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5年農歷春節王光磊的《一個博士生的返鄉筆記》，到2016年黃燈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再到2017年由澎湃新聞組稿的“尋找返鄉路”系列返鄉筆記，返鄉書寫正在成為一種時代癥候，年復一年地叩擊那些依違在城鄉之間的個體心靈，也成為我們理解當代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及其出路的一個入口。
2017年4月15日，“從返鄉書寫到書寫返鄉”第一期北京愛故鄉沙龍在鳳凰嶺山腳下的小毛驢市民農園舉辦，沙龍由北京愛故鄉文化發展中心和《十月》雜志社聯合主辦，會場由小毛驢農園食堂臨時改建，門外就是農民、市民、田壟和莊稼。
如果說，“返鄉書寫”是以文學或非虛構寫作的形式，從返鄉者的個體經驗出發，用故事和情感以小見大地折射出常常被主流視野忽視的鄉村社會面相，那么“書寫返鄉”則是那些擁有“書寫”能力的人選擇回歸鄉村，成為一線的鄉村建設實踐者，用“書寫”重思和踐行“返鄉”。
在這種關照下，愛故鄉沙龍在春耕開鋤之際，聚攏了一批鄉村建設的書寫者與實踐者，他們中不僅有大學教授、雜志編輯、作家、記者，還有扎根大地的一線實踐者，他們希望以此為契機推動批判性思考與建設性實踐的有機結合。
2017年4月15日，“從返鄉書寫到書寫返鄉”第一期北京愛故鄉沙龍在鳳凰嶺山腳下的小毛驢市民農園舉辦。
返鄉書寫：提防個體經驗過度承載意義
2016年春節前夕，黃燈將婆家三代人的命運變遷，以及那個名為“豐三”的湖北村莊在大時代里的飄搖境況，寫成了《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卻意外觸碰到了時代的痛點，文章成為了當年春節的朋友圈“爆款”，誘發了全國鄉村問題大討論。后來，她又花了一年時間寫了《大地上的親人》，詳細記錄了婆家、自己家、外婆家三個村莊和家族的人世浮沉。
“這么多年以來我的內心積郁了太多太多的東西，所以其實在通過這個作品清理自己。”對黃燈而言，寫作要直接切入現實，直面真實的自己，否則寫出來的東西是值得懷疑的。把似乎“失敗的”、“屈辱的”、“不光彩的”個人和家族經歷晾曬出來之前，她也曾遲疑自己是否有權力將親人的事情拎出來放在大庭廣眾之下，但她最后沖破了內心的糾結，因為她知道她個人的經歷，背后是一大群人，有著相似的命運，在近二三十年“賭場”似的轉型期中，從未有機會站到社會前臺去表達他們的境遇。而她書寫自己，也見證時代。
與黃燈有著相似的跨越城鄉經歷的劉汀，現在是《人民文學》的編輯，他來自內蒙古北部山區富河屯，曾四度參加高考，最后拿到北師大錄取通知書時，親人說“村里的人又活出去一個”。而當初毅然決然離開鄉村的劉汀，開始了自我反思：“我們轉身走了之后，走到了城市，有了一份工作，混了一口飯吃，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回頭看，不要老往前看，老看城市，老看未來，看這個社會要往哪個方向發展，卻忘了我們身后的地基性的東西。”他將凝重深切的感情寫成了散文集《老家》，他相信，對于鄉村而言，哪怕是非常主觀的呈現，也比把它單純納入到一套干癟的知識體系和話語機制里面更有意義，因為中國鄉村的豐富性和差異性太大，不能濫用“世界性的詞匯”去抽象表達。書寫鄉村的任務需要分解到許多人的肩上，“沒有一棵草就沒有草原”。而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也應該擺脫文人式的自戀，站到土地上去，視角往“下”走，勾連起真實的生活經驗，回到事物本來的狀態。正如《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虞金星評論的，要意識到個人經驗的有限性，提防過快地把自己局部的經驗和似是而非的論證上升到宏觀和全局。承認這種有限性，才能通過耐心的積累，尋找更多鄉村建設的突圍之路。
在《光明日報》文化周末副主編饒翔看來，黃燈和劉汀兩個文學博士都接續了一個鄉土書寫的傳統，既不屬于社會調查，也不是嚴格的文學書寫，而是一種自我焦慮的投射。而這個傳統上承魯迅，魯迅的鄉土書寫，我們慣常讀成啟蒙式的批判，他筆下的鄉村是凋敝和愚昧的，但同時他可能也在傳達一種美好的事物無法避免被磨損的命運的悲劇感，這種悲劇感孕育了喚醒與關注的文學力量。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孟登迎也認為，魯迅的冷峻與決絕背后有一種非常火熱的東西。而在天水電視臺記者、《崖邊報告》作者閻海軍那里，在如今的城市視野里，鄉土書寫的傳統卻受到了質疑，今天寫作者的任務是重建這個合法性。“中國即便實現百分之七十、八十的城市化，仍然有幾億的農民。”
《十月》雜志編輯部主任季亞婭，來自湖南岳陽鄉村，作為一名文學編輯，用冷靜的視角分析返鄉書寫的現狀。她批評道，文學的返鄉書寫這個偉大的傳統已經構成了一種職業性的人道主義書寫，同情弱者的情感被高度類型化，甚至變成一種政治正確，而這種同情很多時候是虛構的。黃燈的文字打動她的地方，就是一個“真”字，它基于個人經驗，以血緣的、地緣的、肉體的名義發聲，所以格外動人。而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返鄉書寫下凋敝的鄉村是一種“失敗者之歌”，這種失敗者之歌并非鄉村獨有的社會心理，而是一個城鄉同構的問題，這種書寫滿足了受眾的某種心理期待，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老生常談和陳詞濫調。此外，目前文化環境里的鄉村書寫，主動或者被動地被大眾解讀為一種時代寓言，但寓言必然的結果就是遮蔽掉鄉村的多義性和復雜性。
在季亞婭看來，今天主流的鄉村書寫，主體是從鄉村走出去的青年知識群體，作為鄉村代言者，把自己想象成盜火而歸的普羅米修斯。但返鄉書寫被忽略掉一個重要主體就是被代言的農民自己，農民也許并不閱讀返鄉筆記，反而更愿意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渴望一夜暴富。那么書寫者是否有可能與渴望一夜暴富的農民建立起新的文化共同體？這就需要召喚左翼延安文藝的傳統，其中可以拎出來說的一點就是語言，因為文學作品是用語言來構建的，而語言能力本身就是文化能力的一種表現，書寫者有沒有可能回到中國農民自身的生存經驗和生命體驗去構建鄉村話語體系和價值體系，用一套新的動員和闡釋把鄉土老農民和現代文明結合起來？這種語言能力就構成了一種翻譯，意味著兩種文化的對接，誰掌握了這套翻譯能力，誰就掌握了動員鄉親的能力。
書寫返鄉：中國的鄉村建設離不開城市的參與
黃志友來自江西南豐武夷山區的一個小山村，因為喜歡種田，報考了西北農林大學，畢業后去了河北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成為第一個簽約的大學生。他去了之后才知道“被他們騙了”，雖然有一百多畝地，三年時間里卻從沒有機會種地，一直在蓋房子、搞工程、修廁所，后來做財務，辦社區活動。用他的老朋友、重慶大學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潘家恩的話說：“他后來發現，我們的田園夢就是幫助更多人實現田園夢。”
2008年，黃志友等人受海淀區政府的邀請，進京來到鳳凰嶺山腳下創辦小毛驢市民農園。“那時候面對這么大的一片荒蕪的土地，真是無從下手，因為我們也不是農場主，家里就是一畝三分地，”九年后，黃志友在已成生態農業全國性示范的小毛驢農園感慨道。小毛驢農園采取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簡稱CSA）的經營模式，市民在農園承包經營土地，在這里農民與市民相互信任，平等合作，市民有時候不得不倚重老農的農作技術。黃志友認為，對于從河北鄉村到北京西郊，不僅是地理空間的轉移，中國的鄉村建設離開城市的參與是沒有出路的，而這種模式將市民跟農民連接起來，將生產者和消費者連接起來，代表了一種城鄉之間的對話。與“市民下鄉”對應的，是“（鄉村）文化進城”，這種文化不僅是鄉愁鄉戀式的情感宣泄，而是從整個社會意識層面重新認識鄉村文明，構建城鄉建設主體性。
2012年，北京愛故鄉文化發展中心成立，黃志友出任總干事，愛故鄉中心也陸續吸引了許多關注鄉村建設，研究鄉村建設的高校學者。中央黨校文史部文學教研室主任劉忱是小毛驢農園的“老地主”，同時也參加了第一屆到第四屆愛故鄉研討會。她認為鄉村建設是回到民族的本源鄉土文明重新看待中國問題，而其本身是一個逆市場化的行為，一開始需要有一種情懷驅動，“我老師常說我們做鄉建的人有一種婦人之仁”。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的孟登迎接觸鄉建十余年，認為鄉建文化的特點，是既不會過度贊美純凈的鄉村，也不是詆毀鄉村，這兩者都是在回避現實，他也反對守在城里抒發輕飄飄的鄉愁，“鄉愁這個詞本身就有很大的虛偽性，因為真正愛故鄉的人不會有鄉愁，他只有真正的憂慮。”他并不贊同城市中產階級觀光式的農家院之旅，將鄉村變成一種景觀，堅持只有人與人之間的真實交流才能產生文化，只有市民和農民相互理解和體諒，才能打破城鄉壁壘，形成積極的新文化。
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之外，鄉村建設的實踐與書寫也需要多學科的參與。如潘家恩所言：“強調跨界，是因為我們覺得學科不應該分割，因為鄉村也好，生活也好，社會也好，本來就是整體的。”狄金華在華中農業大學做社會學，他說，理解鄉村社會不僅是在描摹制度、結構，同時也在關注需要人心，在這個意義上，以往力圖轉變為“科學”的社會學需要反思，回到關注人心的人文傳統。從“人心”的角度思考，為什么這幾年返鄉書寫越來越多，難道是農村越來越凋敝了嗎？在狄金云看來，農村的凋敝莫過于上世紀九十年代，返鄉書寫并不是因為農村越來越凋敝，而是城市里面越來越沒有空間安放當代人的脆弱心理，變化的是城市。高明在上海大學做文化研究，在她這里，學院知識分子可以做的工作是將實踐中產生的紛繁蕪雜甚至矛盾纏繞的知識梳理出來，用歸納的方法和既有的理論對話，這種梳理對于實踐者而言就是一種陪伴與同行。知識分子分析問題還需要歷史化的視角，得以從歷史結構中理解個體經驗，“當代鄉村的衰敗和梁漱溟、晏陽初搞鄉村建設的時候不是一個性質的，它背后有一個整個社會結構的問題。”
而高校課堂成為鄉村建設的另一塊需要耕作的土地。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副所長魯太光說：“站穩講臺，將正確的知識，或者說社會的可能性教給孩子。”無論是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副院長、曾經掛職甘肅蘭考副縣長的何慧麗，還是西安外國語大學的青年教師王昱娟，都在利用講臺和社團撒播鄉建的種子。
如沙龍的活動組織者之一潘家恩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的：“‘返鄉書寫’如何在主流邏輯下真正打開論述空間，讓公共議題真正進入大眾傳媒和大眾視野，這既是鄉村建設或廣義‘返鄉’的應有之義，也是當前鄉村建設實踐所面對的重要挑戰。……實踐與‘書寫’之間需要真正的互動，我們需要更多形式的‘返鄉書寫’，直面‘城鄉困境’，真正接上‘地氣’，找到我們這個時代的‘危’中之‘機’，并充分利用圍繞‘返鄉書寫’的爭論所打開的空間，在實踐與理論的自覺中真正‘有力’起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 2017-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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