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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近郊農村宅基地置換建立在宅基地功能的轉變、宅基地置換權自主、宅基地管理到位的基礎之上，表現出農戶與政府積極互動的局面。在不損害農民切身利益的前提下，保障農民自主選擇的彈性空間，利用宅基地規范管理的政策性支撐，有策略、有原則、有底線地推進宅基地置換，這是上海市近郊農村進行村莊更新、改善農村環境的重要途徑之一。
上海宅基地的變遷歷史
從宅基地的變遷歷史來看，上海政府對宅基地長期的規范管理為宅基地置換提供了有效的政策資源。對宅基地的控制具體化、制度化，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農戶在宅基地上建新房的積極性。也為目前的宅基地置換提供了政策支撐。
其一，20世紀80年代宅基地證的頒發，為宅基地置換的面積提供了法律依據；其二，20世紀90年代通過控制農民建房的面積，實現戶均面積均等化，為宅基地置換提供了相對平衡的利益關聯；其三，宅基地的審批權上收導致農戶宅基地的審批成本增加，進而減弱了農民在村莊內進行宅基地更新的欲望，增強了在村莊外更新的動力。實現戶均面積均等化，為宅基地置換提供了相對平衡的利益關聯。
上海宅基地功能的退化與轉換
在一個以農業為主的村落中，宅基地至少承擔兩項基本功能：生活居住功能和生產輔助功能。上海農村宅基地的這兩大傳統功能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大量工廠企業進駐嘉定區，外岡鎮和安亭鎮成為當地工業產值較高的區域。
持續的工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就業崗位，促使本地農民大規模地脫離農業生產，由“既不離土也不離鄉”的傳統農民轉變為“離土不離鄉”的產業工人。另外，進廠務工的不僅僅是當地農民，還有大量的外地農民工。這些外來務工人員便成為周邊農村閑置房屋最主要的消費者。部分村農房年租金最高可達700多萬元，平均每戶每年的租金收入可達3萬多元。可見當地農民收入的兩大來源，其一是來自工業勞動所得的工資，其二是來自宅基地附屬房屋的租金收入，這是宅基地營利功能的具體表現。從宅基地功能的變遷來看，當通過宅基地置換，在保證基本居住功能的前提下，宅基地營利功能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可能增強，農民上樓自然有其內在的積極性。因此，當地農村宅基地功能的退化與轉換為宅基地置換提供了條件。
上海宅基地置換的惠民舉措
宅基地置換屬于上海市各級政府的自選動作，是地方政府為滿足農民需求而實施的一項惠民工程，本身并不屬于征地拆遷項目。例如：外岡鎮的宅基地置換已有10年歷史，鎮政府的初衷是改善農民的居住環境，通過宅基地置換創造條件和機會讓農民進城上樓。因此，在宅基地置換中，政府首先確立的第一原則為農戶自愿原則，讓農民自主選擇是否參與置換，其政策目標的單純性決定了宅基地置換彈性空間的大小。
同時，村干部因動遷項目不在上級部門考核范圍內，故將選擇權留給農戶。因此，在無上級考核壓力下的基層組織就不會采取激進的手段迫使不愿意的農戶動遷,村里還為不愿意動遷的農戶保留了基本的生活條件。正是這種無壓力的“動遷”使宅基地置換過程出現的各種矛盾可以在一定彈性空間中消解，從而避免了干群矛盾和家庭矛盾的激化和顯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2016年《中國土地》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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