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每部家史都是活的近現代史
多年來，我一直想寫自己家庭的歷史，但千頭萬緒，找不到下筆的感覺。前些日子與畢業研究生聚餐，席間我又談到了自己家庭的歷史。一位研究生說，蕭老師從家族史來看近現代史肯定會很有感覺。他這么一說，我好像覺得捕捉到寫家史的著眼點了。隨著自己人生經驗的增加，近現代史料與知識的漸漸積累，常常能把自己家史中的一些片斷，先輩談的一些感覺與人生體驗，與近現代史研究心得聯系起來，近現代史在我頭腦中也變得更加鮮活。歐洲有一位詩人留下這樣的詩句：從一滴水珠中可以看到整個太陽，從一顆沙粒里可以看到整個宇宙。我想，從每個家族的歷史可以看到二十世紀大歷史的縮影。
我對歷史的興趣，也許來自家族的傳承。我祖父是衡陽的開明士紳，生前藏書萬卷。據說，在抗戰前家中還有王船山的手寫遺稿，抗戰逃難中散失殆盡。生活在這個家庭中可以感覺到歷史的厚重感。小時候每次從上海回衡陽常勝路老家過年，就可以聽到大人圍著火盆講家史，講歷史，聽他們敘說自己的人生經歷。小學時的我，聽得似懂非懂，會在一旁迷迷糊糊地睡去，醒來時，常常發現大人們還在火盆邊不停地談著，用很低沉的衡陽家鄉話。他們回憶著抗戰時全家逃難到桂林時船翻時的險境，談論著現在還在臺灣的某個蕭姓親戚。火盆邊的大人們總有著談不完的話題，常常是通宵達旦，不知東方之既白。我也在似懂非懂之中，潛移默化地承繼著家庭中那種特殊的文化意識。我總是在想，我成年后保持下來的許多人文愛好，價值取向，例如對歷史的熱愛，對政治的興趣，對家國命運的關注，很可能與小時候的耳濡目染有關。這些家庭文化因子，往往是無心插柳地播種在我的心里，只不過后來要到一定時候才會被激活而已。
一百多年來，湖南地處南北要沖，加上曾國藩、左宗棠、譚嗣同、張之洞這類近代精英的慘淡經營或思想影響，近代以來就是保守士紳文化與激進的農民文化勢力沖突最激烈的地區，也是近代以來社會階層變動最劇烈的地區。其實，我們家的歷史就是一部國共互動的歷史。這百年里，我們家有過太平天國反叛者，有老共產黨人，有國民黨將軍，有浪漫氣息的文學青年。所有這些人的活動與經歷，既構成我們自己家族的歷史，同時也是我們民族歷史畫卷的一部分。
我們家可以說是一個與近現代史密切關聯的家庭。過去只能從長輩那里知道一些家史，現在自己在從事近現代史研究，就會把這方面的專業知識與家史拼接起來。以家史來證百年史，用百年史的眼光來理解家史，把一個歷史學者的專業知識與對歷史的感悟結合，來解讀自己從小從先輩那里聽來的有關家史的信息，實在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
二、從參加太平天國的高祖說起
我們家世代務農，蕭族在衡陽是大姓，從家譜記載上可知，蕭族是幾百年前從江西移居到衡陽來的。話就先從我高祖談起，他的情況我知道很少，我只知道，高祖是咸豐年間發了點小財的前太平天國小軍官，后來激流勇退，回家務農。我的伯父在給家人的書信中曾寫過一首紀事詩，其中有一句講我們家高祖的詩句是“洪楊時代敘藍翎”。我曾問過伯伯，詩里的“敘藍翎”是什么意思，他說指的是高祖在太平軍里當過“營排級干部”吧。
不過到了后來他就很破落了。我一直很想知道，當太平天國運動在湖南被鎮壓以后，他是如何逃脫清政府的清查與追究的，據我所知，當時清查得很嚴，可惜沒有人能告訴我這些故事了。
我的曾祖是個瘸子，出生時家庭已經破落，在農村又缺乏勞動能力，跌入了社會最底層。他在衡陽鄉下無法謀生，據說被一個討飯的流浪漢背到三十里外的衡陽城里，以做鞋匠為生。后來他開了家小書鋪，在衡陽城里站住了腳跟。
到了我祖父時，家業開始興盛起來。祖父畢業于湖南高等學堂，民國初年曾在廣東文昌縣與廣西某地當過縣知事。回家鄉后從事慈善公益，一直擔任衡陽的圖書館館長。他還集資辦蕭族學堂，凡是蕭族子弟都免費入學，據說深得鄉民尊敬。他是個思想左傾的開明士紳。年青時與徐特立、謝覺哉還是至交。有《憶秋文存》、《藝蘭館聯話》、《湘影詩草》等詩文集傳世。
關于他有許多故事，其中有一個傳說是，在1940年代后期，他因受誣告被國民黨黨痞關入牢中，當地農民數百人集會到衡陽縣政府請愿。他們還編成歌謠來唱，我只記得其中有一句是“我公蕭企云，兒子當將軍（指我父親）”。后來縣政府迫于農民請愿的壓力，才把祖父放了出來。建國后他應邀作為湖南省代表，參加了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他寫的詩中有一句“他年相思忘不得，懷仁堂里過生日”，表達的就是自己在懷仁堂見到毛主席的心情。他生前一直擔任衡陽市人民法院院長。小時候，我在衡陽跟著祖父去參加衡陽抗美援朝動員大會，我親見爺爺在千人大會上慷慨陳詞，聲淚俱下地號召市民捐錢捐力，這一情景我至今仍然還有印象。
不過，他只是思想左傾的同情共產黨的開明士紳，他填寫表格時，把宗教信仰填寫為“儒教”，這件事被我二哥私下里當作笑談。二哥蕭功漢（蕭默）說，儒家怎么變成了宗教？
一個以儒家為信仰的士紳，處于這樣的激進革命時代，他內心肯定是充滿矛盾的。據家人說，1950年代初期，衡陽肅反運動時，死刑判決都要經由他這個人民法院院長之手來批。明知有些是冤案，但在當時的形勢下，他別無選擇，他這個法院院長也沒有不用朱筆打紅勾的理由。據說，那時他經常一個人在夜里喝得酩酊大醉，借著發酒瘋，到死刑犯家門口，流著淚，長跪不起。當然，后來組織上也知道這些，不過當時好像也沒有后來那么多的政治原則性，出于統一戰線的需要，只是對他作了批評而己。直到1959年去世前，他一直還是衡陽市的人民法院院長。
三、伯伯是湘字七十七號黨員
我祖父有三個子女：伯伯、我父親與我姑姑。我的伯伯是1923年中共黨員，他告訴我，他在大革命時的黨證號是湘字77號。也就是說，他是湖南省的中共第77位入黨的黨員。在1920年代中期，他辦的開明書局銷售左翼進步書籍，也是中共地下的黨支部與秘密聯絡站，他本人當時就是地下黨支部書記。他告訴我，那是一個很重要的支部，這個支部是專門與黨的重要人物聯系的，來家的共產黨人中還有毛澤東的兄弟。衡陽的開明書局就是我們家辦的，中共黨史上許多重要人物，都到過家中。
伯伯還告訴我，他還是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入團介紹人。夏是當年衡陽第五中學的進步學生。我們這一代人從中學課本中就對夏明翰的“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的絕命詩耳熟能詳。而伯父正是把他引上革命道路的人。不過伯父在馬日事變發生時，作為當地中共黨組織派往長沙去的交通員，找中共負責人騰代遠時被捕，關進死牢。后來被鄉親鄰舍聯名擔保，才得免死，還寫了脫黨聲明。出獄以后一生再也不問政治，做點小生意，默默無聞于世。
在文革初期，他與伯母曾來上海避難，我與他有過長談，得知家史中許多事情，后來他回到衡陽后，就被遣送下放，回到衡陽縣的松山農村老家。記得那是1973年冬天，我在敦煌之行完成后，從大西北轉到桂林，再轉車到衡陽，再趕到鄉下的松山老家看他。那是我與他第二次長談家史。再次從他那里知道父親許多往事。
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在冬日的陽光下，他半躺在鄉間屋前的竹椅上說過的那段話。大意是，現在他那么大一把年紀了，文革初期，來找他外調的解放軍一批又一批。他說：“現在想起來，當年大革命時的人物，無論是參加革命的人，還是參加反革命的人，沒有一個活到今天的……我現在這樣能躺在這里曬太陽，就很不錯了。”不知是出于對自己人生失敗的自我解嘲，還是對一生一事無成的心理安慰。他的一生可以用“達觀”兩字來概括，他一輩子與世無爭，幾十年來，一直甘于做衡陽一家文具店默默無聞的營業員。他的性格無論如何無法與大革命時代共產黨支部書記的激烈慷慨的人生理想聯系起來。記得那一次我離開松山老家回上海時，他一直從鄉間家門口出發，默默送我到開往市里的汽車站，我在汽車上望著他，他穿的是黑色的大棉襖，這個近八十歲的老人站在冬天枯黃色的田埂邊一動也不動，特別醒目。這是我最后一次與他見面。兩年后，伯伯由于在鄉下營養不良，患上了黃疸而去世。
1973年那次回鄉，我只住了三天。那時我也只有二十來歲，在上海郊區機械廠里當工人，文革初我是一個有巴黎公社理想的工廠造反派，那時私下里剛剛開始對文革有所反思，而對近代中國的歷史還沒有什么感覺，對于家史也沒有多問。其實他是很愿意講講家庭的歷史的。只要我愿意問，他可以不停地講，直到現在，我對大革命歷史的興趣與日俱增，現在再想聽到這位大革命時代的當事人對那段歷史的看法，已經不可能了。如果他還活著，我一定會問他，他與大革命時代的重要領導人物有些什么交往，對毛澤民的印象如何？當時鄉下農民運動如此激烈，到底是什么原因？他當年對農村的痞子革命是怎么看的，現在看法有什么改變？我還想問他，像他這樣的活躍人物，被捕后為什么能逃離死刑的命運，難道一張退黨聲明書加上鄰居集體作保就可以了嗎？當時反革命的鎮壓到底到什么程度，等等，伯伯已經作古多年，所有這些問題已經沒有人能回答了。
我們家的左翼政治傾向還直接影響到我的姑母與母親。她們在大革命時還是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居然都參加了衡陽的共青團。1952年母親在我五歲時過世。我與姑姑在上海共同生活三十多年，老人家對于自己過去的歷史卻從來閉口不談。我怎么知道她們曾經是小革命黨這件事的呢？那還是在我讀小學的時候，偶然好奇地翻到過姑姑的一本舊筆記本上寫的交給組織的自傳摘要。其中有一段記述令我印象很深：她們這兩個小姑娘被迫站在衡陽市菜場里，向居民宣示由于自己年幼無知，參加了共青團，從此以后，保證以后要好好讀書，不再參加共黨組織……可能是由于她們兩個小姑娘年紀太小，當地政府沒有怎么追究。后來我才知道那指的是1927年馬日事變后，大革命失敗后的事。
四、我的父親：走向國民黨軍人之路
下面就要講我的父親，我父親是家族里的重要人物。他走的是與伯伯不同的政治道路。很小時候，我就知道他是起義的原國民黨將軍，黃埔六期畢業的，擔任過國民黨的軍參謀長。1949年年底，他與軍長魯崇義一起，率所部三十軍在成都起義，并參加了解放軍。在歷史節骨眼上的這一大轉變，使我們家逃脫了反動軍官家屬的命運，一變而為革命軍人家屬。小時候，我回到衡陽家中過春節，還看到門口有“光榮人家”的紅紙。我父親從朝鮮戰場回國，回到衡陽探親時，穿著黃呢制服，身邊還帶著一位解放軍警衛員。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具有強烈反差的雙重身份的家庭。
我1946年出生在西安，西安古稱為秦，我是蕭家的功字輩，于是由此而取名。那時正是他在西安胡宗南總部。我兩歲多時，就在石家莊，他被任命為國民黨第三軍的參謀長。從石家莊戰役中逃出來以后，又改任三十軍參謀長，當我三歲多時，他在成都起義。其他軍官起義后不久就解甲歸田，而他卻由于有軍事指揮業務上的專長，被編入解放軍第三兵團第十二軍，后來兩次赴朝鮮參加抗美援朝戰爭。我此后就在重慶郊外的青木關部隊幼兒園生活。1953年，我七歲時被姑母接到上海生活。第二年，我父親在南京軍事學院去世，那時我只有八歲，此后我就在姑母撫育下長大成人。
我對父親的了解并不多。很小時候，我就有一個疑問，我們家不少人參加過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屬于政治上的異己家庭——但為什么家族的親共歷史并沒有影響父親在國民黨軍隊里步步升遷？我想，一定是國民黨在政治上比較粗放，比較看重個人的能力，不太關注家庭背景與成分。
其實父親走上國軍軍人之路，也是命運的偶然。父親從小癡迷于科學救國，心里就是想做工程師，他從衡陽以優異成績考進了上海交通大學預科，就是想實現這個夢想。他的命運轉折也與1927年大革命失敗密切相關。馬日事變發生后，家中遭大難，開明書局被迫關閉，伯伯被捕，被關進死牢，父親在上海失去了家庭接濟，就成了失學青年，讀交通大學做工程師的美夢被打碎了。失學之后，他偶然看到有個無線電學校在招收新學員，不但可以免去學雜費，而且還有生活津貼。于是他去投考并被錄取。
據伯父說，父親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當上工程師。父親在國民黨軍隊中總是能得到上峰賞識，又是黃埔嫡系，抗戰中期，34歲就當上了將軍，但他總是以沒有實現當工程師的愿望而抱憾。伯伯告訴我，多年以來，他行軍時，簡單的行裝里總還要帶上一些化學燒瓶之類的東西，一有空閑，就會自己做化學實驗。他去世后，從南京軍事學院帶回來的遺物不多，而他手寫的密密麻麻的化學筆記本卻占了相當一部分。
凡蕭姓家族中的讀工科的青年大學生，有經濟困難的，他都會去資助。即使我們在衡陽家中的經濟常常陷入困境，也是如此。許多年以后，到了文革初期，伯伯與伯母來上海避難，文化程度不高的伯母提到我父親時，實在想不出用什么話來說明父親的樂善好施，她總會用很濃重的衡陽話說，你爸爸是“解放前的雷鋒”。一位生活在四川崇慶的遠親，當年就是由于得到父親接濟，讀完大學建筑系后成為路橋工程師。這位老人今年已經八十多歲了，一直到現在，他還把父親視為自己的恩人。建國以后，他一直在尋找我們兄弟三人，打聽我們的下落，總希望通過幫助我們，來報答當年父親接濟他讀完大學之恩。其實，當年父親之所以這樣樂于助人，用伯伯的話來說，或許還是為了在蕭族子弟身上，了卻自己當不了化學工程師的心愿。
父親考無線電學校，本意還是想實現自己做工程師的夢，入學后，他才知道那是軍事學校，容不得他有那么多自由。由于成績優秀，他轉入黃埔六期。從此就進入軍界，離國民黨的政治中心越來越近，離他的工程師夢越來越遠。
我有時在想，由于我們家的左翼思想傳統，如果他失學之后，當時接觸到上海的黨組織，說不定他還真可能去參加共產黨，不過，他走的將是一條九死一生的路。他很可能活不到1949年，而且肯定也不會有后來的我。由于種種因緣，歷史讓他走上的是另一條路。
不久前我讀到軍統大特務沈醉的回憶錄才得知，沈醉在抗戰初期，他的女友執意要去延安，也要他一起去，他為了愛情糾結了很久，由于一念之差而沒去延安，后來進了軍統，卻成了共產黨最兇悍的敵人，走上了一條完全相反的路。另一位國民黨的軍政要人的回憶錄更有意思，大意是他那天早上起床晚了，約定好去延安抗大的汽車已經開走了，下一部車是去西安國民黨黃埔第七軍校的，于是這位青年學生就上了車，各人人生之旅的剪刀差由此而開始。在他們當時這些青年人看來，現在是國共合作，反正去哪里都一樣，都是去抗日，在個人命運的一些節骨眼上，偶然性會起很大作用。
由于勤奮加上毅力，成績不錯，父親從此成為國民黨軍隊嫡系精英中的一員。1930年代初期，他當過清華大學軍事訓練部教官兼主任。這件事我們家的人誰也沒有說起過，還是我二哥蕭默在文革結束后，錄取為清華大學建筑系的研究生以后，在參觀校史展覽時偶然發現的。父親相片，赫然放在校史館陳列的當年報紙上，發黃的報紙上還有一篇以父親名義發表的《告清華大學全校師生書》。那是在1935年6月何梅協定后，國民黨的中央軍訓團不得不奉命撤出已經被劃為非軍事區的北平，他就以軍訓部主任的名義，向師生告別，要大家勿忘國恥。這張從校報上翻拍下來的相片，現在還保留在我的書房里。那時他二十七歲。
從他后來的簡歷中知道，他在1939年進了陸軍大學特五期，以第一名成績畢業。受到蔣介石的賞識。伯父曾告訴我，蔣介石要他留在身邊，但他希望去前線，后來就分配到了胡宗南的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得到胡宗南的賞識。根據我在網上搜到的信息，父親在1943年任第一戰區少將高參兼參謀處長，當時他三十四歲。1946年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軍務處長。有一次在網上偶然讀到黃埔同學會員的一篇抗戰史回憶錄，提到我父親是胡宗南的“主要親信之一”。
近幾年來，我讀了好幾本從臺灣購來的舊人回憶錄，胡宗南當師長、軍長與戰區司令不同時期的三位參謀長的回憶錄我都讀過了，他們似乎一致認為，胡宗南在軍事上難以擔當大任，因愚忠于蔣介石，因此深得蔣介石信任。一位說，依胡本人的才能，最多只是個當師長的料，卻當上戰區司令，志大而才疏；另一位說得比較客氣，只是說胡在當師長任上的時間太長，突然時來運轉，當上指揮二十萬大軍的司令，而整個考慮問題的方式還是師長時形成的，所以指揮不好。不過他們都認為，胡為人刻苦儉樸，個人品德很好，蔣介石對他很放心。
我父親與胡宗南朝夕相處，我不知道胡宗南為什么賞識我父親。過去讀中共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機要秘書熊向暉的回憶錄，其中有一段令我印象很深，說的是周恩來在延安時，要派地下工作者潛伏到胡身邊去，周恩來認為，要能取得胡宗南真正信任的人，必須符合三個條件。這三條是完全出乎我們一般人想象的。這三個條件居然是：一是必須是小康家庭出身的（家境不可太窮，也不可太富有），二是思想必須要左一點（要有對底層的同情心），三是長得要英俊神氣一些。熊向暉就是由于符合這三個條件被周恩來選中，后來為中共立下了不世之功的。我不知道父親是不是也是因此而得到胡宗南信任的，好像這三條他都具備。
由我父親這樣的人來談胡宗南，一定很有意思。不過，父親健在時，我還處于孩提時代，什么也不懂。現在我非常希望聽聽他對胡宗南的看法，已經不可能了。我又想到熊向暉先生，我父親與他都在胡宗南身邊，朝夕相處，彼此一定都很熟悉，可惜熊先生已于2005年去世。
五、石家莊戰役與第三軍的命運
抗戰結束后不久，內戰爆發，父親時任國民黨第三軍參謀長，駐守在石家莊，第三軍原屬朱培德的云南部隊，在國民黨軍隊中，可以算得上是屬準嫡系。1941年時，該軍在晉南戰役中失利，原因是何應欽中了日本人的聲東擊西計，在戰區軍事會議上錯誤判斷日本人要進攻洛陽，于是把中條山一個主力軍抽調去守洛陽，這樣造成中條山戰線防守空虛，留守的第三軍對日本人的進攻寡不敵眾，軍長唐淮源上將殉國。
在抗戰結束時，該軍進駐石家莊。到了1947年10月，聶榮臻領導的解放軍晉察冀野戰軍在河北徐水包圍了國民黨第三軍的一個師，這時第三軍的另外兩個師還在石家莊。根據《耿飆回憶錄》可知，這時蔣介石錯判了解放軍主力的位置，以為可以來個反包圍，于是通過孫連仲，命令第三軍派軍隊前去救援。
根據文史資料上的記載，當時父親作為軍參謀長，在軍事會議上曾坦言，一旦出擊，第三軍的三個師就極有可能被共軍分割包圍。且京漢鐵路沿線是共軍游擊隊活動最活躍的地區，共軍肯定會通過引蛇出洞與圍點打援，來實現各個擊破。但軍令如山，第三軍軍長羅歷戎在蔣介石的嚴令下別無選擇，不得不親自帶第三軍主力第七師北上增援。第三軍內部的地下黨很快把情報送到華北野戰軍。根據歷史記載，華北野戰軍的楊得志、楊成武、羅瑞卿率領的第二、三、四縱隊抽出主力，一晝夜開行二百多里，在清風店附近形成口袋。結果當然是沒有什么懸念，國民黨軍第三軍主力第七師與軍部共一萬七千人被圍殲，軍長羅歷戎被俘。軍參謀長的預見不幸言中。
我看到過聶榮臻召見被俘的第三軍軍長羅歷戎的相片，從楊成武寫的回憶錄中可知，這張歷史照片就是在聶榮臻當時的住所攝的。聶榮臻坐在圓椅上，以勝利者的優雅狀態打量著羅軍長，羅端卿、耿飆、楊得志這些縱隊級高級指揮員坐在前排，他們比我們想象的更年輕，他們黝黑的臉上各自的表情也十分豐富。羅瑞卿的表情中面帶著勝利者對戰敗者寬容的微笑；耿飆的眼光中則充滿著對羅歷戎的好奇感；楊得志只露出半個臉，他與右首的楊成武嚴肅的表情中，更多的是一種戰役后的深思。靠墻邊坐得更遠的一些人，可能是地位更低一級的旅、團級的指揮員，他們有的以好奇的眼光、有的以警惕的眼光，打量著這個重量級俘虜。當時是1947年10月下旬，是遼沈戰役前一年，羅中將畢竟是解放戰爭自開戰以來在戰場上被俘獲的職位最高的對手之一。此刻，穿著打扮如同伙夫的羅軍長因為受到勝利者的優待與尊重，已經從緊張狀態中緩過神來了，雖然我們看不到他的正面表情，但可以從他手握香煙的狀態中，看到一種些微的輕松感。豐富的歷史信息定格在這張相片中，這張相片也以其捕捉了清風店戰役后歷史參與者們那生動的一瞬間，而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清風店戰役結束以后，石家莊只剩下第三軍士氣低落的第32師與兩個保安團，雖然蔣介石空運了一些地方部隊進入石家莊城里，但國軍勢態十分孤立，在孤城中等待著解放軍大軍甕中捉鱉。處于其中的我父親，作為這個軍的參謀長，這些日子肯定是在焦慮中度過的，他的霉運似乎就要這樣注定了。
在清風店戰役結束二十天以后，1947年11月，華北解放軍對石家莊的總攻即將開始，然而，我父親的命運卻在此時突然發生了戲劇性的改變。他意外收到了胡宗南的加急電報，要他立刻乘軍用飛機從石家莊重圍中，飛往北平去匯報軍情。據說，等他起飛時，解放軍進攻機場的炮聲已經打響。父親飛到北平之后，才知道這是胡宗南為了救他而特地發出的電報，其實大局已定，并無什么特別的軍情需要他匯報了。胡宗南之所以這樣做，顯然是認為這個第三軍已經沒有指望，但父親這個心腹愛將還是要救出來的。
父親跳出石家莊這個火坑實在太突然，這一信息完全不在解放軍情報人員的掌控之中，以至于解放軍拿著父親的相片在俘虜群中一一對照，卻沒有找到，后來才得知父親在最后時刻才飛離了石家莊。我是從伯伯那里知道了這個生動細節，是父親起義以后從解放軍方面才獲得的。
根據解放戰爭史記載，石家莊戰役中三十二師師長劉英被俘，解放軍殲國民黨軍二萬四千人。這場戰役首創了人民解放軍奪取重要城市的先例，這也是解放軍從戰略防御到戰略反攻的里程碑式的轉折點，從此，晉察冀與晉冀魯豫兩大解放區連成了一片。
我父親逃過了一難。胡宗南讓父親從即將成為戰犯的厄運中逃脫出來。父親對胡宗南的感恩之心是可以想象的，這種感恩之心還很不合時宜地一直保留到他在成都起義以后，當時，解放軍要求所有的起義人員都要向組織填寫自己的簡歷。當父親寫簡歷提到胡宗南時，他居然這樣寫道：“請原諒我在這里提到胡宗南時，我還是要稱他胡先生，因為習慣了……”這是我伯伯后來告訴我的軼事。
國民黨與共產黨兩種軍隊，他們各自的內在聚合力是完全不同的：共產黨靠的是強大的意識形態信仰與精神，以及組織內部的凝聚力，而國民黨靠的是上下級之間的私人恩庇與效忠關系。胡宗南對父親的恩庇，以及我父親對胡宗南的愚忠，看上去經歷了考驗，但這卻是以犧牲整體利益為代價的；可以想象，當父親由于胡宗南的一紙電報而脫身時，二十七師師長劉英與其他軍官作何等感想？這樣的軍隊能打仗嗎，會有士氣嗎？
六、三十軍與太原戰役：父親又逃過一劫
父親從北平回到西安胡宗南總部，他肯定向胡宗南表明，自己對于石家莊戰役失敗不應負什么責任。不久他就被任命為第三十軍參謀長。這個第三十軍，要比第三軍的故事更多。這個軍的戰斗力更強，個性上更具有張力，也更富有戲劇性，它后來的命運也更悲慘。
三十軍原屬于馮玉祥的西北軍。1930年代初的中原大戰后，隸屬于中央。將士大多是河南人。后來，蔣介石命三十軍去圍剿鄂西的賀龍紅軍二、六軍團，三十軍作戰不力，軍長彭振山于1935年被蔣介石槍斃。
不過，到了抗戰初期，三十軍在娘子關戰役中打得頗為出色，積累了與日本實戰的可貴經驗，不久被派到臺兒莊防守主要陣地。面對日本強悍的第六師團與第十師團的正面進攻，開始展示了其生命史中最光輝的一頁，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這個軍以血肉之軀來抵抗強敵，打到連伙夫都打光的地步，二十七師師長池峰城在電話里請求第二集團軍司令、老上司孫連仲讓他撤退，為三十軍留一點種子，被孫嚴令堅守，池的最后一分鐘的堅持，讓湯恩伯國軍主力及時趕到，才換來了臺兒莊戰役的最后勝利。池師長的事跡通過電影《血戰臺兒莊》廣為世人所知。下文將要提到的仵德厚師長，在臺兒莊戰役時還是個營長，任三十軍的敢死隊長，這個河南漢子在關鍵時刻沖上去，打得只剩下三個人活下來。三人中除他本人以外的另外兩個人還都受了重傷。仵德厚的事跡還上了《中央日報》。下文將提到的唐師長、黃樵松、戴炳南都在此戰中建有戰功。
這個名氣不大的雜牌軍由于自己的超常發揮，而一舉成名，成為全國婦孺皆知的抗戰英雄部隊。后來三十軍還參加了武漢會戰、1939年冬季攻勢、棗宜會戰、豫南會戰、第2次長沙會戰、豫西會戰和常德會戰。八年抗戰與日本人交兵，基本是沒有停過。這是一支從血戰中一路打下來的勁旅。可以說，三十軍為河南人爭了光。1945年后，三十軍劃歸西北王胡宗南指揮。該軍轄第二十七師、第三十師、第三十一師，系主力部隊。駐陜西，隸屬西安綏靖公署。在國民黨軍隊系統中，雜牌軍成為主力軍的為數不多，三十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很不幸的是，這支軍隊在內戰中，被推到風口浪尖，處于戰爭急流漩渦中心，這是大多數非嫡系勁旅難以避免的命運。三十軍的悲劇命運也由此開始。
1948年年初，蔣介石視察太原，閻錫山因山西防守力量不足，請求蔣介石給他多增加些軍隊。蔣也意識到太原的重要性，以及山西的孤立無援，難以應對石家莊戰役后中共在華北崛起的新局面，遂冒著傾盒大雨親赴西安，要胡宗南派出軍隊空運支持太原，胡宗南不愿把中央軍嫡系割出來，于是就把三十軍推了出去。三十軍軍長魯崇義不愿意去太原，因為他已經意識到太原在軍事上已是一盤死棋。他堅持要讓稱病住院的二十七師師長兼副軍長的黃樵松出征。妥協的結果是，魯崇義把三十軍分出一半，讓其中的主力二十七師加上三十師的一個團前往太原。黃樵松升為代軍長。1948年8月，三十軍緊急空運太原。原軍長魯崇義與我父親則留在西安，把剩下的三十一師與三十師加上地方部隊，整編成番號為113軍，以此來保存實力。由此，我父親逃過了以后的劫難。
黃樵松被迫出征，不想打內戰，且全軍官兵家屬大多數在陜西，全軍作戰意志消沉，恰好徐向前派第八縱隊敵工處前來太原秘密聯絡起義，還帶來了黃的老上級——西北軍起義將領高樹勛的密信。黃樵松又派參謀王震中前去八縱秘密聯絡。一來一往，雙方談妥后，黃樵松決心立即在太原發動起義。但不幸的是，1948年年中本來可以作為解放戰爭史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而載入史冊的太原起義，并沒有成功。
三十軍起義為什么失敗？我一直沒有找到相關資料，不久前偶然在網上看到一份十分珍貴的當事人回憶錄，作者是黃樵松的參謀人員，其可信度非常之高。原來，黃在派人前去與解放軍八縱秘密聯絡之前，就把打算起義的想法秘密告訴了自己最信任的二十七師師長戴炳南。戴是他一手提拔的，恩同兄弟，應該是最值得信任的了。戴沒有反對。
徐向前敦促黃樵松盡快起義，黃在決定立即起義以后，讓戴炳南去具體布置起義事項。而這時戴開始猶豫不決，他總覺得現在起義時機還并不成熟，但在黃樵松堅持下，不得不勉強去做自己下級的工作。當戴師長把自己最親近的人找來，并在雙方對天發誓后，講出了黃樵松的起義計劃，這時卻立即受到二十七師副師長仵德厚與另一個歐姓團長的強烈反對。他們反對起義的理由，無非是軍官家屬大多數都在西安，怕受到胡宗南打擊報復。二是不愿意背叛現在正在南京當衛戌司令的老上司孫連仲。恩主與扈眾者之間的道德關系，歷來是軍閥軍隊的靈魂，在眾人看來，這支軍隊是老軍長一手帶出來的。此時戴炳南本人受到極大壓力，他如果堅持執行黃樵松實行起義指令，那么，他已經不可能越過這些強烈反對起義的下級，再加上他本人本來就認為起義時機并不成熟，既然事情已經敗露，于是反戈一擊，在仵、歐的建議下，直接去向閻錫山告發自己的恩人黃樵松。
閻錫山得知情況后大為吃驚。據說他當時愣了有好幾分鐘說不出話來。如果三十軍叛變成功，他就會被當作三十軍獻給共軍的見面禮。于是他設計打電話將黃樵松召來開會，黃不知是計，赴會時被捕。徐向前、高樹勛與黃樵松之間的秘密通信也隨后被查出，鐵證俱在。黃樵松被軍統逮捕后，已經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他在一張名片上給妻子寫了“仰事俯畜，全靠你了，來生再見”幾個字作絕命信。接著，共產黨派出的秘密前來太原聯絡的第八縱隊參謀處長晉夫等人也被誘捕，他們均被送到南京軍事法庭，蔣介石故意讓時任南京衛戌司令的孫連仲去審問黃樵松等人，意思是，你看看你是怎樣教育下級的。
黃樵松這個河南漢子，有著中原豪杰的性格，臨死前說了幾句令人印象很深的話：“要殺就殺我，共軍他們是我請來的客人，王參謀也是我命令他去聯絡的，他們沒有罪。好漢一人做事一人當。”解放軍八縱隊參謀處長晉夫，被殺前也高呼口號。他們均光榮就義。解放后成為烈士。
現在回想起來，為什么戴炳南秘密聯絡的那些師團級軍官，此時會如此強烈的反對起義？為什么他們沒有看到全國大勢？ 當時堅決反對起義的關鍵人物，正是臺兒莊戰役時的敢死隊長、時任二十七師副師長的仵德厚，歐團長甚至跪下來央求戴炳南前去向閻錫山告變。應該說，當時是1948年10月，遼沈戰役正處于膠著狀態，當時的大勢遠不如一年后那么明朗。中層軍官對歷史大趨勢的感覺可能不如上層軍官那么敏感。他們并沒有大勢已去的感覺，這種感覺只有在平津戰役與淮海戰役以后，才會在廣大官兵中漸漸彌漫開來。在他們看來，軍人不問政治，軍人只知道職守，在大勢并不明朗的情況下，舊軍人氣節、袍澤情誼，知恩圖報的舊軍人倫理，怕家屬受打擊的心理，在這時就會起作用了。
二十七師師長戴炳南由于告變有功，成為“黨國英難”，從少將師長升為三十軍中將軍長。副師長仵德厚也以精忠于黨國，升為主力師二十七師的師長。這個戴炳南自知已經有共產黨的血債在身，為了自保，從此以后，成了與解放軍不共戴天的敵人。仵德厚也自知沒有退路，成為反共的過河卒子與拼命三郎。由于三十軍由反共強硬派執掌權力，使出混身解數來堅守太原，三十軍從當年臺兒莊的抗日英雄部隊一變而為解放軍的死敵，他們把八年抗戰中磨礪出來的作戰能力，全力用來對付徐向前部隊對太原的進攻。
太原戰役的慘烈可以想象，此戰役可能是解放戰爭中最殘酷的戰役之一。由于缺乏重型武器，徐向前領導的解放軍十八兵團犧牲甚大，打了半年沒有打下來，太原城里人相食的事件時有發生，直到解放平津的十九、二十兵團與四野炮一師的重炮部隊前來支援，在雙方付出極大傷亡代價之后，太原才被解放。此時已經是南京解放之后了。
七、三十軍命運的再思考
如果我們現在再反思一下，就會注意到三十軍起義失敗的悲劇，與黃樵松本人也有關系，事前他沒有做過什么說服溝通的工作，對下級中的關鍵人物所想并不太了解，平時治軍甚嚴，也引起一些下級不滿。當他把起義方案告訴戴炳南時，明知戴態度猶豫不決，卻仍然讓這個動搖分子去做風險巨大的布置起義的具體事情，后者一旦遇到反對阻力就根本鎮不住。黃軍長所用非人，謀事不周，與起義失敗關系甚大。
三十軍的命運，是一個被迫被推入內戰漩渦的非嫡系軍隊的命運。在胡宗南那里，三十軍只是蔣介石讓他領養的孤兒，他自己的黃埔嫡系軍隊在八年中甚少與日本人正面作戰，而身經百戰的三十軍，卻又不是他的嫡系血脈。他順水推舟把它拋出去防衛太原城，美其名曰用主力部隊的機械化師去支援閻錫山，在蔣介石那里就有了很好的交代。
三十軍軍長魯崇義自己不愿意去打內戰，就把副軍長黃樵松推出來，黃樵松也不愿意去，卻頂不住孫連仲、胡宗南、魯崇義的三重壓力而不得不去，胡宗南送黃樵松上飛機時，只說了句“太原易守難攻”這樣的官樣話。黃樵松到了太原，人員補充與軍需供給都甚為困難，寫信給老上級南京衛戌司令孫連仲嘆苦經，孫也只能勸他向胡宗南求助，胡又推托搪塞。黃軍長到了太原后情緒一直十分低落。他是在焦慮心態極為強烈的情況下起義的，事前并沒有對起義可行性做過周密的考量。
三十軍的命運與東北遼沈戰役中的六十軍十分相近，后者是云南龍云的雜牌軍，在臺兒莊也是一線部隊，雖然沒有三十軍如此全國知名的赫赫戰功，但也是勞苦功高，內戰時也是被推上東北長春最前線。兩個軍策動起義的時間都是在1948年10月，所不同的是，曾澤生的第六十軍起義因謀事周密而取得成功。起義后被改編為解放軍第五十軍，后來參加了朝鮮戰爭。而三十軍卻再也沒有機會擺脫在內戰漩渦中走向死亡的命運。
戴炳南的命運可想而知，在太原解放后，他化妝逃出，不久后在民居中被捉。兩個月后以罪大惡極判死刑。當年此布告在太原街頭可謂鋪天蓋地，現在太原城里健在的老年人都能記得。
臺兒莊戰役時的師長池峰城過早脫離了三十軍，建國后被當作歷史反革命送入監獄，五年后死于獄中。1980年代初得到平反，現在已經是眾所周知的民族英雄。
臺兒莊戰役時，三十一師康法如副師長在腸子被打出來的情況下，還帶領部下與日軍巷戰肉搏。抗戰后解甲歸田。1951年鎮反時被捕，他在獄中自信沒有什么問題，兒子去看他，他說過幾天就可以回來了，然而公審大會后被立即處死，終年52歲。雖然此前有數百居民自發簽名保這位抗戰英難，仍然無濟于事。后來連尸骨也找不到了。他的兒子現在已經八十多歲，希望自己活著的時候能看到父親平反的一天。現在還在爭取之中。網上還有他的手機聯系號碼。
仵德厚本是個臺兒莊戰役中的民族英雄，但他后來卻成為反對起義的強硬派，他是促成戴炳南告變、并最終影響了這一段歷史的關鍵人物，太原戰役后，被判十五年，十年后又加刑十六年勞改，在監獄與勞改中度過了二十六年后，才放出來，回村才得知，苦等了他二十六年的母親與妻子在貧病交加中剛于不久前去世。兒子是穿著白布孝鞋來迎接他的。長期以來，這位陜西漢子一直在磚石場里做重體力活，身無半文，然而在村里他身上總是穿著那件舊而干凈的中山裝，走路始終如軍人那樣挺著胸，他在那頂極普通的便帽邊緣里塞進一些東西，看上去就像一頂軍帽。后來陸續有記者發表了介紹其生平的文章，《南方周末》與《鳳凰網》還有專門介紹這位臺兒莊戰役中英雄的報道，讀后令人噓唏不已。我見到過年輕的武警戰士們與他合影的相片，他的軍人精神也感動著人們，2007年去世，終年97歲。國民黨主席連戰曾致電悼念。
三十軍的命運，始終與它不得不卷入內戰漩渦有關。人們可以從這個軍歷任軍長的命運中隱約感覺到這個軍的悲劇性格。三十軍自建軍以來，有九人做過十任軍長。其中因反對內戰而被蔣介石處決的竟有三位：張印湘（第一任）、彭振山（第三任）、黃樵松（第八任）。因對抗革命而被新政府處死的一位——戴炳南（九任）。因反革命罪而獄死的一位——池峰城（第六任）。這些死者竟占了九位軍長中的五位。剩下四位中，兩位去了臺灣，他們是孫連仲（第四任），以及當年臺兒莊戰役時的軍長田鎮南（第五任）；兩位留在大陸，一位早脫離軍界，于建國初病死，只有末任中將軍長魯崇義在大陸因起義得以善終，1994年在重慶去世。由上述統計可知，這支抗日戰爭中為中華民族立下不朽戰功的軍隊——用仵德厚出獄后寫的一句詩中的話來說，這是一支在八年抗戰中“無日不戰”的軍隊——它的命運也是令人感嘆系之。
三十軍的歷史在這里說得夠長了，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件與共和國歷史關系甚大的事，那就是胡耀邦差一點就成為太原起義事件中的烈士。胡當時是華北兵團的政治部主任。他接待了前來密商起義事宜的三十軍參謀王震中。胡知道事情重大，向徐向前請示要親自前去太原城里與黃樵松密談。徐向前顯然具有豐富人生經驗，他直覺地感到問題的復雜性，根據《徐向前回憶錄》記述，徐向前當時說：“那邊的情況沒有搞確實，去不得呵。”于是改派了另外一個級別更低的參謀處長晉夫單刀赴會，這是一位很有前途的知識分子型青年干部。關于此事，胡耀邦在1980年代任總書記時，對訪問者的回憶也予以證實。結果晉夫代替了胡耀邦成為雨花臺烈士。
如果徐向前沒有阻止胡耀邦去太原，共和國的歷史將肯定由此而改寫。四十年后的八九之交的重大事件或許將不會發生，當然，胡耀邦將只是無數為共和國犧牲的普通烈士中的一名，他將不會在中國改革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也不會作為中共革命的人文精神的象征資源，在現在與未來始終發出奪目的光輝。
我父親正是三十軍參謀長，命運之神再次讓他與厄運失之交臂。由于原三十軍軍長魯崇義的堅持，也由于胡宗南要保存自己實力的私心，父親與軍長魯崇義均被允許留在西安，沒有參與到太原起義的流血悲劇中去，也沒有在后來的太原戰役中成為內戰漩渦中的犧牲者。如果父親去了太原，作為一個軍的參謀長，黃樵松的起義計劃不可能不讓他提前知道，他當時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以他的思想與個性而言，他接受起義的可能性很大，那么，他將與黃樵松一樣成為烈士，如果他拒絕黃的計劃，而去效忠蔣介石的黨國，等待他的命運，決不會比戴炳南與仵德厚更好。當時只有兩種選擇，而這兩種選擇的結果都是沒有任何懸念的。我父親去與不去，對共和國的歷史可以說毫無影響，但對我們家卻關系甚大。
一年多以前，我在北京參加了一個關于憲政與社會主義的學術討論會，見到了胡耀邦長子胡德平，我還與他握了手。胡德平當時就坐在離我不遠的座位上。當他發言時，我突發奇想，如果徐向前與胡宗南，由于不同的原因，沒有阻止我們兩人的父親前去太原，他們這兩個分屬不同陣營的、彼此并不認識的人，將都會身處于1948年10月的太原，說不定還會見上面。如果是那樣的話，就不會有我與胡德平坐在一起開會的可能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戰爭中人的命運，這也是我們復雜而多義的人生。
八、成都起義：父親人生的轉折
太原戰役中的三十軍已經全軍覆沒，蔣介石與胡宗南為了安撫尚留在陜西的原三十軍的另一部分官兵，把已經改番號為113軍的那個軍，再改回到三十軍的番號。新三十軍先是駐西安附近，后來退到漢中，再后來退到成都東郊，此時已經是1949年12月了。
此時的國民黨部隊，已經失去了戰斗的意志，現在看來，毛澤東當年制定對大西南的戰略部署，還真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軍事大手筆。毛的部署是，先不打草驚蛇，故意讓胡宗南主力十幾二十萬精兵，留在漢中不動，只要解放軍不動它，它就不會主動撤至四川。與此同時，讓二野劉鄧大軍從湖北加緊北上攻入重慶，再向西進，切斷胡宗南將來一旦進入四川中部后再進入云南及中緬邊境之路。到了這時，才讓第一野戰軍（西北野戰軍）從北邊把漢中的胡宗南主力一步一步逼進成都平原。此時的胡宗南軍隊在劉鄧的二野大軍與賀龍的一野十八兵團的南北兩面的鉗型夾攻下，就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此時已經是1949年年末，共和國已經宣布成立，全國大勢已經相當明朗。胡宗南部從成都向東突圍已無可能，因為四川以東地區大多數已經解放，胡部向南走也不行，重慶也已經在劉鄧大軍手中，且從成都通往云南與緬甸邊境的路已經被二野堵死。現在只剩下唯一的路，那就是往西昌與西藏走。但西昌如此荒僻，根本養不了那么多的兵，即使沒有追兵，由于一路上缺乏足夠的給養供給，從那條路上走下去會有什么結果都很難說。胡宗南部的困境之深由此可以想見了。
12月初，蔣介石還在成都，他把劃歸胡宗南指揮的十八兵團司令李振找去談話，當時的蔣介石給李振的第一感覺是，這位委員長沉浸在憂慮神傷之中，由于睡眠不足而顯得很疲倦。蔣介石說的大意是，西昌是復興基地，到了西昌以后還可步步向云南緬甸轉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李振說，如果是一兩年前受到蔣介石的單獨召見，他肯定會受寵若驚，但這次召見卻使他哭笑不得，他覺得，軍隊上下離心離德，士無半志，全國只剩下西昌與云南一角，想通過“第三次世界大戰”來復國，更是如同說夢一般。回駐地后，他把蔣召見時說的話說給參謀長聽，彼此都沉默良久，若有所失，大家都感到前途茫茫。這就是當時國民黨軍官們的普遍狀態。
可以說，此時在四川的胡宗南所屬各部幾乎到了兵臨絕境的地步。國民黨軍內部彌漫著悲觀的氣氛，高級軍官中都有大勢已去的感覺。尤其是原先在成都壓陣的蔣介石本人也于12月10日飛往臺灣。又過了十二天，12月22日，連胡宗南本人都乘飛機逃往海南島。臨走前把軍權讓給第五兵團司令李文去指揮，當時軍隊中的消沉氣氛可想而知。理解這一點，就可以理解，在大西南的國軍中，為什么再也找不到一年前太原起義中的戴炳南這樣的人了。大家心里都明白前途如何，只是不便公開言說而己。
正在此時，衡陽的地下黨給祖父與伯伯做工作，讓他們去說服遠在成都的父親起義，伯伯帶著祖父給父親的密信，正準備動身從衡陽出發，成都那邊就傳來了父親已經成功起義的消息。
原來，父親在成都已經有了新的歷史機遇。他見到了前來秘密見他的老熟人郭勛祺。郭是前國民黨屬于川軍系統的第五十軍軍長，郭與劉伯承有袍澤之誼，又是我父親1939年陸軍大學的同班同學。他在1948年7月在安徽被人民解放軍俘獲，后來，他欣然接受了劉伯承讓他回川聯系策動國民黨軍隊起義的工作，他返回成都后與我父親聯系上了。
接下來，父親人生的關鍵時刻到了，1949年12月23日下午，胡宗南臨走前委托的總指揮官兼第五兵團司令李文，召開了高級軍事會議。在會議快結束時，父親提出，現在軍隊面臨著困局，向東、向南、向北突圍均無可能，唯一可走的只能到西昌了，即使去了那里，連軍需供給都會成問題，前景很是渺茫。他說：“到底是戰呢，還是和呢？如果要和，我這里倒有一條路。”不過他沒有說下去是什么路，因為當時氣氛凝重，會議室里鴉雀無聲。
此時，前面提到的那位不久前曾受到蔣介石單獨接見的18兵團司令李振也在參加會議，他順水推舟地說，“為國家保存點元氣，為雙方減少點傷亡，按照北平的辦法，還是和好。”此時，五兵團司令李文神色嚴肅起來，他與36軍朱軍長、90軍周軍長三人到另一個房間談話去了。
我父親立刻感覺到，他剛才這句話可能說得太突兀了，這樣的話，只能在密室里對最親近的人說的，他卻魯莽地在最高軍事會議上，面對最高指揮官公開說了出來，所謂的和，其實就是向共軍投誠，在當時絕對是屬于反叛言論，他已經感覺到氣氛不對頭。父親后來告訴伯伯，如果這時，這三個最高指揮官從小房間里出來，李文以“擾亂軍心”的罪名，把他逮捕交憲兵法辦，那也是完全可能的。此時可能是父親一生中最危險的時刻。
不一會，李文與二位軍長從小房間里出來了。他們明確表示反對和談，說“戰到最后一個人也要打”。不過，他們并沒有對父親采取行動。
此刻，剛才還在會上支持父親看法的十八兵團司令李振中將，一看形勢不對，自己參加會議時帶來的隨行人員也并不多，用他后來的話說，“好漢不吃眼前虧”，于是就順水推舟地改口說，“既然你們討論的結果如此，本人也放棄剛才的看法，與大家一起行動”。接著悄悄不辭而別，立刻驅車回自己部隊去了。
父親在散會后，回到自己房間里，一晚沒有睡著。他后來對伯伯回憶說，那一晚上隨時擔心憲兵得到指令后，會來敲門，然后把他押出去槍斃。
第二天，即12月24日的中午，確實有人來找父親了，不過站在門口的，并不是父親擔心的軍統憲兵，而是昨天上午開會時支持他和平起義建議的李振將軍。李司令問：“你昨天在會上說有一條路，是什么路？”父親如實回答，他與原50軍軍長郭勛祺是陸軍大學特五期的同學，郭勛祺現在就在成都，與二野有聯系。父親與郭一直保持著聯系。就這樣，一心想起義而又聯系不上共軍的李振，經我父親介紹，與郭勛祺在望江樓上秘密見了面。三十軍軍長魯崇義本來就對胡宗南極為不滿，如今有了起義機會，當然也積極策劃起義。
至于前一天進小房間密商后決定反對起義的第五兵團司令李文與其他兩個嫡系軍長，他們雖然反對起義，但他們都已經沒有了堅持效忠黨國立場的底氣，畢竟大勢已去。前一天下午會議結束后，他們就帶著自己的軍隊向西康方向開拔了。
既然他們反對起義，那么他們為什么沒有對父親采取“殺一儆百”的行動？因為形勢比人強，大勢已變，他們內心真實的想法是，即使自己要為胡宗南打下去，也不要得罪太多的人，因為當時有像我父親這樣的想法的人，實在太多了。在他們看來，把這個三十軍參謀長拖出去殺掉，不但與事無補，而且還有了血債，也讓自己以后沒有了退路。而他們骨子里也并沒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的思想準備。正因為如此，這也讓我父親有幸度過了因自己的魯莽而造成的危機時刻。他的幸運，與其說是出于偶然，不如說是時勢所賜。當然，也正是因為他的發言，后來卻意外地促成了第五兵團司令李振找上門來，與三十軍聯合起義。在此前這兩支軍隊分屬不同派系，很少來往。
第五兵團主力開拔了以后，十八兵團李振司令真正松了口氣，他本來就想起義，就是擔心受到人多勢眾的第五兵團精銳部隊的夾擊，因而不敢有所動作，現在他就不用再有擔心了，他立即把軍隊向三十軍駐地靠擾。12月25日，隸屬于第七兵團的三十軍與李振的第十八兵團聯合起來，合計二萬四千多人，在成都東郊向全國發出起義通電，發動了成都起義。
兩天后，李文帶著胡宗南精銳的嫡系殘余部隊，在新津邛崍與解放軍打了一仗。雖然武器精良，但毫無士氣，輸得幾乎毫無懸念，李文兵敗后走投無路，也只能在戰場上帶5萬人掛起白旗向解放軍投誠。
李文與這些享盡胡宗南恩寵的嫡系將領的心理，說到底，并不是真的認為堅持為蔣介石打仗會取得勝利，只不過心里覺得，打了一仗，算對得起蔣介石與胡宗南了。如此而已。例如，幾天后，胡宗南的主力之一38軍的軍長李振西中將在茂縣兵敗投降時，對解放軍說的第一句話竟然是：“我打過了，也算對得起蔣介石了。”他的直率連解放軍指揮員也不禁笑起來了。這句話最能代表此類鐵桿嫡系的看法。
胡宗南是12月23日從成都飛往海南島的，第二天，也就是24日，就有胡宗南系統的15兵團與20兵團等合計4萬人起義。25日那一天，就在30軍起義的同一天里，成都附近合計總共大約有七萬人在不同地點，與解放軍各部聯系后進行了起義。這一天也成為國軍起義人數最多的一天。26日、27日每天起義人數也各有數萬人。12月的最后五天，是國軍起義的高潮期，起義者人數之多，足以稱得上是如過江之鯽了。
為了說明當時的各軍內部人心思變的氣氛，還可以舉一個例子：25日胡宗南的20兵團司令陳克非，在郫縣把全兵團所有的少校級以上軍官召集來開會，在會上他宣布要進行起義了，這位陳中將當眾說，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起義主張，你們大都帶有手槍，請對準我的胸膛開槍打死我。聽了他的話，整個會場肅靜無聲。看看大家都沒有反應，陳克非接著就說，大家既然對起義沒有意見，那就是表示贊同了，于是宣布起義。
陳克非之所以敢于在人數眾多的會場上這樣說話，是因為他很清楚地感覺到，即使在這樣的公開場合，也不再會有人反對起義。根據我所接觸到的文史資料與當事人回憶錄，讀下來后有一個很強烈的印象，那就是，當時國軍的大多數軍官，內心最害怕的，是沒有或失去起義的機會。說到底，一場戰爭打到這個地步，也就沒有什么戲劇性可言了。
當然，也有極個別相反的例子。例如，陳克非的老部下，15軍軍長劉平中將。眾軍官都爽快地在起義通電稿上簽上自己的名字，輪到要他簽名時，他卻躺在椅子上抱頭痛哭，激動得不能自制，于是只能由他的參謀長代簽，而他的參謀長由于激動與緊張，忘記把自己的名字一起簽上去了。
九、朝鮮戰爭中的兩封家書
父親參加了解放軍，他的人生道路發生了重大的轉折，他被分配到二野三兵團十二軍，一面進行思想學習，一面從事參謀指揮與團級指揮員短訓工作。1950年12月，即起義一年后，父親隨部隊從四川墊江出發北上，不久開赴朝鮮戰場。
正是這個十二軍，接替秦基偉的十五軍，擔任上甘嶺戰役后半段的堅守任務，直到上甘嶺戰役結束。到朝鮮時，原十二軍軍長王近山已經是第三兵團司令員。軍長是曾思玉，文革時很出名的李德生將軍當時還是第十二軍的師長。上甘嶺戰役中父親的情況，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擔任十二軍的教導大隊長并從事軍部參謀工作。父親曾向上海姑姑提到過上甘嶺戰役。姑姑回憶說，父親告訴她，前線坑道戰極端艱苦，最困難時，陣亡烈士的遺體都根本無法運出坑道，發出陣陣異味。看來，這是為了避免顯露目標，死者不得不陪著活人戰斗。據說，當年，王近山看電影《上甘嶺》看到一半就不忍心看下去，流著淚離開，他只說了一句話：當年的戰爭殘酷，比電影中的還要嚴重一百倍。正是在這樣的戰爭環境中，父親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家里一直珍藏著兩封1952年的家書。一封是重慶巴蜀中學讀初中的大哥蕭功平從四川重慶給正在朝鮮的父親寫的信。另一封是父親從朝鮮戰場發來的回信。在大哥給父親的信中，談到自己的進步，還提到當時五歲的我：
父親：
接到你從朝鮮寄回祖國的第一封信，這不但使我高興而且使我們本班的同學也和我一樣高興。他們知道這是祖國最可愛的人來的信，我在班上讀到你來信的第一段時，他們覺得很驕傲，我們讀到這句話：“我們的部隊越打越進步，越打越強”。這大大鼓舞了我們。自從你1950年12月13日走了之后，你在漢口、宜昌、辛集均來了信。去年十一月，我們學校全體師生聽志愿軍戰斗英雄的報告，其中一位是你軍戰斗英雄鄒良誠同志，我當時寫了封信請他帶給你，不知收到了沒有。
當我剛進西南軍區干部子弟學校，我是班上最落后的一個，不愛發言，不愛看報，不參加各種活動，后來開展了反對不過問政治傾向的運動，聽了志愿軍歸國代表的報告，學習了文件，經過學習，我自問，我這樣能對得起志愿軍嗎，能對得起在前線作戰的父親嗎？我簡直沒話能回答。我一直想了幾天，決心改掉這一系列壞毛病，決心要求進步，這學期我被評上了模范，全校共十八個模范，我是乙等，我還在賀模大會上發了言。
去年八月，我到過青木關看過弟弟（功秦），他比以前更胖，更好耍。他的衣服穿得很干凈，保姆很喜歡他，給他做了鞋子，對他特別的好，對別的孩子不怎么樣，這樣這位保姆還受到批評。去年功秦是五歲，應該是乙組，但他的記憶力較強，先生把他編到甲組，先生帶我去看他的圖畫，他畫的是一個志愿軍用槍對著美國兵，先生說他畫的意義很好，并且是他自己想著畫的，畫好了還能把意思講出來。他們小孩間還有檢討會，他們都知道他們的父親都在打美國兵，他們也知道為什么打美國兵，我覺得從小向他們灌輸愛國主義教育是很好的。我去的時候，他好像是有點羞羞答答，后來和我親近了，最后他問我母親的病好了沒有，在什么地方。我告訴了他，他好像是很高興，在八一那天，他們還跳了舞，演了兒童劇。……
上午剛把上面的信寫完，下午我們幾個同學到第二招待所去看望志愿軍歸國代表，有一個叫崔明禮的同志，他給我簽了名之后，我請他寫了他的通訊地址，他寫了他是22部的。我說，我父親也是22部的，他問我是誰，我說了你的名字，他聽了大笑，熱情地緊握我的手，他說，你和他在一起一年多，一起吃飯，你的身體比過去好些了，還能自己背毯子。我當時把我的獎章取下來交給他，請他帶給你，
又，昨天我們到汪山旅行，我順便去看了一下魯崇義副司令員（時任川東軍區副司令員）。他要我寫信向你問好，假如你有空也可寫信給他，不久后他要寫信給你。
預祝朝鮮停戰談判勝利。
功平 于巴蜀 1952年2月21日
下面是我父親在朝鮮讀了上面這封信后給伯伯與全家的信。
大哥：
據功平來信，似乎進步很快，無論他寫的信，作的詩，都非常有思想，有戰斗性，這出乎我的意料。據現在看來，我們以為功平落后，其實已經趕過功漢了。上次功偉（指堂哥，伯伯長子）來信說，老二（伯伯次子）進步很快，幾乎要成為他的學習榜樣了，我也同意他的說法，在這人民世紀進步一定也是很大的，好像長江的波浪，在滾滾激流中不前進是不可能的，青年人真是可畏呵。過去我們家庭分散各地，我提議每個人的信都要相互轉閱，這樣一來對各人的生活情況工作情況學習情況，大家都可了解。大家都可幫助，誰人進步得快就向誰看齊，這樣就可以無形中收到相互鼓勵相互教育之效。
現在政府在搞三反，社會在搞五反，這次運動是廣大的，意義是深刻的，不少人是有痛苦的，我們要打通思想，打通思想首先能爭取主動，要明了事物發展的規律和社會發展的趨勢，以后做小生意的要根絕暴利思想，要根絕發展成私人資本家的思想，小本經營可能比較長期存在，能維持兩三個人的衣食住就適可而止，好在現在不需要為兒女籌教育費了，只要能解決兩三個人的衣食住，不會有大困難的。
革命的人生觀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不是改良舊事物，并保存舊事物。而新社會的形成，要以革命手段實現之，想通了這些問題，則一切問題都可想通了。生活刻苦是有好處的，態度老實一點是有好處的。
聽說親戚店中有些問題，最好設法幫助，講清道理，改變作風，但他那里的情況我一點也不清楚，但首先也要打通思想，眼光向前看，向將來看，不要向后看，向過去看。敬禮并請父親福安。
蕭健 1952年3月6日
在父親的這封信中，他要全家自覺進步，“誰人進步得快就向誰看齊”。他要大家“根絕私人資本家的暴利思想，能維持一家幾口的衣食住就可以了”。信中充滿著自覺改造的熱忱。前面提到過，起義初期，他還是把胡宗南稱之為“胡先生”，我不知道為什么父親思想在起義兩年多的時間里變化會如此之大。也許我們家庭中的左翼基因，在新生活中重新被激活了，也許，朝鮮戰爭中軍隊的集體生活，志愿軍的勇敢獻身，讓他發現了集體的生命力與凝聚力。組織力量與意識形態教化的結合，往往是改造人心的巨大力量。
從這兩封家信中可以看出，到1952年，家中洋溢著對革命新秩序高度擁護的氣氛，家人懷著新生活即將開始的欣快心情，盼望著一個新世界，一個與百年屈辱即將告別的新時代的到來。
父親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話是：“革命的人生觀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不是改良舊事物，并保存舊事物。而新社會的形成，要以革命手段實現之。想通了這些問題，則一切問題都可想通了。”看來，父親已經對左翼革命意識形態的強大思想力量心悅誠服，這種話語的核心就是，只有通過革命手段砸爛舊世界的方式，才能迎來新世界。個人是小我，在偉大的革命面前，小我要犧牲，只有這樣才能完成集體這個大我。
1952年父親信中的這段話，恰恰是五四激進反傳統主義運動以來的左翼革命的價值核心。1950年代以后的好幾代中國人，都是把這種激進革命理念當作不證自明的真理無條件接受的。我們從小受到的也正是這樣的教育，這種理念在二十世紀中國人心目中漸漸具有了不受挑戰的合法性。
然而，站在新世紀來重新反思的話，這里面確實有著值得警省的地方，所謂的“新”，如果是脫離了、甚至摧毀了千百年來人類的共同集體經驗，如果僅憑一種想當然的價值理性，作為什么是“新”、什么是“舊”的標準，并把這種價值理性論證為“歷史規律”，那么，這種我們所崇尚的“新社會”會不會變成一種想當然的烏托邦？ 當人們用烏托邦的理想標準來改造社會，摧毀舊世界，重建新世界，會不會變成另一種災難？其次，要建設新社會，要砸掉舊社會，需要的是集體的大我，集體大我總要有代表者，但誰來作“集體大我”的代表者，誰能全智全能地代表集體，這個全智全能的集權者，會不會受權力本身的毒害，而變成以集體名義行個人之私？
如果我們把思想與理念看作改造世界的軟件系統，那么，這里就存在著思想上的一些“程序漏洞”。1950年代初期的中國人很少會想到這些問題。父親是個軍人，他更想不到這些，即使是當時那么多的大學者、大專家，他們也都是在真誠地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巴金、曹禺、傅雷、周培源、金岳霖、梁思成、陳垣、錢偉長、華羅庚，還有好多其他的大師們，都發表過同樣觀點的文章，都曾在這種革命大邏輯面前心悅誠服。
西方有句諺語，一個人三十歲以前不是左派，就是沒有良心，一個人三十歲以后還是左派，就是沒有頭腦。這句話固然說得過于絕對，因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里，左派作為多元社會的價值追求，有其合理性，左派對社會公平的追求、對底層權利的保護，是人性中最可貴的東西。然而，這句諺語中所指的左派，如果僅僅是追求建構理性主義烏托邦意義上的左派，就具有很強的警示性。它以一種形象的方式表達了左派浪漫革命理想所具有的兩重性：一方面，它代表著一種社會良心，人類正是憑這種良心來批判現實、改變現實的，正是以這種良心，作為批判不公平社會時的參照坐標的；另一方面，左的浪漫主義，以烏托邦與“集體淹沒個人”的革命手段來創建“新社會”，這就與我們所謂的“左禍”有了不解之緣。當一個民族處于脫胎換骨的新生初期，左的東西天然具有吸引力，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提供了改造的動力與充沛的激情，但正如一個人總要長大一樣，一個民族終究要成熟，不可能永遠停留在三十歲以前。
1954年是共和國歷史上平靜的一年。父親在這一年去世，他沒有看到革命的巨大車輪在此后是如何一步一步滾滾向前推進的，他也沒有看到，他信中所擁護的那些左的意識形態理念，包括“小我為大我犧牲”，包括“必須以革命手段改造舊社會”，后來帶來多么大的災難與悲劇。1955年的肅反，1956年的告別市場經濟的全盤社會經濟改造，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運動，1959年到1962年發生的奪去了三千多萬人生命的大饑荒，1962年的強化階級斗爭，1963年后的思想肅清運動，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所有這一切的發生，無不與“以革命手段”取代“舊社會”的左的思想的膨脹有關，無不與“砸爛舊世界”、“大我高于小我”的激進烏托邦思想體系有關。到了文革，這兩種左的思想發展到了極致，所謂的破舊立新，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所謂的“只有砸爛舊世界，才能迎來新世界”，全是這一邏輯的進一步延伸。而文化大革命的邏輯，恰恰是他在信中誠心誠意要大家想通的邏輯。
許多家人都說，父親一輩子潔身自好，刻苦自毅，有很強的、有時是過分的自尊心，舊軍人的習氣很重，以他的個性，他肯定過不了后來的思想改造這一關，更過不了文化大革命這一關。歷史變化太快，他肯定會跟不上這個他想跟上的時代。
十、結束語
這篇回憶寫得夠長了，該結束了。
英國哲學家奧克索特有一句名言，“人沒有本質，只有歷史”（the man has no nature but history）。人是適應歷史環境過程中的產物，本質主義者把所有具體的個人，定性為是具有階級本性的，歷史主義是把所有的人放在其所處的歷史具體環境中，去理解其行動與思想選擇的。作為歷史學者，我更傾向于歷史主義，而不是本質主義。
其實，書讀多了，閱歷多了，原來小時候的卡通片式的好人壞人的簡單化的界線就模糊了。我自己的藏書中最多的是回憶錄，最喜歡收集的也是回憶錄，這些回憶錄讀得越多，就越來越認識到這樣一個道理：人們總是在自己面對的環境中，適應著這個環境，并根據自己的思想與價值，來追求著他所認為的正確目標，人們總是以此認為體現了個人的社會責任。歷史中具體的人，被不同的坐標定義為君子或惡人。當我們脫離了好人與壞人的兩值分類，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一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可以被我們理解的具體的人，這就讓我們可以帶著同情心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從他們的經歷中，從他們與環境的互動和相互影響中，尋找出意義來。
也許，多一點歷史感，多一點環境對人的塑造與約束的觀念，多一點思想對人行動的支配的角度，少一點臉譜化，少一些教條與政治標簽，我們看出來的歷史，就會比我們頭腦中灌輸的歷史觀念要豐富得多。當歷史擺脫了刻板教條而變得更有趣味時，它所提供的智慧將更加豐富。我們從中獲得的教益也會更多。而所有這些教益，都會轉化為我們爭取更美好生活的經驗資源。
在近百年苦難時代，我們這個民族有過許多求索者，在我們民族為美好未來所作的所有努力中，也包括所有失敗者的求索與努力。當我們更加心平氣和地看待過去的歷史，我們反而會變得更加聰明而睿智。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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