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在詮釋農戶概念、農戶理論三大學派的基礎上,對農戶理論的發展及其在我國的應用進行了綜述, 對農戶行為的理性化與非理性化之爭進行了分析,指出了中國目前農村社會經濟結構既不同于西方學者所考察和描繪的小農社會,也不同于黃宗智“過密化”理論及以前的小農社會,進而提出了中國農戶理論研究應充分考慮的幾個問題:農戶經濟行為的差異性、農戶家庭成員行為決策的多元性、農戶糧作經營行為變異。
關鍵詞:農戶理論;農戶模型;進展與述評
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學者們開始把現代西方經濟社會學中理性選擇理論、制度經濟學以及經濟社會轉型理論應用到經濟理論教學與研究中,并用于解釋中國的經濟現象,研究視角逐漸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領域拓展到人的行為研究的微觀領域。其中農戶行為研究就是從微觀農戶的角度解釋和研究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的一種思路。關于農戶行為理論,國內學者們在關注和介紹西方農戶行為理論的同時,也針對中國不同時空的農村社會進行實證和理論分析,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面對中國的“三農”問題,有必要從農村微觀視角深化農戶問題研究。因此,本文擬對國內外學者有關農戶行為或農戶經濟理論進行綜述,并討論農戶行為問題的研究思路。
一、有關農戶概念的討論
農戶是迄今為止最古老、最基本的集經濟與社會功能于一體的單位和組織,是農民生產、生活、交往的基本組織單元。它是以姻緣和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社會生活組織,農民與社會、農民與國家、農民與市場的系都是以戶為單位進行。從目前國內外已有的關于農戶的研究成果看,對農戶的理解有以下幾種觀點:(1)農戶指的就是農民家庭(韓明謨,2001)。(2)農戶就是家庭農場。俄國的A·V·恰亞諾夫(1986)在關于小農經濟的論述中指出,小農家庭農場在兩個主要方面區別于資本主義企業:它依靠自身勞動力而不是雇用勞動力,它的產品主要滿足家庭自身消費而不是市場上追求最大利潤。這里的小農家庭農場實質上就是農戶。黃宗智(1986)也將中國解放前的小農戶稱作家庭農場。(3)農戶是社會經濟組織單位。農戶指的是“生活在農村的,主要依靠家庭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的,并且家庭擁有剩余控制權的、經濟生活和家庭關系緊密結合的多功能的社會組織單位”(卜范達等,2003)。可見,農戶的內涵是十分豐富的,由此可以理解為以下幾個方面的含義:農戶是從事農業為主的戶;農戶是居住在農村的戶;農戶是自給性很高的戶;農戶具有生產和消費的兩重性質;農戶是農村最基本的微觀基礎;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農戶往往是政治經濟地位相對低下的戶。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農戶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許多農戶不再是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農民家庭,他們在職業和居住地選擇上有更大的自主權,一部分農戶已經從過去的完全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純農戶轉變成從事農業為主兼非農產業或從事非農業為主兼農業的兼業戶,有的甚至成為完全不從事農業的非農戶。政治地位也發生了變化,農戶參與農村基層選舉和農村事務決策甚至國家宏觀層面的決策,國家農村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尊重農戶的意愿,保留農村戶籍居住在城鎮的非農職業農戶也分享部分城市文明成果。
二、農戶理論三大學派的詮釋
(一)組織與生產學派
該學派產生于20世紀20年代末,其杰出代表人物是俄國農業經濟學家恰亞諾夫(A.V.Chayanov),代表作為《農民經濟組織》。該學派的研究視角側重于農業經濟結構和家庭農場生產組織等問題的分析,其理論基礎一是邊際主義的勞動—消費均衡論,二是“生物學規律”的家庭周期說。恰亞諾夫(1996)經過長達30年的農戶跟蹤調查資料(調查對象主要是1930年集體化前的俄國村社農民)后得出:小農的生產目的以滿足家庭消費為主,等同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它追求生產的最低風險而非利益最大化,當家庭需要得以滿足后就缺乏增加生產投入的動力,因而小農經濟是保守的、落后的、非理性的低效率的。在這種情況下,小農的最優化選擇就取決于自身的消費滿足與勞動辛苦程度之間的均衡,而不是成本收益間的比較。相比之下,一個資本主義農場在邊際收益低于市場工資時就會停止勞動力的投入;而對于小農農場來說,只要家庭消費(或生存)需要沒有得到滿足,就依然會投入勞動力,不論此時的邊際收益是否已經低于市場工資。并且認為小農經濟的發展方式具有特殊性,它既非集體化也非市場化,而是小型合作化。30年后,K.波蘭尼(Polanyi,1957)等從另一視角做出了回應。他稟承恰亞諾夫,從小農問題的哲學層面和制度維度來分析小農行為,相比恰氏更加尖銳和深刻。他認為在資本主義市場出現之前的社會中,經濟行為植根于當時特定的社會關系之中。因而研究這種經濟就需要能把經濟過程作為社會的“制度過程”來看待的特殊方法和框架。又過了20年,美國經濟學家J.斯科特(Scott,1976)通過細致的案例考察進一步闡釋和擴展了上述邏輯,并明確提出著名的“道義經濟”命題。在斯科特看來,小農經濟堅守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則,具有強烈生存取向的農民寧可選擇避免經濟災難,而不會冒險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此學派特點是強調堅守小農的生存邏輯,亦稱“生存小農”學派。此外,有些學者將“風險厭惡理論”中“風險”與“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理論”運用到農戶經濟行為研究中。例如,利普頓在其名著《小農合理理論》(1968)中指出風險厭惡是貧窮的小農的生存需要,他們的經濟行為遵循“生存法則”。
(二)理性小農學派
該學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國經濟學家T.W.舒爾茨(Schultz,1964),其代表作為《改造傳統農業》。該學派是從分析傳統農業的特征入手研究小農行為的。舒爾茨沿用西方形式主義經濟學關于對人的假設,認為小農像任何資本主義企業家一樣,都是“經濟人”,其生產要素的配置行為也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小農經濟是“貧窮而有效率”的。S.波普金(Popkin)在其《理性的小農》(1979)中提出中心假設——農戶是理性的個人或家庭福利的最大化者,并指明“我所指的理性意味著,個人根據他們的偏好和價值觀評估他們選擇的后果,然后做出他認為能夠最大化他的期望效用的選擇,由于以上兩者的觀點接近,學術界將其概括為“舒爾茨—波普金命題”。該學派的特點是強調小農的理性動機。按照這一命題,可以想象到的是,只要外部條件具備了,農戶就會自覺出現“進取精神”,并合理使用和有效配置他們掌握的資源,追求利潤最大化。該學派的主要論點是:在傳統農業時期,農戶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投資收益率很少有明顯的不平衡。在這樣一種經濟組織中,農戶的行為完全是有理性的。傳統農業增長的停止,不是來自農戶進取心的缺乏、努力不夠以及自由和競爭不足的市場經濟,而是來自傳統邊際投入下的收益遞減。改造傳統農業所需要的是合理成本下的現代投入,一旦現代技術要素投入能保證利潤在現有價格水平上的獲得,農戶會毫不猶豫地成為最大利潤的追求者。因此,改造傳統農業的方式不應選擇削弱農戶生產組織功能和自由市場體系,而應在現存組織和市場中確保合理成本下的現代生產要素的供應。
(三)歷史學派
該學派的代表人物是黃宗智,他于1985年提出了自己獨特的小農命題——“拐杖邏輯”,即中國小農家庭的收入是農業家庭收入加非農傭工收入,后者是前者的拐杖。其核心是對小農經濟的半無產化的定義和刻畫,由于過密化(源自農戶家庭不能解雇多余的勞動力,因而中國的小農經濟不會產生大量原本可從小農家庭農場分離出來的“無產—雇傭”階層),多余的勞動力無法獨立成為一個新的階層,他們依然會繼續附著在小農經濟之上,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雇傭勞動者,黃宗智稱這種現象為“半無產化”。他的小農命題形成于《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1985),成熟于《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1990)。他在對中國20世紀30—70年代的小農經濟進行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要分析小農動機與行為,必須將企業行為理論和消費者行為理論結合起來,前者追求利潤最大化,后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他認為中國的農民既不完全是恰亞諾夫式的生計生產者,也不是舒爾茨意義上的利潤最大追逐者。他在分析了解放前中國幾個世紀的農業發展后提出了中國農業是“沒有發展的增長”和“過密型的商品化”概念,認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改革就是一種反過密化的過程。史清華在1999年的論著綜述中,基于黃宗智的總結,對農戶研究的學派又做了進一步總結,提出了歷史學派這一學說,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
三、農戶模型研究的發展
農戶模型是將農戶的生產、消費和勞動力供給等決策有機聯系到一起的一種微觀經濟模型,它用于描述農戶內部各種關系。農戶模型起源于20世紀20年代俄國的A·V·恰亞諾夫的小農模型,20世紀60年代以后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隨著農戶行為理論研究的深入,國外許多學者把農戶模型廣泛應用于分析農戶行為在社會、經濟、市場、政策等因素變化下的不同反應,其應用范圍不斷由微觀層次向宏觀層次拓展。
(一)貝克爾經典模型
貝克爾(GaryBacher,1965)在恰亞諾夫的小農模型理論的基礎上創建了新農戶經濟學模型。該模型的前提假設條件是:家庭是基本的經濟單位,農戶的目標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貝克爾模型探討了農戶的生產決策、消費決策、勞動力供給決策三者之間的關系。其理論核心是,把家庭成員的所有時間單元的價值——不論用于家務、工資性工作或休閑等——都根據市場工資給以機會成本式的估價,家庭再根據成本最小原則組織生產決策,根據效用最大原則制定消費計劃,也即通過對家庭時間、購買性商品(X-goods)與生計性消費品(Z-goods)的組合消費來實現家庭效用最大化。
(二)Barnum＆Squire的農場戶模型
該模型(Barnum＆Squire,1979)是既包括生產者又包括消費者的完整的農戶模型,在農戶模型中加入Z商品(農戶生產的消費品),并修改了恰亞諾夫的不存在勞動力市場的假定。Sing, Squire＆Strauss(1986)采用完整的農戶模型來對農戶經濟行為進行分析,即在農戶模型中包括了利潤(稟賦)效應(Profit Effects),他們比較了不考慮利潤效應條件下估計得出的農產品、非農產品和勞動力對價格和工資率的彈性,進一步發展了該模型。
(三)農戶模型進一步擴展
Pit＆Rosenzweig(1985)在農戶模型分析中引入價格、健康和農戶利潤關系函數———健康生產函數。此外,Lopez(1986)、Taylor(1987)、FafchampsandSadoulet(1991)等都對農戶模型的發展作出了貢獻。AtanaSahaetal(1994)研究了農戶采納新技術與農戶戶主教育程度的關系。AndrewDorward(2006)研究了非均衡市場糧食和勞動力市場的價格變化引起貧窮地區不同農戶反映差異的模型。
(四)計劃行為理論應用
于農戶行為研究20世紀70年代以來,Gasson(1973)推動了農戶和農民非經濟目標行為決策理論的發展,他將農民行為決策中的目標、價值和農民非經濟因素進行了分類,并把它們作為理性模型的一個補充部分。20世紀70年代中期,社會心理學中的理性行動理論(TRA)(FishbeinandAjzen,1975)發展了該理論,第一次證明了行為與態度之間的聯系。之后,AjzenandFishbein(1991)又對該理論模型進行了修改,使理論進一步完善為計劃行為理論(TPB)。
(五)合作博弈模型的應用
在梅納德·斯密和普賴斯(1973)引進“進化穩定策略”概念以后,進化博弈論日益受到重視并獲得了迅速發展(謝識予,2001)。進化博弈論是解決“完全理性”前提假設問題的最有效方法,其前提假設為現實的“有限理性”。有限理性是指博弈方往往不會采用完全理性條件下的最優策略,博弈方之間往往經過多次學習和模仿才能達到策略均衡。農戶在面臨著多元的行為選擇時,多數情況下農戶的理性思考能力和行為選擇策略蛻變為模仿行為或從眾行為(柯水發,2001)。
四、農戶理論在中國的應用與發展
(一)理論研究不斷深化
中國農戶理論研究起步不晚,費孝通先生1947年就以“鄉土中國”來標識農村的性質:“鄉土社會的生活是富有地方性的”,是一個“沒有陌生人的社會”(費孝通,1985)。林毅夫(1988)、秦暉和蘇文(1996)、鄭杭生(1996)、曹幸穗(1996)、陳春生(1996)等學者均對近現代中國農戶的行為進行了研究,提出了很有見解的觀點,在此不一一介紹。但鄭風田、徐勇、鄧大才等提出的小農假說,筆者認為研究視角獨特,愿作一介紹。
1.小農經濟的制度理性假說。鄭風田(2000)研究了“道義小農”“理性小農”的缺陷, 吸收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說和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制度變遷理論,提出了小農經濟的制度理性假說,認為不同制度下農民的理性有異質性,完全自給自足的制度下,農民的理性是家庭效用最高;在完全商品經濟的市場制度下,小農行為追求利潤最大化, 是理性的“經濟人”行為;而在半自給自足的制度下,小農既為家庭生產又為社會生產,此時的農民理性行為具有雙重性, 不同制度變遷的結果使小農的理性行為也發生變化。
2.社會化小農的假說。徐勇、鄧大才(2006)從當今中國農村處于一個社會化程度高、土地均等化、稅費全免等制度安排下的現實出發,提出了農戶行為理論假說。認為中國農村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兩個顯著的變化,一是按照人口均分土地,農戶基本解決了生存問題;二是社會化程度迅速提高,滲透到了農戶生產、生活、交往各個環節、各個領域。小農約束條件由生存約束轉為貨幣約束,小農經濟倫理由“生存”倫理轉為“貨幣”倫理,小農目標由生存、效用最大化轉為貨幣收入最大化。傳統經典小農理論對此變化無能為力,因為它們假定小農生存問題沒有解決,假定社會化、市場化水平較低。對此,需要提出新的分析框架解釋假定條件變化后的小農行為及其動機。認為判斷小農動機與行為要因“戶”、因“地”、因“時”、因“需求層次”、因“發展階段”確定, 并據此抽象出一個時期大部分小農的行為與動機。
(二)農戶模型研究得到廣泛開展
中國學者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運用行為模型對農戶行為進行研究并取得不少成果。盧邁、戴小金(1987)通過農戶經濟行為分析,認為農戶作為獨立的經濟實體其決策目標具有收入增長和收入穩定的兩重性。宋洪遠(1994)從經濟體制改革的角度研究農戶生產經營行為的變化,認為未來中國農戶行為目標應該是追求收入最大化,而目標的實現程度取決于農戶的決策選擇與實施過程。AlbertPark和任常青(1995)建立了一個在面臨價格風險和生產風險的條件下既生產又消費的農戶生產決策模型。張林秀(1996)對農戶模型的基本經濟含義和應用價值作了較為全面的介紹。張廣勝(1991)也給出了利用農戶模型分析農戶行為的框架。李岳云、藍海濤、方曉軍(1999)對不同經營農戶行為進行了研究,認為農戶經營規模過小存在著商品糧生產效率的損失。胡豹、衛新、王美青(2005)對農業結構調整意愿進行了分析,認為從事非農活動的收入、時間和工作性質是影響當地農戶進行結構調整的主要因素,且非農收入越高、有一技之長和一定非農工作經歷的人越愿意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史清華、黃祖輝(2001)研究農戶經營行為時發現農戶經濟運行中呈現非農化趨勢。蔣乃華(2002)、衛龍寶(2003)等對城鎮化過程中農戶進城意愿進行了研究,認為欠發達地區農戶進城的意愿取決于非農收入。此外,錢文榮(2002)、錢忠好(2003)等對農戶土地流轉行為進行了研究。孔祥智(2004)等對農戶采用技術行為進行了研究。張兵、周彬(2006)等對欠發達地區農戶科技投入的支付意愿進行了研究。傅晨等(2000)對貧困農戶行為進行了研究,構建了一個貧困農戶行為模型,認為在扶貧過程中,貧困農戶的“敗德行為”是一種理性行為。王孝瑩等(2006)、錢崔江(2006)等對農戶參與合作的行為進行了研究。劉克春(2006)通過應用計劃行為理論,以江西為例,建立實證模型,揭示了農戶土地流轉行為的形成機制。李強、張林秀(2007)以中國加入WTO后對農戶的生產和消費行為影響分析為例構建了一個局部均衡模型。
(三)農戶糧作經營行為受到高度重視
高曉紅(2000)在研究二元結構轉換與體制轉型中的農戶糧食種植行為中認為糧食產量僅成為實現家庭收入最大化諸多決策變量中的一個,服從和服務于家庭收入最大化目標的安排。曹軼英(2001)利用農戶模型對農戶的微觀經濟行為進行分析,并通過對農戶糧食凈銷售量的測定,確定影響農戶行為的主要因素,同時通過農戶的微觀行為方程推斷了貿易自由化對糧食安全生產影響的作用機制。王德文、黃季焜(2001)研究了雙軌制度下中國農戶糧食供給反應,認為定購數量和定購價格對糧食產出產生顯著影響。史清華、卓建偉(2004)以江浙滬3省市26村固定跟蹤觀察農戶為例,對農戶家庭的糧作經營行為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農戶在糧作經營上呈現一種萎縮趨勢。并在另一文(史清華等,2005)通過對全國固定跟蹤觀察農戶的糧作經營分析,發現發生在2003年夏秋之際的糧價上漲風波是一種正常的價格反映,對于緩解當時農戶糧作經營要素利用效率的持續惡化有一定積極作用。但同時提出在農民市場化進程中,越來越多的農民的糧食供給問題將由自己解決轉向市場供給,保障糧食市場的充足供給是未來糧食安全的核心問題。陳鳳波、丁士軍(2006)以江漢平原的稻農水稻種植為例,研究了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與種植模式變遷的關系,揭示了非農活動的增加而引起勞動力的不足是導致雙季稻改單季的主要原因。陸建康、呂美曄、周曙東(2006)研究了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支持與保護政策實施對農戶的影響,認為政策措施實施最終會影響種糧成本和相關收益,進而導致農戶種糧行為的變化。董全海(2002)認為中國現階段農戶的糧食生產供給行為是追求凈收入最大化。張海陽、宋洪遠(2005)等人研究農戶種糧行為政策需求關系時,基于糧食主產區農戶個案調查資料分析,發現農民在進行糧食生產決策時,勞動投入、資金投入、利潤回報一般是最先考慮的因素。不過,傳統觀念、耕作習慣、處理信息的成本等因素導致的近似理性行為也對農戶生產決策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史清華、程名望、徐翠萍(2007)以湖北、山西、云南3省調查資料為基礎,結合持續數年田野調查和固定觀察,綜合分析了樣本家庭對新糧食政策和新稅收政策的反應,發現農業新政策對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貢獻相當有限,政策變革的效應僅是“引子”效應。張建杰(2007)基于河南省調查數據的分析,對惠農政策背景下糧食主產區農戶糧食經營行為進行了研究,認為現行糧食政策對農戶糧作經營行為的制度激勵效應有限。
五、討論
(一)經典學派農戶行為的理性化與非理性化之爭
有學者認為,經典學派農戶行為的理性化與非理性化之爭實際上是反映了農戶兩種不同形式的“理性”之爭(宋圭武,2002)。然而,筆者認為,不論在中國還是國外,也不論是傳統農業社會還是現代工業社會,就農戶而言,其對自身利益的關心應該是不容置疑的,農戶的理性行為與生俱來。所謂的非理性,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理解:一是相對于行為目標而言,可能不被普適規則所理解,而以此標準判斷行為目標理性與否似乎并不合理,因為行為目標是對個體而言的,個人選擇的“收益收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因人而異。二是從約束條件而言,所謂非理性或者是研究者未能認識到行為者所面臨的全部約束條件,或者是研究者和行為者對約束條件的認識不同而已。三是農戶的行為選擇與企業的經濟行為的依據是不同的,前者受“生產倫理”的支配,其行為選擇表現為非理性和道義取向,后者則是理性支配下的收益最大化行為。四是農戶的行為選擇還受政治信仰、文化傳統、主觀規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這與農戶的戶主年齡、受教育程度及家庭成員結構有關。
(二)三大學派對于當今中國農戶問題研究雖有借鑒意義,但有歷史局限性
三大學派對于開展中國當今農戶行為研究仍具有理論與實證研究的方法論意義,但也有歷史局限性,這是因為:恰亞諾夫學派的形成在20世紀20—30年代,主要以俄國革命以前的小農為研究對象。舒爾茨小農學派形成在20世紀60—70年代,雖然其檢驗的依據是印度尼西亞、印度等東南亞的小農案例,但是他采取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假設,先驗性地確定了小農是理性的,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行為目標。他的理論不僅不能解釋市場化、商品化以前的小農行為,也無法解釋非完全競爭、非完全社會化條件下小農的行為。黃宗智小農理論總體上形成于中國改革開放前,主要通過研究建國以前的小農建構自己的理論。雖然涉及了改革開放后的一些年份,但只延伸到1985年(徐勇等,2005)。中國仍然有近2.5億農戶。從經營規模看,中國的農民仍然以小規模的家庭進行經營和生活,本質上仍然屬于小農。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80年代中期開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90年代開始農產品市場化改革,以及新世紀農村稅費改革,2006年進入了農業無稅時代,這些改革表明目前中國社會進入轉型加速期,社會轉型不僅表現在“從再分配到市場”的市場化過程,而且也表現在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轉變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國目前農村社會經濟結構既不同于西方學者所考察和描繪的小農社會,也不同于黃宗智“過密化”理論及以前的小農社會。因此,研究中國現階段的農戶行為應有獨特的研究思路。
(三)我國農戶理論研究應充分考慮的幾個問題
1.農戶經濟行為的差異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戶的自主性、創造性得以充分釋放,農戶的生存問題已經基本解決。農戶基本的生存需要得以滿足以及農戶義利觀的變化,在這兩大條件共同作用下,中國農戶經濟行為總體上呈現出由生存理性向經濟理性轉變的趨勢,但內部的非均衡性也是無法忽視的。由于地區發展的非均衡性,對于不同地區的農戶來說其經濟行為特征有所差異,一般來說,經濟較發達地區農戶的經濟理性可能表現得更為明顯,而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的農戶其經濟行為更多的呈現維持生計特征;即便是在同一地區,不同生活狀況的農戶其行為表現也會有所不同, 家庭收入水平高的農戶其經濟行為更有可能以追求經濟效益為目標,而尚有部分農戶仍然處在絕對貧困之中,其經濟行為更多的體現出“生存倫理”特性。因此, 中國的農戶行為研究應充分考慮中國農戶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
2.農戶家庭成員行為決策的多元性。由于中國農戶家庭經營規模小,家庭經營收入難以持續增長,農戶的務工收入是農戶家庭收入的增長源,且由于家庭成員之間的代際差異,父母與子女在對待風險的態度、行為目標及其對事物的認知等方面都有差異,引起了生產決策、消費決策和勞動力投入決策也呈多樣化趨勢。一般而言,年長的父母更多的是關心家庭的經濟收入,關注農業生產的收益;成年的子女尤其是80后的子女基本沒有務農經歷,但受學校教育的程度高,對家鄉的鄉土認同在減弱,具有更多的城市化沖動。農戶家庭的父母更關心農業生產投入、日常生活消費,習慣于農活的勞作;而子女更多的是關心未來的發展、文化教育的消費,對農業生產缺少興趣。因此, 筆者認為建立一個包括生產、消費、勞動投入的完整的農戶決策模型時應充分考慮農戶家庭成員決策行為的差異性。
3.農戶糧作經營行為研究有待于加強。糧食是事關政局穩定、社會和諧的基礎性、戰略性產品, 農戶糧食經營行為不僅是一種經濟行為,而且是一種社會行為。2003年我國糧食供需失衡,糧價上漲過猛,糧食安全再度引起全社會關注。中央高度重視糧食生產,2004年開始農業稅由分步免除迅速轉向全面取消, 并逐年加大了農業補貼力度。但2006年秋季開始,糧價再度持續上漲, 并帶動其他農副產品價格的全面上漲, 全面通脹壓力加大。按經濟學原理,糧食是一種需求彈性較小的商品, 糧食連續四年增產, 總產2007年達到5億噸,比2003年的4.3億噸增長16%, 理論上不可能引起糧價過猛上漲。由于中國農業市場化進程的加速,糧食生產過程的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都與市場對接, 農戶的糧食生產不再以滿足家庭消費為主,農戶口糧也可以通過市場獲得, 農戶糧食生產的土地、資金、勞動力等生產要素都應按市場規則配置,農戶糧作經營行為更多的表現為社會行為。因此,雖有上述所提的史清華、張廣勝、張建杰等學者基于田野調查和固定觀察的農戶數據研究,但仍然需要從農戶家庭的經濟行為、決策行為、社會行為等方面從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等角度不斷深化研究。
作者系江西農業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月刊) 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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