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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泰:不能把農民工逼成游民

[ 作者:王學泰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6-05-03 錄入:吳玲香 ]

摘要:農民工年輕時抱著希望到城市來,等到老邁還鄉,他們二三十年所創造的財富,自己基本上沒有享受到什么,這是極其不合理的。

日前,2016年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召開,會議提出,完善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推動戶籍制度改革落地,制定實施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

顯然,讓非戶籍人口融入城市,避免他們成為游民,是當下中國亟需解決的社會問題。

在學界,有學者認為,王學泰先生的“游民文化”,與吳思的“潛規則”、余英時的“士文化”,可以并稱為中國當代三大人文發現。

王學泰的專著《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出版以來,已經經過了多次修訂和增補。迄今為止,這一研究所產生的影響,也越來越深遠。就此,鳳凰評論《高見》專訪了王學泰。(此為專訪之上篇)

訪談嘉賓:王學泰 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

鳳凰評論《高見》欄目訪談員:張弘(鳳凰網主筆)

“游民”將一切都工具化了

鳳凰評論《高見》:你認為,游民意識是強烈的反社會性,破壞性,拉幫結派,做事不擇手段,狠,殘忍,有奶便是娘等等,中國人靈魂中都有游民意識。那么,游民意識在現代社會的特征是什么?

王學泰:游民對自己的未來不相信,對原則不相信,他只相信得到手的利益,北京過去拉洋車的有一句話,吃到嘴里的窩窩頭才是真的。游民意識在現代社會的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把一切都工具化。人類追求的目標說到底就是兩個:一個是短淺的,一個是長遠的。短淺的就是眼前利益。游民就追求短淺的。因為他想不到那么長遠,今天晚上的飯還存在問題,你跟他講五年后怎么樣不現實。追求短淺的目標一旦成為習慣,就會將一切都用工具化,只要能實現自己的短淺目標就去做。

鳳凰評論《高見》:就像柏楊提到的“醬缸文化”提到的那樣?

王學泰:對,因為長期生活在柏楊先生所說的醬缸文化里,人們很容易受到污染。每個知識人都應該警惕,別被游民意識所污染,不能把一切都工具化,美好的目標一定要通過正當的手段去實現。

同樣,也不能無視民眾現實生存狀態,把美好的目標推得特別遙遠。正像海涅的詩說的,“你把未來的幸福許給了我們的子孫,那你給了我們什么?!鼻厥蓟书_始中國進入皇權專制社會,兩千多年來,統治者折騰來折騰去,皇權專治完全忽視了個體存在的價值,個人追求被壓制了。治亂循環,壓迫至極導致的亂,也是缺少目的的亂,除了殺人放火、摧毀社會積累的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外,很少有其它追求。直至近世歐風東漸以后,造反才逐漸有了目的性。

鳳凰評論《高見》:你在《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提到了韋小寶,他顯然有著深厚的游民意識,與貴族氣格格不入。

王學泰:對,我總結了四條游民性格:第一,游民具有天然的反社會性,希望天下大亂,他才能改變自己處境和地位;第二,有主動進擊精神,主動向別人進攻;第三,只講敵我不講是非;第四,游民脫離宗法網絡的同時,也脫離了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宗法文明,而當時又沒有其它文明的存在,游民更趨向返回原始的野蠻。

《左傳》中記載的歷史,已經是禮崩樂壞、貴族社會解體了,《孫子兵法》就是一個標志。貴族社會打仗,本來講規則的,而《兵法》作者以取勝作為唯一目標,認為“兵以詐立”“兵者詭道”。戰爭只是少數人的游戲,不能作為社會的普遍規則,陰謀就是戰爭中不可避免的手段。

紅軍過草地的時候,吃藏族人的奶要留點錢,為什么要贊美?吃東西給錢,在正常社會理所當然。但紅軍長征是處在戰爭狀態下,在戰爭中還遵守正常社會的規則,所以要贊美。解放之后,階級斗爭就把戰爭的手段推到全民去了。毛澤東曾講階級斗爭是沒有硝煙的戰爭,大家伙互相猜疑,人和人之間要互相斗,斗爭的勝利者不是更善良。最后,人與人之間都缺乏誠信。全民互斗的結果,必然導致游民意識泛濫。

鳳凰評論《高見》:去年年底提出一個政策,爭取要把農民工融入城市,成為城市的居民。但是步驟特別緩慢,比如說農民工在北京,孩子不能方便地上學,不能在北京平等地參加高考,享受不到北京市民的福利待遇。一些學者很擔憂,老一代的農民工年紀已經大了,有的可能就回老家了。但是,他們的子女在城市長大,農活干不了,城市又不接納,這會造成潛在的問題。按照你的游民研究,他們很有可能成為游民,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王學泰:農民工年輕時抱著希望到城市來,等到老邁還鄉,他們二三十年所創造的財富,自己基本上沒有享受到什么,這是極其不合理的。但他們得到的,和他們應該得到的相差太遠。所以國家要推動農民工融入城市,不能以加強城市管理的名義排斥農民工。

游民意識讓群眾運動變得可怕

鳳凰評論《高見》:前幾十年一系列的社會運動,比如三反五反,文革等,都可以歸結為游民文化的產物?

王學泰:社會運動,特別是暴力推動的運動,有時是反文明的。不僅游民反文明,底層社會都有這種反文明的傾向。當然底層社會也可能因為沒文化而向往有文化,但是文化跟錢不一樣,打土豪分田地,把財產弄過來,這個很好做到。毛主席那會說,我們都共產了,他們頭腦和知識不能共產,所以就改造。有些人真相信改造。

社會底層的民眾經歷過太多的苦難,他們的同情心被磨鈍了。革命了那么多年,但他們從不像馬克思主義那樣把革命理解為經濟、社會變革乃至文化的蛻變,而是與具體的人掛鉤,把變革社會的激情化為對個人的仇恨。對所謂“革命的阻力”“打翻在地”,還要“再踏上一只腳”。這與缺少同情的游民十分契合。上海資本家跳樓自殺,有人說,“今天又多了幾個空降部隊”。那時自殺,叫“自絕于人民”,不僅沒有同情憐憫,而且“要像冬天一樣嚴酷”,如果有人稍顯同情的,就會被認為喪失了階級立場。

鳳凰評論《高見》:這本身也很可怕。

王學泰:張聞天1953年到山西調查,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對他說“不論搞什么運動都要死人。”“在掃除文盲的運動中,就有一個老太太上吊了。我們要消滅文盲,她以為消滅就是弄死。她說‘不要你們消滅,我自己把自己消滅算了’,結果還真上吊死了”。群眾運動之所以可怕,就在這兒,也就是它的盲目性,容易流于極端。

從中國思想史來看,最早重視人的是周民族及其思想意識的繼承者儒家學派,這就是周情孔思的核心。然而周孔重視的“人”是人類,即作為群體的人,在儒家思想里個人只是宗法網絡中的一個點,其維護的是這套體制。梁漱溟先生說,“中國文化傳統當中缺少對個體價值的尊重”,這個判斷是十分正確的。這套宗法意識直至現在也沒有消除干凈。

鳳凰評論《高見》:其實是有其歷史淵源的。

王學泰:前二三十年,人們批判“造神”,可是忽視了“造奴”,其實“造神”與“造奴”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歷來“神”特別是人間神,都是依靠奴而存在。現在史學界對于中國古代沒有奴隸社會有了比較一致的意見,但這不等于沒有奴隸,宗法網絡中的個體都是廣義的奴隸,因為它有一層溫情脈脈的紗幕和宗法,讓人個性萎縮,乃至對這個網絡依賴了兩千年。直到“五四運動”,一些進步人士才認識到自己原來是宗法的奴隸,所以魯迅提出要立人,也就是要建立對個體價值的認知和尊重。后來,巴金的長篇小說“激流三部曲”,揭示宗法家庭的非人性、腐敗及其吃人的本質,青年一代在“五四”思潮影響下開始覺醒,追求個性解放。

宗法人受到儒家思想的約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宗法社會中儒家文明幾乎是唯一的文明,游民脫離了宗法網絡并沒有建立新的文明,游民所建立的人際關系,還是模仿宗法式的,但他們幾乎等于告別了文明,宗法社會對他們的影響也停留在人的生存本能上。

鳳凰評論《高見》:你認為該怎么采取什么態度?

王學泰:現代社會應該對儒家抱批判態度,但也不能像文革那樣搞“批儒評法”,對儒家采取一概否定的態度。儒家思想能夠有持久的影響力,必然有它的魅力以及超越宗法制度的一面。

例如中庸思想。傳統中國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這種經濟不僅限制了其眼界,也決定了其胸懷,從而很難做到中庸??鬃由踔琳f“天下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不可能也”。但不能因為“不可能”,中庸就失去了意義。宗法社會中中庸還是作為精神價值為民眾所尊重和追求,可是脫離宗法的游民,往往反中庸。游民長期處在貧困中,這種生活使得他認定,一個好東西,可以通過簡單方法去得到,極端主義就是便捷的道路。因此,孔子說的中庸,有恒產、教養和一定的胸襟的人才能接受。中庸之道聽著庸俗,然而它是天下之“達道”也。如果說世界普世價值,各種文明對它都有貢獻,華夏民族就為世界提供了中庸。

過早結束科舉加劇了百年動亂

鳳凰評論《高見》:你曾經批評儒家,它論及君子和小人的時候,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使用了雙重標準。

王學泰:對統治者它就用軟標準,要修養,要正心誠意,要致知,等等。但是,對于被統治者,對于農民、工人、商人,要是不種地、不做工、不納稅的話,就不是用“修其身”“正其心”“誠其意”“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來解決問題了。用韓愈的《原道篇》話說,“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非常簡單,就是殺頭。雖然韓愈作為儒學家是不合格的,《原道篇》的儒學觀點也很粗糙,但《原道》所闡述的確是儒家的精髓。

儒家的許多觀念,如忠、孝、悌、義等都是通過情來推動才更有力量。杜甫的詩就具有這種力量。情感被艱難的生活磨鈍了的人,不太容易接受儒家。游民經歷了太多的苦難,也不容易接受儒家。比如李逵,你不能說他一點善心沒有,李鬼說我有八十歲老娘,他就放了李鬼一馬。后來知道李鬼騙他,便趕盡殺絕。

鳳凰評論《高見》:你剛才說,游民生活在社會底層,但是他希望社會劇烈的變化,產生很大的社會沖突,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有機會趁機而起。

王學泰:是的。游民群體最大的時代是在清末。后來,社會動亂不斷,我有一個想法,這和中國在1905年過早結束了科舉制度有關。因為中國人讀書跟外國人不一樣,中國人讀書,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改變自己的身份地位。科舉結束以前,讀書人的培養方式大多是自學(學校除了私塾外,很少有做系統教學的),小學生從識字念“三、百、千”開始,待熟讀了四書、開筆作文,到進考場。只要到縣里參加過考試,哪怕三次考試都給刷下來了,也算“童生”了,縣學里就有他的名字了,死了寫墓志銘的時候就可以寫“業儒”了。如果沒有參加科舉考試,不管多博學,死了頂多寫個“布衣”,因為縣學里沒有他的名字。

那時大多數人參加科舉考試,目的就是撈個秀才,不敢奢望考舉人,更不要說進士了。做了秀才,身份就跟一般平民不同了,免國稅,到縣里見了縣太爺不必下跪,清代的秀才帽子有了頂子(銅頂子),就要改造門框,增加高度,所謂改換門庭了。這些現在看來無足輕重的東西,當時的確是一種身份標志。

1905年結束科舉之后,中國開始興辦現代教育,這是一種工廠化的培養制度,批量地出產各種人才??婆e時是手工作坊式地培養讀書人,一個縣的秀才也就一二十個,舉人能出兩個就不錯了。剛辦新式小學、中學時,人們將小學畢業比作秀才,中學比作舉人。一個縣里至少有兩三座小學、一所中學。這樣培養出了很多讀書人,但又沒有一定的渠道來接納他們。本來,他可以好好在家做個農民,或者在家鄉的宗族團體中做個骨干,如果中一個秀才的話也很不錯。但是,在新式教育下,他成了小學生,這些榮譽全都沒有了,而且小學生的數量大幅增長,除了老實的,一有點風吹草動他們就容易騷動起來。

鳳凰評論《高見》:清末的知識人,在上升通道、個人出路、自我認同等方面,與皇權專制時代的知識人確實有了很大的不同。

王學泰:六年小學畢業,那會兒比作秀才;六年中學畢業,比作舉人;再四年大學畢業,比作進士。西方人辦學校,學生從學校畢業,有工廠和企業招錄他們,我們當時沒有啊??婆e取消,現代教育過早地讓很多人具有了知識人的身份,社會又無法吸納他們。中國近百年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全都進入中國,要試驗試驗。當然,這跟外國思潮的流傳有關。但是,也跟過早地結束科舉、興辦現代教育,又沒有足夠的出路安排這些人有關系。陳獨秀、李大釗、章士釗這些人游走于高層,而底下人因為生活貧困,很容易投身于社會運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鳳凰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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