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印度土改成了頭號政治豆腐渣工程
論農業和農村發展的資源稟賦，印度遠遠好于中國。
中國國土面積雖大，幾乎達到印度3倍，但其中有大面積的崇山峻嶺、海拔上千米的高原和荒漠，平原只占少部分。山地、高原、丘陵約占中國陸地總面積的66%，平地約占34%，全國近70%的縣區分布在山區，海拔500米以下地區僅占全國陸地總面積的16%，海拔1000米以上地區占65%，全球高于8000米的12座山峰中，中國就有7座。
而且，中國降水空間和時間分布不均衡，水旱災害頻發，公元前206年至公元1949年的2155年間發生的較大旱災就有1056次，平均兩年一次；有的干旱甚至連續10余年，明朝天啟七年至崇禎十四年（公元1627~1641年）黃河流域就連續干旱15年之久，成為明朝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這樣的自然條件使得中國第一個成型的國家政權——夏朝就誕生于治水斗爭中，卡爾·魏特夫等人更干脆將中國稱作“治水社會”。
在《東方專制主義》一書中，卡爾·魏特夫將整個世界劃分成“治水社會”和“非治水社會”
相反，印度國土面積中，平原約占43%，海拔高度幾百米的臺地和緩丘約占28%，丘陵占18%，山地僅占11%。由于地形結構有利，印度50%以上國土為可耕地，而全球陸地面積中可耕地僅占10%，中國可耕地占比與全球平均水平接近。結果，國土面積僅有中國的1/3，人口少于中國的印度純耕地面積一度比中國多將近一倍。在新中國和獨立印度起步之初的1950年，中國農業人口人均耕地3027畝，僅相當于世界平均占有量的1/3，加拿大的1/17，美國的1/8，蘇聯的1/7，法國的1/3，印度的2/5。
到2008年，中印兩國耕地面積分別為1.2172億公頃、1.5650億公頃，印度比中國多29%。印度農業生產所必需的光、熱、水、土條件更優于中國，印度年降雨量1100毫米，大部分國土可以一年三熟，全國涵蓋了世界所有類型農業氣候地帶，擁有世界60類土壤中的46類，中國古人就早已用羨慕的筆調描述印度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青之草”擁有如此資源稟賦，倘若印度能夠如同大陸或臺灣那樣推行成功的土改，必能為其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印度地形以恒河平原和德干高原為主，地形整體比較平緩
印度官方也不是沒有認識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相反，國大黨主要領袖尼赫魯等人傾向費邊社會主義，很早就與國內外共產黨組織建立了較多來往。著名的柯棣華大夫所在的援華醫療隊就是尼赫魯應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請求而以國大黨名義派出的，尼赫魯1927年訪蘇和1954年訪華時都頗受感染，1954年訪華見聞對他影響尤為顯著，回國第4天就公開表示，自己心目中印度未來前景完全是社會主義的，并推動翌年4月國大黨年會通過《建立社會主義類型社會的決議》。
國大黨及其領導層早在印度獨立之前就提出要推行土改，其后又不斷充實豐富。且國大黨早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就領導獨立運動并陸續贏得了一批地方政權，獨立后又長期執掌國家政權，占據了將其主張付諸實施全國推廣的有利地位。1936年，在印度國大黨會議上，1929年起擔任主席的尼赫魯聲明：
“我相信，解決世界和印度各種問題的唯一關鍵出路在于社會主義，……除了社會主義以外，我看不出還有什么可能消除貧困，消除大規模失業，消除墮落和消除印度人民的受奴役狀態的途徑。它包括對我們的政治和社會結構進行廣泛的革命性變革，消滅大地主和資本家階級，消滅封建和專制的印度土邦王公制度。”
1936年4月，在勒克瑙召開的印度國大黨第四十屆年會上，印度國大黨提出一項土地綱領，明確提出“國家最重要和最緊迫的問題是農民驚人的貧窮、失業和債務，這些基本上是由于過時的和壓迫的地權制度和田賦制度，……”次年，按照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案》，國大黨就通過第一次大選在英屬印度11省中拿下7個省的政府執政權，1939年又增加到了8個。1945年9月20日，印度國大黨在圣雄甘地和尼赫魯領導下舉行孟買會議，拒絕了英國提出的印度實現自治的建議，要求英國人離開印度。同年9月、11月，國大黨國家計劃委員會先后開會討論土地問題，還提出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合作社”和“取消國家和實際耕種者之間各類中間人地主”的土改方針。
獨立之初，國大黨領導的印度中央政府就開始推行土改，1953年還為此專門成立了土改委員會，并在印度憲法里加入了建設“社會主義類型國家”這樣的字眼。但國大黨本系英國殖民政府高級文官艾倫·休謨創建，從創建之日起就多在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富裕知識分子、富裕階層和農村地主之類“高等印人”中發展成員，本身就代表大地主大資本家利益，如同在大陸時期的中國國民黨政權、當今的菲律賓政權一樣，無法真正對自己的統治基礎——地主資產階級集團下手，正如尼赫魯在《自傳》中自己承認的那樣：
“國大黨是純粹的民族主義團體。它包括很多中等柴明達爾和若干大地主。它的領袖……不想做出導致階級沖突或刺激地主階層的事情。”
加之印度政體掣肘，以及國際反共勢力阻撓，印度土改歷時30余年，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特別是消除了殖民時代印度農村土地層層轉租的現象，農業生產增長率也比土改前明顯提高，但土改總體上最終還是淪為“印度國家發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引用張文木語），成為印度農村、乃至全國貧困問題的最大根源。1990年代，印度農村人口3/4為無地少地農民，貧困線以下人口中40%為無地農民，45%為邊際農民（少地），7.5%為農村工匠，這三部分農村人口合計占全部貧困人口的90.5%。
從紙面上看，印度土改堪稱“完備”，先后規定實施了土地持有最高限額制度、地主土地贖買制度……臺灣土改的要素，印度無一遺漏；但和印度其他重大政治和經濟決策一樣，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成為印度土改的特征；除了廢除柴明達爾制度還算成功之外，減輕地租和保障租佃關系、實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額制度等其余主要改革措施基本上沒有落實。
國家犯罪記錄局1995～2012年的農民自殺人數
以旨在消除土地過度集中現象的土地持有最高限額制度為例。
1955年，由于對土改進展的速度和成果都不滿意，尼赫魯提出并通過了一項《憲法》修正案，授權邦政府規定土地持有最高限額和分配超額土地；
國大黨政府1959年1月通過實行土地限額制度的決議；
1961年末宣布各邦實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額法律，規定超出限額的土地由國家交給村評議會，并由村評議會分給無地少地農民或農業合作社耕種；
1971年8月，印度中央土改委員會又規定以五口之家為一個分配單位，最高限額為最好土地10英畝至最劣土地54英畝之間；……
與上述政策相配套，印度政府還相繼制定了一系列其他旨在扶持中小農戶的優惠政策，如規定耕種面積不超過8英畝、年收入在10萬盧比（約合2300美元）以下的農戶免交所得稅等各項稅收，等等。類似原則還推廣到了廢除柴明達爾制度的工作中，政府在為廢除柴明達爾制度支付補償時奉行優惠小地主而限制大地主的政策，付給小地主的多數為現金，作價也高于大地主。
2014年9月，印度旁遮普邦的農民發起抗議示威
但所有這些措施效果如何？
1955年提出并通過土地持有最高限額制度時，尼赫魯的“帝師”馬哈拉諾比斯估計這項制度能征收6000萬英畝土地，計劃委員會估計能收繳3760萬英畝剩余土地；而直到22年后的1977年7月，印度全國被確認的超出最高限額的土地總共只有404萬英畝，其中已經征收的只有210萬英畝，已經分配的約129萬英畝，占印度全國耕地總面積的0.4%。而且這點土地也并未全部分配到少地或無地貧苦農民手里，而主要由富裕農民占有。直到1990年代后期，也只有303.4萬公頃（合758.5萬英畝）土地被確認為剩余土地，僅有計劃委員會原來估計數量的1/5，是馬哈拉諾比斯估計數量的13%。其中政府掌握的剩余土地只有268萬公頃（670萬英畝）實際分配下去的土地為213.8萬公頃（534.5萬英畝），大約546.4萬人受益，平均每人分得0.978英畝。
2004年中國學者溫鐵軍在印度農業大邦比哈爾邦考察時，發現該邦直到1980年代仍有占地上萬英畝的大地主，直到2004年他考察時仍有占地超過2000英畝的地主，即高達當時當地法定占地上限（25英畝）80倍以上，以至于該邦8000萬人口中無地農民至少占20%之多，地主占有的土地也是20%。相應的，比哈爾邦貧困和文盲人口在印度也“獨占鰲頭”，又是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裝活躍的地方。而論自然條件，比哈爾邦本來相當不錯，地處恒河平原，雨熱同季，物產豐饒，土地和礦產資源在印度各邦中均名列前茅，英國殖民統治之前其小麥出產便馳名印度市場，要不然也不會成為佛教和耆那教發揚光大的地方和阿育王都城華氏城（巴特那）所在，擁有釋迦牟尼悟道的菩提迦雅和“亞洲第一所國際性大學”、玄奘大師求學之地那爛陀寺等眾多佛教圣地。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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