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東北地區舊志為研究視角
【提要】近代東北地區，鄉紳作為鄉村“地方精英”，活躍于官與私、中央與地方之間，控制了鄉村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等領域。科舉制度廢除后，鄉紳階層逐漸走向沒落，最終在20世紀30年代之后退出歷史舞臺。
【關鍵詞】鄉紳；近代；東北地區；社會控制
社會控制可分為外在化控制和內在化控制，法治屬于前者，禮治屬于后者。近代東北地區鄉紳地位的獲得主要經由學校、行醫、從軍、從政、經商、婚姻關系等途徑。學者、退體官僚和讀書人雖與鄉紳階層有關聯，但鄉紳的核心是大地主，其次是富商。在東北鄉村社會中，在統治階級上層主要還是由鄉紳來控制政權。當時東北的鄉紳不僅在保甲、團練、警政、議會等充當主要角色，還是活躍在官與私、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地方精英”，成為國家和社會聯系的一個中介。
一、 鄉紳熱心地方公益、福利與救濟事業
東北一些鄉紳的活動多集中在福利、販濟等這些公共領域里。如黑龍江省綏化市陳堂，享年86歲。于前清時蒙獎者老，經、紳、商、學、警各界以匾額賀，門第輝煌，令人稱羨。胡榛，享年90余。少業醫，后家道小康，常年施醫藥，活人無算[1]。再如依蘭賈善人“自清道光年間，家居三姓東南土龍山，墾耕為業，積善傳家，最著者。諱全。家日豐，凡鄰里、親族婚喪無資者，竭力助之，冬季專備房屋食糧，安頓老弱殘疾數十人，率以為常，有老病死者，衣棺而葬之。善人之名，遐邇傳誦。今家族繁盛，名文凌者，前清府經歷銜，克紹箕裘焉。”[2]沈陽縣“邑紳揀選知事舉人董宗舒，世居城西寧官屯。光緒十四年獨捐巨資建置義倉，積谷稱貸。訂立規約，務正業者貸之，力田者同，孤苦者販鐲，鄉人咸知感奮，十六年復設義學二，招本村子弟入學肆業”[3]。“遼陽葛針泡人陳井梅建大石橋三座，修長堤二十余里，遇戚友之急，婚喪不能舉，皆量為資助，不責償”[4]。鄉紳們熱心于修橋補路、販災濟貧等社會公益事業，也有一些鄉紳為構建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致力于調解鄰里糾紛。在事實上成就了自己鄉村“社會精英”的地位，所以在新的選舉活動中，鄉民們自然把票投給了他們。
二、興辦并控制鄉村教育，掌控鄉村文化、教育話語權
東北很多地方的學校校舍、學校開支等必要的教育花費都是由當地的鄉紳捐助的。如巴彥州“紳民報效之捐款，每歲皆有之，與各屬特異，無他項雜捐”[5]。在青岡縣，許多鄉村學校多是由當地的鄉紳資助興辦[6]。如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海令昌宰治斯邑，奉命創辦學堂，而細于經濟，事將中寢。楊景芳遂立解佩囊，捐銀2000兩，張廣志捐銀1000兩，海令昌贊嘆不已，遂各照章請給同知銜，以資激勵，而青岡之學校實肇基于茲。吳占元，和眾社人，熱心學務，遇有義舉，揮重金略無德色。一日見里中兒童嘻戲，曰：“此皆國家之健兒也，而任于牧豬奴，怪哉！”
近代東北文化教育較內地落后，鄉村更甚，所以鄉村中識文斷字之人受到村民極大的尊敬。當時的鄉村塾師不僅掌握著鄉村教育，還影響到村民生活各個領域，“此輩塾師，類能供給農民對于文字上之一切需要。如占卜、合婚、擇吉日、看風水、寫拘魂碼、畫拘魂符、丈量地畝、寫契約、作媒、說事等，無所不能。”[7]正如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鳴教授《私塾的衰落與鄉村話語權的消滅》中的結論：在實際生活中，鄉村真正的文化核心是私塾。私塾不僅僅是傳授課業的場所，更承擔著維護與承接鄉村禮俗的功能，這一系列習俗恰恰構成了鄉村文化的核心，是鄉村社會得以良好運轉的重要組織形式。于宣統元年(1909年)，遂慨捐房一處，為創辦和眾小學之需。前知事崇桂，以其急公好義，遂請獎以同知銜。該社至今感德焉。邑之東20里佃民朱甸印者，民國4年(1915年)，因學校無多，里中兒童坐誤青年，慨捐校基一段，建筑草正房7間，校園操場等地二響，一切器具完備，專資興隆泉學校之需，由是興隆泉小學漸有起色。
三、維護地方治安，掌握鄉村政治權利
一個地方的團練、保甲等多是由一方鄉紳組織和領導的，維護一方治安，有著一定的號召力。如在甲午戰爭期間，遼寧復縣“即將該營(捕盜營)取消，編練鄉勇，就舊有之十二鄉社，分設十二社長，以地方十紳充之，每社度地廣狹，征壯丁五六十名不等，所有社內村屯，凡督催課賦，緝捕盜賊，登記戶日之事，悉歸社長分別管理。”[8]吉林省磐石縣山朋鹼村“清光緒年間，仙人村住民有陳興者，當年六十余歲。性忠厚，平生好武善戰，屯人公選為帶會首領。伊衷懷義勇奉公，誠意為國為民，編練二甲，計附團十余處，每月訓練之。時位政治不能統一之際，每逢春令，到處匪起，擾亂地方，搶掠民間，屢有所聞。該會首竟帶隊爭先抵抗，終將地方肅靜。后各股匪，多數聞名遠飏，是以地方農人等均得耕耘。至伊死后，多受地方人民之吊祭，均稱伊為造福之陳會首也。[9]許多鄉紳因舉辦團練成效草著而名重一方，或得人民愛戴感激，或聞名于朝廷，獲得嘉獎。奉天蓋平人“高鴻印，庚子之變，俄兵蹂踴村屯，據理交涉，得免騷擾。適潰兵悍匪蜂起，肆行擾亂，遂與李聲家倡設鄉團，身先民眾，匪望之膽怯，一方數十村賴以安堵。[10]再如吉林敦化縣維新村劉大海“居縣城西之香水河了。性慷慨，有膽識，尤善治家。自營燒鍋油坊等業，當時富甲一鄉。會日俄戰起，地方被叛軍騷擾，劉氏首創自衛團，練槍械，保衛地方。及俄兵至境，輒擊退之，因是鄉里賴以保全。人皆稱之以‘老總’。享年八十余，始卒。”[11]
晚清東北實行新政，推行自治，通過選舉，一些鄉紳開始掌握自治的權力。在吉林省，“光緒籌備立憲之時，省城先有鄉紳辦之自治會，后改為籌辦處，設自治研究所，各縣學生畢業回籍，分設本縣自治研究所，為城鎮鄉自治之初基。民國之初，通令取銷，令又力籌恢復矣。自治在人，不在名義，果能一村一縣自治，必眾人以為模范，亦非難事也。”[12]“由各區巡警會同各該管者民，認真公舉素無嗜好，并稍有財產者，每區各選正、副收入役各一名，專司催追錢糧、田房稅契、巡學響捐，其余命盜各案，統歸各區巡警經理查報，不與該役相干。[13]到了20世紀20年代，東北地區實行區村制度，村長及村董的資格如下：“村員在二十五歲以上，五十歲以下，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被選為村長副及村董：曾在中等學校畢業，辦理行政職務在一年以上者。曾任地方公職，或行政職務在一年以上者。辦理地方公意，確有成績者。品行端正，家道殷實，素有鄉望者。”[14]我們從前文內容可以看出，在一個鄉村共同體中，鄉紳的教化，禮教的普及，家族、家庭的管理，以及私塾教育等多方面都影響、塑造著村民的人生觀、價值觀。
在中國傳統鄉村社會，鄉紳階層幾乎壟斷了文化資源、政治資源，并且掌握了相當多的經濟資源。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結構(專制政體)、經濟結構(小農經濟)和思想文化結構(儒家文化)是一個互為因果、共生共存的一元化社會結構，這種結構所孕生的倫理型文化構成了中國獨特的傳統文化秩序。而獨占著倫理文化解釋權(即“文化權力”)的鄉紳階層則成為這一文化秩序的堅決維護者。由此可見，即使是在科舉制被廢除后，原有的鄉紳無論是在政治、文化還是經濟資源的占有上仍居優勢地位。東北鄉村在民國之前，盡管興辦新式學校，但仍普遍存在私塾教育。因此為鄉紳參與地方自治、影響政府決策提供了契機。到民國時期，我們可以從《盛京時報》、三省檔案館資料以及民國審判庭案件文犢中發現，在東北二三十年代鄉村社會官場貪污腐化、包攬詞訟的情況下，出現了大批視鄉民為榨取利潤對象的“贏利型經紀”鄉村官員。對此，何清漣認為：“中國科舉時代的鄉紳，很大一部分都受過儒家思想的教育。這種教育一般都培養兩種責任：一是對政府的責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義為地方服務的責任。而這兩種責任基本上是靠科舉制這種人才錄用制度支撐的。科舉制消亡以后，無論是官員隊伍還是廣大鄉紳，這兩種責任感都基本上喪失。與科舉時代相比，他們的行為在很多方面都墮落了。”[15]
當然，鄉紳作為一個階層，其力量的消亡是一個漸變的過程。首先，其成員不斷減少；其次，新體制會產生新一類的精英與之競爭。作為階層的鄉紳在農村社會影響力的明顯下降是在20世紀30年代初中期。正是在這個時期，很多土豪惡霸躍居鄉村社會的中心地位，成為除了宏觀經濟政治原因外，農村衰敗的另一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
[1]《綏化縣圖志》，《黑龍江通志采輯資料》，第454頁，黑龍江省檔案館、黑龍江省地方志研究所1983年內臺出版。
[2]楊步握纂修：《依蘭縣志·鄉賢》，民國10年((1921年)鉛印本。
[3]王樹楠等纂：《奉天通志》卷144《民治三·災販》，第3300頁，東北文史叢書編輯委員會1983年。
[4]裴煥星等修，白永貞等纂：《遼陽縣志·義舉》卷13，民國17年((1928年)鉛印本。
[5]柳成棟纂輯：《巴彥州志輯略·學務略》，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6]《青岡縣通志》，《黑龍江通志采輯資料》，第611頁，黑龍江省檔案館、黑龍江省地方志研究所1983年內部出版。
[7]劉爽：《吉林新志》，第280頁，長白叢書本，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8]程廷恒修，張素纂：《復縣志略·官制略》，民國9年鉛印本。
[9]《吉林鄉土志》，第202頁，長白叢書本，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10]石秀峰、辛廣瑞修，王郁云等纂：《蓋平縣志·人物志·紳青》卷9，民國19年本。
[11]《吉林鄉土志》，第200頁，長白叢書本，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12]林傳甲：《大中華吉林省地理志》，第339頁，長白叢書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李澎思：《公犢輯要·民政》，《賓州府政書》乙編，第30 -31頁，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
[14]東北文化社編印處：《東北年鑒》，第249頁，東北文化社1931年版。
[15]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第310頁，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地方志》 200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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