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并不缺少資金，連美林時鐘都被玩成了電風扇，股市、債市、樓市、商品輪番上漲，農產業也一度成為寵兒，卻鮮少有大量資金愿意投向實體，投向三農和小微企業。
這兩年央行不斷通過各種定向手段欲將資金引入這些領域，但效果并不明顯。
資金當然有逐利性，農業金融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中國小規模的農業不太可能指望大金融服務，歸根到底還是要解決農業的生產方式問題。
農業的尷尬現實
我國一些主要農產品存在結構性問題。糧、棉、油、糖、肉、奶以及甚至牧草、羊毛、天然橡膠、木材等等這樣一批重要的農產品，沒有一樣不進口，沒有一樣自己生產同類產品的農產品的價格不高于國際市場，這是我國面臨的嚴重挑戰。
由此造成的尷尬局面是，國產糧食進倉庫，進口糧食上市場。以玉米為例，國家在東北收購玉米的價格遠高于進口玉米的完稅價格，導致玉米庫存激增。
在國內價格缺少競爭優勢的情況下，農業的經營效益依然不高。據統計，去年農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1422元，大體上農民的收入結構中40%來自于家庭收入，40%來自外出務工，還有17%左右是來自于轉移性收入，最后2%來自財政收入。
農民家庭收入只占整個收入的40%，僅4000多元，這里面還要扣除林業、家庭手工業、家庭服務業等等，算下來農民真正從土地經營上獲得的收入大概只有3000多元。相較而言農民外出務工一個月的收入就有3000元。兩相權衡，農業的長期從業人數堪憂。
我國農業經營規模受限
據統計，中國目前的城鎮化增長構成中只有16%是自然增長，其他部分都是機械增長，即通過遷移實現。其中真正起到城鄉勞動力資源的配置，由農民工貢獻的城市化增長為26%。
隨著我國16-19歲農村人口（也是新增進城農民工的主力）出現負增長，農民工的這部分貢獻不可能持續。雖然農村勞動力向外轉移，但是總的來看，農村土地的經營規模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
下圖顯示的是我國第一次農業普查時的數據，當時我國土地經營的平均規模是0.67公頃，按照世界銀行的定義，小于2公頃的農場經營規模定義為“小土地所有者”，所以我國的農場經營規模大約只占“小土地所有者”定義的1/3。印度、日本的平均規模也較小，但我國的規模只相當于它們的1/2，和歐美國家、拉美地區和非洲地區的差距更大。
近年來，我國農村土地開始實現可流轉，流轉涉及的承包地和農戶比例皆超1/4，但土地經營規模似乎沒有實質性的變化，仍然處在規模超小的狀態，不能滿足現代化生產方式的要求。
圖：世界土地經營平均規模比較
相關數據顯示，我們是以28%的涉農貸款（銀行統計數據）和19%的勞動力（統計局數據是29%），創造了不到10%的農業增加值。勞動力出現轉移，就必然要求用資本去替代勞動，但在土地經營規模上不去的情況下，資本勞動比例提高太快，就會出現資本毛利率遞減的現象。
金融支持農業為什么效率低？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認為，以目前農業小規模經營的現實來看，很難期望以金融實質性支持小農，這是全世界范圍內（低效率農業國家）決策者和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無解命題。甚至有觀點不現實地希望央行在宏觀調控上區別對待，對農業要實行有針對性的調控措施，短期看來這種政策是定向調控，但是和宏觀經濟調控的根本原則并不一致，所以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形成足夠的激勵兼容機制。期冀商業金融履行非商業化職能也是如此，比如商業銀行成立三農事業部，本身并不能解決服務農業的問題，擺脫不了以往政策銀行面臨的同樣難題。
發展小額信貸是一種探索。小額信貸產生于世界最貧困的國家，但是幾十年來，這些國家還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小額信貸僅僅是流于良好愿望和未成現實的理念。甚至有文獻認為，小額信貸在拉美導致過早的“去工業化”，因而是自下而上地毀滅了整個拉美經濟。不管這種說法是否成立，總之，小規模的農業想指望大金融服務是不可能的，歸根到底還是要解決農業的生產方式問題。
當前農業面臨的問題，已經不是簡單的對群眾做一些增增減減的調節就能解決問題，而是必須從農業的內生動力方面，從科技進步、體制創新方面找到新的出路，才能使得中國農業在未來的發展中有活力，能夠讓從事農業的人有更好的收入，能夠讓農業在國際上有相當的競爭力。我們必須恢復市場機制在農產品定價中的基礎性作用，通過價格的引領，使得農業生產的結構能夠逐步的聚向于合力。
此外，還要加大農業科技進步的力量，讓我們的生產過程中科技含量更高。中國農業規模經濟的空間肯定是存在的，我們需要挖掘這個潛力，盡可能在大的規模的前提下，探討金融為農業服務的可能性。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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