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中華文化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扎根腳下這塊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文藝才能接住地氣、增加底氣、灌注生氣，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本期文薈聚焦中國鄉土文化的當代命運，兩位青年作家腳踩堅實大地，深入鄉土生活，以各自的切身觀察，提出了對這一重大問題的思考。
何為鄉土文化
對我們這些寄生于城市、又在為寄生的城市出謀劃策的知識分子，鄉土與我們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我們還是鄉土里生鄉土里長的那些窮孩子嗎？我們還理解生我們育我們的大地嗎？
鄉土到底是什么？僅僅只是家鄉的那片風景？還是那座小院子或在那里生活的父母？抑或是浩蕩無垠的田野？鄉土文化又是什么？
我又一次翻開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在圖書館匆匆拿起過這本書，但僅僅只是翻了幾頁，就扔下了。那時，我是鄉土文化的反叛者，是故鄉的叛徒。那時候的大學生幾乎都是。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都是我們這些鄉土子孫們的代言人。我們迫切地想生活在城市。我們極力地批判農耕文化，贊頌海洋文明及在它之上生長出來的商品文化。我們批判忠孝，嘲笑禮義，蔑視廉恥。誰強調道德，誰就是我們的敵人。生活就是如此地不可思議！今天我總在反問，為什么我們當年會那樣？而又是為什么我們如今會一點點地重新認識大地，重新親近自然，重新追尋大地上那些古老的腳印？
費孝通本來生活在江蘇吳江縣城的一個傳統知識分子家庭，他接受過傳統教育，也留過洋。在他的胸懷中，存在兩個世界，一個是他去過的歐美世界，代表了激進的現代性文化，另一個則是古老的保守的鄉土中國。受梁漱溟之邀，費孝通到山東鄒平縣參加鄉村建設工作，這使他接觸了真正的鄉村。這個曾經也是要學醫的青年，從鄉村出發，去理解整個古代中國。所以，在他的世界里，鄉土文化不光是鄉村的文化，同時也是整個古代中國人的文化。中國人就是以那種方式在生存、發展、生老病死。費孝通是以莊子所講的那種庖丁解牛的方式來解剖中國的。從他的《鄉土中國》來看，他對中國鄉土文化既是理解的，也是批判的。他不是那種激烈的革命家，什么都要徹徹底底地推翻，他是那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性格。但鄉土中國需要變革，這是費孝通寫《鄉土中國》的潛在目的，只是，他認為應該順著鄉土中國的紋理進行變革。
費孝通把他的這種思想集中于《鄉土中國》這本薄薄的冊子中，它不是那種大而全的通論，而是靠靈感、靠感性的生發而隨意勃發的，但它恰恰以這樣的隨意性柔軟地打動了讀者。七十年后，在深夜，我讀著那些仿佛是在田壟間生長出來的句子，格外親切。是的，鄉土不是鄉村的代名詞，而是一種與大地緊密融合在一起的文化與生活。
于是，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鄉土文化是一種根植于大地，在大地上建立鄉村、城鎮、禮儀、制度、廟宇，并且以此而建立起自由、幸福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它是有完整的宇宙觀、人生觀、倫理觀的文化，有可供人們學習、思想的一系列經典文化，如《易經》《道德經》《論語》《莊子》《中庸》《禮記》《詩經》《樂經》等，它幫助人們理解天地宇宙、大地山川、人類社會以及人的小宇宙（身體）。
從根本上來說，它就是錢穆所講的與海洋文化、游牧文化相對應的三大文化之一的農耕文化。再說小一些，它就是中華傳統文化。
所謂鄉土文化的復興，實際上就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它不是復古。它是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評估在中國大地上流行了百年的西方主導的現代性文化的一種方法論，同時也是在尋找如何克服當今人類面臨的宗教矛盾、經濟矛盾、政治矛盾、民族矛盾、國家矛盾及人的自我矛盾等一系列問題的一種方案，當然，它更是我們作為中國人重新尋找血脈、重新尋找天地大道的必由之路。
迷途中，我們必須像伏羲、亞伯拉罕一樣重新仰望星空、俯首大地，去尋找人與宇宙新的準則。
迷茫中，我們問計于先哲。
鄉土文化的危機
在關于鄉土文化復興的論壇中，我聽到很多有志向的學者都在思考如何改善我們的鄉村，他們使我再一次思考，我們生活在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我們身處一種什么樣的歷史和現狀。費孝通說的那個鄉土中國還存在嗎？如果存在，我們拿什么去改造鄉村？又或者反過來讓鄉村來照亮我們？如果那個鄉土中國已然不存在，那么，復興鄉土文化還可能嗎？如果連復興鄉土文化都不可能，那么，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又從哪里著手呢？
那些青年，那些城市里長大且在國外學得一身理論的青年，他們思考的很多問題都讓我思緒不斷，然后便陷入長久的矛盾與思考中。我又一直在想，我們這些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生人，和今天的“80后”“90后”青年，談到的鄉土文化，還是同一個概念嗎？甚至于，我們這代人，與費孝通先生他們那代人所理解的鄉土文化，還是同一個概念嗎？
顯然是不一樣的。一切的東西都處于變動不居之中，一切的一切都在流變中。有些東西消逝了，有些東西又生長了，更多的東西則與新的思想融合而形成新的事物了。這世界一刻都未曾停下它行走的腳步。
今天的青年，當他們踩在大地上時，會一樣看到那客觀存在的鄉土，但一定不再是前代人或過去時代人的鄉土了。是的，鄉土還是一樣的鄉土，但鄉土文化卻流散了。當賈平凹在寫《秦腔》《古爐》《極花》時，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訴人們，他在為家鄉立傳，在為鄉村立傳。他在一遍又一遍撕心裂肺地唱著鄉土文化的悼亡曲。寺廟早被拆了，秦腔沒了，維系著鄉村社會的民間信仰以及道德文化藝術全都一一崩解、散盡了。今天的城市青年，到鄉村去只能看到一個蕭瑟的大地，早已不是流淌著傳統文化的詩意大地了。海德格爾強調過的人與大地的沖突，也許根本不是在歐洲，而是在中國。詩意的棲居早已不在了，那么，大地的尺規又在哪里？人類生活的尺規又何以建立？
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展開，便應了《易經》中的那句古話，否極泰來，知識分子中終究有一批人開始重新思考鄉土與中國傳統文化。陳忠實的《白鹿原》便是代表。雖然陳忠實對白嘉軒也抱著非常矛盾的心理，但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第一個正面描寫中國鄉村儒家文化堅守者的一部小說。然而，我一直在想，白嘉軒在當代中國該如何生活？他又如何堅守儒家的那套道德法則？進一步講，如果把他放到今天，讓他生活在今天，他又將如何生活？他是不是要放棄自己的理想、道德？答案似乎在后面。在陳忠實之后，很多作家都重新來審視鄉村，但大多都是以緬懷甚至悼亡的心情來寫鄉村的。在賈平凹的《秦腔》中，代表儒家精神的仁義禮智四兄弟的相繼去世，其實也暗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在大地上的湮滅。
隨著互聯網信息社會的來臨，時間似乎越來越快，大地也越來越荒蕪。大多寄身于城市的人，對天地自然的變化不再敏感，對鄉土文化一味否定，而對科學技術頂禮膜拜。現代性帶給我們的問題卻日漸凸顯，尤其是人與人、人與自我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天道未變，可人倫亂了，何也？是因為我們對天道的迷茫。在這個時候，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新思考中國傳統文化，也開始尋找中國新的命運。而鄉土文化的復興，則是一個大的命題，它應和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
鄉土文化復興的可能
事實上，我們發現，即使生活于城市，我們也還是身處于大地與自然之中，我們與天地之間的關系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宇宙多么浩瀚無邊，地球多么渺小，天人合一仍然是我們渾然不覺的存在狀態。
所以，鄉土文化仍然是我們在宇宙天地間的首選。鄉土文化根植于古老的宇宙觀，這種觀念在今天不但未變，而且得到了更為成熟的論證。中國人在漫長的歷史中，根據經驗和智慧，認識到大地與太陽的關系是影響四季輪回、生命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所以發明了夏歷，又分出二十四節氣，并根據此創造了一系列的文化，比如《易經》、中醫、《黃帝內經》等等。這些理論指導中國人度過了漫長的歲月，并創造了燦爛的文明。
人類自身的一系列問題需要回到人與大地、自然的關系中去尋找解決的方法。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乃中國人古老的人生法則。天人合一的觀念就是從這里得來的。《易經》中的禍福相依、此消彼長、否極泰來等一系列方法論，是解決人生問題的最好法則，也就是中庸之道。中醫理論也許不能治療一切疾病，但它是根植于鄉土文化并且對古老哲學進行運用的一種醫道，不僅關乎身體，還關乎心靈。這些方法不是來自于某種宗教，而是中國人向大自然學習得來的智慧，也許這才是今天過于倚賴技術的人類所需要的最好法則。
鄉土文化所代表的農耕文化是解決今天人類世界一些根本性沖突的良藥。宗教沖突、神學與科學的矛盾、人類中心主義觀念導致的生態危機等一系列問題，在今天越來越突出。這些問題都是西方文化所無法解決的，但恰恰是中國傳統文化能夠應對和解決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包容和合觀念、中庸思想、天人合一的生態理念等都是解決這些矛盾的大法。聯合國的一些文化理念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理念高度契合，這也從很大程度上說明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理念是今天人類的最高理念。雖然中國傳統文化的符號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喪失殆盡，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仍然彌漫于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與呼吸中。不僅僅是中國需要向世界先進文化學習，世界也需要向中國文化學習。
誠然，鄉土文化是解決今天人類社會的一劑良藥，但并非唯一的良藥，更非萬世良藥。任何一種文化，無論是海洋文化、游牧文化，還是農耕文化，都有其產生、壯大、完善的過程，也有其生病、僵化、老死的過程，當然，也有其新生的可能。基于此，我們不能說所有的中國傳統文化都是好的文化，更不能有簡單的復古觀念，而是在對鄉土文化進行革新的可能中，來建設一種21世紀全球背景下的新的鄉土文化。
（作者系作家、學者，西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院長，著有長篇小說《荒原問道》、學術專著《人學的困境與超越》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光明日報》（2017年01月06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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