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產政治到生活政治
【內容提要】布洛維“生產政治”的視角強調不同生產政體在形塑工人反抗方面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效果。但本研究對新生代農民工集體抗爭案例的分析表明，在生產政體本身的規制作用之外，新生代農民工獨特的生活經歷和社會特征重塑了其對不同生產政體的體驗，并在與各種生產政體的結合中形成了獨特的生活形態、團結紐帶和動員方式，因此本文進一步強調了生活的政治意涵。在生產、生活中形成的社會關系和體驗，鍛造了新生代農民工的三種抗爭模式：同事—同學關系為基礎的增長型抗爭、原子化的底線 / 增長型抗爭、群體性騷亂。每一種抗爭模式都構成對世界工廠獨特的挑戰。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 集體抗爭模式 產政體 生活政治
一、代際轉換與世界工廠勞資關系的轉型
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新工人，其成長環境和社會化過程，都被認為與他們的父輩迥異。改革后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他們能從家庭中獲得更多的成長資源。因此他們整體上擁有更少的務農經歷和更高的受教育程度。近些年互聯網的逐漸普及，尤其是手機上網的實現，更加擴展了他們的信息、視野和社會交往范圍。當他們進入到世界工廠中，他們的社會特征，如消費方式、信息技術使用能力、社會關系網絡、身份認同、發展期望等，也與老一代有著巨大的差別。這種看法廣泛地盛行于各種研究報告和學術文獻中（王春光，2001；郭于華等，2011；潘毅等，2011；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課題組，2012；Pun & Lu，2010；Gallagher，2011）。
世界工廠的奇跡很大程度上建基于“低人力成本”的發展模式上，這種模式對于老一代農民工并不是太大問題?？紤]到改革初期農村的貧困和潛在的勞動力剩余，通過外出補貼家用，對于他們來說可算得上是一種尋求向上流動的有效途徑。在專制體制下，老一代農民工，尤其是女工群體，經常給人一種過于馴順的形象。在面臨世界工廠的各種不公待遇時，如工資拖欠、工傷不予賠償、人身侮辱等，他們的反抗總體上也是溫和的、守法的（Le，1995、1999、2007；Pun，2005）。
但是這種發展模式毫無疑問將面臨年輕一輩工人的挑戰，近幾年的罷工潮和富士康的“連跳”、騷亂事件便是最好的佐證。這種挑戰首先表現在發展訴求和情感體驗上。新生代農民工不再是只生產不消費、只工作不發展的移民群體，但以“威嚇”和“拆分”為核心特征的農民工體制，很難為他們在城市的長遠發展提供多少空間。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農村”之間，新生代農民工進退失據。同時，他們相對優越的成長環境，也使得他們對異化的勞動過程、專制的管理方式、殘缺的社區生活和歧視性的二等公民身份懷有更強的抵觸情緒。發展機會的缺失和糟糕的打工體驗，被認為是引發他們更頻繁、劇烈的反抗行動的重要基礎（潘毅等，2009；郭于華等，2011；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課題組，2012；Pun & Lu，2010）。
另一重挑戰來自于他們行動能力的提升，這得益于他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對信息技術的熟練掌握（Gallagher，2011）。筆者的研究也顯示了互聯網對年輕工人集體抗爭巨大的賦權效果，其為工人協調內部行動、爭取外部力量、傳承集體經驗提供了媒介（汪建華，2011）。
一些社會學家也注意到新生代農民工抗爭模式的顯著差異。在他們看來，世界工廠代際構成的變化，相當程度上造就了近幾年的反抗浪潮。但是本田和富士康抗爭模式的差異，卻應該歸之于工廠政體的差異。相比富士康，社區居住形態和社會關系網絡的保留，使得本田工人避免了被徹底原子化的命運，并為他們走向集體團結提供了可能（郭于華等，2011）。
代際轉換的視角只是注意到了工人過往經歷對其工廠生活體驗和抗爭動員能力的影響，忽略了工人在城市構建自身生活的努力及其對抗爭模式的塑造。生產政治的理論傳統則傾向于強調工廠體制對抗爭政治獨立的規制作用，這無疑造成對工人社會特征和社會生活的忽略。筆者更傾向于將工人的代際特征與其所處的工廠體制結合起來分析問題。工人的抗爭模式不僅僅形成于工廠政體自上而下的單方面規制中，而是同時融入了工人自身的生活經歷、交往方式、行動能力和情感體驗。新老兩代工人在進入到世界工廠后，既帶進各自的生活方式和關系網絡，又在各種工廠體制下構建、擴展或者再造他們的關系網絡。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團結紐帶和習得的信息技術使用能力，促成了他們各自的動員方式。而兩代工人生活經歷的巨大差異也使得他們以各自獨特的方式體驗世界工廠的異化和剝削，并在抗爭中結合自身與工廠的情況提出相應的訴求。工人的生活因此同樣具有政治（團結紐帶、動員方式）和意識形態（體驗、訴求）的效果，即所謂“生活的政治”。生活的政治意涵還在于，其受制于更宏大的國家制度和資本體系的系統性安排，但又能通過工人的集體抗爭挑戰這種安排。（汪建華，2012）
本文旨在通過三個典型案例提煉新生代農民工集體抗爭的模式，并進一步分析其背后的形成機制。研究主要選取“生活政治”的分析視角，致力于梳理新生代農民工的成長經歷、消費方式、居住形態、關系網絡、信息技術使用習慣等生活形態對其集體抗爭模式的影響。生產政體的規制作用無疑是重要的，但是我們只有結合年輕工人的社會特征才能真正理解其作用路徑和效果。研究選取的三個案例（佛山南海本田、深圳歐姆和太原富士康）都曾被媒體廣為報道，因此本文并不對企業名稱進行更改。筆者曾從2011年初開始，對珠三角代工廠的集體抗爭案例進行多輪次的調研，并在最后，基于富士康的典型性，補充了太原富士康的案例。這些案例由于吸引了媒體和學界的大量關注，因此相應的媒體報道、調研報告也比較豐富。由于現在的工人抗爭越來越多地借助互聯網進行內外互動，筆者也盡力收集了工人在網上留下的二手材料。這些材料可以與本人的田野資料（主要通過訪談，當然還有在本田一個月的民族志）相互補充和相互印證。
接下來的章節，筆者將借助經驗材料，從生產政體、生活形態與體驗、集體抗爭的發展三個方面對三個案例分別進行闡述和分析，并藉此進一步提煉每個案例所代表的工人抗爭模式，揭示其抗爭的生活基礎。筆者將南海本田、深圳歐姆和太原富士康三個企業分別歸入到準專制政體、專制政體和準軍事化專制政體中。三家工廠都以“拆分型”的勞動力再生產方式為主要標志，年輕工人很難在其中看到進一步發展的希望。但是工廠在管理模式上有所差異：本田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注重工人的感受并有限地在生產管理中吸收工人的意見；富士康則完全排除了工人對管理的參與，并在生產中給予嚴格的管束，甚至不時伴之以人身侮辱；歐姆則在兩者之間，既不會吸收工人的意見，但也很少在管理中出現太過粗暴的舉動，這種類型在今天的世界工廠中更為常見。新生代農民工在本田和歐姆將自身體驗到的不公訴諸和平理性的罷工行為，而太原富士康的工人則在全面的壓抑和絕望中以群體性的暴力行動宣泄了自己的情緒。本田工人借助自己非正式的關系網絡和互聯網技術，有效地實現了自身的訴求。而歐姆和富士康的工人則在缺乏相互溝通和協調的情況下，難以控制自身行動的走向。本田、歐姆和富士康工人的行動方式分別展示了新生代農民工三種典型的集體抗爭模式：同事—同學關系為基礎的增長型抗爭、原子化的底線 / 增長型抗爭、群體性騷亂。這三種抗爭模式都直接挑戰了現有的農民工生產體制。
二、同事—同學關系為基礎的增長型抗爭
這種類型的抗爭通常形成于歐美和日本投資的外資的企業中，在管理上盛行的是所謂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這類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注重工人的感受、在生產流程等無關痛癢的方面吸收工人的意見，并定期搞一些集體活動。這培養了年輕工人有限的忠誠，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離職率。年輕的工人，通常從中專、職業技術學校招聘過來，并且在學校已經習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能夠在一種開放的心態中與同事、同學保持各種形式的互動，他們的團結紐帶通常都是在這種日常的互動中逐漸形成的。但是由于利益表達和集體議價機制的缺失，提升工人工資待遇的問題并未得到重視。正是這點導致了年輕工人不滿的累積和集體抗爭的爆發。
南海本田便是這樣一家企業。該公司于2007年正式量產，主要生產變速箱、傳動軸、曲軸、連桿等汽車配件，是本田在佛山汽配園區投資的獨資公司。2010年的罷工事件發生前共有員工兩千多名，以男工為主。公司員工基本都從中專職校招聘過來。
（一）生產政體
長期以來的低工資是最大的問題，一級普工在罷工前實際到手的工資大約只有1200元。當然工資低也跟他們加班少有關，普工一般是每周5天40小時工作制，因此他們的工作比一般的世界工廠要輕松。在一些勞動強度比較大的部門，管理者也想方設法在業余時間搞一些活動以鼓舞工人的士氣。
工人進入到工廠中通常至少有一個星期的培訓。公司在平時的生產管理中也鼓勵工人的一些參與（雖然大部分時候并不把工人的意見放在眼里），如要求工人提交改善提案。工會并不代表工人，但會定期協助公司搞一些集體活動，如年會、旅游、生日聚會等。工人的住宿選擇也比較自由，在實習期滿后可以在有公司公車接送的社區租房。
（二）生活形態與體驗
雖然公司的工資待遇迫使很多工人一批批地離開，但還是有不少老員工留下來。工人大多都是成批地從學校招聘進來，在培訓和集體住宿的過程中，他們也進一步地擴大了自己的交往范圍。在校期間與同學相處和交往的方式，也進一步在工廠生活中沿襲。業余時間與同事的各種活動（主要以班組為單位），如吃夜宵、生日聚會、唱KTV、 滑冰、打牌（很多時候是賭博）等，都是很頻繁的。加之公司和車間部門組織的各種活動，員工彼此之間是很熟悉的。變速箱組裝科的員工由于流水線上共同的協作和部門內部的各種活動，相互之間尤其熟悉。他們的聯系途徑也通過互聯網得以加強，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的QQ群，在罷工的時候，員工也迅速建立了專門的“超級群”，供全廠員工討論。
工人普遍抱怨公司的工資水準。近幾年的物價上漲情況、公司的利潤情況，工人都有留意。但三年時間公司只對員工的工資做過幾十元的微調，這在員工看來是極不合理的。工人日常的消費休閑方式更加劇了工人的這種感知，許多工人經常入不敷出。少部分工人也注意到工會的不作為，在罷工過程中重組工會的訴求逐漸變得強烈。對于其他方面，工人并沒有太大的抱怨。
（三）集體抗爭
實際上，在2010年前工人就發動過很多小型的罷工、請愿活動。僅變速箱組裝科就發生過三次。工人在這些集體行動中其實已經不斷表達并鍛造了他們的團結意識。5月17日的罷工，始于幾位將要離職的工人為同事爭取權益的想法。直接導火索是4月份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公司并沒有相應地給員工漲工資（前幾年工人工資的漲幅就很?。?，而只是將工人的一些福利劃到底薪當中。在一些工人幾次聚餐謀劃之后，他們在17日（周一）清晨，按響了兩條組裝線的急停按鈕。工人在管理者的默許下迅速沖出車間，到其他生產科游行。但是只有軸物加工科的一些工友加入他們罷工隊伍。他們同時也迅速啟用了QQ群和論壇等互聯網工具。當工會主席前去做工作時，他發現工人根本不太理會他，而是不斷地打電話在問“記者到哪了”。在管理層的承諾和二勤的兩條生產線的誤會下，工人鬼使神差地復工了，等待公司一個禮拜后給他們答復。他們在之后遭到了一勤同事的嚴厲批評，說他們的努力可能付諸東流。不知是否因為這件事的刺激，二勤員工在之后的全廠罷工中，起到了更為有效的帶頭作用。其他科的同事也開始和組裝科溝通，說如果再要罷工，他們絕對積極響應。
工人很快在周五晚上重新發起了罷工，因為他們聽到傳言，說廠方正積極在外面招人，打算辭退罷工者。而且之前員工代表和公司的談判，公司也顯得毫無誠意。公司加薪55元的方案在工人看來也是一種侮辱。罷工一經發起，就立馬席卷全廠。他們除了在現場游行示威、接受記者采訪，在網上的QQ群和論壇中也極其活躍。公司情急之下開除了兩名帶頭罷工的工人，但這反而進一步激發了工人的情緒。工人在和資方的反復對峙中也不斷積累了自信。當日本人拿著相機到示威的人群中拍照時，他們一致地帶起了口罩，并反過來拿手機拍日本人。當資方律師指責工人違法時，工人通過在網上法律文獻的查找，發現他們最起碼“不違法”。工人通過互聯網不僅向外界傳遞很多信息，自己也從網上獲得很多支持。比如，重組工會的訴求直接來源于一些工友對《工會法》的查閱。工人情緒的高漲也伴隨著他們訴求的提升。根據他們罷工的影響（很多中國的組裝廠都已經停產，損失慘重）和公司的利潤情況（總經理在年會上提過），他們提出加薪800元以上的訴求，公司加薪355元的方案直接被他們忽略。
事件在31日又面臨一個轉折點。公司原本通過把他們分割在各個科的車間，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他們的罷工行動。怎料組裝科的一些同事不甘心就這樣失敗，溜出了車間，并和外面的鎮工會官員（據工友說有很多是便衣警察）發生沖突。車間的同事聽說有工友被打，很快沖了出來。原先一直堅持文明理性罷工的工人，有些直接從生產線抄了家伙出來，鎮工會官員只得落荒而逃。第二天早上，幾乎三個勤的工人都來到了廠里，準備大干一場。工人還通過在網上發公開信，譴責了鎮工會的行為，請求社會各界給他們支持。
經某人大代表（廣汽集團的總經理）出面調停，才將勞資雙方重新拉回談判桌。工人也請來了一位知名勞動關系學者加入了他們的談判。最后，資方答應加薪500元。之后也按約定重組了工會，并落實了集體工資協商制度。本田的罷工引發了一場全國范圍的罷工潮，尤其是汽車業，大的罷工事件不斷發生，很多企業為了避免工人的罷工行動，主動給工人加薪。
（四）生活與抗爭政治
工人日常的消費和休閑活動既無形中促成了其團結紐帶的形成，又加劇了他們與企業的緊張關系。他們在互聯網上的溝通與互動，則同時方便了他們內部的溝通和對外界支持性力量的爭取，很多支持性的信息也在他們中間得以傳播，促進了工人之間的團結。他們的經濟和制度訴求也是內生的，這無疑得益于各種瞬間可得的信息資源，工人在隨后的罷工過程中借助網絡平臺對這些訴求進行了進一步的討論和提煉。
工人的消費、交往方式和信息技術使用習慣，很多都是在中專、職校的學習期間養成的。雖然學校教育未必能交給他們多少技能（Su， 2011；潘毅等，2011），但是卻可能促進他們一整套都市生活方式的養成。因此，同事—同學關系網絡在全廠范圍內的形成、互聯網在動員過程中的廣泛運用、經濟利益和制度訴求的形成，與工人的學校生活經歷有相當大的聯系?？紤]到中等教育在中國的逐漸普及，其對新生代農民工抗爭政治的影響將可能更加普遍。本田工人開啟的抗爭模式，從其社會基礎看，可能并非特例，筆者至少在其他汽配企業的集體抗爭中也看到類似的團結模式和訴求反復出現。但是另一些案例也顯示，如若缺乏準專制政體提供的特定土壤，工人將難以形成更大范圍的網絡和默契，互聯網的動員作用也會受到限制。
三、原子化的底線 / 增長型抗爭
位于深圳坂田的歐姆工廠主要負責為日本的一些電子企業代工。類似歐姆這樣的企業在珠三角的代工廠非常典型，代工競爭很激烈，接不到太好的訂單，企業效益也很一般，基本工資也往往跟著當地最低工資標準走。違法行為也是多多少少存在一點的，比如社保繳納、加班工資計算、限制離職等。勞動強度對于年輕一輩的工人來說也是比較難以忍受的。因此這種企業工人的流動性是非常高的。不過，對于工人的管理也不再像以前的專制工廠那樣以“威嚇”為特征。根據筆者在這類中小型代工企業的訪談和民族志觀察，發現來自管理者的人身侮辱、打罵訓斥等極端行為是比較少見的。工人在熟悉環境之后，與管理者在生產崗位和任務的分配等方面的討價還價也很正常。
歐姆廠1996年建立，公司在很長一段時間發展還可以，員工收入也較周圍企業高，因此那時招進來的工人，很多都受過中等教育。自2010年后，公司由于做得太低端，效益一直不好，工人的福利待遇也開始明顯降低。除了管理層，老員工基本都走得差不多了。在2012年的罷工前公司有員工850多名，平均年齡在20歲左右，以女工為主。管理層的學歷大多在高中以上，普工以初中居多。
（一）生產政體
公司在罷工前根據最低工資標準剛漲過一次工資，因此普工并沒太大不滿，但是因為管理者的工資沒有相應上調，這是引發罷工最直接的原因。員工的問題，經管理者提出來，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伙食補貼十幾年沒漲、住宿費沒有按照承諾免除。
由于大部分崗位是站立式作業，加上要上夜班，因此很多年輕人都難以適應。加之待遇一般，近幾年的離職率非常高。公司的管理倒也不算太嚴格，但是也不會吸收員工的參與，工會純粹是個擺設。住宿方面，員工可以選擇是否外出租房。公司每個宿舍安排四五個人居住，并配有少量的娛樂設施。宿舍下面和工業區周圍也有很多小吃、休閑場所。
（二）生活形態與體驗
正是新生代相對優越的生活環境，導致他們難以適應世界工廠簡單、重復、高強度的工作。而這種體驗又導致了工人的高離職率，并進一步妨礙了普通員工關系的擴展和團結紐帶的建立。雖然少不了在周圍的各種吃喝玩樂，但是他們并不能像本田工人那樣建立起更廣泛的聯系。手機上網、聊QQ、看電子書也經常是工人用來打發時間的途徑。中低層管理者倒是在長期的工作生活中形成了彼此間的熟悉和默契。他們的利益和制度訴求雖然最初比較模糊，但是在抗爭的過程中，部分工人開始逐漸體會到其重要性。
（三）集體抗爭
引起罷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普工底薪隨著最低工資標準上調，但管理層的工資沒有相應上調。在以班組長為代表和公司協商三次未果之后，2012年3月29日，中低層管理者按原計劃發起了罷工行動。員工因為底薪剛上調，所以并沒有什么太大的不滿，但管理層要組織罷工，他們也不好去上班。
罷工顯然是有備而來。罷工前一天晚上，就有工友通過微博向社會和媒體預告了29日的罷工。罷工開始時，所有參加罷工的員工人手一份《問題訴求總結》，里面主要涉及的訴求有：改選工會、給管理者調薪、員工生活費上漲200元、取消30元住宿費、依法繳納社保等。工人打出“維權”的條幅，并在廠區靜坐。勞動站官員、公司高層、工會主席的勸說和安撫均被工人以起哄的方式回應。工人照常打卡、吃飯，秩序良好。工友不斷地通過微博向外界直播罷工情況，并發表了《歐姆工人致社會公開信》。歐姆工人內部在微博上也有一定的交流，盡管他們大多彼此不認識。
第二天區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組織48名員工代表與公司高層座談，但是由于公司態度強硬，代表集體拒絕座談。但到第三天，事態開始轉向。公司一方面嚴令員工復工，否則重新招人，并拆除了打卡的卡鐘，要求工人登記考勤；一方面分化管理者和工人，許諾答應管理者的調薪要求，并和工人說，管理者已答應復工。事實上，很多管理人員確實也開始動搖，員工也開始懷疑他們的班組長被收買了。分裂已經很明顯。公司趁機宣布了清明放假4天的決定。隨著事情的發展，很多工人對爭取更多的權益表現出很多的興趣，并且不甘心被管理層利用，一些工友表示將罷工到底。放假后第一天，盡管仍有一些工友堅持罷工，但大勢已去，只能無奈復工。4月6日，員工還被迫簽了誓約書，承諾不再罷工。
公司最終只答應給管理者調薪，同時象征性地取消了員工30元的住宿費。不過，之后，公司被深圳市作為改革基層工會的樣本，進行了工會直選。
（四）生活與抗爭政治
和本田工人一樣，歐姆的年輕人開始逐漸形成利益和制度方面的訴求，并且能巧妙利用信息媒介向外界爭取支持。從論壇到微博，這也說明工人抗爭方式的演進和經驗的增長。但是歐姆的案例也提醒我們注意本田團結模式的脆弱性?！安鸱中汀钡膭趧恿υ偕a體制和代工廠中普遍盛行的高強度勞動，迫使年輕一輩的工人不斷重復著“浮萍式”的流動，雖然這種流動并不帶來境遇的改善，或者說能力與崗位間更好的匹配。另外，在這兩種模式中，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內部的差異。學歷相對較低的歐姆工人，相對本田的同仁來說，并沒有廣泛的同學關系網絡，與同事的交往也不密切，群體活動就更少了，大多數時候他們的時間是在幾個親友老鄉之間或掌中的手機上打發的。他們的訴求發展也是緩慢的、被動的，這可能部分源于兩個群體在發展期望上的差異?？紤]到專制政體的廣泛存在和新生代農民工高流動的特點，原子化的集體抗爭行動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可能仍然是新工人中占主導的團結模式，雖然其訴求可能會不斷發展。
四、群體性騷亂
相比歐姆這樣的中小型代工企業，另一類大型代工帝國，則因他們嚴苛的泰勒制管理模式而贏得了更多大企業的訂單。規模效應進一步增加了企業的競爭優勢和嚴格管理的必要。但這種苛刻的管理模式和龐大的規模，也為更劇烈的沖突埋下了伏筆。
富士康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代表。由于來自臺灣，其軍事化管理體制的采納似乎更多了一層必然性。富士康在大陸注冊的公司超過30家，員工迄今已逾百萬。太原富士康始建于2003年，主要生產3C合金鎂鋁機構件、精密模具、電子產品等，分為A、B、C、D四個區。員工約8萬人，男工多于女工，普工學歷以初中為主，多在30歲以下。騷亂發生前，恰逢為蘋果公司趕制iPhone 5，從山東、河南、廣東、湖北等地調來了大批工人支援生產。
（一）生產政體
太原富士康每天的工作時間都在10小時左右，周六一般要加班。加上太原廠區給工人工作中間留的休息時間很少，年輕工人更加感到難以適應。生產任務據員工反映也比較重，如果完不成規定任務，必須利用休息時間補足。
公司管理雖然在“連跳”事件后有所改善，比如，公司開始逐漸為員工舉辦各種集體活動，如相親、舞會、生日聚餐等，在廠區也增加了一些娛樂設施（這些資源對于龐大的工人群體來說是極其有限的）。但是在生產管理當中，粗暴的管理方式還是很難改變。據員工分析，產量任務壓力、專制型人才的選拔傾向和專制型人格的養成反而進一步強化了準軍事化的管理文化。最明顯的是保安的管理方式，員工被保安打罵的現象屢見不鮮。
富士康的薪酬待遇要比太原其他工廠略高，但是工資上漲之后，很多福利也沒有了。在居住方式的選擇上，工人一旦選擇在外居住就很難再搬回宿舍。宿舍一般是8個人居住。困擾員工的是宿舍的臭蟲、丟東西的危險和糟糕的室友關系。
（二）生活形態與體驗
富士康的薪酬待遇雖不算低，但還是擋不住員工的離職傾向。大批的工人離職，一方面破壞了員工穩定的關系和團結紐帶的建立，另一方面惡化了工人的社會生活。集中的宿舍居住形態進一步破壞了工人的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在這種生活模式中，有限的資源和空間使工人通過消費休閑活動釋放工作壓力都成問題， 更不用說像本田工人那樣去營造自身的同事關系網絡。粗暴的管理方式和異化的勞動過程，更加劇了工人的糟糕體驗。
工廠的這種生活處境也造就了另一個群體：“混混”。由于不愿進廠工作，很多游手好閑的青年聚集在富士康周圍，這些人據工友說，很多加入了各種黑社會性質組織。在他們缺錢花或想“泡妞”的時候，會設法混進工廠。他們在工廠好吃懶做的行徑惹惱了很多管理者甚至工友。但是面臨管理者的管束，他們會旋即以廠外的報復行動進行回擊。在太原富士康的騷亂中，正是這些“混混”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集體抗爭
事件起因是晚上河南和山東籍的支援員工喝酒后發生一些爭吵，保安見狀不由分說上去打了河南員工（也有說是打了山東員工的）。河南員工叫了一些同鄉過來，保安打不過，叫來更多的保安。河南員工也叫了更多的老鄉。此時恰逢工人下班。河南和山東的員工都加入了打斗。保安見狀只得逃跑。
此后憤怒的工人開始追打保安，并且見崗亭就砸。工人的打砸一共進行了兩輪。第一次從D區宿舍經過商業街，再從南三門到南二門，大概12點半開始。這一次主要砸崗亭，商業街并沒有受到多大的破壞。工人大部分是圍觀的，主要鬧事的也就一百多人，只是在武警動手之后才有更多的人加入打砸隊伍。不過在廠門被砸壞之后，外面也有一些“混混”混進來，參與到后面的打砸搶活動中。在回宿舍的途中，大概1點多的時候，武警介入，在操場上將員工驅逐回去，在此過程中很多員工被打。很多沒有參與打砸的員工也被打了。
憤怒的員工不敢攻擊警察，于是轉而在凌晨1點至2點間進行了新一輪的打砸。這一次，商業街的蛋糕店、網吧、手機商店和很多公共設施都被砸了，警車也被掀翻了。有兩家手機店鋪被搶，有些被員工看住了所以沒被搶。他們說，“我們主要是為了出氣，不是土匪”。剛開始的時候，帶頭的也說專打保安和砸崗亭，但是后面事態根本控制不住。打砸過程中警察都不太敢動。后面又陸續調了一些警力過來后，警察才逐漸用橡膠棒把員工轟回宿舍區。
員工游行的時候，喊著一些口號：“打倒小日本！”“抵制日貨，奪回釣魚島！”還有喊“交出兇手”的，據說保安死了一個，員工死了幾個，總共傷了幾十個。
警察把人驅逐后，在宿舍區又和員工發生了對峙。面對一隊隊的武警，員工敲鑼打鼓，最多的時候聚集了上萬人。工人拖出來旁邊滅火的水管，直接朝警察噴。樓上的工友也往下砸東西。員工還像“打日本鬼子一樣”不斷沖擊警察的隊伍。警察此時也不敢打人，雙方形成了僵持局面。一直到凌晨5點多，警察才出動，驅散人群并抓捕了一部分人。事情至此方得以平息。其后警察又在富士康駐守了幾天。公司也宣布放假一天，彼此平復情緒。
十多天后，鄭州富士康也發生了大規模的斗毆和罷工事件。
（四）生活與抗爭政治
太原富士康工人在社會生活上的缺失和人際網絡的破壞，既導致了其集體抗爭時的原子化狀態，又引發了其與工廠的緊張。再加上準軍事化管理和高強度勞動的影響，富士康工人轉而尋求在全面的壓抑中通過集體性的暴力釋放自身的憤懣情緒。富士康工廠內外的“混混”也是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群體。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年輕一輩的移民對專制工廠生活的不適應，導致了他們選擇寄生于工廠內外，甚至投身于黑勢力。因此，年輕一輩的移民群體會不會大規模地黑社會化，黑幫政治是否將滲透到勞工政治中，都將是未來很值得探討的話題。
太原富士康事件是新工人第一次大規模的暴力反抗行動，這種反抗甚至導致了工人與國家暴力機器的對抗。以往新工人的所有集體抗爭幾乎都是力求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和平理性地爭取自己的權益。但是，來自勞動過程中的異化、生產管理中的規訓、人際網絡的破壞、社會生活的缺失，從各個方面導致了工人在世界工廠的緊張。在更宏大的結構性條件上，“拆分型”的勞動力生產體制、歧視性的戶籍制度、利益表達機制的缺失和代工廠的有限利潤空間，使得工人幾乎看不到改善處境的可能。正是在全面的緊張和絕望中，工人才走向了集體的暴力反抗。從富士康工友上傳的視頻和圖片來看，工人在騷亂中的叫喊，無不帶著幾分狂歡的氣息。
五、結論與討論
新生代農民工的三種集體抗爭模式各有其生活的基礎。他們在各種工廠政體下的體驗、訴求，與其過往的務農、教育經歷不無關聯；而他們的生活方式在與各種生產體制的結合中，又導致了不同的團結紐帶和動員方式的出現。
本田工人在日常的社區生活、以前的教育經歷和相對穩定的工作中形成了廣泛的關系網絡、開闊的視野、多元的信息和熟練運用新媒體的能力，這些都促進了工人的團結與動員。工人的關系網絡、視野、信息也促使他們重新評估公司現有薪酬制度和利益表達機制的合理性。最終本田工人以一種有序的、持久的集體撤退的方式（當然其抗爭過程也面臨很多焦慮和不確定），迫使資方回應他們的利益和制度訴求。太原富士康的工人缺乏本田同仁那樣的社會生活和關系網絡，其體驗到的勞動過程和管理文化也截然不同，進一步的議價空間和發展機會對他們來說也是不存在的。在特定的導火索下，他們選擇以集體的暴力宣泄自己的憤懣情緒。歐姆工人沒有穩定的同事關系網絡，但也尚未體驗到社會生活缺失和全面規訓所帶來的強烈緊張，他們集體性的不滿有時甚至來源于其他群體的煽動。當然，隨著他們生命周期的變化、閱歷經驗的增長和整體上中等教育的普及，他們的抗爭可能會越來越具有自主性和內生性。
我們仍然不得不重提工人生活與抗爭政治背后系統性的根源。全球資本體系的發展，既設法尋求最廉價的勞動力，又致力于打開最廣闊的消費市場。新生代農民工在微薄的薪酬待遇和無所不在的消費主義浪潮中感受著不可調和的結構性緊張。他們的消費休閑活動也因此蘊含著團結的基礎和動員的資源。在三種模式中我們都不難發現互聯網的影響，但工人手機、電腦的廣泛使用，何嘗不是消費主義的催生品？工人在消費中形成的網絡、信息和視野，也再造了他們在工廠中的體驗與訴求。因此，系統性的安排同時提供了結構性的緊張、團結與動員的資源，并且再造了工人的訴求和體驗。
新生代農民工的三種集體抗爭模式以不同的方式挑戰了現有的農民工生產體制，并在一定程度上預示著世界工廠勞資關系的走向。本田工人的抗爭說明了工人在正式組織制度缺乏的情況下仍有可能形成非正式的團結紐帶。其利益與制度訴求則說明了工人合理分享利益的期望和建立常規議價機制的必要性。但這只是在利潤率相對較高的行業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國家對工人集體行動的態度、地方政府和資本的關系、產業鏈條上的利潤分配都制約著這種可能性）。在代工競爭激烈的行業，如歐姆和富士康工人所在的電子行業，工人的議價空間就極其有限了。在基本處境改善無望的情況下，專制企業的工人是否能將其抗爭行動一直維持在和平理性、守法的范圍內，是很成疑問的。而一旦龐大的產業工人的抗爭走向暴力和無序，那么和平的產業關系、表面穩定的經濟與社會秩序都將受到巨大的挑戰。各種抗爭模式中對互聯網的普遍使用，更將使工人集體抗爭政治的發展變得難以預測。
作者簡介：汪建華：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孟泉：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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