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費達生的社會實驗說起
內容提要:費達生作為信奉科技救國、實業救國的技術專家，因始于20世紀20年代送技術下鄉而與農村結下不解之緣。她以農民本位和立足農村自身建設為原則，將現代技術導入鄉村，讓農村通過發展“鄉村工業”有了“自謀鞏固的基礎”；通過推動農村合作運動最大限度地讓貧苦農民獲得合作的好處。雖然費達生未曾以“鄉村建設”命名于她的鄉村試驗，但二十余年間試驗所到之處不僅改變了落后的生產方式，也催生了新型鄉村經濟組織形態和分配模式，從而對鄉村的社會生活乃至社會結構都產生了深遠的建設性影響。她開創的技術經濟-社會進路，在百年鄉建的長河中，雖“有實無名”，但以其獨特的價值為這一江流匯入了富有活力的源流。
關鍵詞:鄉村建設 合作性鄉土工業 服務型企業
費達生（1904—2005），是著名的蠶絲專家和蠶絲教育家，也是鄉村變革的積極推動者，一個不是“鄉建派”的鄉村建設篤行者。她從20世紀20年代初送技術下鄉始，開啟了“把合作經營的原則引入中國農村經濟的最早嘗試”。
一、“有實無名” 的鄉村建設
說費達生的鄉村建設“有實無名”，首先因她在下鄉之始尚未有“鄉村建設”的目標，行動亦無以鄉建命名。深受科技救國、實業救國影響的費達生，彼時的關注點并不在鄉村建設，而是為讓在國際競爭中幾近窮途末路的中國蠶絲業起死回生，以便“有一天能與日本做殊死的競爭”（費達生，1934：21），故須從蠶絲業的源頭——農村養蠶科學化開始，從而與鄉村和農民結緣。
費達生與鄉村、與農民的相遇，始于“送技術下鄉”和“工業下鄉”。說“送下鄉”，似乎是有革新情懷的知識分子對農村和農民的單向“贈予”，實則是這些接受了現代教育的知識精英，為打破學無所用困局的一次“突圍”。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雖有對現代科技的需求，卻缺少轉化于實際應用的社會基礎和機制，以致當時留美歸國的學生“學工的回來無廠可辦，學礦的回來無礦可采，學林的回來無林可營”，聚集一批蠶業專家的女子蠶業學校（以下簡稱“女蠶校”）亦難有作為。富有戰略思想的校長鄭辟疆意識到技術要落地，先要送下鄉，即從現代性荒蕪的農村找到技術推廣應用的突破口，于是剛從日本留學歸來的費達生被委以領導女蠶校技術推廣部之重任。一下子扎到農村底層，費達生深為農村經濟之凋敝、農民生活之困苦以及遭受層層盤剝之不公所震驚，從此對農村農民的攸關生死命運不敢忘懷，“以農民為本位”，通過“蠶絲業改革來改進農村經濟”遂成為她堅定不移的信念和行動目標（費達生，1934）。她作為一位鄉村改革的引領者，開始了長達二十余年的鄉村合作生產運動。
費達生的鄉村建設之“無名”，還表現在她踐行過程中亦未有先設的計劃藍圖，而是遵循實驗主義路線，無路開路，遇關闖關，一路都是在實驗中摸索。初始她認為“要建設中國農村，勢必引用新式生產方法”，不久就發現單靠導入現代技術是不夠的，“一定須有一適當的社會制度”（費達生，1934）。面對技術推廣和社會結構變革的復雜關系，她深信“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還是做實際的試驗。試驗的結果，才是最佳的答案”（費達生，1934）。正如她的弟弟、社會學家費孝通所評價的，費達生是“一個貼著地面行走的人”（費孝通等，2005），正由于總是從現實問題出發，她每一階段的行動目標看起來都很具體，但又獨具創新意義。就這樣，她和同道們在不斷破解一個個難題中走出了一條頗為獨特的鄉建之路——她們在蠶絲業繁盛的環太湖流域組織蠶農合作育蠶，在吳江縣開弦弓村建起第一個農民合作股份制絲廠，在盛澤創建了打破工農業與城鄉隔絕的服務型“代繅絲企業”；在江南試驗基地被日本侵華戰火摧毀殆盡后，她又輾轉四川，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從頭再來。如果說太湖流域階段是費達生合作經濟模式不斷創新的13年，那么從1938年到1945年，則是她在經濟技術基礎薄弱的邊遠農村地區大規模推廣合作經濟的8年，她領導的“婦女指導委員會樂山蠶絲試驗區”將養蠶合作運動從規劃中的川南7縣一直推廣覆蓋到11個縣，將5萬蠶戶組織進蠶絲合作社之中。
二、鄉村建設的經濟技術-社會進路
費達生的鄉村建設是頗為獨特的，其獨特性在于以蠶／絲技術革新和生產合作為主線深度介入到糧農-蠶桑型鄉村的經濟活動中，進而影響鄉村社會生活。這一實驗所到之處不僅改變了落后的生產方式，更重要的是培育了農村合作組織，并因合作經濟帶動了資本下鄉，亦促生新的鄉村經濟組織形態和分配模式。此外，費達生的團隊通過培訓，將許多農村婦女培養成技術和管理人員，催生了農村第一代掙取工資的女農民工群體，從而對農村傳統的性別分工和家庭結構亦形成一定沖擊，推動了這些農村地區的社會變遷。
費達生鄉村建設的具體思路如下：
第一，“把絲業留在農村，使它成為繁榮農村的一種副業”（費達生，1934：21）。“一年兩熟蠶，半年農家糧”，蠶絲業是江浙農民的生命線。從育種、養蠶、繅絲到絲織是一個覆蓋千家萬戶的復雜生產過程，在與農村經濟關聯度最高的養蠶和繅絲兩大環節中，繅絲收益遠高于單純出售蠶繭。農民用傳統工藝繅制的土絲在市場上顯然競爭不過大機器生產的“機絲”而漸被淘汰，制絲生產向城市轉移，農村淪為為工業企業提供蠶繭原料和女性廉價勞動力之地。為讓由繭成絲所得利益回到農民手中，費達生采取“工業下鄉”之法——她與開弦弓村村民一起辦起了一個蒸汽引擎機器生產的小型現代絲廠，并在20世紀30年代遭遇國際經濟危機、大批絲廠倒閉之時，勉力使這個鄉土“小芽”沒有在風浪中夭折。人們不禁要問：學工業制絲出身的費達生為什么不走城市工業化大路，偏要走鄉土工業的崎嶇小道？她說道理很簡單，把工業從農村轉移出來很容易，但那樣“農民就會挨餓”。她的農民本位立場使她反對以犧牲窮苦農民為代價的工業化，因此極力主張通過將現代技術導入鄉村，讓“蠶絲業鄉村化”以“救濟農村”，換言之，救農村應讓農村“有自謀鞏固的基礎”（費達生，1932：88）。
第二，以合作生產原則發展農村經濟。對合作主義的堅持，源于費達生對公平正義價值理念的追求。她認為農民辛苦所得的勞動果實讓繭商和絲商不費力而獲大利是極大的不公。她說：“我們工作的意義絕不是限于使農民增加一些金錢上的利益。它應該指向一種新的公平的社會組織”。費達生理想的公平社會組織就是合作社，而“合作社最重要的性質，就是一切生產器具由參加工作的農民所有，一切管理及行政的權力，由合作員掌握；一切利益由合作員公平分配”，“我們要借助這一種制度，使每一滴農民的血汗，成為養他自己生命和幸福的養料”（費達生，1934：19）。她在創建不同形式的合作生產組織時，所做的努力都在“防止貧苦農民無法享受合作的好處”，做到“以供給原料的生產者為主體”，達致“工業利益分配得最廣的原則”（費達生，1936：94-95）。
三、“無名鄉建”的理論闡釋與“正名”
費達生極具探索性的鄉村實驗也對費孝通產生了重要影響。她的引介和在農村積下的深厚社會基礎，使費孝通在1936年得以在開弦弓村進行農村社區調查，寫下聞名中外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她的實踐也成為費孝通一生探尋中國農村現代化方案的一個重要思想源流。他說：“我在過去的二十年來一直有機會從旁觀察女蠶校推廣部的工作，更親自看到這幾百個在鄉村里用她們知識服務人民，使中國絲業的基礎能逐步現代化的女青年努力的情形，印象極深，使我認為這是一個極正確的道路”（費孝通，2012：104）。費達生“二十年來不但在技術上把中國的生絲（品質）提高了，而且她在實驗怎樣可以使中國現代工業能最有效用來提高人民生活程度。我經常和她學習和討論，尤其感覺到興趣的是怎樣去解決技術現代化和經營社會化的問題”（費孝通，1947a）。對費達生的鄉村實驗一直沒有得到應有宣傳和社會的重視，費孝通深感遺憾。當他在20世紀40年代深度思考鄉土重建問題時，他對費達生無名之鄉村建設的實踐意義進行了理論再闡釋。在某種意義上，是費孝通幫助我們發現這一“有實無名”之鄉村建設的獨特價值。
首先，費孝通十分肯定知識分子送技術下鄉對鄉村建設的重要意義，說“數千年來沒有受教育機會的農民和現代技術之間必須有一個橋梁”；“中國鄉村里的人民和現代知識太隔膜，在組織上還得有人幫他們確立維護他們自己利益的社團”（費孝通，2012：104），亦即中國鄉村的現代變革離不開有志鄉建的知識分子的介入和引領。當然這個橋梁“不能被利用來謀少數人的利益，而必須是服務性的”（費孝通，2012：104），因此他盛贊像費達生這樣以宗教般熱情將一生奉獻于鄉村建設事業的“士”，是極為寶貴的“玉”（費孝通等，2005）。
其次，費孝通認為中國現代的社會變遷，重要地還是由社會和技術的要素引起，但新技術如果沒有新的社會組織（尤其是分配方式）相配合，也極可能引起對人民生活有害的結果（費孝通，2012：2，99）。費達生的鄉村實驗在社會與技術這兩種變遷要素間的沖折中，找到了一條合理的出路，即“通過引進科學的生產技術和組織以合作為原則的新工業，來復興鄉村經濟”，所以費達生所發展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鄉土工業”，而是一種“合作性的鄉土工業”（費孝通，2005：181；2012：106 ）。他高度評價了這一路徑的價值，并認為中國要和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相競爭，合作社是可能的生路（費孝通，1947b：35）。
在費達生的鄉村變革實驗中，為破解前期創辦一村一廠資源匱缺難以抗拒市場風險的困局，她繼而獨辟蹊徑創造了“代繅絲制”，即在養蠶合作社集中的地區設立若干代周邊養蠶合作社烘繭、繅絲和運銷的“代繅絲”企業，把不易分散在農家或不易分散在一村的生產部分集中規模化生產。與“僅知商業圖利”的資本家經營的絲廠不同，代繅絲企業僅向合作社收取生產成本費，其本質是“運用資本主義機械，不以利潤為目的，而以服務為目的”（費達生，1933：91）。費孝通高度評價這一由非盈利團體經營“服務型企業”以保衛蠶農利益的創舉。他指出這種服務型企業的價值是，由非盈利性團體（如女蠶校推廣部）經營，使生產者成為整個生產過程的主體，以達到“取消剝削成分”“保證生產者獲得全部利益的權利”的目的（費孝通，2012：104 ）。同時，費孝通反對城市偏好，說提倡都市化是不錯的，但不應忽視城鄉的有機聯系。他說：“都市興起和鄉村的衰落在近百年來像是一件事的兩面”，“大大小小的麥管插在中國經濟基地的鄉村，把財富在各式各樣的名目中吸收到這種商埠里來”，使鄉村經濟遭到毀滅性的破壞，這是他極力反對的“城鄉相克”的模式，“城鄉相克”最終將導致“都市破產鄉村原始化”的悲劇（費孝通，2012：14，17，62，133）。然而，費達生創造的非盈利“服務型工廠”服務于農民合作社，則能體現工業不隔離于農業、城市不相克于鄉村的相成關系，費孝通從中看到新型城鄉關系的理想萌芽。
20世紀40年代中國學界曾圍繞中國現代化之路有一場激烈的辯論，主流觀點是將工業從農村抽出，快速實現工業化，“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吳景超，2008：66），而費孝通從費達生的鄉村實踐中總結出“從土地里長出鄉土工業，在鄉土工業長出民族工業”的分散工業化道路（費孝通，2012：143），說這雖然是比較緩慢也可能是效益較低的選擇，但著眼于占人口80%的農民的生計以及怎樣才能使農民大眾得到工業化利益，應該是更好的選擇。在農民本位方面大小費先生是一脈相通的。面對分散的鄉土工業能否輸入現代技術的質疑和“開倒車”的激烈批評，費孝通在論戰中一再強調，費達生積二十年有效的鄉村實踐，已充分說明這些并非是不切實際的“烏托邦設計”（費孝通，1947a）。
也許，費達生的鄉村建設試驗給人留下偏重技術進步和農村經濟改善的印象，而費孝通認為這恰恰是一種值得肯定的發展鄉建的進路。他說：“以往種種鄉村建設的嘗試，似乎太偏重了文字教育、衛生等一類不直接增加農家收入的事業”，這并非是認為文化教育衛生等并不重要，但是它們是“消費性”的，若沒有外來資源的不斷注入就不易延續。鄉村建設要在鄉土自力更新的原則中創建起來的，所以對鄉土重建而言，在各種鄉建模式中，發展生產性的鄉土工業“可能是一種最有效的入手處”（費孝通，2012：143）。一個研究農村社會組織和結構的社會學家，極力強調經濟制度變遷對推動農村社會變遷有基石和原動力的作用，只因為“一切新事業本身必須是要經濟上算的過來的”（費孝通，2012：143）。在各種鄉建模式中，費孝通慧眼獨具地指出，經濟技術-社會進路的鄉建模式，也許更務實、更可行、更具可持續性。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金陵女子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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