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農民戰爭：歐洲沒法與中國比
王朝時代的中國有太多的“農民暴動”或“農民戰爭”。將它們都冠以“農民”之名未必合適，因為很多情況下其領導者或領導層都不是農民，其目標更非想農民之所想，急農民之所急，而且大規模農民戰爭到最后往往淪為軍閥混戰。比如，在所謂的“秦末農民戰爭”中，在陳勝、吳廣死后，主要領導人或是早先被秦國滅掉的六國的舊貴族，代表是項羽，或是土豪級新貴，比如劉邦。在秦這個共同的敵人被推翻后，原先的各支義軍就馬上打成一團，最后劉邦“脫穎而出”。劉邦雖然生長在鄉下田間，但在發跡前可謂不務正業，司馬遷也說他“好酒及色”。讓他做勤勞樸實的農民兄弟的政治代言人，他不大配，但人家也沒這興趣。
陳勝、吳廣的起義揭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農民戰爭的序幕。
但有兩點是真實的。一是，這些“農民暴動”的參加者主要是貧苦農民，二是，通常是極端的天災人禍將廣大農民逼到了生死邊緣，讓樸實得只要有樹皮吃就不會造反的他們不得不反。如果將這兩者尤其后者視作“農民暴動”的首要特征，那么將中國的那些“農民暴動”稱為“農民暴動”，未嘗不可。
中國的農民暴動至少有如下幾個基本特點。
一是，次數多。連小帶大，應不計其數。
二是，大到能稱為“農民戰爭”的大規模農民暴動多。不少農民戰爭就參加者的數量(動輒數十萬甚至上百萬)、持續的時間(幾年或十幾年)、所波及地區的廣闊(往往波及大半個國家)而言，都是“現象級”的。
三是，影響大，最大的影響就是好多次導致改朝換代。至少好幾位大一統王朝的皇帝都是借著農民戰爭的東風而上位的，比如劉邦、劉秀、李淵、朱元璋；至于曾割據一地登基坐殿的，或屁股在龍椅上沒坐熱就被趕跑的，就更多了。
四是，破壞力超強。直接或間接死于農民戰爭的人極多，有些所謂的“農民起義領袖”本就嗜殺成性(比如張獻忠)，中國人口在大型農民戰爭過后都失重式猛跌，甚至只有原來的幾分之一。與此相關，戰后中國的經濟和技術水準也會大倒退。大型農民戰爭過后的中國就像打了一場核戰爭。有老外說，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死于內戰人口最多的國家。這個“內戰”很有農民戰爭的份。這個紀錄不光彩。
曹操的這首名詩的最后四句，描述了親眼所見的戰亂造成的空前慘狀。
中國最大的幾次農民戰爭是：秦末農民戰爭、西漢末年農民戰爭(綠林、赤眉起義)、東漢末年農民戰爭(黃巾大起義)、隋末農民戰爭、唐末農民戰爭(黃巢起義)、元末農民戰爭(紅巾軍起義)、明末農民戰爭(李自成-張獻忠起義)、太平天國戰爭。哪一個不是讓中國天地大翻轉，乾坤大挪移？
李自成起義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導致改朝換代的農民戰爭。
現在歐美仍是世上最發達的地區，但就農業時代的文明高度而言，中國人對歐洲還是有優越感的。不過，就農民暴動來講，以前的中國也將歐洲遠甩在身后，距離可不止幾條街。
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比利時、荷蘭、瑞士和意大利堪稱當代歐洲的“核心區”，該地區在中世紀也是歐洲的“核心區”(本文說的中世紀“歐洲”主要指該地區)，類似于歷史上中國的黃河中下游地帶。根據某些統計，在公元9世紀(封建制在歐洲成形的時代)至1600年之間，即歐洲中世紀的主要時段，發生在上述歐洲“核心區”的規模較大的農民暴動大致是十二次左右，其中屬于今天英國、法國、德國范圍的分別各有三次，屬于今天比利時、西班牙和意大利范圍內的分別各有一次。“維基百科”有一詞條“list of peasant revolts”，其中列出了包括上述暴動的世界歷史上“重大”農民暴動。
這本叫《血腥之夏》的書，說的是英國歷史上最重要的1381年農民暴動，也叫瓦特·泰勒暴動。泰勒(Wat Tyler)是此次暴動的主要領導人，但隨著他的被殺，這次暴動的高潮只持續了兩周有余。但就是這么一個“不起眼”的暴動，讓英國人大寫特寫了N本書。
更重要的不是數量，而是“質量”。這十二次暴動中，農民武裝人數過萬的大概是五次左右，其中超過兩萬的大概最多三次，持續時間超過兩年的大概也就三次；所有暴動的波及范圍就上述歐洲“核心區”而言都是局部性的，有些暴動的波及范圍大概就相當于今天中國的一個地級市；這些暴動幾乎都談不上對歐洲的進程有重大影響，對人口的減少總體上可忽略不計，更未導致改朝換代。唯一一次稱得上“農民戰爭”的也就是16世紀20年代的“德國農民戰爭”，持續時間一年左右，農民武裝大概有三十萬人，主要發生于今天德國的中南部地區。
德國農民戰爭的波及范圍，藍色地區是起義的核心地帶。
但就是這種檔次，在歐洲就夠得上作為“出線選手”，與中國的那些“天王級”農民戰爭一起入選世界“重大”農民暴動行列。拿中國的乒乓球水平打比喻，上述歐洲的暴動放在中國的那么多大中小農民暴動中，大體最多相當于入選省隊，很可能還是當替補。
問題就來了。在中世紀，歐洲“核心區”與中國的中心地帶就面積和人口講差異并非極大，而且都是典型的前工業時代的農業社會，都容易受制于傳統農業社會中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或“馬爾薩斯規律”：人口的增長快于土地資源的增加和農業技術的進步，結果人均產出逐漸下降，社會危機相應地趨于加重，動蕩和農民暴動也可能隨之而來。既然如此，為何大規模農民戰爭似乎是中國特有的現象？這里主要說三個原因。
2、老天爺有點偏心眼
原因之一在于“老天爺”，在于中歐氣候的差異。
中國文明的中心地帶(黃河和長江的中下游流域)屬于典型的大陸季風氣候，還不時受到厄爾尼諾現象的影響，與此相關，中國經常發生嚴重的旱澇。而嚴重的旱災或水災一旦發生，其波及的往往是幾個省甚至大半個國家，可能讓大片地區的大量人口衣食無著，這樣就可能促成波及大片地區、有大量農民卷入的大規模暴動的發生，尤其當政府的救助效能因為君主的昏聵和官僚系統的腐敗而被嚴重削弱時。而且，在大災之際，災民會往周邊或許還能找到一口吃的地方跑，這樣在某地聚集的災民就可能越來越多，而這就是一個潛在的大汽油桶。
關于因逃荒而聚集的“流民”帶來的“民變”風險，這部多年前播映且口碑不錯的電視劇多有描寫。
迄今的研究還表明，在中國歷史上，旱災比洪災更容易發生，大旱災比大洪災更多。而大旱災比大洪水更要命：首先，旱災的波及范圍通常比洪水更廣。其次，洪水通常是來得猛，但去得也不慢，大旱災的持續時間則更長，甚至可能長達數年，因此大旱造成的往往不是歉收而是絕收。再者，主要由于干燥和疏松的土壤很適合蝗蟲的產卵和蟲卵的孵化，旱災還可能引發蝗災，而漫天蓋地的飛蝗對于農作物是毀滅性的，甚至讓老百姓連吃草和吃樹葉都是奢望，因為這些也讓蝗蟲們啃掉了。
鋪天蓋地的蝗蟲是農民的噩夢。如今蝗蟲常被說成高蛋白食物，古代中國人會用它充饑么？
史料和相關研究也證明，大規模災害尤其旱災與中國的農民暴動有重大關聯，或者說前者容易成為后者的導火線。比如，中國學者陳強在2012年發表的論文《氣候沖擊、國家能力與華北地區的農民起義：公元25年-1911年》認為，旱災和蝗災與農民暴動的發生有明顯的相關關系，其他天氣災害比如水災、雪災、霜災和溫度變化則并非如此。美國加州圣迭戈大學賈瑞雪的同年論文《天氣沖擊、紅薯與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暴動》則指出，旱災對于糧食價格上升的影響是水災的三倍，旱災比水災更可能誘發農民暴動。
關于自然災害對中國歷史以及農民暴動的影響，鄧拓先生的這本初版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著作仍很重要。
但與中國相比，歐洲氣候災害的嚴重性要低，尤其乏見摧毀力強大的大旱災，與農民暴動的關聯看似并非那么強，并限制了農民暴動烈度的升級。對于歐洲的情況，僅舉如下幾點。
第一，歐洲人要感謝如下圖所示的著名的北大西洋暖流，它給歐洲帶來了大量的暖濕空氣，讓歐洲大部分地區是溫帶海洋性氣候。與中國相比，歐洲是冬暖夏涼，降水分布于夏季的比例也更低，這雖然并非很有利于糧食作物的種植，但歐洲旱澇災害尤其旱災的烈度也明顯遜色。
第二，公元1300年前的三百年左右是歐洲一個比較溫暖宜人的時期，與此相關，該時期也是中世紀歐洲的“黃金時代”，經濟和人口數量在不斷增長。前述的那些歐洲的“重大”農民暴動，沒有一次屬于該時期。
第三，從14世紀起，歐洲進入了一個較長的“小冰期”，氣候趨冷；在該背景下，歉收、饑荒和農民暴動也更多出現，但該時期歐洲氣候的首要毛病是低溫和降水偏多。
第四，從現有的記述看，在前述的十二次歐洲“重大”農民暴動中，沒有一次是以旱澇災害作為重要更非首要的直接原因，主要原因是在其他方面，尤其是稅負的增加和農民權利的被侵犯(比如說，王室和貴族限制農民離開現在的莊園主去尋求更好待遇)。
相比于氣候災害，瘟疫與歐洲農民暴動的直接關系更強。比如，在14世紀中期開始肆虐的“黑死病”造成勞動力大量短缺，領主們為此想加強對農民的人身控制，從而損害了后者的遷移和擇業自由。參見該書《黑死病與農民暴動》。
3、“房客”如何向“房東”叫板？
原因之二在于中歐政治結構的差異。
中國自秦始的各王朝大體實行的是中央集權，擁有龐大的、要由廣大農民供養的皇室群體、官僚系統和軍事力量，而且在很多時間中是大一統的帝國。在中世紀的絕大多數時間中，歐洲“核心區”則是處于多國并存的分裂狀態，在一個國家的內部，君主的權威也較有限，君主直轄的官僚-軍事機器較弱小，作為君主和臣民之間政治協商機構的議會或類似機構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地方上的封建領主在自身領地內擁有較強的自治性權力，或者說“地方自治”或“封建割據”程度較高。
通過層層分封形成的中世紀歐洲金字塔式政治-社會結構。
這種政治結構的不同也可能造就中歐農民戰爭在烈度上的差異，比如：第一，上述結構差異意味著，中國農民受剝削的程度可能更高，從而更可能造反。比如：1.雖然中國的很多農民主要是佃農要受地主的剝削，而歐洲的大多數農民類似地也要受領主或莊園主的剝削，但中國農民受朝廷和地方官的剝削要比歐洲的階級弟兄們更重；而且，中國的地方官由于通常是異地任職，任期一滿就拍屁股走人，一旦貪欲的胃口大開，壓榨起轄地內的老百姓，不免就像堅定地抱著“扶墻進、扶墻出”的信念去吃自助大餐。而中國或歐洲的地主或莊園主們對農民更可能會悠著點，畢竟，他們大體和農民都是本鄉本土的，要“廝守”一輩子，你一下子把農民榨干了，就等于將下蛋的雞給宰了，往后那么多年誰給你干活、誰向你交錢納糧？再說，大家可能是每天低頭不見抬頭見，你就不擔心，將人家逼到絕境，冷不防一鋤頭拍在你腦袋上？甚至，對權力當局施加的負擔的不滿會讓領主、鄉紳也卷入甚至領導農民暴動。2.中國不存在議會之類的機構，朝廷受到的制約較少，對農民的剝削程度也就更可能突破底線。3.以更龐大的官僚-軍事機器做后盾，中國的朝廷和官員不僅更有能力、往往也更有膽量增加對農民的盤剝。
關于中世紀歐洲封建時代社會形態的巨著《封建社會》，作者為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法國的現代大歷史學家，也是一位投身于地下抵抗運動而遭納粹占領當局殺害的愛國志士。
第二，上述結構差異也意味著，中國的農民暴動一旦發生，也更容易在更廣闊地域內蔓延，從而更為聲勢浩大。1.中國更強的中央集權意味著，朝廷的政策更容易在全國范圍內得到大面積實施，如果是惡政，大片甚至全國地域內的農民都得遭殃。2.中國在很多時間中是統一的大帝國也意味著，如果朝廷對農民有著高強度盤剝，大片地區甚至全中國的農民可能都難以幸免。這樣，廣大地域內的農民可以說是同呼吸，共命運，如果哪個地方的農民振臂一呼，揭竿而起，周邊的農民也可能感同身受，紛紛跟進，于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三，上述結構差異也意味著，中國農民暴動的“覺悟”可能更強，“眼界”可能更高。
在中國，朝廷是農民的主要剝削者之一，大量稅役是朝廷向農民征派，或者是貪官們打著朝廷的旗號征派的，這樣，廣大農民對苛捐雜稅的憎恨就容易轉化為對朝廷或皇帝的憎恨。這樣，起義者可能不僅反地主、反縣官，而且也反皇帝；甚至不反地主，只反皇帝。中國農民武裝的頭頭往往心里都有一個“小目標”：我也得到金鑾殿上坐坐。如果農民暴動是以“改朝換代”或“分土而治”為目標，敵我雙方當然就得拼個你死我活了。
而歐洲呢？在中世紀大多數時間中，由于王權較弱，地方豪強勢力大，對多數農民的剝削主要來自領主或莊園主。這樣，歐洲的農民暴動多以領主或地方勢力為首要反抗對象，或者說通常不會以國家或君主為反對或首要反對對象。正如，某個老板做人很差勁，老讓員工加班，又舍不得給加班費，還想方設法扣工資，員工們即便想收拾老板，一般也不至于想把國家領導人也反掉吧？而且，領主與農民的關系往往具有明顯的地域性或個體性，這可能導致農民暴動也是如此。比如，即便兩個財主都是一個村的，但天下烏鴉并非一般黑，一位可能是宅心仁厚，另一位則可能是學半夜雞叫的周扒皮，這樣這個村的農民可能只造后者的反，從而只是一次“小規模群體性事件”。
不過，到中世紀后期，歐洲的王權在上升，王室稅收在增加，覆蓋面也更廣了，這也是歐洲“重大”農民暴動多發生在1300年后的一大原因。但即便如此，由于地方官僚系統的仍欠發達等多因素，“朝廷”剝削的存在感與中國還是不能比。
這樣，歐洲農民暴動的訴求也就相對有限。在前述的歐洲十二次農民暴動中，只有一次明確提出要廢黜國王和讓老百姓當家作主，即英國的1450-1451年John and William Merfold暴動。德國農民戰爭看似聲勢最浩大，所提主張也最清晰和系統，但主要也就是要求有權選舉和罷免教士、減免稅賦、提高民眾福利、促進司法公正和廢除農奴制。
如果只是這種要求，貌似不用造反也可以談。就農民暴動的目標而言，中國的暴動常常就等于:我本來只是租你房子的，但現在要將你房產證上的姓名改成我，或者要一分錢不交就強占你兩居室中的一居室；歐洲的暴動則基本上等于：給降點房租行不？
歐洲農民暴動的有限訴求也導致暴動更容易被平息或鎮壓，因為統治者們可以勉強接受，或者先假意接受以麻痹對手，再揮起屠刀。
4、“吳用”們可堪大用
原因之三在于，中歐社會中“民間知識分子”與農民暴動的結合程度的不同。
無論在歷史上的中國還是歐洲，都存在著“民間知識分子”，指未融入官方體制或與官方保持距離、主要生活于基層或下層的讀書人。在中國，這首先指科場失意者，以及科舉制度出現前的民間文化人。基層小官吏、中小地主和商人、私塾先生、算卦先生、郎中先生、民間宗教領袖等，在很大程度上也屬這類。
歷史上的中國相比于歐洲，民間知識分子的數量應明顯要多。這至少與兩個原因有關。一是，中國的民間基礎教育遠比歐洲人做得好。不少因素都促成了這點，比如：中國長期實行科舉制，在造紙和印刷工藝上也長期領先于歐洲；中世紀的歐洲人要成為知識分子，常要先學比較難學的拉丁文，這是當時歐洲學術、宗教和政治領域的主要語言，但這樣一來門檻就高了。二是，在讀書人絕對數量多得多的情況下，中國官方對讀書人的吸納或“體制化”程度可能不如歐洲。比如，中國科舉中最高級別的“進士”考試畢竟“招生數”有限，而且通常是幾年才有一次；歐洲的天主教會也算官方的一部分，而大量的知識分子是作為教士或修士而存身于教會內。
中國不僅有著更多或多得多的民間知識分子，農民暴動也有著其廣泛參與。這些人本就生于民間，長于民間，多出自清貧人家，對民間疾苦多有體驗和感觸；他們作為讀書人，不免胸藏修齊治平的理想，心懷經世濟民的抱負，篤信“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出自元朝人高明的《琵琶記》)，但官場的黑暗、上升通道的閉塞、科舉的失意不免令其自嘆懷才不遇，報國無門。這樣，他們不免憤世嫉俗，或不免有“天將降大任于己”的期待，從而不免在特定條件下走上造反之路。總之，他們如果不能成為體制內力量，就可能成為反體制力量。
黃巢曾在長安參加科舉考試，落第后的他憤憤寫下了著名“反詩”:待到秋來九月八， 我花開后百花殺， 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多年后，他果真帶著大軍殺進長安。
在中國歷代農民暴動中，都不乏民間知識分子的活躍身影，比如秦末的蕭何、韓信、張良、陳平、曹參、范增，東漢末年的張氏三兄弟張角、張梁、張寶，隋末的魏征、徐世勣，唐末的黃巢，元末的劉伯溫、朱升、李善長。明末的李巖、牛金星、宋獻策。多數人是領袖身邊的左膀右臂，一些人自己就是領袖。
作為文藝形象的“宋江”和“吳用”，都是民間小知識分子，一個強于服眾，一個擅長謀劃，一個做司令，一個做參謀長，這常被視為農民軍領導層的理想“標配”。
民間知識分子的大量參與對農民暴動的貢獻主要有二。
一是在“政治性”方面。這主要指兩點。
首先，民間知識分子有助于提升農民軍的“政治目標”。打個比方，某義軍的帶頭大哥文化程度不高，一開始想的是當個“山大王”，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再找幾房“女神”作壓寨夫人，好不快哉。但此時身邊一個“吳用”那樣的軍師出來上勵志課了：難道朝廷能輕易讓您過安穩日子？難道您不想也坐坐金鑾殿？難道那個位子篤定不能換人？要不，我給您舉幾個歷史上的模范人物？陳勝、吳廣兩位老前輩曾教育我們，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再比如劉邦，憑他當初那樣，在咱這大概也就配坐第九把椅子……于是，這位帶頭大哥可能熱血上涌，開始憧憬長安和洛陽……
其次，民間知識分子有助于提升農民軍的“政治方略”。所謂方略，就是實現既定目標的戰略規劃。比如，在朱元璋強勢崛起的前夜，其手下大謀士朱升奉上了“九字真經”：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
二是在“組織性”方面。這指的是，對于農民軍的軍事、行政和外交方面的日常事務，知識分子的組織和管理才能派得上大用場。像指揮作戰、招兵買馬、籌錢備糧、宣傳動員、對外談判這些工作，如果要全都能干好，肚子里沒有多少墨水是不行的。
但這樣一來，中國的農民軍也就更接近“正規軍”，戰斗力也更強，眼光也更高，在敵人的眼中也更可怕，敵我較量也就更可能是殊死搏斗。
歐洲農民暴動中的知識分子身影則看似明顯要弱，雖然不能說置身于外。在前述的歐洲十二次農民暴動中，絕大多數暴動的主要領導人都是農民或工匠，沒有證據表明知識分子在大多數暴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大概與此相關，這些暴動就上述的“政治性”和“組織性”而言難以令人恭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烏合之眾的打砸搶。
在英國的1381年暴動中，身為教士的波爾(John Ball)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這張繪于15世紀的圖畫中，他正騎在馬上對暴動者講話。但即便如此，暴動者的訴求仍難言激進，這張畫上的他們仍舉著王室的旗幟。
聲勢最浩大的德國農民戰爭多少是一個例外，它不僅是農民軍數量最多的，也是農民軍組織得相對最好的，也是唯一一個提出較明確系統的政治綱領的。這應與農民軍領導層的“知識化”程度最高有關。其四位主要的領導人如下。閔采爾(Thomas Müntzer)：教士和神學家；穆勒(Hans Müller von Bulgenbach)：曾在國外長期服役的職業軍人；希普勒(Wendel Hipler)：貴族；蓋爾(Florian Geyer)：貴族，外交官。在16世紀大發展的歐洲宗教改革還是多少提升了知識分子和地方權貴對農民暴動的卷入，以及農民暴動的政治訴求，德國農民戰爭就是一例。
關于歐洲農民暴動的一部重要著作：法國學者Hugues Neveux的《14-17世紀的歐洲農民暴動》。
還可從其他角度給出解釋，比如中歐在君權神授和等級觀念、地方宗族政治、主流宗教和民間宗教的影響力、政教合一程度、農業形態、軍隊的職業素質和兵種構成等方面的差異，這里不多說了。（作者：梅然；編輯：胡子華；圖片來自網絡。）
作者簡介:梅然，先后畢業于南京大學歷史系和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現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國際安全與戰略、戰略史、國際關系史，著有或參編有《德意志帝國的大戰略：德國與大戰的來臨》、《國際關系史》等著作。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騰訊思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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