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農民”王泉林承包的土地。劉成良/攝
上海奉賢區莊行鎮的農村。劉成良/攝
核心提示
“一到過年農村就出新聞”。今年春節，“上海姑娘”點燃了網上輿論的一把火。也許“上海姑娘逃飯”是虛假的，但“上海姑娘”所逃離的村莊卻是現實存在的。于是，一場有關城鄉差距、鄉土淪陷與希望的爭論沸反盈天。
在一些網絡帖子中，鄉土中國的負面被“標題黨”無限擴大。今天，本報刊登一組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4名博士生的觀察文章，讓我們看到一幅更加真實、復雜多元的鄉土中國變遷圖景。
不知從何時起，鄉愁成為了一種文體，春節前后總能在社交網絡中看到各種思鄉懷親的文字。故鄉是最能撩撥起游子心弦的那彎明月，尤其是長大后，離家越遠，越能感受到那份思念。
鄉愁文字，大都出自返鄉的游子。返鄉過程中，城鄉對比的差距更能激起他們的感慨。雖然國家在經歷著快速的城鎮化，但在很大程度上，鄉土社會依然是很多在外漂泊者的故鄉。思鄉懷親，如果少了泥土芬芳，就缺少了凜冽的厚味，無論如何談起鄉愁，總是沒有味道。
作為農村社會研究者，我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奔走在他人的故鄉，奔走在變遷中的鄉土中國大地，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對于鄉土社會，也有了更多的認識和了解。
在鄉愁的故事中，不能僅僅有回鄉的游子，也要有我們這些故鄉的他者。
追尋著調研的足跡，我選擇了過去一年中幾個調查地的小故事，有的是村民奮斗的故事，有的是農民進城中家庭的發展軌跡，也有的是瑣碎的家庭生活。這些僅僅是各地農民生活的片段，組合在一起卻是一幅鄉土社會變遷的圖景。這些故事或喜或悲，都真切地發生在鄉土大地上。
新型農民王泉林
“現在我每年差不多忙半年、出去玩半年。我喜歡旅游，去年我去了香港、澳門和越南，本來還想去泰國，有點事情就回來了，只能今年忙完再去了。”湖北沙洋縣的種田大戶王泉林這樣說。
雖然王泉林現在的日子過得很瀟灑，誰能想到他家在5年前還是貧困戶，只是近兩三年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王泉林以前在外打工修理摩托車，妻子在家種田。兩人育有一女，日子雖然并不富裕，也算小康之家。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改變了這個家庭的發展軌跡——王泉林的妻子得了尿毒癥。王泉林要回家照顧妻子，無法繼續在外面打工賺錢，家庭經濟狀況越來越糟。
不得已，王泉林只能回到家，一邊種田，一邊照顧妻子。
2010年，他流轉了20多畝耕地，希望通過增加種植面積來增加收入。除此之外，王泉林還購置了一臺小型收割機、在網上買了一臺二手的東方紅旋耕機，除了自家使用，也給其他農戶提供農機服務賺錢。后來，王泉林總共耕種60多畝土地。
2012年，妻子因病去世，家里就剩下他和在外打工的女兒，以及一大堆債務。
究竟是繼續在家種田，還是到外面打工？王泉林面臨著選擇。
考慮到自己的年齡，王泉林覺得在農村還是可以做出一番事業來。他又流轉了80多畝土地，將經營面積擴大到150畝左右。與此同時，他還購置了齊全的農機：2013年花6萬多元新買了一臺收割機（之前已換過兩臺）；2014年花三四萬元買了一臺高頻插秧機（之前用手扶插秧機每天最多能插十多畝，現在每天最少能作業三四十畝）；花3000多元買了一臺收谷機，只要推著收谷機從晾曬的谷子上走過，就可以將谷子裝進袋子。
在農業生產中，王泉林感到了極大的樂趣：“現在開著插秧機插秧，就像打游戲一樣，非常過癮。”從耕田、播種，到打藥、澆水，再到收割、晾曬，基本上都是他一個人在田里勞動。2014年，他的純收入有10多萬元。當年秋天，收割好水稻、種上油菜之后，王泉林就開始了自己的旅行。
對于現在的生活，他覺得很充實、很滿意。因為經營得好，王泉林建立起了信譽度，周圍很多外出務工的人都會找到他流轉土地，“老百姓既不想賣房，也不想賣田，讓別人種著，不撂荒就行”。因為經營的規模大了，購買農資時王泉林也有了談判的能力，“現在肥料、種子都是別人送上門，找我的農資商像競標一樣。”
像王泉林這樣的農民并非個別現象，僅他所在的村民小組，還有4個種田大戶。
2000年以來，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村里的年輕人少了，村莊的活力也不如以前，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農村沒有了發展的空間。以往是因為務工機會的稀缺造成大量剩余勞動力滯留在鄉村，如今全國勞動力市場形成后，農民可以自由地在城鄉之間尋找適合自己的發展機會。與此同時，村莊里的發展空間也隨著勞動力大量向外轉移而逐步顯現。王泉林能夠在村莊中獲得發展機會，不正是因為村里大量人口外出務工嗎？
更關鍵的是，沒有政府和資本等外力的干預，農村自發的土地流轉形成了一個相對合理的市場價格，這就讓留在村里的農民有了擴大農業生產的機會，他們完全可以通過土地自發流轉獲得不低于外出務工（甚至更高）的收入。像王泉林這樣無法外出務工的人也因此能夠獲得擺脫貧困的機會。
安徽農民在上海：逐夢者，抑或漂泊者？
之前從未到過上海，因此對上海的農村充滿了想象。上海的繁華讓人覺得那里的農村應該比中西部的縣城要好很多，但到了那里才發現，即使在上海，也有很多破敗的鄉村。
不過，與中西部破敗的農村不同，上海農村的破敗大都是因為那里的原住農民都已經進城，農村不過是大多數上海農民兒時的記憶。上海破敗的農村隱藏著許多外地農民的夢想——他們背井離鄉，在上海農村的一隅，尋找家庭發展的希望。
在上海農村的奮斗者中，來自安徽的農民最多，因此在上海郊區隨處可見安徽特色的餐館。除了來上海務工，還有相當大的群體在這里務農，以至于產生了與“農民工”一詞相對的“農民農”的概念。
他們大都是夫妻或舉家來到上海郊區的農村種糧或種菜。有的人實現了在這個城市戶籍的轉變，但是大多數人都是在漂泊幾十年后回到故鄉。
李新雨的家庭就是眾多漂泊的家庭之一。
李新雨是安徽臨泉人，今年39歲。1994年，他大學畢業后到上海跟隨父母打拼。當時李新雨的爺爺奶奶、父母和姐姐一家人經親戚介紹，開始在上海閔行區馬橋鎮一個村以每畝600元的價格租了30多畝地種蔬菜，一家人住在村里提供的免費倉庫，一年忙到頭，沒有雇工，每畝地純收益2000多元。過了兩三年，村里土地被征收，一家人就搬到了另外一個村，在那里又租20多畝地種菜。后來發現煤球生意比較好，就向村里租了兩畝地，投資了三四萬元開了煤球廠，專門給小攤小販供應煤球。煤球廠差不多做了有10年。后來，李新雨的弟弟高中畢業后從老家到上海一起打拼。
2008年，煤球廠不做了，李新雨家里已經攢下了二三百萬元，他們又借了100多萬元，向村里租了15畝土地建倉庫做物流生意。倉庫面積有7000多平方米，當時和村里的協議是倉庫15年之后歸村里所有，到期后享有優先使用權，做物流生意每年差不多能夠凈賺四五十萬元。
2011年，倉庫所占土地也被征用。因為手續不全，倉庫被定性為違章建筑，李新雨家總共得到了700多萬元的拆遷賠款——如果按照正式廠房來賠款，賠償數目則在1000萬元以上。
賠償款在家庭內分了之后，父母回老家養老，剩下李新雨和弟弟在上海繼續打拼。弟弟拿到賠償款后到青浦區做物流生意，每年收入四五十萬元，還在那邊買了房子。李新雨也帶著自己那部分錢到奉賢區南橋鎮繼續做物流和代理生意，現在每個月的收入兩萬多元。但李新雨還在不斷尋找新的投資機會，想重新找一個地方種菜。
李新雨已經在上海打拼了20多年，有了自己的事業，和同時出來的老鄉相比，他和弟弟基本上算是成功者。盡管如此，李新雨仍然覺得自己是個農民，他覺得自己仍然游離于上海這座城市之外：“變成上海人，何止困難，簡直比登天還難”。
李新雨2001年結婚，娶的是老家的媳婦，婚后生了3個小孩，兩個大的是兒子，大的13歲，小的11歲，最小的女兒才3歲。孩子們原本跟著他和妻子在上海生活，但到了兒子讀初中的時候，妻子帶著孩子回到老家縣城去念書——因為小孩無法在上海讀高中，也無法參加高考。一家人只能分居兩地。
李新雨始終沒有在上海買房。房價便宜的時候，家庭財富都投入到了生意中，后來房價高了，就更沒有機會買房了。
李新雨覺得自己現在非常矛盾：因為超生，他無法取得上海戶籍，也沒有在上海買房，現在一家人分居兩地，他在上海找不到歸屬感；另一方面，李新雨已經不適應家鄉的生活，他覺得家鄉的發展環境不好，回去之后無所適從，權衡之下只能留在上海繼續打拼。
李新雨的家庭代表了一種典型的外地農民在上海的奮斗史。從他們家庭進城奮斗的歷程來看，有3個典型特征：一是全家奮斗模式，全家人為了生活一起打拼，父母、爺爺奶奶是家庭奮斗的堅實后盾，而子女是家庭奮斗的真正希望，因為只有他們才是最有可能在這個城市扎根的人；二是多種經營模式，種菜、開煤球廠、搞倉儲物流等，他們一直在嘗試抓住市場的機遇，并不固守單一的經營模式，在多種經營中完成家庭財富積累；三是財富積累的不穩定性，由于家庭奮斗和城市發展嵌入的太過緊密，以至于城市發展的每一個微小變動，對他們都有較為深刻的影響，在城市發展征地的過程中，他們不斷遷移，沒能在哪個地方穩穩站住腳跟，最終家庭投資最大的產業因為征地而不得不重頭再來。
四川崇州的苦婆婆
在四川崇州調研的時候，我曾在田間看到一位中年婦女在撒化肥。因為要問路，我就站在那里與她寒暄了幾句，不曾想到幾句簡單的問話卻引出了阿慶嫂家曲折復雜的故事。
阿慶嫂今年50多歲，丈夫在兩年前就去世了，她現在和開出租車的兒子、“兒媳婦”及孫子、孫女生活在一起。阿慶嫂是從四川德陽的山區嫁過來的，很能吃苦，丈夫是個老實人，但不夠勤快，家里家外主要靠她一個人張羅，閑暇之余，她就到鄉鎮跑三輪車賺錢補貼家用。生活的艱辛已讓阿慶嫂滿頭白發。
兒子今年30多歲，離過一次婚，和現在的“媳婦”在一起生活了好幾年，但是一直沒有領結婚證。阿慶嫂很少向外人訴說自己的家庭瑣事，只是偶爾會找一個和她一起跑三輪的婦女訴說。說起自己做婆婆的命運，她時而緊蹙眉頭苦笑，時而欲言又止，時而又忍不住罵上幾句兒子不爭氣、“兒媳婦”太懶。說到傷心處，她老淚縱橫。
兒子的第一任媳婦是阿慶嫂娘家的親戚介紹的。阿慶嫂覺得自己是山區人，很能吃苦，兒媳婦自然也不會太差。
婚后，兒媳婦的各種壞習慣都暴露出來，不僅懶惰、不干活，還天天出去打牌。只要兒子在外面賺了點錢，一回到家，就會被兒媳婦“大掃蕩”，如果兒子錢賺得少了，則會引起兒媳婦的不滿：“還是個男人嗎，掙這點錢，連家都養不起……”
就這樣，家里的矛盾日積月累。
如果阿慶嫂和兒子勸說幾句，女方就開始鬧著要離婚，最后阿慶嫂的兒子實在忍無可忍，心意已決地要和她離婚時，女方又悶不作聲。這樣的生活一直維持了兩年，兩人終究還是離婚了，兩個人生育的兒子歸男方養。
母親主導的第一次婚姻失敗，兒子的心底對母親滋生了抱怨，阿慶嫂心里有愧，也不敢再對兒子的婚姻有所干涉。
阿慶嫂的兒子在崇州市跑出租車，經人介紹，他和現在的“媳婦”阿芳認識了。
阿芳有過一次婚姻，她把女兒一起帶過來，此后阿慶嫂家里就更加“熱鬧”了。
阿芳不像前兒媳那樣天天外出打牌，恰恰相反，她天天在家里看電視。“除了電視機，在電腦上也看電視，拿著手機、平板電腦，還是看電視……”阿慶嫂一提起來就顯得一臉無奈。
于是阿慶嫂每天的工作也就變得更加忙碌了，每天早上做好飯，照顧孫子、“孫女”吃飯，騎著三輪車送他們去上學，之后就在鄉鎮里跑三輪車接送客人賺錢，中午把孩子接回家，做飯、洗衣服，下午再繼續工作。但是“兒媳婦”對這些不管不問，只管自己“享清福”。阿慶嫂覺得這些都可以忍了，但是“兒媳婦”竟然還有意無意地嫌棄婆婆吃得太多了，每每總是怪聲怪氣地說：“錢沒掙多少，飯量倒是見長了，怨不得這個家窮。”這讓阿慶嫂非常氣憤。
阿慶嫂一遍遍地感概：“現在社會顛倒了，社會對人的影響真大啊，老的是小的，小的是老的。”
阿慶嫂想遠遠地離開這個家，但她放不下孫子，也心疼兒子，這種家庭關系束縛著她，也折磨著她，想解脫談何容易。無奈的時候，阿慶嫂偶爾會對人訴說：“我現在還年輕，出去打工的話，隨便一天都可以賺個100元，自己生活得自在，又何必在家里受他們的氣，要不是掛念著我的孫孫，早就離開了，管他們生活得怎么樣！”
社會轉型期的鄉土社會正在經歷著巨大的變革，傳統的婚姻倫理逐步消解，婚姻責任與義務不斷弱化，在講究個體生活體驗的影響下，夫妻關系變得像江湖關系一樣“快意恩仇”——閃婚、閃離。墮入了倫理危機的婚姻家庭結構使得子女不得不承受父母離異的苦果，與此同時，這種危機又讓老一輩父母忍受煎熬。
（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青年報2016年0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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