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這個一生低調，從不大聲說話的老人，大概從沒想到，他走后，會是海嘯般的紀念。他的門生，《中國稅務》雜志社社長張木生滑動著手機屏，翻著一屏又一屏的悼念文章，農村改革之父、農村改革參謀長、杜潤生走了，一個時代結束了……各種各樣的論述，聚光燈一樣將他籠罩其中，推向臺前。事實上，“杜潤生”三個字從未在媒體上這樣頻繁出現過。
“看著黑色的，直接開門讓進吧”
靈堂設在木樨地22號院的杜家客廳，從11號開始，前往吊唁的人就沒停過。門口的保安，已看慣了或穿著黑服或手捧花籃的人，“看著黑色的，直接開門讓進吧”，一個保安對另一個小聲說道。
差不多15平方米的客廳被急匆匆收拾出來，設作靈堂?？繅Φ膬蓚€大書柜里塞滿了關于經濟、農村的書，塞不下的書被扔在了陽臺上，窗外便是長安街。
照片上的他，穿著淺色的西服，微笑著。前來吊唁的人，神情肅穆，在老人照片面前，深深鞠躬。
“兼收并蓄，有辦法使歧見趨一致”，他的門生寫下這樣的挽聯。在這個到處堆滿書籍，需要扒拉一塊才有地方坐的客廳，他們常遭到杜老的提問，有出差回來的常被問及“那里農村怎么樣了，你講講”。為了照顧他，有時他們會特意去農村跑一趟，“講講”。
國務院原副總理、第八屆、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田紀云站在這個七八個人就轉不開身的靈堂，眼神定定地望著照片里的他，“杜老是農村改革的開拓者之一，有同志稱他為農村改革的參謀長，名副其實。黨中央1982至1986年連發五個“1號文件”，就是在他的主持下起草的，對推動和深化農村改革起了重大作用。”
他的老友、92歲的杜導正提起筆，用力寫下：“中國人永遠記著你”，墨透紙背。
杜老老家山西太原陽邑的村長要富生，也接到了老人去世的消息。2006年他第一次當選村長時，就跑到北京來拜訪他從小仰慕的杜老。
第一次見面，杜老和他談了兩個多小時，他說，“我這一生，從沒受過這么深的教育”。老爺子一直把他送到大門口。那一年，杜老92歲。
再后來，他去看杜老，杜老已在醫院。他走進去，杜老從床上坐起來，握著他的手說，“哦，村長來了”。
在北京東三環的一處辦公室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的掌門弟子翁永曦，深深地吸了一口煙，他不同意“杜潤生時代”的說法，他解釋說，在當時的黨和國家權力序列中，杜老師是個小人物，不在決策者之列， “杜老師充其量只是一個高級幕僚”。
可就是這樣一個只是提供咨詢意見的“幕僚”，堅守，亦有折沖，在農民與官方之間，在持不同觀點的干部之間來回穿梭，推動結束了對“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爭論。
在西黃城根九號院，他帶領的一批年輕人，從1982年起連續5年，主持起草的五個中央“1號文件”，確立了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路線圖。“九號院”甚至成為那個“激蕩著創造與夢想的80年代”的標志。
如今在廣大農村再普遍不過的“包產到戶”，在被視為改革開放起點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仍是“不許”。包產到戶作為改革的發端，推動了農村乃至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少不了這個干瘦的老頭，被眾人稱作破局者的杜潤生。
“我們欠農民太多”
晚年的杜潤生，已不愿過多回顧自己的貢獻——他把那歸結為農民自己的發明。他更強調面對復雜性和多樣性國情，“尊重農民選擇”和“調查先行”的重要性。
1989年，農村政策研究室撤銷。76歲的杜潤生正式離休。離休之際，他原本有調往中辦的機會，卻舍不下為之關注一生的農民，“我還是留在農口吧”，他說。
逝世前，他掛念的也是“農口”那些事。
直到2009年他住進醫院，20多年間，他幾乎每天早上都要走進磚塔胡同那間為他存留的辦公室，即使在2003年非典時，他也沒間斷過。“整幢辦公樓，就他辦公室開著”。
在那間光線昏暗，白天也需要開燈的辦公室，他寫下了“當時我們認識到，中國的農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經用盡；如果不觸動深層機構，就很難再前進一步”。
辦公室冬天極冷，要靠電取暖烤手，而在轉型中的中國讓他停不下來。他戴著茶色的眼睛，弓著身子趴在堆滿書的書桌上，干瘦的手一筆筆寫下一個又一個議題：免農業稅、破除制造二元體制的戶籍制度，警惕因征地而造成農民流離失所，警惕權貴資本主義、保護生態環境……
“我們欠農民太多”，這個干瘦的老頭用力寫道。
他不止一次地，向跟他請教的門生強調，解決三農問題涉及中國深層的政治經濟體制問題，是個系統工程，不能指望畢其功于一役。
“一口吃不成胖子不是？”他說。
直到今天，他的門生們還記得他的那句“要接地氣，不進村入戶，不了解農民的真實情況，就制定不出好的農村政策”。就連帶他出去吃自助餐，這個愛穿淺色西服，顯著干凈整潔的老頭“也會先去別人桌上看看他們點了什么”。
“菜從哪進的啊，價格多少啊，他跟服務員聊天的時間超過吃飯的時間，”張木生忍不住笑了笑，停頓幾秒后，又陷入沉默。
歲月的痕跡在杜老身上越來越明顯，腿腳不靈便，聽不到了，說話也不清楚了，和家里的幾十只貓生活在一起?？伤X袋還清楚，還在思考。
他20多次地提及建立農民協會，讓農民有自己的代言人。
他又時時不忘還有兩個方面沒破題，“一個是如何用市場機制激勵人，一個是如何用民主政治團結人。你們要努力。”
即便最后的時日他多數昏睡，聽到感興趣的“農口”問題，他又能“興奮地醒著”。
他喜歡跟年輕人交流。“每次我去見他，他都招著手，讓我快坐在他身邊。”53歲的徐慶全回想起老人，微微笑著，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杜老任一家刊物的顧問，他不是“顧而不問”的那種掛名，“9點的會，老人家8點半就到了”。
杜老指出年輕人的錯誤時從不給答案，“得自己找，自己悟”。
“這個地方，你是不是再查一查”，他掏出畫得勾勾橫橫的材料。如果你給的答案不對，他會湊到你跟前，“是不是再查一查”,直到你自己找到答案。
年輕時穿中山裝黑布鞋的杜潤生，晚年更愛西裝、軟底皮鞋。他從來不抗拒新鮮事物，第一次使用手機時，快90歲的他笑著打給就坐在他身邊的門生張木生。他拋棄了80年代常用的鋼筆，改用更簡便的中性筆。他甚至給電腦裝了語音程序，希望語音輸入就能寫作，可“山西太原話”電腦無法識別，只得悻悻作罷。
杜老90歲壽辰時，經濟學家周其仁那句“我想不到今生今世還會有哪個稱號像這個（徒子徒孫）稱號，能讓我們引以自豪”引起在場人一片掌聲。那天到會的“徒子徒孫”很多，周其仁之外，還有陳錫文、林毅夫、張木生、翁永曦等。以“徒子徒孫自豪”的周其仁，在深夜發來婉拒記者采訪的回信，“要靜靜心緒，寫點文字紀念杜老師。”
杜老有著“縱橫折衡”的智慧，“溝通說服”的能力，有人以大秘書長、八級泥瓦匠來稱贊他的平和實際。然而熟知他的門生舊故都明白，這個生于清皇庭崩潰之際，見證了中國一個世紀浩浩蕩蕩的老人，他的聰慧、堅持與隱忍，全緣于他作為老派知識分子、老派共產黨人的赤子之心。
“可以……可以……也可以……”
很難將這個戴著一頂灰不溜秋的帽子，常繞著小區走步的干瘦老頭，與掌握“重權”的他聯系起來。這個“繞”字正是他破局的精義。
“文革”結束后的1979年，杜潤生重回農口，出任剛剛成立的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主管農村政策研究， 那一年，杜潤生已66歲。
1979年冬天，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暗中搞起了后來名留青史的“大包干”，他們托付了自己的妻小，在“生死狀”上按下了手印。30年后，他們的這個舉動被譽為“打響了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槍”。
然而，1979年，在中共黨內領導層中，大多數人還在反對包產到戶。
在一次討論“包產到戶”的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因分歧太大，會議已無法繼續。杜潤生突然撇開了“包產到戶”的話題，講起了溫飽問題應該如何解決。事到最后，竟然扭轉乾坤，形成了著名的1980年“75號文件”，肯定包產到戶是一種解決溫飽問題的必要措施。
這個“繞”字訣，國務院原副總理萬里曾有過描述：有些話我們說了不成，潤生圓起來一說，大家就同意了。
這個有名的75號文件，被后來人們概括成了 “可以可以也可以”：在一般地區，集體經濟比較穩定，“可以使群眾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對于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的地區，“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這便是有名的“杜氏公式”。
人們說，只有他想得出這種鬼使神差的詞語組合，不只決策層達成了共識，文件發下去，農民也都看懂了，他們記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于是興高采烈地選擇了最后那個“可以”。
“他把黨內干部隊伍關于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引起的關于道路和方向的爭論高度簡化為‘責任制’三個字上面。”已近70歲的翁永曦用手指敲著桌子，木桌嗡嗡作響。“他把‘責任制’三個字作為一個支點，居然幾年之內很平穩地撬翻了1949年以來農村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還成功啟動了中國整個經濟領域的改革。這是大手筆，大智慧！”
中央文件對包產到戶的提法從原來的“不許”到“不要”、“可以可以也可以”到“長期不變”。重大的改革就在字里行間發生。
制度經濟學家諾斯曾經指出，一旦路徑被鎖定，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蕩，就很難退出。已經被鎖定的中國土地制度在那個時代看來已經是天經地義、不容質疑的原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局面就像是一場拔河比賽，“一邊是千軍萬馬的農民，一邊是干部。”這場爭論終是以尊重農民，尊重常識而結束。
這樣的智慧，他的門生們能輕而易舉地回憶起很多，“一位智慧老人”，張木生微低著頭，沉聲說道。
杜老不介意年輕人心直口快，即便他帶去中南海里的年輕人對著領導來了一句“你們中央想什么”。
“就是讓你們這些小家伙為我們老家伙投石問路”，多年以后，已是老人的張木生還記得杜老當時的嘿嘿一笑。
為了讓承包制穩當落地，他給戴上了“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奇特帽子。“大包干就大包干，包產到戶就包產到戶，何必說得那么復雜，又是統又是分？”電梯里，時年32歲的陳錫文問杜潤生。杜回答說：“小伙子，你從學校剛出來，可不懂得，在中國有時候一個提法不當，是要掉腦袋的。”
更多這樣的語言讓他的門生意識到這是在體制縫隙開拓空間的努力。
把“農村改革之父”刪掉
某種程度上，杜潤生1955年就體會過“掉腦袋”這樣的兇險。那一年，作為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他和部長鄧子恢不配合毛澤東過于急切的農村合作化，被斥為“小腳女人”。此后，鄧子恢飽經折磨死去，杜潤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沒過幾年，農工部因“十年沒做過一件好事”被撤銷，與此同時，人民公社則浩浩蕩蕩地展開了。
在眾多文章濃墨重彩地展示杜潤生“文革”平反后的十年農村改革成就時，他離開農工部，被調往中國科學院做秘書長的十年、“文革”被批斗的十年似乎被抽走了一般。
在反右斗爭中，為了保護知識分子，他煞費苦心地提出了“初步紅”的概念。
什么是“初步紅”？就是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熱愛祖國的、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已經初步紅了，所以不是資產階級。
在當時非左即右，非共產主義即資本主義的定式思維下，這個概念保護了一些知識分子。
即便“文革”中在批斗時，他還在研讀馬列主義，研究農村改革，“你都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了，你還替他們瞎操什么心。”他的夫人忍不住抱怨。
“他重視知識分子，是一個偉大的人。”跟隨他多年，80多歲的姚監復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大聲喊道。
杜潤生幾乎沒有疾言厲色過，從不批評人，也很少表揚人。卻常愛唱“反調”，面對贊成，他會提反對意見，如果反對，他又說贊成；他總是從另外一個方向推敲，尋找反對意見中的合理成分，之后揉合種意見，形成最大公約數。
“中國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這是他后來常說的一句話。
在他這種做事風格的熏染下，1982起設立的常被稱作“九號院”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大小不分，爭論常有，一派生機。
那些年，老的小的，中央的地方的，部門條條塊塊的，都常到杜潤生那里暢所欲言。
80年代的九號院里，常能碰到一些黨的高級領導干部，比如國務院原副總理紀登奎、中央宣傳部原部長朱厚澤，他們在調動職務詢問意見時，都說去“老杜”那兒。
“我問過他們為什么要來這兒，”翁永曦猛吸了一口煙，半瞇著眼，“他們說一個是圖心情舒暢，一個是能學到東西”。
其實，杜潤生的機構和編制在中央、國務院各部委中，屈居最末；但整個80年代，它在改革決策中的作用和影響力，實際成為中央經濟改革決策研究中樞。
杜潤生的辦公室在九號院偏西的一個平房小院，院子很小，窗外種有海棠樹。春季繁花盛開時，院里的年輕人已被他散在各地的田間鄉頭調研，等秋天海棠果滿樹時，帶著調研結果回來的年輕人，在他的帶領下總結、呈文，成為一個又一個的“1號文件”。
“如何把千百萬農民的呼聲，轉化為黨中央的政策，這是一門極高的藝術。”翁永曦忍不住用指關節敲著桌子，“杜老不是國家最高層的領導人，但是稱他為中國農村改革參謀長，中國農村改革之父，名副其實，毫不為過！”
“農村改革之父”這樣的提法，杜潤生從不放在心上。他一直強調，自己的思想從來是在農民的自發行為、地方的選擇和歷史經驗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變化的，絕非先知先覺的“一貫正確”。
他的門生寫道，在出版《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時，封底清樣的介紹曾包括“人稱‘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看后，把這句一筆劃掉。
雖然幾番勸說，杜潤生只有兩個字：“不行”。
2008年，因為“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杜潤生獲得了首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95歲的杜潤生顫巍巍地站在頒獎典禮上，“家庭聯產承包制是農民的發明，我們只是進行了調查研究理論化”，聲音生澀、蒼老，卻字字分明。
因為，這不過是他“尊重農民，讓農民真正解放”原則的踐行而已。
這位赤子老人，直到生命最后還惦記著，“能給老家村里捐所小學就好了，如果順帶蓋個圖書館就更好了”。
北京的10月，已是深秋，西黃城根九號院大門緊閉，門口警衛森嚴。胡同里的風過，隱有嗚咽之聲。“一盞溫暖的燈熄滅了”，一位多年受教于杜潤生的學生悲哀地說，“他曾照亮了那個激蕩著創造與夢想的年代”。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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