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政治變革與鄉村社會問題歷來是研究者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早在20世紀40、50年代，費孝通、聞均天、傅衣凌、陳翰笙等學者就對中國鄉村社會組織和經濟問題做了開創性的研究。至20世紀70、80年代，學者對近代政治變革的關注，逐漸轉向制度史的研究，以揭示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轉型及其歷史意義。與此同時，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近代轉型引起了學界的極大關注，學者們對近代鄉村社會的研究逐漸由“政治經濟”向“社會文化”轉變。在此學術取向的背景下，許多新史料不斷被發掘并加以利用。除了民國時期的鄉村社會調查、基層政府檔案以及鄉村社會中的士人日記之外，族譜、契約、碑刻、會冊以及排日賬等各種與鄉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民間歷史文獻，更是成為探究近代鄉村社會變遷的重要史料。對于近代鄉村社會史研究而言，民間歷史文獻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拓寬了其史料的范圍，更重要的是能夠在政治史與社會史的結合、明清史與近代史的貫通、區域史與全球史的一體等3個方面，為近代鄉村社會史研究帶來更廣闊的學術空間。
政治史與社會史的結合
在中國近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國家政治體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一時期鄉村社會結構與權力體系的演變，均緣于國家政治體制的變革。如晚清和民初的團練與民團等軍事組織、清末新政時期的自治會、教育會等新式社團，咨議局及民國時期的地方議會等機構，這些無疑都是源于國家政治制度的變革。那么，國家政治變革究竟是借助何種方式，影響與制約著鄉村社會的發展？鄉村社會又是如何對國家政治制度變革作出反應呢？要對這些問題有一個全面而客觀的解答，除了將研究的視野從政治制度的層面轉向鄉村社會的角度外，還必須對民間歷史文獻進行充分的利用和深入的解讀。
民間歷史文獻之所以能成為透視國家政治變革與鄉村社會互動的焦點，在于其文本的生產與流變，既受到了國家政治經濟和思想意識的影響與制約，又受到了鄉村社會文化傳統或“地方性知識”的形塑與影響。在1915年編修的萍鄉《劉氏族譜》中，我們可以發現族內的士紳這樣看待地方自治的推行：一種新的體制要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必須從家族施行開始。而家譜的編修及其相關內容的編排，為地方自治的推行提供了充分信息。只有將“宗法與國例”二者有機結合，現代政治體制方能延伸至鄉村社會，最終達到“家國一體”的目的；在1946年訂立的進賢縣《北區和平同盟會盟書》中，我們能夠看到一些自稱“弱小”的村落，如何利用現代政黨的組織體制實現村際聯盟，從而達到“對于本區政治事宜，義務同盡，權力同享”的目的，從中能夠感受到現代政團的組織形態，實為這些村落改變生存境遇的一種文化策略；在立于1934年6月的《蔡銀謀、鄒雨水同立貢獻字》《鄒東美立貢獻字》兩份契約中，展現了傳統鄉村社會中的“族產”如何轉變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團產”的過程。因此，借助這些民間歷史文獻，我們不難對近代地方自治、黨團派系等政治制度與鄉村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內在關聯進行客觀的探討和分析，從而在深化對地方自治、黨團派系等政治制度研究的基礎上，更好地理解近代鄉村社會變遷的基本邏輯。
明清史與近代史的貫通
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過程，是與現代國家政權的確立及其向鄉村社會的滲透相伴隨。對于近代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的關系，學者借助“士紳社會”“權力的文化網絡”等“中層理論”，有著細致而具體的討論，給予學界諸多富有啟發意義的理論思考。但是，由于在研究時段上集中于晚清至民國時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將“明清時期鄉村社會”與“近代鄉村社會”的歷史割裂開來，導致鄉村社會自身的歷史脈絡被截斷，無意識地強調了近代國家政治變革對鄉村社會的滲透力和整合力。因此，要對中國近代鄉村社會演變有一個更為完整的把握，還必須厘清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形成與發展的內在脈絡，而民間歷史文獻對于重建鄉村社會時空序列，具有更為獨特的意義。
民間歷史文獻之所以有助于重建鄉村社會的歷史脈絡，得益于其自身的主體性、區域性和連續性。通過生產和使用民間歷史文獻的主體，我們可以建立不同類型、不同時代文獻之間內在聯系，然后在“大歷史”的視域下，建立起鄉村社會發展的時間序列。換言之，民間歷史文獻不僅有助于回到鄉村本位的近代鄉村社會史研究，還為學者從“長時段”考察近代鄉村社會變遷提供了一個合適的“文本”，從而實現明清史與近代史的貫通。這種貫通，有助于我們在一個鄉村自身發展延續性的內在脈絡中，對“在現代國家政權建設過程中，鄉紳階層是否為依附現代政權而斬斷了與鄉村社會的聯系”“家族組織、神廟系統、慈善機構等鄉村社會文化傳統與現代政治機構，是截然對立，還是有機結合”等問題作出更為全面的回答，從而準確地把握近代鄉村社會變遷的“脈搏”。對此，“華南研究”已經進行了有益的實踐和探索。一批學者在國家政治經濟制度與思想意識演變的背景下，通過將族譜、碑刻、科儀書、契約等各種民間歷史文獻與田野調查相結合，從家族組織、民間信仰、賦役制度、地方教派、文化認同等不同側面，對明清時期中國傳統鄉村社會及其近代轉型進行了深入的“區域”研究。他們的研究表明，在明清時期華南傳統鄉村社會中，鄉紳、家族以及神廟等各種社會組織與文化傳統，在經歷了一個較為長期的、與國家制度的互動過程后，已經融為一個有機的“權力的文化網絡”。至近代轉型之際，華南傳統鄉村社會的發展已有了自身的脈絡和內在機制。近代國家政治變革，并沒有改變華南鄉村社會發展的內在路徑，而只是在其近代轉型過程中增添了一個外部因素。因此，借助民間歷史文獻而實現的明清史與近代史的貫通，有助于我們進一步加深對鄉村社會傳統文化與現代政治之間關系的理解與認識。
區域史與全球史的一體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史學研究的整體追求及其與其他社會科學的交叉發展，區域史研究逐漸成為學界的共識，“區域”隨之從一個具體的由行政區劃、流域、文化認同等因素界定的空間，演變為一種具有“范式”意義的方法論。在此背景下，近代鄉村社會史研究亦呈現出鮮明的區域取向，華南、華中、華北和江南等地的近代鄉村社會研究均取得了諸多成果。但是，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諸多學者也感受到了區域史研究的局限性，即在無意識的狀態下將不同的區域割裂開來，忽略了區域之間的關聯性；沒有注意到不同的區域會因同一種國家制度的推行而具有比較的意義；沒有認識到人和物的流動，實際上是不同區域之間建立聯系的紐帶。這些不足之處，導致“區域”研究失去了普遍意義。尤為重要的是，就近代鄉村社會而言，其發展邏輯與演變趨勢既受國家政治變革的影響與制約，又集中體現了其自身“卷入”全球化過程。因此，近代鄉村社會史研究不僅要超越區域的限制，還要有一個全球化的視野。
事實上，從“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到“他者中的華人”，從“華南絲區與世界體系”到“朝貢貿易與亞洲貿易圈”，學者的研究無不表明，近代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海外移民和社會經濟，是與跨國經濟、貿易和金融活動相伴隨的。近年來，隨著學者對僑鄉研究的深入，僑批、族譜、碑刻、科儀書等各種民間歷史文獻先后得到整理與出版。對于僑批的史料價值，陳春聲教授認為不僅在研究“跨國貿易網絡的活動情況和市場整合程度”上具有獨特的意義，且能以家庭或家族為單位，透過收寄款人的親屬關系，找到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整體地再現鄉村歷史經濟活動的過程及其機制。在了解歷史脈絡的基礎上，重構鄉民的經濟生活及其內在聯系”。鄭振滿教授結合譜牒、宗教碑銘、征信錄和其他地方文獻，考察了閩南華僑的跨國生存狀態、僑鄉社會權勢的轉移及僑鄉的社會文化傳承，展現了近代閩南僑鄉的國際化與地方化進程。除近代僑鄉研究外，其他區域的近代鄉村社會研究同樣需要全球史的視野。劉永華教授利用新發現的排日賬這一民間歷史文獻，重構了徽州一農戶在晚清60年的生計活動，揭示了近代小農經濟的走向與國際貿易之間的復雜關系。這些不同區域的研究，充分說明民間歷史文獻對于全球史視野下的近代鄉村社會研究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當然，盡管民間歷史文獻對于近代鄉村社會史研究在視角的轉換、時段的貫通、空間的延伸等方面具有較高的價值與意義，但是政府檔案、官員奏議、報刊資料等仍然是我們認識近代鄉村社會不可或缺的基本文獻。只有將這些官方文獻與民間歷史文獻融會貫通，方能真正揭示近代鄉村社會發展與演變的內在路徑。而要在“大變局”的背景下，建立起各類文獻的有機關聯，除了借助恰當的理論與概念工具外，回到“以人為本”的研究似乎是不可避開的途徑。
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光明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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