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生康日記》簡介
周生康是浙江省海寧縣鹽官鎮下屬的聯民村的一位農民。新中國成立前他在上海學徒,1949年家鄉解放后,他回鄉參加土地改革,當上了村干部。在農業合作化之后和人民公社時期,他一直是聯民大隊的黨支部副書記和副大隊長。他有一個好習慣———寫日記。他留下了聯民大隊1954年至1982年間的一份珍貴記錄。在高度整合和政治運動不斷的時代里,這份記錄反映的不僅僅是一個村莊變化的軌跡,而且通過它我們可以窺見中國社會發展的面貌。
一
嚴格地講,《周生康日記》是周生康的工作筆記。在高度的計劃經濟和全民動員的人民公社時代,參加各種各樣的會議是各級農村干部生活和工作的常態,也是那時最主要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俗話說:“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農村工作的各種計劃和指標最后都要通過農村干部布置和完成。繁雜、瑣碎的工作都要通過各級、各類會議進行布置和落實,所以,農村基層干部參加的會議之多可想而知。在大大小小、層級眾多的會議上,周生康都要留下詳細的記錄。這些記錄包括了農村生產、分配、信貸、水電管理、階級斗爭、整黨建黨、掃盲、移風易俗、治安工作、征兵、民兵工作、婦女工作、血防衛生、“四屬一戶”的照顧、下鄉人員的安置等等農村工作的方方面面,構成了一部完整的農村社會史。
海寧縣的鹽官地區屬于半經濟作物區,主要農作物是蠶桑和水稻,輔之以大小麥、蠶豆、油菜、黃豆和番薯等,絡麻也是當地主要的經濟作物之一。大麥、小麥、蠶豆和油菜是春天開花、夏天收割的作物,在當地被稱為“春花”。蠶分為春蠶、夏蠶和秋蠶,水稻有單、雙兩季。
由于“民以食為天”,以及農時不能耽誤,村莊里的政治總是要讓位于經濟的?！吨苌等沼洝返慕^大部分內容是關于農業生產方面的:春天里,要加強“春花”培養、早稻和番薯的育秧準備、春蠶飼養、棉麻布種、繼續積肥等等。春節一過,繁忙的春季開始了,農民們忙碌起來。到了夏天,主要是雙搶———搶收、搶種。在雙搶前必須做好幾項工作:選好種,確定種子田,培育絡麻蠶桑,除盡田里的草,施足肥料,除掉害蟲,雙晚秧田除蟲、合理施肥,做好小雜糧培育。為了使辛勤澆灌的成熟糧食顆粒歸倉,同時做到適時播種,雙搶的日子里人們像打仗一樣:孩子、老人要找專人照顧,辦起臨時托兒所;飯要由專人做好送到田間。因此,在這個季節里,分工的專業化程度較高,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到了秋天,水稻的管理和收割是一項主要工作,絡麻、蠶桑要收獲了,春花也要備耕和播種。到了冬天,除了管理春花外,整修田地、加固海塘、征兵、思想教育等工作,都要在這個季節完成。當然,所有這些工作都是要經過層層會議布置和安排的。
歲月輪回,周而復始,忙碌的村民們似乎永遠停不下匆匆的腳步。偶爾也有抱怨的聲音,但干部們會時刻關注著種種“活思想”,要不斷地鼓舞人們:我們的糧食要超綱要,甚至超雙綱,我們的絡麻是戰略物資,我們的工作是為毛主席、黨中央分憂,為世界作貢獻。我們要身居錢塘江畔,心憂全世界!
二
《周生康日記》里記錄下來的村莊政治生活,是當代中國政治的縮影。村莊展開的帶著泥土味的政治,使得大場面上的政治變得更加具體、直觀、生動,也更加耐人尋味。在高度政治化和廣播事業發達的背景下,政治中心北京發生的各種事件和來自黨中央的聲音總能迅速傳遍千家萬戶,甚至中國與世界各國關系的變化,村干部都會迅速傳達給村民們,如中蘇關系、中印戰爭、田中訪華、中美建交等等,都是村級會議傳達的重要內容,并由日記記載下來。
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隨著階級斗爭被重新提上日程,村莊政治也被階級斗爭的話語籠罩著。通覽日記,六七十年代村干部和村民們嘴里的階級斗爭內容和資本主義傾向不外乎以下八個方面:(1)自留地變為自由地,發家致富;(2)多種方式來侵占集體土地,種樹;(3)復活四舊,買賣婚姻,喪事念佛,算命;(4)社會風氣不正;(5)勞力外流,搞個人經營,不參加集體生產;(6)個別出現投機倒把,貪污盜竊;(7)社辦企業路線不正,工資制對縮小差別不利;(8)完不成計劃生產、種植。
在“四清”運動中,斗爭氣氛異常激烈,村民揭發村干部的方式分為兩類:面對面和背對背兩種。在今天看到這些大量的材料,仍然使我們感覺到當時村莊的緊張政治氣氛,不僅村民們充滿了怨氣,而且兒子對老子也毫不留情。在當面的質疑和批判中,干部們不斷地檢討,使其威風掃地。
在“文化大革命”中,村莊里也出現了造反派,大隊的權力機構被重組了,變得更加“革命化”。非常有意思的是,從《周生康日記》記錄的批判地方干部言論的內容中,讓我們看到了大動亂中一些有識之士的思考。如1969年1月8日,海寧縣召開大會,批判一位干部矛頭直指中央的言論,這些言論共13條:(1)為什么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中央到地方這么多干部犯方向路線錯誤呢?(2)保皇、保守、右派有什么區別?(3)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小將被選拔為革命接班人、三結合對象,這樣不放心,難道原來的干部就不行了?原來是學生,現在一下子就是干部了,例如北京蒯大富,浙江張永生。(4)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干部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不管什么當權派都游街戴高帽子。毛主席早就反對這樣做,為啥不在以前早一些提出來?(5)保守組織認識了錯誤是否可以聯合?(6)軍隊犯錯誤,政治原則和組織原則的辯證問題?(7)怎樣理解路線問題?(8)1967年第3期(《紅旗》雜志)社論①的發表是不是問題?對我們犯錯誤影響很大。(9)毛主席最新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保守派提出:我們沒有根本利害沖突,要聯合。我們怎樣理解得通?(10)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怎樣來搞?(11)林副主席在“八九”講話中指示:現在的革命是革我們原來革過的命,這句話怎樣理解?(12)過去黨中央和毛主席知道劉少奇的問題,為什么不早采取措施把劉拉下馬,而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發動群眾來解決劉少奇的問題?因而對我們來說,這是犯大錯誤的原因。(13)黑《修養》(指劉少奇《論共產黨修養》一書)早就被發現是個大毒草,為什么不早把黑《修養》搞掉?而大量出版,使我們中了很多毒而犯錯誤。這些問題確實是發人深省,一個村干部能完整地記錄下這些言論,對我們今天反思“文化大革命”,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
土地改革對農村階級成分的劃分和基層政權的重建,使農村各階級階層具有不同的命運。隨著“左”的思想的發展,特別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重新組織和清理階級隊伍,農村敵我界限的分野日益僵化,人民內部的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隨著政治氣氛的變化而顯得撲朔迷離。《周生康日記》為我們記錄下了那個時代農村各階級、階層的生活和生存狀態。
人民公社時代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這四類人是新政權下農村里的敵人,是被專制的對象。不僅他們要受到專政,而且他們的子女在升學、參軍、招工等方面也被剝奪了權利。他們平時被監管勞動,不能亂說亂動。在形勢緊張,如大饑荒、國際關系緊張、臺海局勢危機的時候,他們就會被集中起來學習、批斗、關押。甚至在地震、水災、臺風等自然災害發生時,因大家忙于救災,害怕他們趁機破壞,也要加緊對他們的監視和管制。
公社時代的村莊干部是不拿國家工資的最基層領導者。那個時代的農村各種組織很健全,大小隊干部加起來數目不少。他們是村莊的當家人,掌握著村里人的命運。靠手中的權力,他們可以近水樓臺先得月,可以多吃多占,還可以為自己的親戚、朋友及親信謀得一定的利益。但在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里,村民們都瞪大了眼睛盯著,干部們能占的便宜是很有限的。如前面所說,農村干部們很辛苦,他們要自帶被褥等生活用品,甚至自帶干糧去參加名目繁多的會議。在政治決定一切的年代里,干部的身影無處不在,就是村民們日常生活中的婚喪嫁娶、鄰里糾紛、夫妻打架、婆媳矛盾等等,他們都要到場處理。這也是在“四清”運動中村干部受到打擊后許多人不想再擔任領導職務的原因。他們認為干部開會多、受氣多、花錢多,夾在村民和上級之間,兩面不落好。日記為我們留下了許多這樣的素材:干部們總是找各種借口辭去領導職務,如年齡大了、文化水平低、能力有限、當干部的時間太長了等等,實際上他們是嫌當干部吃虧。
貧農、下中農是黨在農村的基本依靠力量,是新政權的可靠基礎,也是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得以推行和落實的基本力量。60年代以后,由于黨對農村形勢作出了過于嚴峻的判斷,一部分基層干部一度失去了黨的信任,貧農、下中農的政治地位日益上升。在對農村干部的控訴中,農村政權的監督性組織———貧下中農協會產生了。這個組織曾活躍在中國政治生活中,它不僅在農村的各種組織和部門中掌握著話語權和一定的操控權,而且成為國家政權的組成部分,還負責教育下鄉的城市干部和知識青年,昔日的貧困是他們在各種場合炫耀的資本。
在每年或者是季節性的勞動產品分配中,除了大公社時期的混亂外,政策反復強調的是“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的三結合”,要求按基本口糧分配與按勞分配相結合。這期間,日記總會提到一個詞,叫“四屬一戶”。這可以算做農村里的一個階層,雖然這個階層人數不多,但在全國是普遍存在的?！八膶佟笔侵父锩娙?、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革命教師這四種職業人員的家屬;“一戶”是指五保戶。按政策規定,他們都是要得到相應照顧的群體。特別是對軍烈屬戶,每到年關,日記里都會出現村干部集體帶著禮物上門慰問的記載。
總之,農村除了“四類分子”之外,對于其他屬于人民的各個階層,黨和政府一般都會努力使他們感受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平等。
近200萬字的日記,內容包羅萬象,無法一一陳述。我初次看到這部日記時,對張樂天老師說:“這是一堆寶貝?！睆埨蠋熣f:“很可能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在閱讀、整理和注釋的過程中,我無數次地發出感嘆:“一個農村干部,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寫日記,為后人留下寶貴的歷史資料,堪稱奇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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