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故鄉到繁華都市的地理距離可能只幾個小時，但許多人走了幾年甚至更久。這仿佛變成一個選擇題：要么安守故鄉的無聊和窮，要么追逐大城市的漂泊和自由。
安守或追逐，愿大家一切都好。其實生活于何處，沒有一個烏托邦是真的存在。農村的想去縣城，縣城想去大城市，北京想去紐約，到紐約又想回國。人們用生命選擇著。無論何處，記得人生的意義就是當人生結束之后，我有痕跡留在世界上。
很久沒回家了。北京的山和水跟我沒什么感情，我必須回我老家那個山，這就奇了怪了。回去家鄉山里走一走像看老朋友一樣，北京的山走過去像路過誰家一樣。
縣城生活非常有誘惑力，讓人有充沛的時間去感受生活的樂趣。比如說整條街的小店鋪小商販都是你的朋友。修鑰匙的，釘鞋的，裁縫，賣菜的賣豆腐的賣書報的，銀行里頭的職員，對面百貨公司里面的售貨員你都認識。中午吃晚飯睡個午覺，一直睡到自然醒，三四點騎個自行車去某個朋友那一坐，聊聊聊，然后聊到什么時候大家一起看電影去了，看完電影吃晚飯打麻將，一直到筋疲力盡睡覺。這種生活是有美感的，人處在熱烈的人際關系里面，特別舒服。但是如果每天都不離開這片土地，還是相當枯燥。早上起來躺在床上，縫隙之間會有一種厭倦感。
縣城生活是一個圍城，或許我一直有很強烈的離開的沖動，但離開后又有很強烈的回去的沖動。我現在回去的話過一段時間肯定又會想出來，我估計不會超過半個月吧。
我父親很多次強硬地用父權來幫助我走了正道。每到升學的時候我就有很多同學流失，他們基本上成了流氓跟小偷。初中時有的同學當武警，當兵，還有的進了工廠。我媽媽覺得銀行工作特別好，就想讓我去銀行，我父親說不行，他得考大學。我就按他說的考，果然沒考上。
我父親其實也知道我考不上，我的數學都沒有超過15分的。最荒謬的一次，老師在黑板上寫了一道題，說賈樟柯你來做這道題。不會做。老師非常意料之中地笑笑說請問這是一道立體幾何題，還是一道解析幾何題？我真的分不清啊！！然后我們老師說，出去，就把我給轟出去了。我中學數學老師想象我就是郵局門口蹲著的人。我們學校的小流氓都是蹲在郵局門口的，類似小武那種。這是她們對我的一個判斷。
我第一次高考的志愿不是我填的，是我爸。填的是南開大學。因為我爸高考報的志愿就是南開大學，然后正好趕上“成分論”，沒上成大學。這一直是他很大的一個情結。他不管我是不是倒數第一名反正要填一個南開，就像父子都在做夢一樣。落榜之后我爸爸逼我去讀補習班，我就說我在創作。我很叛逆的，我高二先是熱愛齊秦，后來又跳霹靂舞，頭發到胸那么長。現在想起來非常荒謬。我的張狂已經都耗盡了，之后我能看到長頭發下的幼稚，真的開始拍電影時我看了長頭發藝術家就有點“哎呀算了”。
高考落榜是1989年，過了那一年我開始想寫東西。我覺得70年前后出生的這些孩子對熱情的探討，對民主自由公平公正這些問題的在意，都和那會兒有關。那個時間讓我明白了一些現代精神。對于一個孩子來說，這個教育是非常重大的。那一年之后我的表達變得自覺。90年我寫了一篇小說投給《山西文學》，當時我們那兒有一個老作家田中贊，他看了我的小說后說，這是個苗子。
那年我去太原，是山西省作協搞了一個讀書改稿班，全省十幾個被認為有前途的年輕作家集中在一起，一些編輯過來啟發誘導一下我們，作為山西作家的后備軍。那時候有一種安排，就是我們寫得再有一點成績，就會讓我們吃這碗飯了，包括可能變成太原戶口，變成一個作家。
91年，我看了《黃土地》。看完后我真的找到一個想做的事情了，就是拍電影。之前我是風箏，愛干嘛干嘛。后來我跟田中贊說我想考電影學院，我想拍電影，他非常憂傷。
我為電影愿意輸。電影學院考了三次，我沒有想過放棄。那個時候我有一兩個表兄弟開始做煤礦，不是黑煤窯，是真的批下來的，他們想拉著我一起干，我沒去。后來是廣告業起來了，很多畫畫的同學開始做廣告，也說咱們一起來，我也沒去。從落榜到23歲考上電影學院期間，誘惑其實挺多的，有可能我對電影的愛好一降落就變成開煤窯的了。
我喜歡電影不是為了給生活帶來轉變。對我來說只有能拍電影和拍不了電影兩種區別，是在精神層面上。拍電影內心的東西可以講出來，會有很多旅行，世界會變得很寬，會有話語的權力，這些當時都不清楚。當時我覺得只有兩個選擇，要么考上，要么考到超齡不能再考。真考不上的話，我再回到原來的生活也能接受，不會太痛苦。我知道自己的底線是什么。
我后來拍《站臺》，片頭就寫獻給我的父親。那時候我父親還在世。
我的性意識大概二三年級就有了，就是天然的好感。初中開始談戀愛，基本是秘密的，老師不允許，也不能讓其他男同學知道，他們會覺得談戀愛的男孩子比較面。那種感情的交流非常微妙，也非常敏感。
最美妙的是默契。比如倆人有好感了，會發現每天變得一起上學一起下學，一前一后，不約的，完全靠默契，騎著車沒人的時候并排說兩句話。這多感動人。如果中午上完操一打開文具盒，發現里面有塊巧克力，那已經是嚴重程度的戀愛了。這種感情交流的方法對我后來的電影都有影響。
汾陽中學是百年老校，1907年由英國傳教士創建的。汾陽中學幾任校長都非常有趣。那時候全國都在追求升學率，可我們下午只上兩節課，課后學校所有的東西開放，圖書館、閱覽室、美術教室、體育場，愛玩什么玩什么。我們那個圖書館藏書不多，但是它訂的報紙跟期刊非常全，像那時很時髦的《新華文摘》都有。那種氣氛，要是一個有心人的話，在那個學校跟時代完全不脫節。
最近我在汾陽中學的貼吧看到一個學生寫的東西，說我們現在那個校長“早上，去了辦公室，望著他房間里的奇花異草，陷入沉思；中午，去汾太園消費（我們那兒最好吃的飯館叫汾太園）；晚上，去羅浮宮泡妞；早上，望著他的奇花異草，想羅浮宮的女人。”我覺得他可能會成為下一個賈樟柯。現在汾陽中學的孩子也知道汾中出過一個導演叫賈樟柯，有時候也會談，但基本上都是不屌。
我沒有經歷過巨大的貧富分化之下的貧困，比如同學家里頭有三輛悍馬五輛寶馬，然后我們家揭不開鍋的那種貧困。現在的年輕人受到的壓力不是貧困的壓力，而是貧富分化的壓力。我完全能理解他們。
我們上高中的時候就開始做生意了，整個八十年代是一個生意的氣氛。小孩子都模仿大人在做生意。我們有一個同學是賣鋼材的，還有一個同學賣煙。我是賣酒。我媽媽是煙酒公司的。我就是倒條子，不驚動我媽，跟我媽的同事或者客戶來往，每天很忙碌。中學時我手里最多有一萬多塊錢，所以也造成了我拍電影反而一點錢的概念都沒有。錢這個渴望很早就透支掉了。
我們70年代出生的人還有一種黑社會崇拜，因為都是看那種電影長大的。后來發現其實都是一種經濟模式，不光是情義的，還有很多外圍。為什么出去那么多人能跟著你，為什么能擺平很多事情，因為你想擺一桌酒得擺得起啊。這些也都被高中時代透支了。我現在從來不去夜店，從來不混。因為我知道是怎么回事。黑咕隆冬的，七八個導演圍幾個老板在那弄幾個女演員吃吃喝喝，稱兄道弟感覺很有勢力，那個我中學都試過了。我現在過得很素淡。我明白，只不過那時我有一萬塊錢，現在他有兩個億而已，感覺是一樣的。
我對財富從來不排斥，對電影的商業性和商業訴求也從來不排斥，但是不熱衷，不認為它是證明某種價值的一個方法。反正我覺得藝術是無窮無盡的，你不知道你會拍出什么電影，不知道會有什么樣的故事，什么樣的東西會出現在熒幕上。拍電影就像一個看自己到底能怎么樣的歷險。
人的性格千差萬別，我有個同學最大的興趣就是養兔子，然后養貓養狗，根本不愛看書，那就是他的性格，你不能強迫他去圖書館里面看書。我還有個同學今年剛買車，周末帶著太太孩子去山里轉一轉，他覺得生活很好啊，他的人生也很有意義。我越來越不在乎所謂小人物這個說法，胸中裝著天下你就不是小人物。
我覺得《渴望生活》這本書拯救了很多人也毒害了很多人。那是一個偉大藝術家最糟糕的生存狀態，但是遮蔽不了他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
做電影以來最困惑我的可能就是文化環境。我特別欽佩我們這個政治體制，因為它一直在產生它的文化。我從80年代一直在反抗它，到現在我發現一代一代的年輕人都被它吸引了，我們基本完全失去抵抗力。它把真正的自由市場逼到了一個非常邊緣的地位。它越來越強。你會失望嗎？一定會的。
我越來越理解我的工作，它很原始，我記錄的是我自己，我留給世界的是我的一個看法，它有參考價值。我們為什么需要費穆，需要安東尼奧尼，我們為什么要看沈從文，要看張愛玲，我不需要答案我都知道我工作的價值。沒有過去就沒法認定現在的自己。我從來不會懷疑它。
人生有意義，我不是虛無的。人生的意義就是當人生結束之后，我有痕跡留在世界上。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博雅小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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