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茅獎”作家格非年度重頭小說《望春風》在北京首發。該書是繼賈平凹《極花》之后，“先鋒五虎”之一的格非再次用最新長篇關注農村話題，是集其30年文學創作精華的成熟之作。作品具有微縮中國鄉村當代史的意義，在創作過程中備受文壇、媒體和讀者關注。
近年來，巨變的鄉村成為文壇名家關注的焦點，如劉亮程的《一個人的村莊》、韓少功的《山南水北》等。接受本報采訪時，格非談及創作動機：“當我回到老家的時候，發現老家是一片瓦礫，坐在家門口的廢墟上，我就出現了一種恐懼。假如我不來寫這個，我相信我們村莊里面也不會有人來寫。那么，所有的這些人和事都將湮滅。”
鄉村是不可回避的精神源泉
格非老家在江蘇省的丹徒，靠近長江南岸，離鎮江市大概二十多公里。格非說原來要去趟鎮江都非常不容易，是個典型的村莊。后來老家說拆就拆了，但是到2004年的時候，格非弟弟帶他去看了一下，整個地方都變了，感覺有點陌生，所以當時格非非常傷感：那么多人到哪兒去了？格非說：“那個時候埋下一個種子，以后有機會要寫寫消失的村莊。”
他說：“我在寫《望春風》前幾年，又有一次機會回一趟老家，我的母親提出，她已經在城里住了幾年，問我能不能把她帶回去看一下，我拗不過她，也帶她回去，但是沒想到那個地方拆了幾年以后都荒了，蘆葦都長得很高，還有小動物，野兔等等，我當時特別感慨，我跟很多記者聊到這本書的時候都說過，我不是蓄謀已久要寫這個東西，而是不寫不行，不寫的話沒法對我的母親、鄉村的人做一個交代。”格非告訴記者：“對于每一個中國人來說，鄉村是不可回避的精神源泉。”談及鄉村文化裂變，格非說：“要從兩個方面看，一個是中國傳統的禮儀綱常，一直到我小時候，宗法制的東西都在；第二個是社會主義產生的新風尚，我認為這兩個方面都在衰落了。我寫這個村莊的歷史，這兩個東西都要描繪，我希望我的作品就像一個時光機器，重新回到那個場景，雖然很短暫。這個就是文學的作用，文學可以讓他們回來。”
重新審視現代鄉村倫理
近三十年來，格非在多重身份中耕耘，既是文體優美、目光如炬的作家，又是友善幽默的老師、嚴謹睿智的學者。他既將西方先鋒文學敘事的巨大能量和無限可能帶入作品，也傳承了《紅樓夢》、《金瓶梅》等中國古典文學的敘事方式。格非身上呈現出一種匯集：中國的、西方的、讀者的、作家的、學者的、教授的，這一切構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多重性。
《望春風》的故事發生在儒里趙村，江南一座簡樸而風景如畫的鄉村，號稱祖先是世代簪纓的高門望族。在這里，似乎天大的秘密都能守得住。趙伯瑜從小沒見過母親，與算命先生的父親相依為命。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的一個冬夜，他徹底成為孤兒，未曾謀面的母親卻突然傳來音訊。
小說以鄉村里各種普通而又不平凡的居民的故事為切入點，刻寫村莊由簡樸內斂逐漸衍變的復雜過程，通過個人命運、家庭和村莊的遭際變化，描寫江南鄉村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并展現它可能的未來。《望春風》讓我們獲得了一個重新審視現代鄉村倫理和歷史變革的機會。格非在這部作品中作了兩方面的嘗試，其一是將有性格的人物增加到15個以上，其二是希望將司馬遷“本紀”和“列傳”的結構方法做些“改造”，用較短篇幅來講一個較長的故事。
評論家王繼軍就格非最新小說接受采訪表示：相對于“江南三部曲”，《望春風》的語言更加樸實，更加寫實，而從主體上講又深具象征意義，于“壯闊歷程”的頹敗中為讀者打開一個小小的山口，看過去，“仿佛若有光”。
江南的裂變與告別
格非告訴記者，《望春風》的人物是虛構的。但對于歷史地理和社會環境，格非預先做過大量調查和走訪，也使用了很多家鄉的真實地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在家鄉徹底消失之后，才開始追溯它的源頭，并描述自己對它的記憶。
相對于“江南三部曲”，2015年底完稿的《望春風》更接地氣，更加沉穩，在對歷史的沉思中，用宏闊又精致的結構，以及極為老辣純熟的文字，對半個世紀以來的江南作了告別。這里有余韻悠長、值得咀嚼的歷史片段，有置于時代長河背景的“桃花源”氣象，也有如“清明上河圖”般娓娓道來的手卷寫法。普通人的高貴品質得以彰顯，日常生活瞬間凝為永恒。
格非就新作表示：“在《江南三部曲》最后一部《春盡江南》的結尾，當龐家玉孤獨地死去的時候，我覺得寫得過于悲觀了。我當時就在想，她和端午還有沒有更好一點的命運？如果有，那會是什么樣的命運？所以在《望春風》中，我給他們安排了稍好一點的結局。另外，《望春風》的整體基調也比三部曲更多一些暖色，對中國鄉村的人情也更多地留意。”閱讀《望春風》，讓我們在感受久違的漢語之美的同時，更感受到不為世俗所左右的求索，感受到一個時代最沉重的呼吸，以及一種真正可能的希望。
對話格非：
演繹幽微處世情人性
廣州日報： 《望春風》里人物特別多，這些人物是否有您記憶的原型？
格非：關于人物設定，我一直想在一個小說里邊寫特別多的人，像《紅樓夢》、《金瓶梅》有幾百個。今天很多小說家側重一個人物，能夠反映一個主題，大概說清楚這個故事就可以了。但是我一直想擴充人物，如果把這村莊寫得真實，幾個人物肯定是不夠的，主要人物是要有陪襯的，你看中國古代小說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陪筆，他沒有什么作用就是陪襯，使得這部小說特別的豐厚，所以在這部作品里就要15個、20個人物以上，這是我基于一個創作上的想法。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的情感一直受到很大的沖擊，每天寫作的時候安靜不了，因為這些人物都活著，我經常回去找他們，就像魯迅寫的《故鄉》一樣。你會發現有一個70歲的老頭子在當保安，特別慘，過去這些人都是英雄，他們在很多方面都是行家里手，有的當過兵，在那個時代里面是我們年輕人崇拜的偶像，但是，現在他們的光輝已經散去了。出現一個人物的時候，其他的人也會進來，所有人物都不能割舍，當然會做一些處理。書中大概有十幾個左右的人物的名字是用的真名，當然會把某些字改了一下，我也會擔心會出現法律上的糾紛。
廣州日報：您是否要通過小說重新建構對鄉村及村人的記憶？
格非：嚴格意義上說，我沒有寫過一部反映中國農村社會現實的作品，這里只有村子里演繹的幽微處世情人性。他們的生活是怎樣？他們的感情怎樣？他們有一些什么樣的記憶的片段？我還來得及做這樣的事情：我試圖通過文字幫助這些人，解釋他們自身，記錄他們失去的時光，這是我的使命。
廣州日報：小說有一種魔幻的感覺，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布置這個陣的？
格非：所有的懸念是怎么來的，對于作者來說不愿意談這個問題。這本書出來以后，實際上最早看這本書的是我的兩個博士生，他們兩個人分別看了四到五遍，其中有一個學生在美國，他大概看了五六遍甚至更多，因為他要幫我挑錯字和把所有的時間關系理清楚，他在看第五遍的時候發現里邊有很多線索。在埋線索的時候，如果你埋得深的話，讀者發現不了；如果埋得很淺的話，讀者一下子看出來，也沒意思。
我通過《望春風》和前輩作家對話，當然不只是《金瓶梅》，我希望跟非常多的人對話，里面還有喬伊斯的東西，到我這個年紀應該考慮一個綜合性的修辭安排，有大量現代小說的技巧可以用進去，我以前有的作品有點做作，我希望它更自然一些。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廣州日報2016-07-09（記者/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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