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外部“保護傘”現象，從鄉村集體內部來看，貪腐“村官”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村集體成員無法對“村官”貪腐行為形成有效監督和約束，一些村民即便不滿意、想監督，也無從下手。治理“村官”貪腐產生的環境土壤，要加強法律政策監管，更要深化農村集體資產產權制度改革，把名義上的集體所有落實到具體成員身上。
“村官”貪腐問題既是中國鄉村治理的一大重點，也是一大難點。無論是這些年不斷披露的“村官大貪”，還是目前全國范圍內正在開展的打擊“村霸”專項行動，貪腐幾乎成為“問題村官”的標配，打而不絕、禁而不止。
從發現的“村霸”來看，除橫行鄉里、為所欲為等地痞流氓行為外，大多“村霸”還在村里掌有“公職”，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與拳力，把村集體資產視為己有，翻云覆雨、巧取豪奪，甚至恣意妄為、毫無遮掩。與這些不知收斂的“村霸”相比，另一些貪腐“村官”行為上或許不那么囂張，但巧立名目、騰挪轉換的貪腐之惡，在本質上如出一轍。
“村官”貪腐屢禁不止，原因很多。從外部來看，除了監管乏力，大多貪腐“村官”背后都有大小不一的“保護傘”，使他們得以在某種程度、某種范圍、某一時期內躲避村民舉報與法律打擊，此次打擊“村霸”專項行動就揭露出這方面的問題。但透過外部“保護傘”現象，從鄉村集體內部來看，貪腐“村官”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村集體成員無法對“村官”貪腐行為形成有效監督和約束，一些村民即便不滿意、想監督，也無從下手。
這是因為，絕大多數村集體還處于事實上的“大鍋飯”狀態。在村集體資產中，除了已經承包到戶的耕地、林地、草場，還有村集體名義下的各種機動農地、各類場地門面、塘壩器具等具有經營性質的資產。這些資產名義上是集體所有，但具體由集體的誰所有、有多少、收益如何、怎樣分配、如何支出，村民既鬧不清楚也整不明白，因為“歸大堆”似的集體讓他們“人人所有、人人無份”，只能由一個或幾個“村官”說了算。在這種權屬模糊的集體所有下，尤其在集體資產比較富集的鄉村，很容易形成輕者多吃多占、重者貪污腐敗的“標配”現象。
因此，治理“村官”貪腐產生的環境土壤，要加強法律政策監管，更要深化農村集體資產產權制度改革，把名義上的集體所有落實到具體成員身上。在歸屬清晰的集體所有制下，村民的股份權益一清二楚，大家通過股份合作等形式明明白白地發展集體經濟，誰要多吃多拿，甚至予取予奪，每個村民都可以理直氣壯地維護自己作為股民的權益，從而形成更規范、更直接、更有效的內部監督管控制度。
當前，農村地區正在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一些試點地區已經取得明顯成效。不過，試點過程中反映出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部分“村官”對這一改革態度不積極、不愿意，害怕失去對集體資產的自由支配權。這恰好說明有些人思維觀念還停留在過去的環境中，習慣按老辦法、老思路、老套路行為處事。因此，深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需要各地在實踐中拿出改革創新的勇氣和辦法，克服各種困難，敢于實踐、勇于實踐，不斷塑造風清氣正的鄉村土壤，這樣既能更好地維護村民權益，也有利于從源頭上杜絕“村官”貪腐。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經濟網-《經濟日報》 2017-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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