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日本的比較
中國的傳統農業到明清時期達到其發展的顛峰，并開始走下坡路，至清末而一蹶不振。恰在這個時候接觸到西洋的現代農業的挑戰，猛然省悟，急起直追，從此進入了新一輪的向現代農業轉化的艱難曲折的歷程。回顧這一時期歷史，對于今后的農業現代化，仍有啟發意義。
一、 明清時期傳統農業的成就
明清兩個王朝的500多年中，全國性的戰爭只發生在兩個王朝的交替時期，對于500多年來說，可算是短暫的，其余時間全國都處于統一安定的環境下。清朝的建立，結束了中原農業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長期的戰爭，繼承了唐宋以來南方農業技術的優秀遺產。這種局面給明清時期的傳統農業創造了新的發展條件。政局穩定和農業發展，促進了人口迅猛增長，洪武十四年（1381）全國人口約5987萬，到道光十四年（1834）猛增至4.01億，在453年中，增加了5.7倍，為歷史上所從未有過。
為了應付人口增和的壓力，農業采取的措施有：開墾荒地，以擴大耕地面積；增加復種，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擴種新引進作物，以增加液來源；發展經濟作物，以緩和農業多余勞力的壓力等。這些方面的實踐充實豐富了農業生產技術，積累起更多的生產經驗和理論認識。
開墾荒地方面，除了恢復因戰爭而廢棄的耕地以外，繼承了宋元以來向山區開辟和向水面圍墾的老路，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山區主要是引種新作物玉米、甘薯、馬鈴薯（詳后）。水面圍墾主要在長江中游洞庭湖區域，利用沿湖的泥沙淤積，墾殖堤垸和垸田，范圍涉及湘鄂兩省17個縣。洞庭湖北邊的華容、安鄉、澧泉一帶的堤垸，多建于明代，南部多建于清代。清末垸田面積達500萬畝，當時認為是“化棄地為膏沃，用力少而獲得多”。 兩湖地區這種農田開發，使這個地區成為新的糧倉。明中葉以后，就有“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 雖然這種盲目的圍墾帶來了近期的糧食豐收，但卻付出了水災加重、旱澇無常的影響深遠的代價。
增加復種是明清傳統農業很有成就的特色，其影響至今不衰。黃河流域原以一年一熟為主，到明清時期發展為二年三熟：“坡地（指平壤）兩年三熟，初次種麥，麥后種豆，豆后種蜀黍、谷子、黍、稷等……澇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惟大秋穊種穇子……麥后亦種豆。” 陜西三原地區曾試行糧食和蔬菜間作套種，做到二年十三熟。 長江流域及其以南，水稻面積增加的同時，稻田復種又進一步發展，太湖地區的稻麥兩熟充實為稻—油菜，稻—蠶豆，稻—綠肥等，大小麥，油菜、蠶豆統稱為春花作物。原先流行于閩廣地區的雙季間作稻、連作稻，開始向東南浙江、江蘇推進，華中向長江中游湖南、江西發展。江西由于閩、廣流民的滲入，雙季稻的發展尤為明顯。清康熙因發現早熟的御稻，曾在江蘇、江西、浙江刻意推廣雙季連作稻，雖未獲得鞏固，卻證明了連作稻可以在江蘇種植。此外，農民創造的糧豆間作、糧菜間作、稻豆間作、稻棉套種、稻甘薯、稻甘庶套種等方式，不勝其多。廣東、福建并出現稻—稻—麥三熟的耕作制，個別推進到長江中游。復種制度在單位面積上提高產量，擺脫了以前只有擴大耕地面積才能增加產量的單一途徑。從此以后，對糧食增產作出愈來愈多的貢獻。
明代中后期，玉米、甘薯、馬鈴薯、花生、煙草等相繼引入中國，使中國傳統農業的結構發生了很大改變。玉米和甘薯是較稻麥產量還高的糧食作物，傳入以后，各地流民及無地農民又把玉米、甘薯帶進山區，在各省山區租地開墾種植，然后又慢慢擴大到其他地方，使糧食總產量大大增加，緩和了口糧的緊張。同時因玉米，甘薯的莖葉數量大，也提供了新的飲料，促進了養豬的發展。豬又提供了有機肥料，保持了地力的不衰。這是這些新作物引進以后帶來的有利的一面。
從宋代開始推廣的棉花種植，經過元朝的提倡，至明清又進一步發展。江浙太湖流域一帶，農業的發展促使人口的密度提高很快，人口集中的鄉鎮大量增加。農民發現種桑養蠶和棉花、煙草等每畝的收益遠超過種植糧食作物，在華南則是甘蔗、煙草等的收入超過水稻，于是一部分農民轉向種植經濟作物，經濟作物的又帶動了手工業的加工，商品經濟開始發展起來。經濟作物發達的地區，盡管糧食的單產很高，復種指數領先，仍難免發生糧食供應不足，于是出現長江上游的四川、湖北、江西的糧食向下游運送銷售的糧食流通市場，這些都是助于明清農業經濟的搞活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清農業的成就還可以從這一時期的農書（還有地方志）大量出現反映出來。 明清農書，洋洋大觀，可謂集傳統農業的大成。綜合性農書的篇幅和內容，大大超過了前代。著名的北魏《齊民要術》引用前代文獻為157種 ，明徐光啟《農政全書》為225種 清《授時通考》則達到427種。當然，文獻引用只是數量上的反映。在內容方面，綜合性農書如《農政全書》、明·王象晉《群芳譜》、明·宋應星《天工開物》、清·吳其浚《植物名實圖考》等都有大量新增的農業經驗。明清農書的又一特點是出現了許多地方性農書，超過宋元以前時期。一般綜合性農書雖然內容豐富，但往往背景不清。地方性農書則所述內容都是當地情況，所講操作技術切實可行，是深入了解各地農業特點的基本文獻。明清農書的第三個特點是專業性農書的大量問世，除農作物外，涉及花卉、蠶桑、果蔬、獸醫、蟲害、氣象、水產等等，而以花卉、蠶桑類專書為最多。此外，明清農書中有少量把傳統的經驗上升為理論闡釋的，如明·馬一龍的《農說》、清·楊雙山的《知本提綱》等，代表了傳統農業到明清時期的最高理論水平。
二、 明清時期傳統農業面臨的問題
傳統農業到明清時期雖然到達其發展的頂峰，但由于人口漫無節制地猛增，擴大耕地面積已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上已指出，從洪武十四年至道光十年的453年中，人口增加了5.7倍，而從洪武十四年至光緒十四年的500多年中，耕地面積只增加了11%（從77398萬市畝增至82614市畝）。于是人地比不斷下降，無法扭轉。洪武二十四年（1381）時全國人均耕地為14.56畝，到康熙時（1662——1722）降至5.5畝，到乾隆十八年（1753）又減少到3.86畝，到道光（1821—1850）只有1.65畝了。 耕地的潛力已有限：“人多之害，山頂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猶不足養，開地之力窮矣！”
另一方面，由于經濟作物的迅速發展，又占用了不少耕地，糧食增產的壓力在提高單產上，而復種指數并非可以任意提高，需要水利、肥料、品種、勞動和更多投入，傳統農業是除利用太陽能之外，別無外源能量投入的農業，這使得單產的提高也遇到臨界點的困境。
玉米、甘薯引入后，“數百萬各省的游民，自乾隆年間起，特別在嘉、道之際蜂涌進入鄂西、川、陜邊境及整個漢水流域的山區，對這些被擠到生活邊緣的廣大群眾而言，這個遼闊險峻的區域是中國內地最后的農業邊疆了”。 其付出的代價是嚴重的林木毀壞和水土流失。到19世紀初葉起，由于墾山的結果是：“山形骨立，非數十年休息不能下種”；對山下農田是：“山經開掘，遇霖雨，土隨崩裂，湮滅田禾，填塞溪澗，以致水無潛滋，稍晴即涸，旱澇交憂，害實不淺。”
在農業本身日趨困難的條件下，加上戰爭破壞，賦稅倍增，水利失修，“洪水之來，遍地澤國。大旱之至，赤地千里”。傳統農業到清末已無力支撐這個腐朽的王朝。正是在這個農村破落、農業衰敗的過程中，清朝的海禁被西洋的炮艦轟開，接觸到西洋的科學技術和現代農業，才省悟到謀求富國強兵之道的根本是振興農業。
除了這些眾所周知的因素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實長期以來被視而不見，即幾千年來的種田勞動大軍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農民，他們完全依靠實踐經驗的長期積累，世代相傳，充實豐富，但始終停留在感性認識階段。讀書識字的士人，很少直接從事農業。“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是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機械分割，忽視了農業勞動的對象是有生命的動植物，需要腦力勞動的探索才能深入掌握其規律。傳統農業缺乏讀書識字的農民，既影響農業理論認識的深化，也影響農業地農書，影響一直至今，如賈思勰、王禎、徐光啟等。這里指的是一個比例的問題，就是說這類農業知識分子、專家實在太少了，比之汪洋的農民，說他們是滄海之粟也可以。筆者統計明清兩代農學家的人數（被認定為農學家的標準不是很嚴） 共得72人，其中進士出身的僅14人，而明清進士總數高達51090人。 這個懸殊的比例，正是梁啟超所謂“學者不農，農者不學”的歷史事實（詳后）。當然，對封建社會的農業，要求有很多的知書識字的農民，是脫離實際的幻想，指出這一現象的目的，是想表明歷史上重文輕農的殘余影響不可低估。
明朝以八股取士，清朝以文字獄禁錮知識分子的思想，一切科學技術的萌生都被視為雕蟲小技，無補民生，傳統農業的理論遂只能停留在哲理的抽象思考上，如用“氣”、“膏”、“五行”、“陰陽”等的消長，解釋農作物的生長發育。對照同時的歐洲，1665年（康熙四年），R. Hook用自制的顯微鏡發現了細胞； 1694年（康熙二十三年），R.Camerasius指出蓖麻、玉米不結子的原因是雌蕊的“胚珠”（Ovules）沒有獲得花藥提供的花粉之故；接著，J. Koelreuter（1773——1806）通過人工授粉試驗證明，植物要依靠昆蟲或風力傳統送花粉而進行授精， 他還進行一些人工雜交試驗，指出親緣相近的植物容易雜交，親緣遠的植物不容易雜交；Grew1671年發表的論文指出植物花粉同動物的精子相似，植物放散大量花粉優如動物放散大量的精子一樣。這些先驅工作使得后來的林奈（1707—1778）有可能根據植物的雌雄蕊進行可靠的系統分類，也便利孟德爾（1882—1884）有進一步進行豌豆雜交，得出遺傳達室分離規律的可能。而我們從明·馬一龍的《農說》（傳統理論的代表作）中只看到“稻花必在日中始放，雨久則閉其竅而不花”這一句話，而在其他的農書中像這樣的話還沒有。18世紀初，I. Houss相信植物和各個部分都會吸收氧，生成二氧化碳，同時，綠色部分則吸收二氧化碳而呼出氧。 而我國則到清《潘豐裕莊本書》（1834）中仍留在“橫根布在泥面，得土的生氣不厚”，“宿草敗葉原是雨露的精華”等抽象的說理上，缺少生物學知識，便利傳統農業無法提高。
三、 傳統農業面臨挑戰的歷史啟發
以上扼要敘述了傳統農業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這里有必要簡單地看一下日本的農業，通過對比，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到差距存在的實質。
日本的水稻是中國古代吳越人渡海帶到日本去的，從此開始了日本彌生稻作農耕，在此以前的繩文時期還是采集和漁獵。從彌生到明治維新前的這2000多年中，日本的農業深受中國的影響，這里不必贅述。需要指出的是，從明朝到清末時，中國的農業在越過它的高峰之后，一直走向下滑的道路；同期內日本的農業在深受中國影響的同時，卻日益顯示出日本的特色和進步。以農書為例，日本因歷史短，當然不可能有如《農政全書》、《授時通考》之類的大型農書巨著，但反映農業實際水平的地方性農書就不一樣，以日本的《會津農書》（1684）和浙江地區的《補農書》（1658）相比，二者時間相近，其經營的水平也大體相當，稻米產量彼此都在每畝250公斤左右（已折算），每畝用工也都在27工左右。 《會津農書》所講雪水浸種、烤田、調節水溫等技術，顯然受《氾勝之書》以來的影響，但就整體而言，其覆蓋面及所述內容的深度和科學性超過《補農書》很多。日本的另一部農書《農業全書》（1698），其“敘”全用中國文言文寫，書前的“農事圖”也仿明《便民圖篡》的“農務圖”，但自受中國南宋《耕織圖》影響以來，日本民間出現擺脫中國影響，反映日本特色的田園畫，中國則趨向萎縮，到清代只剩下朝廷頒布的《耕織圖》象征“重農”。日本江戶時代（17世紀初至19世紀中），出現大和畫派、南畫派、園山四條派等畫家，創作了大量反映田園風光的寫實的大型屏風畫，如“四季耕作圖屏風”、“農夫圖屏風”、“耕作圖卷”等等，其中如“月次風俗圖”所描繪的耕田、耖田、挑秧、插秧、送茶、送飯、以及擊鼓、奏樂等，色彩鮮艷，一派農家歡樂景象。 明清時期中國的繪畫也很繁榮，但中國文人的地位附屬于上層統治階級，大多不辨菽麥，且思想上鄙薄農業，決不可能有描繪什么農夫圖之類的屏風。而日本的統治階級是武士，文人畫師身份低，接近下層生活，能充分反映農業生產實際。這種判別看來微小，實際上埋下了兩國農業差距的必然性。清末黃景在其《東游日記》（明治5年，1872）中描述的`日本農村是：入其國，見田園齊整如畫，男女皆經營生業，風物極佳，古之所謂野無曠土，國無游民，不意于今日見之。“黃景這樣贊美日本農村，反映了國內農村已少見這樣如畫的田園了。
西洋文化入侵的矛頭是指向大清帝國，日本小國不是其目標。所以西洋教土都傾全力向中國翻譯介紹西方的自然科學，但中國的上層統治者頑固保守，以天朝大國自居，漠視西洋文化。盡管從明末起翻譯了許多西方著作，對中國的影響實在微乎其微。直至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繼又慘敗于英法聯軍，英法俄美四國的時逼，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才省悟過來。從1861年開始了持續三十余年的“洋務運動”，但洋務派的眼光極短淺，認為只要依照西法，制造洋槍洋炮，就可以與西洋文化對抗。為此，只要派遣一些人出洋學習即可。新政人士對于西洋文化的認識尚且如此淺薄，其余的人士仍留連于八股舉業，更無足怪了。但一向唯中國馬首是瞻的日本則不是這樣，日本看到堂堂大清竟被千名洋兵和幾十艘炮艦擊得潰不成軍，深感日本的學習目標非從根本上轉向西洋不可。但日本開始學習西洋時，對西洋文化一無所知，又缺乏懂英語的人才，在最初的一二十年里，還是靠漢譯的西洋著作轉譯為日文，從中獲得西洋文化的營養。日薄西山的清王朝，飽受西洋侵略之苦，竟還短時間里最后一次擔任日本學習西洋的啟蒙老師！其實，正是與此同時，日本已著手派遣大量留洋學生。1862年，日本的福澤諭吉在倫敦遇見中國的唐學塤，唐問福澤日本有多少人能教洋文，福澤答約有500多人；福澤反問唐中國有多少人能教洋文，唐慚愧地說，大約只有11人，福澤在其日記中寫道：“清國無望矣！”
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在學習西洋的態度上與清朝是根本不同的，日本是全心全意地學，徹底地學，不存在什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框框。因此，到明治二十年（光緒十三年，1887），日本開始有能力直接吸收西洋文化，不再依賴漢譯的西書，同時也與中國告別，此后即開始了中日兩國文化的逆轉。
逆轉的表現是多方面的，這里只舉二例。一是興辦大學，日本東京大學創辦于1877年，中國的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創辦于1902年，遲于日本25年，二是博物館，從1868年（明治維新元年）至1890年的23年中，日本仿照西洋共建成博物館30座，主要為產業（工農業）及自然科學博物館，中國康有為于1895年曾設想建立博物館未果，接著張謇考察日本博物館回來，力奏興辦博物館，清廷不予理睬，到1905年張謇只好以私人力量舉辦中國第一個博物館于南通，遲于日本37年。 明治六年（1873）日本男女受過義務教育的占28%，到明治三十五年（1902）義務教育的普及率已達92%，而中國辛亥革命時（1911）的國民識字率只有15%。
1984年，明治維新不過27年，清朝眼中的撮爾小國日本，居然一仗而大敗清王朝，使中國蒙受甲午賠款白銀兩億兩之恥。這才引發1898年的戊戌變法，不得不明確提出向日本學習。張之洞從派遣留學生的角度檢討日本的成功，說：“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諸人士，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余人，分詣德、法、英諸國，……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萬方。”
向日本學習的內容很多，自然包括農業在內，維新派人士言論中，認為學習現代農業是富國強兵之根本。梁啟超說：“今之談治國者，多言強而寡言富；即言國富者，亦多言商而寡言農，舍本而逐末，無怪乎日即于貧，日即于弱也。” 又說：“工藝不興而欲講商務，土產不興而欲振工藝，是猶割棄臂脛而養其指趾……秦漢以來，學術日趨無用，于是農工商之與士，劃然分為兩途。其方領矩步者，麥菽猶瞢，靡論樹藝！其服襏襫，役實南畝者，不識一字，……故學者不農，農者不學……重可慨矣。” 張謇也說：“上溯三代，旁及四國，凡有國家者，立國之本，不在兵也，不在商也，在于工與農，而農尤要……相因之勢，理有固然。”
向日本學習的方式，一是派遣留學生，光緒十二年（1886）派出留日學生還只有13人，到光緒三十一、三十二年（1905—1906，即明治38—39年）達最高點，竟有一萬名之多。 二是聘請日本教習來華教學，光緒二十九年（1903）聘日本教習148人，次年234人，到宣統元年（1909）更增至549人，教學的內容以師范最多，其余為實業學堂、高等學堂、武備、醫學、女學等。日本教習的分布遍及全國22省，以京師、直隸及江蘇、湖北、四川、廣東等省最多。其中與農業有關的是理科的物理、化學、生物、博物等。高等實驗學堂、高等農業學堂教授農學、動物學、植物學、生理衛生、礦物等。擔任農學課程的教習都有農學士的學銜。
清末向日本派遣留學生的同時，也派遣去歐美各國的留學生，聘請歐美的教師來華，一時成為風氣。從清末到民初的1916年止，從無到有地在全國興辦了6所高等農業學堂，加上中級和低級農業學校，共有329所之多。民國時期的1933年，全國高等農業院校增至11所，各類農事試驗場增至552所（包括國立、市立、縣立和私立）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40年中（1949—1989）農業教育更有迅速的發展，截至1989年止，全國高等農業院校達52所，在校學生達9萬多人。全國各級農業研究機構近1500所，研究人員達10萬人，縱向的歷史發展十分突出，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因日本歐美在同期內發展更快，橫向地比較，農業和農業科學的地位仍很落后。1989年，全國大學合計已達1079所，農業院校52所，只占4.81%；同年，農科大學招生也只占大學招生總數的3.83%。 比重反而下降，而且出現農科大學生分配困難和大量政行的現象。是否農科大學生的培養過多了呢？按每萬人口中的大學生數或農科大學生數來看，顯然不是這回事。1989年，全國每萬名人口中的大學生數為18.8%人，其中農科大學生為1.2人（占6.38%）；而日本每萬人口中的大學生數為205人（1986），其中農科大學生為53人（占25.85%）。 日本農民的文化水平（1987）大學占5.8%，高中占74.8%，初中占19.4%，因日本已普及義務教育，不存在初中以下的農民；我國目前農民的文化水平，1987年和1978年相比，反而有所下降，1978年初中學生占農村總人口的6.1%，高中生占1.2%，1987年分別下降至3.56%和0.024%（由于在校生流失量很高）。1990年統計，全國文盲半文盲仍有2億，多數集中在農村。 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而不相應普及農民的教育，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事實證明正是我國農業落后的根源所在。梁啟超在清末指出的“農者不學”和“學者不農”的現象到現在雖然已經大不一樣，但在農民中“農者不學”仍占很大比重，對于“學者不農”現在可理解為農科大學生的數量按每萬人口的比例較之日本有很大差距。當前農科大學生的“過剩”是一種“虛假”現象，如果“農者不學”的局面不改變，農科學生總是會表現為“過剩”。
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后賠款白銀兩億兩，日本怎樣使用這筆錢呢，明治天皇說，這筆錢一點也不許瞎花，全部用來辦教育，辦小學，就是在偏僻的農村，也要辦一所像樣的小學。就這樣，日本靠這筆錢奠定了教育的基礎。 夏衍回憶1920年在日本留學時，說：“那時，不論你走到哪一個窮鄉僻壤，凡是這地方最好的建筑物，就一定是小學或中學。他們辦義務教育是動真格的，學齡兒童不上學，家長得吃官司。” 1950年時，日本每個小學生的教育經費為5000日元（約為人民幣200元），到1978年增至397000日元（約人民幣15800元）。小學教師中大學畢業生在1950年時只占0.3%，到1977年上升到42.2%。 日本在二次大戰前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軍國主義國家，二戰后成為世界第二位工業大國，而其重視教育則是一貫不變的政策。軍國主義時期總結甲午戰爭的取勝是教育的勝利，是小學教師立了大功，因為小學教育培育了有知識而又勇敢的士兵。這些知識型士兵以后便成為知識型工人農民，至于教育為戰后資本主義工業化服務的作用就更不必多言了。
自從清末維新派指出“泰西各國，莫不以農事為重，美利堅以農立國，富甲全球；日本維新以來，農事改良，遂致物產繁興” 以來，120余年過去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的情況如何，論成就，是人們常說的中國農業以不到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人口的22%，是非常了不起的，確實當之無愧。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這個成就是以80%的人口務農為前提的。我們的農民文化水平提高這樣緩慢，“農者不學“的比例還這么高，正日益成為農業進一步現代化的瓶頸。不僅如此，還要看到，知識型的農民，如果參了軍就是知識型的士兵，如果轉到工業，就是知識型的工人。教育對于工農兵來說，都是互通的。教育面向80%的農民才是抓住了根本。通過日本120余年來的不同時期一貫重視教育而有今天的對照，不是很值得我們深思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古今農業》，1993年1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