者爭前恐后、躍躍欲試，生怕行動慢了趕不上趟。無論準備好的，還是沒準備好的，大家已經開始行動，或即將行動。而令人堪憂的是，其土地的主人——農民，改變了嗎，準備好了嗎？
農民是怎么想的，是積極配合還是漠不關心，是半推半就還是急功近利，我們完全清楚嗎？有人覺得農民的事情好辦，還有人覺得自己做的事情跟農民沒太多關系。事實真的如此嗎？
在農民與土地上，無論我們以何種模式與其展開合作，如果當地農民的思想沒有得到改變，自己所做的事情沒有真正得到農民的認可和支持，相互間沒有達到最佳合作狀態，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體，或許很多項目上馬之際就是各種危機爆發之時。
農民是樸實的，但同時也是短視的。想要改變其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和認識，又豈能一蹴而就，輕松解決。想要真正做好農業，獲得可持續性的長期受益，首先要讓自己成為農民專家，知道農民是怎么想的，應該如何引導他們。
對于這個問題，沈浩可以說看透了小崗村的癥結所在。他曾在自己的博客中這樣寫：“實踐證明：毫無組織、一盤散沙的農民是難以走出溫飽、實現富裕的。必須把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要加強對廣大農民群眾的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科技教育、法制教育等。通過教育，轉變農民群眾的思想觀念，傳授發家致富的技能本領，提升農民的文化層次和誠信道德意識……只有把農民組織起來，教育好，才能真正發揮他們的主體作用，才能真正實現新農村建設又好又快推進。”
因此，無論我們是想沾后家庭聯承包的光，通過資本下鄉在農村賺一把，還是想把自己的家鄉建設的更富裕、更美好，讓父老鄉親過上幸福而有尊嚴的生活，首先一定不能忽略或輕視對農民思想的教育，對農民心性的改變。
八、把農民組織起來的“混合經濟體”模式
小崗村是中國鄉村改革的一面旗幟，但不應該成為其他鄉村向前發展的一個學習標桿。為什么？因為其他普通鄉村無法像小崗村一樣，獲得因旗幟與名片效應，所擁有的政策傾斜與相關資源配置的優勢。
中國鄉村正處在一個空前的大變革之中。所謂空前，一方面是鄉村的現狀空前糟糕，如空心村問題與環境污染問題依然嚴重，土地面源污染普遍，農產品安全遲遲得不到全面解決，當下的鄉村已經被城市思維成功洗腦，并從各個方面在向城市化模式靠近。
另一方面是三種動向：一是國家制定了2020年要讓一億農民進城落戶的計劃；二是逆城市化現象與城市資本下鄉正處在一個風口，新上山下鄉正成為一種潮流；三是6.18億農民進城一個億，剩下的5.18億農民的未來出路在哪里，應該怎么辦。
在一個農民進城、市民下鄉、原住民問路，三種力量縱橫交錯的現實情況下，鄉村改革之路變得異常復雜。這也是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次關于鄉村全面、綜合、深度變化的大變動。
在這樣一種態勢下，各方面問題應該如何協調，孰先孰后、孰輕孰重；各種解決問題的措施與辦法應該如何綜合協同，循序漸進、有條不紊；各方激活鄉村的力量應該如何正確引導，以誰為主，以誰為輔？面對這一系列具體又現實的問題，究竟該如何有效處理？所有卷入這次鄉村大變革的人，都在一種道路并非十分明朗的狀態中，憑著各自的感覺摸索著前行。
其中，北京的鄉村發展似乎已經找到一條確實可行的辦法，并在大膽的嘗試與踐行中。其總的判斷是：實現股份化改革是未來鄉村發展的方向與趨勢。沿著這樣一條思路與方向，當下的北京正在上演著一場集體經濟產權改革的大戲。
當集體經濟完成產權改革之后，發展股份制經濟將成為北京鄉村改革的下一個工作重點。在這個過程中，其將構建鄉村的法人治理結構，并實施按股分紅的改革措施。而這其中，包括鄉村干部在內的村里的致富帶頭人，將成為鄉村發展的另一個關鍵。
目前，北京基本完成了村級產權改革，下一步將著力推行有利于釋放鄉村經濟發展活力的政經分離改革措施。如此，便可一改過去村財鄉管、缺乏法律依據，多遭詬病的局面。而當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建立起法人治理結構，成為獨立法人后，鄉村便可出現一種行政的歸行政、自行管理的歸自行管理的新格局。
到了那個時候，政府轉移支付費用，應該向鄉村公共服務、公共設施傾斜，而經濟事務則可以交給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因此，他們認為，中國鄉村的未來發展，將以混合經濟、合作經濟形式作為農村新型經營主體。
這一大膽嘗試，或將為仍處在模糊中的鄉村改革，探尋出一種新的發展道路。至少這種以小崗村當年的勇氣和精神，在鄉村改革深水區的探索舉措，對于當下鄉村克服各方面的困難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九派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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