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重于資料運用的探討
史學的發展有賴于新史料的發現和利用。近年來，對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的搜集和利用推動了當代中國史的研究，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其研究價值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認識。不過，在看到成績的同時，要對存在的一些問題抱有清醒的認識。本文無意也無力對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與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所有方面進行評述，而是側重于對已搜集到的資料運用的探討，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自己學習和研究過程中曾經面臨的一些困惑和粗淺思考，不妥之處，尚祈指正。
一、對相關概念的探討
何謂“集體化時代”？何謂“農村檔案”？首先要弄清這兩個概念。
目前，學界對于“集體化時代”這一概念存在不同的認識，另外，還有“人民公社時期”等提法。在研究中，對一些概念進行歷史溯源、細致區分是重要的、基礎的工作。
大致而言，學界對于“集體化時代”的認識有以下幾種觀點。
其一，在農業合作化運動完成、建立高級社之后，中國農村才開始進入集體化時代，而人民公社的解體則標志著這一特殊時代的結束。
其二，有學者認為，集體化發軔于互助組，“集體化時期”之后是“解散農業集體制時期”，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為集體化時期，這一時期體現了集體化和農業現代化過程。據其表述，“集體化時期”有時也被稱為“集體化時代”。
其三，有學者提倡開展“集體化時代”研究，并指出：所謂“集體化時代”，即是從抗日時期根據地建立互助組到農村人民公社解體之間的特殊歷史時期。之所以將上限如此界定，是因為從上層的視角出發，新中國成立后的國家政治經濟體制和各種政策措施無不來源于共產黨在廣大農村根據地實踐經驗和理論探索；從下層來看，鄉村社會的結構和“頑強的農村文化網絡”又何嘗不是因為勞動力組織形式和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而出現巨大變化。對下限的劃定，那就是眾所周知的集體經濟所有制解體，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聯產承包責任制。
“人民公社時期”是和“集體化時代”緊密聯系的一個重要概念，不過，學界對于“人民公社時期”持有不同觀點，相互比較，有助于對“集體化時代”的理解。
有的學者認為，從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到1984年人民公社解體，中國農村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度過了整整26年。這種劃分標準基本按照與人民公社有關的三個重要文件，即以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為上限，以1962年9月27日《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農業六十條”）》為轉折點，以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為下限，這種劃分標準也是研究者較為一致的觀點。在持此觀點的學者看來，人民公社曾經是中國農村最重要的一種制度模式，也是一場廣泛的、國際性的農業集體化運動的組成部分，是現代化進程中一個別致的、重要的、關鍵的環節。
此外，有學者認為農村人民公社體制存在的時間，可視為新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史上的人民公社時期。
“集體化時代”和“人民公社時期”兩個概念的下限一致，差異主要體現在時間上限。顯而易見，“集體化時代”所涵蓋的范圍要大于“人民公社時期”，“集體化時代”更強調農村生產、生活集體化的歷史過程。新中國成立前華北根據地提倡互助組已經表明了未來的農村要向集體化方向發展，土地改革為農業合作化奠定了重要基礎，農業合作化的完成已經實現了集體化，人民公社只是更高程度的集體化。由此看來，研究者對”集體化時代”時間的界定都有其合理性。
何謂農村檔案？這里要注意區分村級檔案、農村基層檔案、農村基層組織檔案等幾個概念。
村級檔案。根據198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1996年修訂）第二章對各級檔案機構及其職責進行了明確規定。其中，第六條規定：“國家檔案行政管理部門主管全國檔案事 業，對全國的檔案事業實行統籌規劃……鄉、民族鄉、鎮人民政府應當指定人員負責保管本 機關的檔案，并對所屬單位的檔案工作實行監督和指導。”也就是說，在依次為鄉、縣、市、 地區、省、國家這樣一個行政級別的檔案機構中，并不包括村一級。不過，隨著對檔案工作 新的認識，情況發生了變化，2007年國家檔案局、民政部、農業部聯合出臺《關于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檔案工作的意見》，一方面根據形勢發展，更加認識到鄉鎮檔案工作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檔案工作的重要環節，提出要強化鄉鎮檔案工作職能，同時鄉鎮政府部門應加強對村級檔案工作的指導、培訓和幫扶，使村級檔案工作逐步走上規范化軌道。這是在國家法律層面明確提出“村級檔案”的概念，我們認為“村級檔案”包含兩個層面的意義：第一，它明確賦予了建制村在檔案搜集保存與管理的職能，形成了村、鄉、縣、市、省、國家這樣一個不同行政級別的檔案機構；第二，它明確了村級檔案的范圍，其意義和下面談到的“農村檔案”相似。
農村基層檔案。有研究者使用這一概念，是將農村相對于城市而言，基層相對于上層而言。農村本身就處于基層，二者混合使用使其語義在邏輯上似乎不通，在“農村基層”后面 加上“社會”或其他名詞似乎更為妥當。
農村基層組織檔案。這是另一個重要概念。《關于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檔案工作的意見》規定，要“科學規范農村基層組織檔案的搜集與管理”，“大力推進和逐步規范村級建檔工作”，“農村黨支部、共青團、婦聯、民兵等基層組織產生的檔案，列入村級文件材料的歸檔范圍”。據此并參照《村級文件材料歸檔范圍》可知，“農村基層組織檔案”并不等同于“村級檔案”，而是包含在“村級檔案”范圍之內。
農村檔案。我們認為，一方面它是指在村莊形成、保存的檔案，這與村級檔案基本一致；另一方面農村檔案并不局限于“在村莊”的檔案，它還包括保存在鄉、縣、市、省乃至國家各級檔案機構的“不在村莊”的反映村莊各種內容的檔案。
綜上所述，所謂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存在狹義和廣義之分、空間和內容之別，就狹義而言，強調檔案形成和收藏的空間范圍，一般是指在村莊保存或從村莊搜集的、反映集體化時代農村的各類檔案。從廣義來說，突出檔案的內容，是指保存在村莊以及各類檔案機構、有關部門的集體化時代農村有關方面的檔案。
二、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的分類及其運用
關于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的分類，應該借鑒檔案學的一些劃分標準，但是，從目前來看， 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研究者基本上是從各自所掌握、接觸的材料和研究需要出發進行分類。
張樂天較早運用農村檔案開展研究，那么他所利用的“中國農村集體化運動的完整檔案”主要包括哪些內容呢？他在自己的家鄉浙江省海寧市聯民村及周邊地區找到了許多寶貴的原始資料，根據他的劃分，這些資料可分兩大類。一類是有關農村基本情況和經濟情況的資料，其中包括解放初期農民家庭擁有土地情況的資料、土地改革時期農村分配土地及浮財的原始記錄、初級社和高級社的糧食和經濟分配表、人民公社時期各農戶歷年的糧食和經濟分配情況表、生產隊和生產大隊以及公社的經濟情況資料、農村鄉村企業發展情況資料、幾個農戶的家庭收支記錄，等等。另一類是涉及農村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大量文書資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大隊主要負責干部從1954年至1982年的70余本《工作筆記》。上述劃分，也可以作如下概括：從資料形式來看，可分為數據資料和文書資料；從資料內容來看，可分為經濟、社會、政治等主要類型。
行龍對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搜集的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作了劃分。他指出，村莊檔案資料會由于各地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各種因素而呈現不同的特點，具有一定的地域差異性。村莊一級檔案資料的內容以村莊基層行政組織、村民生產生活以及社會交往活動為主，甚至有涉及鄉民個人的檔案資料。公社一級檔案資料的內容包含了本公社各個村的基本情況，各類表格和統計數字，具有宏觀性和概括性，反映的信息和內容也更全面。各個地區村莊的檔案資料都有自身的體系和特點，但也有著共同的特征，即大多數村莊都保留有階級成分登記表、完整的賬冊資料，以及上級文件。根據陽高縣上吾其公社的典型材料，他把檔案具體劃分為經濟、行政（政治）、軍事（民兵）、社會（災害，人口、婚姻、家庭）等幾類。出于內容豐富性的考慮，單列“四清”運動一項，其實此項可以劃歸政治一類。
另外，華東師范大學新近出版了河北省冀門縣門莊公社門莊大隊檔案。編者并沒有對書中所刊檔案的分類進行專門說明，各隊現存檔案多少不一，僅以項目最多的第十生產隊基本情況為例，包括生產隊基本情況、進村階級成分表、貧協會員登記表、入貧協會申請書、黨團員情況及“四清”干部解放情況、婦女各階層登記表、清經濟及政治等群眾討論記錄等16項。就現已出版的檔案而言，它只反映了門莊大隊留存的檔案，并不說明門莊大隊過去只有這些檔案（或許這些檔案在出版時已經過篩選）。不過，其所刊檔案建立的時間基本限于1965年，當為“四清”運動時工作隊開展工作時所建。檔案內容雖然項目較多，有的生產隊檔案中還包括社員花名冊、作物落實方案等，但所占比例較少。值得注意的是，在冀門縣門莊十小隊工作組基本情況檔案的首頁，所標《黨、政、青、婦、武》十分醒目，這些均可歸入農村基層組織一類的檔案，其他生產隊的檔案情況亦類似。
以上各研究者、研究機構對于檔案的分類只是從具體檔案出發，并未考慮到國家對農村檔案工作制度性安排的歷史。以山西省為例，其實，從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國家和地方對于農村檔案的管理有一系列的文件。早在1963年，中共山西省委就專門下發文件，要求生產隊和生產大隊普遍建立檔案，“把各個生產隊和生產大隊的基本情況，領導骨干情況，以及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情況等，比較完整地、系統地整理記載起來”。1976年，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又下發了生產大隊建檔工作辦法，認為“生產大隊的檔案是農村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的原始記載”。可分為支部和群團文件、革委文件、上級文件、個人檔案、財務檔案、歷史檔案、內部資料七類。經過三年試行，在研究和修改的基礎上， 1980年，山西省辦公廳又下發了文件，山西省檔案局對生產大隊檔案的管理辦法更加系統、完善，生產大隊的檔案分為支部和群眾團體文件、行政文件、上級文件、科技檔案、個人檔案、財務檔案、歷史檔案、內部資料八大類。
2007年，國家檔案局、民政部、農業部聯合出臺《關于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檔案工作的意見》，其中對村級文件材料歸檔范圍也給予了參考意見，大致劃分為村級組織建設、村級事務管理、農業生產經營活動、村級歷史沿革、上級機關文件、農戶檔案等12類。雖然這是針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但對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的分類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由此可見，從檔案學尤其是村莊檔案的發展史來看，國家和地方對于村莊檔案的管理工作既體現了不同時期的特征，又保存了較長時間的連續性，同時確立了比較規范的標準，這對于我們現在的資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是，就目前學界而言，在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的搜集、整理、研究過程中，對此方面重視不夠，在史料處理方面，比較缺乏檔案學的規范性。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作，即要考慮村莊檔案的實際情況，也要充分考慮檔案學的規范性，以避免在處理史料——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時，產生簡單化、無序化等問題。
那么，面對集體化時代農村的各類檔案，研究者又是如何利用它們開展工作的？
上級文件。上級文件分為兩大類，即上級機關對本村制定發布的文件或者是需要本村執行的普發性文件，內容涉及各類事務，形式上有計劃、決定、意見、通知等，反映了國家權力向村莊自上而下的滲透與控制。一般而言，利用文件尤其是那些普發性文件進行研究面臨 較大困難，那些貫徹執行上級各項政策的文件因為區域差異而呈現出不同內容，提供了考察 一般與個別、普遍與特殊等問題的可能性。對于此類檔案，研究者較為普遍的利用方式是把這些文件當做敘述的歷史背景，也就是某一重大事件的“地方版”，呈現大政方針的地方性實踐。不過，有研究者對利用上級文件開展研究已經作了一些有益嘗試。如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杏壇鎮北水村從1969年10月至1983年8月接收上級單位杏壇公社通過電話下達的《通知》共2169個，這些《通知》現在保存完好。研究者利用這些第一手資料，通過解讀《通知記錄》，再現人民公社時期基層農村社會經濟生活的某些特點，由此重新審視國家在計劃經濟時代對鄉村的控制體系，探討其形成的緣由。
財務檔案（有研究者稱其為賬冊資料、會計資料等）。財務檔案包括村莊的土地面積、農業生產、人口和勞動力、收入、分配等內容，是村莊經濟生活的核心資料。張樂天的研究較為全面地反映了財務檔案在學術研究中的利用狀況，在氏著附表中，土改前后時期的有11個，20世紀50年代初期至80年代初期的多達81個，而80年代以后的表格達13個，這些表格絕大多數來源于財務檔案，如糧食作物面積和產量、經濟作物面積和產量、糧食總產和分配、勞動力投入情況、工分記錄等。在對L村1962年至1981年的農業總收入和糧食產量、經濟分配、勞動力投入、人均戶均收入等會計資料統計分析的基礎上，得出自己的結論。
黃宗智對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的研究，其實也涉及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的運用問題。不難發現，在氏著第二編也就是1949年以后的研究中，運用了大量的有關村莊經濟狀況的統計數字。據稱這些數據一方面由作者本人實地調查、訪談所得，另一方面由公社和大隊會計提供。很難想象，時過境遷，公社和大隊會計還能夠對1968年至1985年一個公社和一個村莊某項勞動狀況、人口中務農勞動力的比例、公社主要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等詳細數據記憶猶新。其實，這些公社和大隊會計個人提供的資料很可能就是公社或村莊的財務檔案的一部分。如果從村莊檔案的運用來講，黃宗智于1983年就開始在松江縣華陽橋鄉的薛家埭等6個自然村進行調查，是較早運用集體化時代村莊檔案進行研究的學者。
黃宗智、張樂天的研究體現了對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中財務檔案全面的、整體的利用，而有的研究者則利用其中的一部分開展專題性研究。例如，社會人類學者張江華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田東縣立屯坡的山村從事田野調查時發現了該村一個生產隊會計留下1973年至1978年間的會計資料，資料詳盡記載了該生產隊6年間工分、口糧、收入分配的情況（一些年份還包括家庭勞力的分布情況）。通過運用這些會計檔案，張江華對工分制下的農民經濟行為進行了分析。另外，他運用同樣的資料又對工分制下的勞動激勵與集體行動的效率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對恰亞諾夫、薩林斯、黃宗智、林毅夫等人的理論提供了補充、修正和反證。
“四清”檔案。“四清”研究是當代中國史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由于運動需要，國家要求村莊建立檔案，這為后來村莊的檔案工作奠定了基礎。近年來，“四清”運動成為一個研究熱點，其中，利用村莊檔案開展研究可謂一個新方向。如常利兵運用山西省晉陽公社的檔案，結合田野訪談，采取小地方與大歷史的研究路徑，對晉陽公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了區域社會史考察，嘗試構建國家、地方政府、農民三者間的實踐關系。還有碩士學位論文以縣為單位，以縣檔案館保存的有關“四清”的村莊檔案為基礎，對“四清”運動的發展過程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成果，由于運用了村莊檔案進行了深入微觀的研究，從而增加了“四清”運動的研究深度。
在集體化時代研究中，女性的聲音是不可或缺的。有研究者以20世紀50年代陜西關中地區規模最大的一場以婦女為主體的勞動競賽——“銀花賽”為選題，通過大量的口述訪談和文獻檔案分析這場社會動員背后的多種因素，呈現國家的經濟政策如何與婦女解放的策略交織在一起，如何在推動婦女走向社會的同時制造并維持了社會性別差異和社會性別不平等。有研究者強調女性歷史遭到忽視，而試圖通過口述資料來彌補這一缺陷。其實，村莊檔案中保留了女性的獨特聲音。例如，應星在西南地區平縣檔案館發現了柳坪村在集體化時期發生的幾起性事案件的材料。通過解讀破壞軍婚案、破壞知青下鄉案、道德敗壞案，應星指 出，從這些案件可以看到國家通過人的身體實現的權力滲透，對于各類案件的處理并不全是或者主要不是由國家的治理要求和案情本身決定的，而更多是由圍繞案子及其當事人的關系 狀態來決定的，身體的政治化與政治的身體化是集體化時期權力關系發生的一個根本變化。
三、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運用的反思
對于當代中國史而言，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是一種新的史料，隨著此類新史料不斷地出現，研究者既有如獲至寶、掌握大量一手資料的喜悅，又有頭緒紛亂、難以駕馭檔案資料的困惑，可謂喜憂參半。對于這種挑戰，迫切需要方法論的轉化。
集體時代農村檔案內容豐富，具有時代性、地域性、基層性等鮮明特征，同時又有一些難以克服的局限性，需要在研究中注意。
（一）村莊檔案自身的局限性
村莊檔案的可信度。研究者在運用村莊檔案開展研究時，多抱有這樣一種認識：即村莊檔案記載都是真實的，無須考辨史料的真偽，采取全盤接受的“拿來主義”。這是值得探討的。例如，工作總結常常對于自己所獲成績、經驗可能過分拔高、夸大，對于缺點、教訓的總結可能壓低、縮小，這些都偏離了事實。尤其是對“大躍進”、“瞞產私分”特殊時期的一些統計數據，需要研究者仔細推敲。以個人檔案為例，對一些“交代材料”，資料利用者要特別注意，調查是在什么樣的歷史情境下開展的？調查者與被調查者雙方的權力關系如何？事件涉及的相關人員的關系又如何影響了調查資料的形成與話語？像應星對集體化時期女性身體與日常生活權力運作研究的那樣，那些調查案卷雖然不可能編織成一個邏輯圓滿的謊言，但固然也不完全與“事實”相合。
由于學科差異，研究者對待史料的態度也有所不同。社會人類學更注重口述，歷史學偏重文獻資料。有社會學研究者曾對檔案資料的真實性表示懷疑，雖然其態度有所偏頗，但也提示研究者，在運用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時要慎重，不能盡信檔案，而要對資料進行鑒別考證。
大量的統計數據與人、事件的缺失。開展集體化時代農村研究與史學研究向社會史轉向尤其是向區域社會史轉向有密切關聯，史學研究最重要的一個特征就是人和事件構成的敘事，社會史則關注下層的歷史，集體化時代的農村檔案無疑為我們理解基層社會提供了豐富史料。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很大一部分是農業生產、工分、分配等數據資料，這為歷史研究的定量分析提供了基礎，同時人和事件的缺失又是難以彌補的。近來，有研究機構出版了集體化時代的農村檔案，內容多為一些統計數據，雖然有利于廣泛傳播和使用，但實際上未必是處理史料的最恰當辦法。因為“對于從統計角度來說極有價值的那些檔案文件，從其本質來看未必重要，也未必能使人感興趣而對它們進行細致處理，更談不上分別出版了。”
利于微觀剖析，難以作宏觀概括。就目前而言，集體化時代農村研究主要集中在人類學、社會學領域，這與其學科特點密不可分。以村莊為個案進行社區研究，是人類學尤其是中國人類學的一個重要的學術取向。另外，與歷史學研究不同的是人類學研究的目標是建立一套理論模式，或者是檢驗、反思某一理論模式，這些基于個案研究的理論模式并不一定過分追求普遍的適用性。人類學、社會學的個案研究有利于微觀剖析并提煉出一些概念和理論，但這些基于個案研究得出的概念和理論卻未必適應于宏觀的、整體的歷史。利用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進行歷史研究，借鑒人類學、社會學的理論、方法是必要的，但由于村莊的地域性、差異性等因素，從千差萬別的村莊出發以小見大，由特殊到一般，甚至推論出一般性的結論是需要謹慎的。
針對集體化時代村莊檔案的特點，克服局限，有效利用，需要在方法上進行調整和轉化。
（二）運用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的方法
文獻研究與田野考察的結合。黃宗智的長江三角洲研究，“采用的是仿效滿鐵在華北調查的方法，每天圍繞幾個預定的題目座談，但也隨時追蹤原定范圍之外的線索。這樣的調查， 關鍵在于虛心和具體的訊問。”張樂天的研究為“歷史人類學的方法”，“有了這些資料，作者的研究就可以在這樣一種結構中展開：歷史資料與口述資料互證，觀察體驗與文獻分析并存，這種研究方法，可以稱之為歷史人類學”。一些研究者因為個人的特殊經歷，對研究對象既有親身經歷，又有文獻資料，因而具有人類學意義上的參與觀察，又有歷史學的文獻分析。這些人中間，有的是當年關中農村的知青，曾聽到了很多關于“銀花賽”的故事，曾親身參與、組織過一個務棉專業小組并被當地政府多次評為先進；有的在晉中太谷縣插隊，對“農民的反行為”研究就是從第二故鄉開始的。研究者未必是一個幸運的農民，但這些個人經歷卻成為研究集體化時代農村的幸運學者。
對于口述史料和文獻檔案的關系，研究者曾有這樣切身的體會：“口述史料與文獻檔案之間存在許多色調乃至質性的差異。這些差異不僅不應當被粗糙的實證眼光過濾掉，而且應當成為啟示我們傾聽史料中不同聲音、“雜音”乃至沉默的一個重要起點——特別是口述史經驗感受使檔案文獻閱讀的“細膩化”成為可能。”社會學和歷史學在資料運用方面各有偏倚，但不能走向絕對化，從歷史學的角度開展集體化時代農村研究必須結合文獻開展田野調查。
另外，開展集體化時代農村研究，要注意借鑒人類學的方法，根據村莊檔案的實際情況，選擇幾個固定的點，堅持不懈地從文獻到田野，再從田野回到文獻，反反復復，潛心村莊，長期研究，否則，只能是蜻蜓點水，淺嘗輒止。
上與下的結合。其一，村、鄉、縣等檔案的結合。這里所說的村、鄉、縣等檔案，主要是指各級檔案機構保留的與村莊有關的檔案，研究者已經意識到，全面細致地掌握“在村莊”的檔案的重要性，但對于“不在村莊”的檔案的搜集和運用的意識尚需加強，通過對層階性檔案機構的檔案查詢，不僅可以補充和豐富資料，而且有利于從宏觀的層面理解檔案。
其二，檔案資料與其他文獻的結合。一些研究者尤其是較少對集體化時代有親身體驗的青年學者，在具體研究中相對缺乏對大的歷史脈絡的關照，造成村莊檔案與宏觀歷史的相互脫節，僅僅從村莊檔案出發，自說自話。無論對整體性研究還是對專題性研究，研究者都應該對相關歷史背景有足夠的認識，并充分地掌握相關的歷史文獻。在開展整體性研究時，要了解各個時期國家的方針、政策，如《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等可提供全面的、系統化的資料。在開展專題性研究時，要了解專業性、部門性的方針、政策，如醫療衛生、廣播、電影、教育等研究領域，則要注意某一領域的發展歷史。例如要研究集體化時代的收入和分配制度，研究村莊的各類賬冊，至少要學習《農村會計手冊》，對農村的會計制度有所了解，這樣才能看懂賬本，才能理解一張小紙片上數字的意義，才能對賬冊所記錄的各項內容有專業性的理解和認識。
（三）問題意識的積累和凝練
掌握了什么樣的檔案資料，我們才能提出什么問題。我們不僅要善于發現資料，而且要善于利用資料。資料本身不會說話，關鍵看我們怎么向它提問。面對紛繁的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研究者所具備的學術關懷、理論追求、研究方法，或許是最為重要的。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村莊檔案在類型上具有大體一致的特征：土地面積、農作物產量、階級成分登記表、工分記錄、收入分配賬目、上級來文等等。面對人和事件的相對缺失，運用這些資料進行敘事，其困難可想而知。要克服這些障礙，必須強化問題意識，注意國內外學術研究已有成果的梳理，凝練一些研究課題，在豐富扎實的資料基礎上，創新理論。
（四）檔案資料語言的轉化與學術表達的訓練
沒有確立自己的學術話語系統是中國當代史研究面臨的共同問題，集體化時代農村社會研究亦概莫能外。集體化時代農村檔案中保留了大量的政治話語，這與學術話語是不同的體系。學術話語系統是區別研究主體與客體的一種技術規范，具有超然物外的客觀性。在特定的政治語境下歷史話語體系，不可避免地帶有特定的價值立場，有時出現重文本輕語境過度詮釋的現象，有時出現歷史敘述中襲用政治概念的主客不分現象，混淆了敘述主體與客體的不同語境，混淆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區別，從而失去了敘事的清晰性。
利用村莊檔案，研究者面臨的一個挑戰是如何把各類檔案所記錄的文字轉化為學術語言。從接觸到的一些博士、碩士論文來看，明顯感覺到研究者在檔案語言的轉化與表述方面顯得力不從心，結果是資料堆砌大于有條理的敘述，照搬檔案多于有邏輯的分析，有的甚至大段引用工作總結、經驗交流材料等，頗有工作總結之感；有的把一些調查案卷、交代材料復制，細節生動的材料沒有放置在一個具有邏輯性敘述框架內，材料豐富，主題卻不突出；有些論文運用了檔案中大量的統計表格，但未能加以深入分析，而缺乏分析的表格是沒有意義的。還有，對集體化時代一些特有的語言，甚至政治性濃厚的語言如何表述的問題只有將它放置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才可能理解其意義。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共黨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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