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曾說過：“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城市化的腳步是不可抵擋的歷史潮流，接納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許；但是城市化亦如怪獸一樣，吞噬著悠久往昔的溫情印記。光鮮與丑陋、便利與擁堵，總是在城市中交替上演，在互聯網時代，不斷變臉的城市化會走向何方？城市化進程中的鄉愁記憶又將魂歸何處？光怪陸離不斷變化的城市，是否也讓你感到困惑？如何去理解新都市問題下的城市與人？如何讓城市的生活與發展更符合人的需求？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城市規劃專家、亞洲規劃學院學會會長(APSA)夏鑄九教授的獨到見解。
鄉愁經濟：
夏老師，改革開放到今天進入深水區，城市化進程面臨著新拐點，這個時期中央提出“新型城鎮化”與“記得住的鄉愁”作為關鍵詞。請您談談，從地方治理的角度來看，“記得住鄉愁”有什么樣的特殊涵義？
夏鑄九：
關于地方治理，它其實面對的是新都市問題的挑戰，與過去碰到的老都市問題不完全相同。但是我們要往根源推一下，把它的根源找出來，我們討論地方治理才會更清晰。
新都市問題是怎么來的呢？我們必須要看到我們當前已經處身在一個信息經濟與網絡社會所構成的“新空間形式”之中了，這是網絡都市化所造成的都市化升級，一方面形成規模超大的“都會區域”，另一方面又被社會學者指出來是“沒有市民的城市”。
信息經濟與網絡社會的新空間形式，它的關鍵在于背后的力量，而不是表面的大。這個背后力量的結構是節點與網絡。它的陽光面的重中之重叫做“創新”，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殘酷競爭下，區域的核心競爭力就是創新氛圍，它不是實質的空間，是一種氣氛，也就是一種價值觀、一種文化。
陰暗面則是排除與脫落，在空間上有些地方是空間隔離，在社會上是片斷化、兩極化的表現。區域和社會與網絡化信息經濟的關系，就像開關一樣，接通或切斷就發生在剎那之間。有些區域根本就無關，就斷線了；有一些人用過就被拋棄，有一些人根本就被當作是沒有用的，所以叫做社會排除。這與我們過去所說的貧富問題有所不同。為什么有些人成為金融大肥貓，玩弄金融游戲？可有些人貧無立錐，連活下去都很困難？這種貧富的兩極分化其實是社會編入與社會排除，有些人是根本就被放棄了。
鄉愁經濟：
“編入／排除”成為全球化經濟競爭的關鍵詞，這意味著，地方發展不僅必須積極納入全球化經濟網絡，還得力爭位于網絡中的節點地位。這對地方治理會產生什么挑戰？
夏鑄九：
正因為社會編入／排除，我們看到普遍的問題是都市服務在集體消費上的缺失。
資本主義社會有一些東西不是靠個體消費能夠解決的，譬如住宅、公園、綠地、陽光、空氣、水，這些不能僅通過個體消費解決，但又是人生活的基本需要，所以一旦都市消費普遍不足，政府沒有提供，市場也沒有能力來解決，人們就只能自求多福，那么都市非正式部門就無所不在。舉例來說，地下城市、都市蟻族，就是都市非正式部門的一個很特殊的表現。我不愿用合法／非法來描述集體消費不足的問題，用這個字眼就好像我是站在城管的取締角度，問題遠比這個復雜。
都市消費不足還表現在交通擁堵，更不必說作為首都的北京的首堵了。公共運輸、大眾運輸沒能跟上都市升級；過去的自行車在都市發展過程中很快地被都市交通政策放棄了，沒有受到足夠考量就滑向私人小轎車；而私人小轎車又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這導致都市的移動付出慘重代價。還有環境破壞，包括土壤污染、水污染、水資源不足、空氣污染等。當然，最嚴重的就是霧霾。霧霾已經不只是空污問題，而急劇地升級為危機，不分階級、不分行政邊界地整體籠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這些集體消費不足的新都市問題，就是地方治理的真實挑戰。也是在橫渡全球化這個惡水、摸著石頭過河的國家，在國家制度與戰略上的真實挑戰。
鄉愁經濟：
“社會編入／排除”也是“沒有市民的城市”的背后邏輯，您對于“市民”或“市民性”有著什么樣的定義？
夏鑄九：
“市民”這個詞主要關系著“城市”的定義。面對工業社會的城市歷史，西歐最重要的學者就是馬克思·韋伯。他研究歐洲城市的歷史，從中世紀末、文藝復興到近代工業社會的資本主義跟新教倫理如何糾結起來的歷史過程。
城市的定義是，深深的根植于物質上的空間集中的人類聚落，這是第一層定義；更重要的是，這個層面之上的不同社會組織和不同文化表現，體現在手工業行會、工會、市民團體等，以及他們的都市價值和文化價值。近代歐洲城市是關系著市民的，尤其是市民的法人地位的歷史建構。這牢牢關系著近代資本主義的崛起，城市自治與宗教改革使得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取得了建構現代性的一個歷史性的主導力量，表現出現代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價值，一個理性化的價值體系與行事的規則。盡管韋伯的這個觀點有歐洲中心主義之嫌，但關系著市民身份的歷史建構的城市定義，仍然值得在面對我們的城市和都市問題的時候，作為一個參考點。
簡單的說，城市之所以是城市，是因為有了市民它才被稱之為城市。
鄉愁經濟：
那么在中國，市民這個字眼，尤其改革開放以后的城鄉大遷徙，有一個說法是可以通過是否擁有城市資產作為依據。因為當你在某個城市購房以后，你便開始有信用，并且相當于“以腳投票”地與這個城市結合為命運共同體。這其實涉及的是哪些人能夠通過哪些方式市民化。
夏鑄九：
是的，市民身份歷史地是怎么建構起來的？我剛剛講的西方的這段歷史連投票權都關系著產權，關系著市民身份，甚至還關系著性別。也就是說，市民絕對不是一張身份證上面登記的住址，不是那么簡單。而是牽涉不同的時空中制度性規定。既然“市民”這個字如此重要，我們也就會碰到哪些人為什么沒有被當作市民？哪些人甚至還沒被當作勞工，所以叫做農民工？農民工他不是市民又不是城市工人，那他是什么呢？他仍被視為農民，是被當作勞動力的農民，這樣才是一個有助于我厘清真相的措詞。
鄉愁經濟：
今年中央關于新型城鎮化，特別強調“以人為核心”解決“三個1億人”問題，優先處理的“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事實上就是促進農民工的市民化。與此同時，“記得住的鄉愁”也成為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內容，這都在建構和加深“人”、“市民”對這座城市的主觀認同，這是否標示著地方認同正成為地方治理的主要內容？
夏鑄九：
地方治理一方面是從政府的制度與政策來面對都市問題，另一方面，這些都市問題直接壓迫在都市意義的競爭上。我想提出的是“市民的城市”。這關系著正當性的認同。因為是市民的城市，市民的價值觀要體現在都市空間的使用價值上而不是交換價值，也就是都市空間是要被我們所用，用起來覺得舒服、美好。有一個詞叫做“都市的美質”，這是市民在乎的，因為這關系著他的生活質量。
作為市民城市，都市保存面對都市的一些老空間、老區段、老建筑、老樹、河流等市民重視的集體記憶，這就關系著市民的價值。市民的集體記憶是記得住的鄉愁，都市保存是記得住的鄉愁，城市是記得住的鄉愁，而不是一個沒有意義的機器。那么都市保存就是市民價值的體現，是市民城市的核心價值，也是大拆大建的價值觀的對立面。這個大拆大建今天我們最熟悉不過了，可以說正是都市空間的商品化、追逐交換價值的表現，拆了，蓋的更多，更高。
鄉愁經濟：
在新的地方治理里，城市的意義重于交換價值。過去的快速增長時期，城市作為生產力和交換價值而存在，地方政府的制度有國外學者稱之為“地方政府公司化”；如今使用價值以及象征性更加重要，那么，您覺得地方政府的角色會有什么樣的變化？
夏鑄九：
這個發展型國家或者地方政府公司化，是以土地財政與土地商品化牢牢地綁在一起為特征。從這兩年習李體制所提出來的改革，可以看到這種地方發展方式的能量已經耗盡，甚至有房地產瀕臨崩盤的危機，因此必須有所改變，而這個改變正是都市改革的歷史局勢。
政府的新的領導權，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不是單方面的自上而下的統治，而是市民價值的共享，這種價值觀就是新型城鎮化的過程，就必須考量一個地方的領域性認同，就正是要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這是對明天的城市、明天的鄉村的一種希望的空間，這個空間還沒有產生，還是想象的，但正因為是一種希望的空間，是空間的想象，正是對抗全球發展主義與消費主義的一種中國夢的文化領導權的策略，也是今天中國的經濟轉型、技術升級與區域空間再結構過程中，用這個來對抗過去的、過了時的、粗放式的、破壞性的經濟發展的價值觀，甚至用這個價值觀回擊傲慢的、自以為是的、西方計劃的現代性價值建構。
作者系臺灣建筑與城市研究學家、亞洲規劃學院學會會長（APSA）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愁經濟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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