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城市時代"：開啟中國新文明形態
一百年前，中國的城市人口大約只有5%多一點，甚至直到改革開放前夕，中國的城市人口也不到20%，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業國家。而短短三十余年之后，中國就邁過了城市化率的中位線，開始步入了一個“城市時代”。城市和農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物理空間和產業組織空間，有著完全不同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心理。
步入“城市時代”，意味著中國進入一個新的文明形態，在觀念、組織、治理等很多方面都將面臨革命性的變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悉數出席，規格之高可見一斑。而這次會議，距離1978年的那次城市工作會議，已經過去了整整37年。
城鄉二元結構的革命性松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城市發展波瀾壯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城市不僅成為了工業中心、貿易中心，隨著人口的聚集、教育的發展、基礎設施的完善，城市還在變成科技中心、信息中心、金融中心、交通運輸中心等。城市發展帶動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城市建設成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引擎。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從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的關鍵期。一組數字見證了我國城市的快速發展：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近18%上升到2014年的近55%；城市人口從1.7億人增至7.5億人；城市數量從193個增加到653個。每年城鎮新增人口2100萬人，相當于歐洲一個中等收入國家的人口。國際經驗表明，城鎮化率30%到70%是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階段，其中超過50%就意味著從農業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根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預測，2020年我國城鎮化率將達到60%左右。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經說過：“城市是經濟、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進的主要動力。”只有那種有著深刻的歐洲生活經驗的人，才有可能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得出這樣的觀察結論。城市以經濟功能為核心不僅使自身的面貌迅速改變，而且給鄉村經濟帶來了劇變，“城市的繁榮也把農業從中世紀的簡陋狀態中解脫出來了”。在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周其仁看來，城市之所以有如此魔力，原因很簡單。第一，人口和產業密度夠大，促進分工發達。第二，城市的聚集效應，使得信息成本降低。因為越是分散，信息傳輸成本越高，就會阻礙信息的流通。第三，現在經濟增長越來越多依靠知識驅動，知識生產要靠一批有頭腦的人。而有頭腦的人只有密集地湊到一起，才能互相碰撞，互相激發。最后，對于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先建好一批重點城市，資源和福利向之傾斜，這對人才構成吸引力。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告訴本報記者，在中國經濟步入中低增長階段的大環境下，創造進一步的增長空間，關鍵是要將生產要素從效率低的地方轉移到效率高的地方。城市作為各種生產要素的集聚地，其生產效率明顯高于農村地區，因此，在城市中將資源和勞動力加以優化組合，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潛在空間。
無獨有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里斯甚至斷言，中國的城鎮化將是21世紀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兩大關鍵因素之一。在周其仁看來，城市的聚集程度和效率高得驚人，目前世界的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一半，而全世界這一半人所居住的面積是400萬平方公里的城市，僅占地球表面面積的1.5%。約2.4億美國城市人口居住的面積僅占美國國土面積的3%，卻創造了GDP的85%。巴黎人口占法國人口的3.4%，創造的GDP是24.5%；倫敦人口占英國人口的12.3%，GDP達到20%；布達佩斯人口占匈牙利人口的18%，GDP占35%。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陸鳴也表示，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之所以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套開”，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今天很多的經濟問題，需要通過城市化發展來解決。比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去庫存，這是住房問題，也是城市化問題。而且，城市問題幾乎涉及每一個部委，如住建部、國土部、人社部、公安部等，要解決城市化面臨的問題，需由中央牽頭協調，“這也是城市工作會議升格的原因”。
然而，我國的城鎮化也為一些人詬病為“土地的城鎮化”。數據顯示，相對于55%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當前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7%。城鎮現有7.5億常住人口中，有2.5億左右的人沒能在城鎮落戶，沒能享受到相應的公共服務，沒有相應的市民權利。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是未來加快城鎮化進程的必由之路。
規劃建設的革命
如果說鄉村風貌更多的是自然生長的產物，那么“城市style”就更多地體現著人類的理性精神。城市的形成和組織方式決定，人類理性在其中大有可為。城市的誕生和成長，深刻體現著人類的意志與想象力，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城市是人類“理念的產物”。然而，這種特殊性，既證明了人類的偉大，有時候也會反證人類的暗昧。
由于規劃上的不科學，一些城市工作與生活功能區隔分明，一方面是“鬼城”“睡城”頻現，另一方面卻是潮汐性的人口遷移帶來的城市擁堵加劇。一些城市打造新城“只爭朝夕”，喊出“一年成名，三年成型，五年成城”等宏大口號，根本未對產業基礎和資源稟賦進行合理評估。以致于不少大型建筑尚未投入服務即由于規劃問題而被拆除，造成巨大的浪費，這些“短命建筑”令人扼腕嘆息。還有部分地方領導人好大喜功，標新立異，拍板建造狀如元寶、褲子、方便面桶、“白宮”等各式奇特建筑，中國城市建筑儼然已成外國設計師的試驗田。反倒是在日本、韓國等其他東亞國家，還能見到具有漢唐之風的古典中國風格的建筑樣式。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鄭時齡教授說，當下建筑界頻繁出現盲目“山寨”、貪大求洋的現象，充分暴露出中國建筑行業正面臨一場文化危機。要保護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延續城市歷史文脈，保護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遺產。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張尚武教授說，城市需要積淀、生長和逐步繁育，絕非人為設定目標就能“速成”。地方干部出于政績需要盲目追求短期規模，其結果只能導致供需失衡。
我國的城市建設還存在“顧面子不顧里子”的毛病，許多城市外表光鮮亮麗，高樓大廈鱗次櫛比，但往往一場大雨就能讓城市變內海。這方面，德國城市規劃和建設的前瞻性和高質量令人汗顏。德國的道路和排水系統，運轉幾十年上百年依然良好如初。德國在青島租界區建立的排水系統如今依然能夠工作，而且一旦城市設施發生故障，往往故障點旁邊就有保存極為良好的維修部件。
近些年，由于交通擁堵、城市污染、垃圾圍城、文化缺失等問題的日益嚴峻，催生了一個新的名詞——城市病。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石楠說，消除城市病，靠現在的管理條條框框難以解決，必須有一種頂層設計，需要一把進入城市社會、能解決城市矛盾的鑰匙，也因此有必要重啟最高規格的城市工作會議。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長郭曉鳴研究員對本報表示，我國城鎮化必須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城市工作必須同“三農”工作一起推動，形成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城市發展要把握好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的內在聯系，實現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
城市治理的革命
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夕，長期在農村成長、戰斗的中國共產黨面臨著管理城市的重任。當年3月，在西柏坡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必須要用極大的努力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對于以農民為主體，缺乏管理和建設城市的經驗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進城”完全是一個陌生的挑戰。毛澤東就將進城比喻為“趕考”。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發展和管理城市確實是一大嚴峻的考驗。
馬克思曾說：“它（城市）使野蠻的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現代文明主要是城市文明，所以中國的現代化很重要的表現就是城市化。對于需要長期執政并帶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共產黨來說，能否管理好城市，是它是否適應了中國現代轉型的重要標志。中央編譯局文獻編譯部主任楊雪冬研究員對本報表示，中國的城市時代已經來臨，呼喚一種新的“城市政治學”。從世界歷史來看，一個國家逐步城市化的過程，往往也是它走向民主的過程。就像歐洲中世紀古老的諺語所說：“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城市不僅孕育組織化的產業工人，還催生新興的工商業者、自由職業群體和形形色色的其他社會團體，他們的政治理念、組織方式、社會交往與傳統的“村民”大不一樣。如果說村民文化孕育的是狹隘的地域觀念和臣服思想，那么這些現代城市人則自然擁抱強調自主、參與、權利的公民文化。在城市化的過程中，經濟社會組織方式和文化心理的轉變是革命性的，這對傳統的治理要求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戰。羅馬俱樂部著名城市經濟學家喬根·蘭德斯教授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一個真正的世界文明城市，不僅要有較高的生活水平，較好的生態環境，更要有高水平的政府治理（good governance）。“信息、貨物和人員有高度開放的流通渠道，官方和市民都有開放包容的心態（open minded），社會組織和公民共同參與到城市的規劃與治理當中，這樣的文明城市才是真正屬于人的城市。”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對《新京報》表示，上一次城市工作會議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召開的，那時經濟水平很低，中國城市發展處于起步階段，會議的主要目的是解決就業問題。而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城市化發展在規模和總量上有很大的變化。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水平處于加速發展階段，城市病等問題亟待解決。統籌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動力，提高城市發展持續性。要深化城市管理體制改革，確定管理范圍、權力清單、責任主體。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文軍教授也提醒，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召開，彰顯了城市工作進入了國家最高決策層視野中。不過，中國的城市化依然面臨許多重大的挑戰，即使回歸到“以人為本”的城市化軌道上，其依然還是難以完全滿足人的差異性、層次性和不斷高級化的需求。所以，所有的城市化戰略都只能是階段性的，必須在動態中不斷調整。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報》總第1494期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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