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說，在杜潤生身邊的日子，我們年輕人總有的毛病“像打鐵淬火一樣把雜質磨掉了。”
等他(周其仁)和朱嘉明再次相遇時，已是1978年的北京。
當年的北京，百廢待興，社會的各個層面都熱氣騰騰。10年的農村生活經歷，讓他無法滿足于課堂上教授的那些經典。他和同學們傳閱各種書籍和有關國外現代化的報道。一次在西單墻，他不期而遇已考入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朱嘉明。
交游廣泛的朱嘉明，把他帶入了一些跨高校的讀書和問題討論小組。在一次聚會上，中國社科院的研究人員帶來了一個來自現場調查的重磅消息：由于大旱造成饑荒的威脅，安徽當地的農民偷偷地把集體土地分到了戶，結果，當年糧食獲得了大豐收，農民吃飽了肚子。
這讓在農村生活過的青年們異常興奮——在貧困好像與生俱來的中國農村，原來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徑！可是，這樣的事為什么還得不到上層和社會的認可，要偷偷地搞，這是為什么呢？
此時的北京城，關于“方向”和“產量”之爭尚不見分曉，甚至被視作改革開放“序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一個農業文件，仍明確表示“不準包產到戶”。
因為投稿的機緣，周其仁結識了在《未定稿》雜志當編輯的王小強。兩人合寫了一篇論證包產到戶的文章，到處投稿無門。一位前輩權威得知此事，對北京農科院院長秘書趙曉冬叮囑說，“可不能理這兩個家伙”。
不久，周其仁遇到了對他一生影響至深的人——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
此時，這位“中共內部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剛平反復出，出任國家農委副主任一職。從人大經濟系老師白若冰那里，他聽說有一幫年輕人在討論的一些話題，很感興趣，說要“見識見識這幫小年輕”。于是，熱血青年們被稀里糊涂地帶進了杜潤生家。
“我們當時不知道他是誰，更不知道他是多大的官，大家七嘴八舌地在那里爭著說，他在一旁聽。這個老頭有磁性般的吸引力，他特別會問問題。其實，我們的看法還很幼稚，他也不直接批你不懂，而是通過跟你討論，把你引向深入。”
杜潤生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假期到安徽農村調查“包產到戶”的機會。1981年夏天，二十多人組成的調查小組拿著國家農委開的介紹信，坐著火車硬座到了1977年后包產到戶的發源地安徽滁縣。兵分三路，王小強、周其仁被分在綜合組，他們跑遍了定遠、鳳陽、嘉山等地農村，白天走訪當地的干部和農民，晚上整理訪問紀錄，也看到了衣不遮體、一家人窮到只有一條褲子穿的可怕貧困。
那份研究報告后來被送到了中央高層。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說，這份報告“把包產到戶后的農村問題講得一清二楚”。后來，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中央的經濟決策必須以系統的調查研究為基礎，要求中央國家機構從有下鄉經歷又讀過大學的年輕人中抽選500人來做政策研究工作。
1981年底，中央發布了關于農村改革的第一個一號文件，給予農民創造的包產到戶以合法地位。
1982年，還沒畢業，周其仁隨著同學陳錫文、杜鷹一起，被提前“分配”到杜潤生門下。編制設在中國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辦公地點在西直門內半壁街，調查研究工作則由杜潤生領導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簡稱農研室)直接領導。
1985年年初，發展組“分流”，部分成員去了剛籌辦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陳錫文、鄧英淘、羅小鵬、杜鷹、白南生、高小蒙、謝陽、周其仁等繼續專注于農村研究。次年，農村發展組變更為國務院農研中心直屬的發展研究(簡稱發展所)，由杜潤生直接領導，王岐山是第一任所長。
一年中的大半時間，他們在全國各地的農村做實地調研，常常一次出發幾十天在外。每人都背上一袋子書下鄉。戴小京回憶，他們倆有一次到安徽鳳陽調研一個多月，白天走訪，晚上整理記錄，“農民家里晚上沒有電，就點個油燈跟農民聊天、喝酒。”
每次從農村調查回來，頭一件事就是向杜潤生做匯報。“匯報之前，我們那群年輕人最當個事，整宿熬夜地準備材料，因為知道在杜老面前不容易過堂。”在不知不覺中，他們的認識層次上去了。
“哪些是你真把事情搞清楚了，哪些只是你猜的、想象的，杜老很容易看出來。他就聽，問你問題，從來不會批評你，就有很強的感召力讓你再去把事情搞清楚。如果真搞得比較清楚了，他就會很高興。那時候得到杜老的一點肯定，我們會非常開心。” 。
周其仁說，在杜潤生身邊的日子，我們年輕人總有的毛病“像打鐵淬火一樣把雜質磨掉了。”
“年輕時候都是一樣的，慷慨激昂，拔出一把刀說我要怎么殺，怎么去改造世界。后來才知道你腦子里想的很多治國救世方案，其實是因為對實際情況還根本不了解。等你真了解以后，還有很強烈的愿望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那就不容易了。”
在農口的10年，基本奠定了周其仁的學術風格和“氣味”——不折不扣的經驗主義研究路子，以及在各種現實得約束條件下尋找解決問題的路數。
他說自己特別喜歡顧準在1972到1973年間寫的一本文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這反映了我們那一代人思想方式的轉變。”
在灰暗絕望的個人境遇中，顧準這位少年時即投身革命運動的思想家仍對自身和國家進行反思，提出一個類似“娜拉出走”的問題——革命奪取政權以后怎么辦？他認為，最要緊的是“清醒地看到問題所在，知道我們已經解決了什么，哪些沒有解決，哪些是走過了頭，實事求是，而不是教條主義地對待客觀實際”。
周其仁說，杜老后來和他們這些年輕人講：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義，你們有理想還得要跟經驗結合，跟你所處的時代、跟國家的實際情況結合。
（本刊節選自《在江湖與廟堂之間》，刊于2014年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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