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反復地強調，我們一定“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自由的風險遠小于專制主義的風險”。因為“不同的觀點，就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探索。即使錯了也不要緊。思想上的試錯，可代替行動上的試錯。——這是最安全的。”
杜潤生杜老仙逝，一直想寫點東西，但臨到下筆，又覺得仍沒把握，猶豫起來。是啊，紀念杜老的文字不少，我們有多少人真正讀懂了杜老和按他自己的意思解讀了他的事業和追求呢?但想到杜老生前的言傳身教，我還是鼓起勇氣勉力而為了。
初知杜老
比起農口那些早就在杜老麾下工作和努力的前輩同輩來說，我知道和認識杜老要晚了許多。1982年秋考進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進京后，得益于杜老倡導的組織有為年輕人下鄉調研、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出力的大政策，我也在同學們的裹協下加入了農村調研的隊伍。記得首次出差前到國家農業發展研究中心領取指示和差旅費，見到的是時任聯絡室負責人的王岐山，一番指導囑咐之后，我即拿著蓋著國家級大紅章的介紹信獨自回家鄉江蘇農村調研，所到之處當然倍受重視。調研中有一次似乎察覺到接待者略有猶豫懷疑的目光，自己趕緊倍作精神，擺出中央機關來人應有的視野寬闊和政策水平、同時又謙恭下問的姿態。當時自然既覺得興奮也責任重大，處處盡力將自己擺在國家全局角度，考察下情，思考問題、尋求答案。但今天回想起來，就這調研一樁看起來的小事，讓外面的學生而非本單位或體制內受過長期教育訓練的干部，打著國家權威機構旗號去到社會上調研，調研者良莠不齊咋辦?出了問題誰負責?你真不能不敬佩當年的杜老等老一代領導人的魄力和胸懷，在穩定不出事為大的今天，這樣的事別說去做，真連想都不敢想。
不過，等到我真正見到杜老本人，那已經是好幾年之后的事了。1986年4月的一天，突然接到社科院值班室通知，讓我晚上去中南海國務院第一會議室開會，去了一看，全是國務院的部長們，聽他們議論有的也是臨時接到通知從外地趕回來。會上布置大家準備行裝，跟隨國務院領導外出考察兩周。
第二天上了專列，我才知道，這次國務院領導外出主要考察河南、湖北、四川等地農村，還要在四川萬縣與其他領導同志會合后沿江而下，在宜昌研究解決三峽工程和三峽省籌備組事宜。叫上我的原因是前一年我們寫了一份“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問題和思路”的內部報告，后來發表在《經濟研究》1986年第2、3期上。報告主要講了兩個觀點，一個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由于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不會在自由競爭的一般均衡中找到歸宿，而多半可能在非均衡的自穩定系統中實現”。“這樣要掙脫行政隸屬和等級差別的羈絆，就需要一種形式或道路”，“雙軌制是我國找到的風險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轉換形式，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偉大創造”。另一個是建議將國有企業的管理與政府的各個專業部脫鉤，提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要依據城市改革的特殊規律，圍繞資產這個核心，重新構造微觀經濟活動的細胞——企業”，主張“調整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設立“國有資產管理總局”。“國家對國有資金的直接干預權集中于資產管理部門”。“資產管理部門可以考慮按經濟區設立，可以將自己管理的資產委托給企業、企業集團或專業化的投資公司經營，允許資產經營的交叉和競爭”，并“以資產安全性、增值率和收益的多寡作為挑選、評價企業家的最重要標準”。報告引起了國務院領導的關注，故讓我在來回路上插空匯報。這次出行除了國務院的幾位大領導，部委的領導有時任中央農研室主任杜潤生、農牧漁業部老部長林乎加，民政部部長崔乃夫、水利部部長錢正英等。由于首次跟領導外出，除秘書們又只有我一個年輕人，自然就會很拘謹。幸虧有大大咧咧的林乎加不時打趣，特別是慈祥如自家長輩的杜老對我耳提面命，我才自如了好多。第一次匯報后，杜老點撥我說，你看到沒?你們寫的報告，總理已經用紅筆劃了那么多杠杠，你下次匯報就要抓住重點。總理問你，我們已經有了那么多部包括財政部，你們又建議搞個資產總局，這就像把身上一個口袋的東西又裝進另一個口袋，究竟有什么作用和意義，你下次要說清楚啊。一路上杜老與我聊天式的談話使我獲益良多。他提醒我，小伙子，領導讓你來參加聽這么多事，這樣難得的學習機會，你要把眼睛、耳朵、腦袋瓜全用起來。正是從那次旅行之后，我和杜老有了個小小的忘年交。90年代中央農研室解散后，老農研室的人年年在杜老生日那天聚會敘舊，杜老的秘書高文斌主任也每年不忘通知我，我往往成了老研究室唯一的編外與會者。前幾年大家還討論發起成立了潤生農村發展研究基金會，作為弘揚杜老精神的新載體，這些都是后話了。
南行回來后在會上見杜老多了起來。雖然我80年代并非研究農村問題，杜老有時也叫我去9號院他的辦公室去開會，聽聽我們各方面意見。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夏天，中央確定要價格闖關，杜老在他的小院召集以農村發展組為主的年輕人開會，聽取意見。不料遭到我們幾乎一致責疑、反對，大家都認為價格改革強行闖關既不科學也不策略，兇多吉少，搞得不好會貽誤改革大局。杜老說不服我們這伙人，拿這批他平日里“慣壞”了的小部下們也無可奈何，最后半責怪半疼愛地對我們說：看你們這批年輕人，平時你們總嫌改革步子不夠大，這次中央好不容易真下了決心要邁大步，你們又都謹慎起來了。你們這些人哪!
90年代中我出國回來，杜老已經離休，但每天仍在9號院里他的辦公室上班看材料想問題，我去看他與他交流的機會就多了起來。記得話題談的最多的不是農民農村，就是蘇東巨變后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同時杜老對過去手下這批年青人四散各處、包括下海經商很是惋惜，但是也并不阻攔。一次聽說我有辦教育的打算，還拿起電話來對他一個老部下說，華生要搞教育，這是好事，你可能的話給些幫助。我當時真是不知說什么好，出來后還感慨萬千。記得杜老晚年，有時已經不太認人，一次見到我也沒有表情，身邊照料他的人說，杜老，你不認識了?這是華生啊。杜老突然明白過來，拉著我的手，說：噢，華生，你搞教育的，要把教育這個大事搞好啊。
1986年
與時俱進的求是派
杜老對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的推動貢獻和策略技巧，已有很多人介紹，自然不用我這個晚近的參與者去贅敘。不過，杜老對農村改革認識和遞進的深度，特別是土地制度和人口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的關系對我們今天仍然有很大意義，卻并沒有引起應有的關注。但杜老已經仙逝，我們不能根據自己的判斷或并不可靠的記憶去解讀他，故我下面主要依據杜老自己發表的文字來重述他給我留下的記憶和感受。
關于農村土地的家庭承包，除了80年代初姓公姓私的激烈意識形態爭論之外，其實隨著土地承包對糧食增產作用的遞減(1985年后糧食產量就出現了幾年的徘徊下降)，對土地家庭經營的懷疑就曾經再起，近年來由于土地規模經營和土地流轉的逐步發展，有人又責疑當初分田到戶搞家庭經營的經濟性必要性。杜老則始終一貫地捍衛家庭經營的基礎作用。杜老一直強調，只有家庭經營，才能調動農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2005年他在參加陳云同志誕辰紀念會上還引用陳云同志的話說，公社是社長操心，包產到戶是戶戶操心，有何不好?包產到戶的意義就在于給了農民自己以主動權和選擇權(見《杜潤生文集》1398頁，以下只注明頁數)。實際上，正是在土地家庭承包之后，先是有糧食生產的快速增長，基本解決了吃飯問題，緊接著就是農戶多種經營的大發展，解決了城鄉的副食品供應的豐裕問題，再其后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最后是幾億農民工進城打工的“民工潮”，全是土地承包經營之后的連鎖反應，都是如杜老所說，這是讓農民成為“自由人”的結果。因此，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的最大意義就在于其打破了人民公社集體勞作的制度束縛，給了農民以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
基于這個認識，杜老多次重申家庭經營的政策一定不能改變。而且家庭經營可以適應農業規模經濟發展。他深刻地認識到，“經營規模受到限制，是由我國資源稟賦狀況決定，并非受制于家庭經營”( 1247—1248頁)，“家庭經營農業的機制廢除不了，全世界都是如此。規模經營可以擴大，而其途徑是減少農民。規模經營是農業勞動力減少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在農業勞動力沒有減少到一定程度之前，小規模農業生產經營如何變成大規模?”因此，他堅決反對人為擴大經營規模，搞“強迫致富”，也“不同意大企業承包土地”，認為“確實有些農民自己做不好，辦不到的事情，”需要發展農民協會這樣自己的中間組織(1248頁，1220頁)。
在90歲即席發表的生日感言中，杜老傾吐自己的肺腑之言，使我們在場的人都非常感動，他說“我現在腦子里有兩個待解決的重大問題，放心不下：第一個是怎樣減少農村人口，組織好農村人口的轉移”，“現在有近億人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擺動，城市要把這些人安排好。第二個是農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全世界的經驗，最好建立農民協會”( 1330頁)。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杜老是最早認識到和一貫堅持人口城鎮化是農業現代化前提的人。早在1986年，他就提出“農田集約經營的前提是農村勞動力向非農業生產部門轉移”。“勞動力轉移不出去，農業的現代化就搞不起來”( 284、310頁)。1999年4月，他又尖銳指出，“我國仍然是一個城市短缺的國家”。“農業現代化發展的一個瓶頸在于‘城市短缺’”。杜老的城市短缺當然主要不是指城市的土地和建筑，而恰恰是人的城市化也即我們今天說的新型城鎮化的短缺。他說“農民問題很大，解決問題的關鍵在城市化。我國城市嚴重滯后于工業發展和人口規模，這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 921-922頁)。“記得10年前我曾經說過：8億人給2億人搞飯吃，這個農業沒有出路”(987頁)。他指出，“過去有個時期我們曾害怕發展城市。直到現在，農民進城還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981頁)。因此，他此后一直在各種場合呼吁如何給與農民進城的自由遷徙權問題，認為這是城市化轉型期農民最重要的國民待遇和民主權利之一，認為“搞城市化必須實現人口有序轉移”(922頁)。在城市化道路選擇上，他主張“大、中、小城市均不可缺，不能只建小城市、不建大城市”(655頁)。“怕發展大城市出現‘城市病’，因而提出非城市化戰略，想跳過工業化城市化階段，未必是可行的選擇。至少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世界經驗證明，只要重視搞好城市規劃--------是可以防治至少是可以減輕‘城市病’”(923頁)。他呼吁“我們欠農民兄弟太多!”“城市不論大小都要向農民開放，讓他們可以在城市安家落戶”(1174頁-1175頁)。“中國農民原來是一個‘物質貧困’的階層，現在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了。大家都有飯吃。但是，農民的‘權力貧困’問題并沒有解決，甚至還沒有破題”( 1452頁-1453頁)。顯然，杜老的這些意見，對我們今天仍然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
杜老心胸開闊，對新事物永遠充滿好奇感和求知欲，特別是對所有年輕后輩的各種新想法給與了極大包容，但是他絕非一個簡單盲從和隨意附和時髦潮流和傾向的人。比如，杜老一貫為農民呼吁自由的權利和國民待遇，堅決支持土地的家庭經營模式，為此在歷史上多次挨批受貶而不悔。他在文章和講話中多次將農村土地承包總結為“集體土地、家庭經營”，還曾讓我研究這種“公有私營”模式的更廣泛適用性。不過，他對有人批評土地承包是殘缺的產權，本來早就該搞土地私有的觀點并不認同。這并不是出于思想保守或僅僅簡單的策略需要，而是出于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安排更深刻的思考。他認為，土地家庭經營是使農民成為“自由人”的核心，土地使用權的長期穩定是關鍵，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和其他權利完善是水到渠成，而土地所有權問題則要慎重，不要簡單化。他多次回憶了毛澤東在集體化問題上的錯誤與急于求成，但他認為毛澤東關于“小農經濟跳不了三尺高”、李先念關于農民過去單干了幾千年也不行”的認識并非全無道理。1999年他就評論，“有人說，殘缺的所有制交易性是很低的。那么，什么是殘缺?現在的承包制是不是殘缺的所有制?假如有一點殘缺能否完善呢?任何一種所有制都有殘缺的可能。一種好的制度：一是要有明晰的產權界定，二是要有法律的保障。有這兩者就可以避免殘缺，否則都難避免殘缺。私有制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多年，但歷來都是殘缺的，這是因為有一個強大的東方專制主義政府侵犯它”(907頁)，所以不能脫離了歷史和環境約束把土地私有理想化。他重視“人地關系越是緊張，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成本越高”的觀點，認為要研究中國幾千年來農民反復要求“均田地”這種逆土地私有的傾向，表示“我同意關于人地的緊張關系還要持續幾十年的估計” (911頁、987頁)。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土地私有化“容易產生土地壟斷，對于土地稀缺的國家，這會引起更多的社會動蕩”(1297頁)。杜老看到了“農民人口數量和土地資源不匹配”這個“中國農業更基本的問題”(889頁)，思考為什么農民對政策強力推行、學者們大聲叫好的“生不增田，死不減田”的反映遠不如家庭承包那樣熱烈，農民甚至還有自行再調整均分土地的現象，認識到在城市化轉型期農民轉移進城有障礙，還不能安全地長期落戶的情況下，“這種事實給出的信息就是，作為農村人留下一塊土地是必要的，需要把它當做家庭保險依靠。因而繼土改平分土地、改革平均承包土地之后，人人一份口糧田，‘生增死減’等也成為部分農民的要求。不是耕者有其田，而是有人就有田。”(829—830頁，833—834頁)，“兼有生產和福利這種兩重功能的土地制度，是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的首要問題”(987頁)。可見，杜老的見解要比那種以為只要土地私有就可解決一切問題的觀點要深刻得多。至于將來大多數農民轉移了，土地規模經營，一個小集體的農地只由幾家耕種了，土地制度怎么搞，可不可以私有，杜老就持一個完全開放的態度。從他對各種所有制混合經濟的贊譽態度可以想見，既然城里的國有大企業可以將股份賣給個人，土地也可以農民私有肯定同樣是一種國民待遇的權利。所以正如杜老總結，“任何一種制度，不可能萬世不變，總會有更好的制度取代它，這是后話”(909頁)。
2008年
憂黨憂民的真誠改革家
杜老自己總說，他稱不上改革家，只是一個改革者，但是他對改革的認識深度，是大家才能企及的。他對改革大局的關心和思考，也決不僅僅局限于農民及與農村發展相關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
2001年7月18日，在大家給杜老開的88歲生日會上，他坦誠地說，“我最初參加革命，不是出于信仰馬克思主義，而是出于對當時社會生活的不滿。如魯迅所說，一面是荒淫無度，一面是莊嚴的斗爭。作為一個青年學生，我厭惡前者，仰慕后者”(1161頁)。作為一個親歷者，盡管他受到過不少不公正的對待，所謂“右傾的時候多，左傾的時候少，”但他一直無怨無悔，從未放棄對理想的追求，同時不走極端，客觀評價中國革命與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歷史過程。
比如在對土地改革的認識上，杜老說“有些人(包括一些國外學者)一直認為中國土改‘反封建’沒有必要，因為中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已經沒有‘封建制’。確實那種典型的土地封建領主制，農民依附于土地的莊園經營形式，在中國已不存在。但地主占有制形成大規模土地壟斷，官僚軍閥強權掠奪，無償占有，到處可見”。因此不能簡單地以土地的集中度來評價舊中國農民所受的剝削和壓迫。“土改中確有過火和過激的問題，但土改對于中國，恐怕是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必經的一個革命步驟。”共產黨正是由于土改而獲得農民這個“民主革命的主力軍”的支持，否則就沒法解釋解放戰爭中農民參軍、“5000萬農民推著小車、趕著小毛驢”，幫助共產黨打敗了裝備更好的國民黨軍隊的歷史(960-964頁)。后來蔣介石到臺灣總結失敗的一大教訓就是沒有能在大陸痛下決心搞土改。從戰后發展中國家來看，都是少數幾個比較徹底地進行土地改革的國家和地區，后來的經濟社會發展才比較順利。因此，杜老并不追隨所謂歷史考證的新結論新潮流，認為“中國廢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盡管經歷多次曲折、犯過各種錯誤，但終究加速了歷史的進步，成功是主流”(544頁)。
大家知道，杜老晚年除了農民問題之外，說的最多的就是改革要過兩個關，一個是市場關，一個是民主關。市場關人們知道的較多，但杜老說的民主關究竟是什么，很多人只是望文生義，并沒有很好領會。
杜老關于民主的思考始于農村改革的爭論。杜老多次回憶，自1950年代合作化時期起，土地家庭經營、包產到戶的問題就在實踐中反復被提起，但均因毛澤東同志認定土地家庭經營就是單干就是資本主義而屢屢受挫。改革開放開始的土地家庭承包責任制也有許多爭論，也經歷了一個“不許”、“不要”和“也可以”的過程，也有“要群眾，還是要社會主義”的爭論。由于杜老堅信黨的根本宗旨是為群眾服務的，群眾而不是教條才是更根本的尺度，故他堅定地支持土地家庭承包。但是，這個政策最終得以實施，離不開鄧小平的默許和支持。杜老說“在當時的環境下，由于歷史條件和意識形態的束縛，包產到戶的做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可以想象，如果沒有鄧小平的遠見卓識和強大支持，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很可能被扼殺于搖籃之中，或者被大大推遲，甚至長期和農民頂牛。這就會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進程”(1363頁)。
這種情況也觸發了杜老進一步的思考。一個就是不能用僵死的教條來束縛實踐發展。他說“深化改革，前提是解放思想，不搞本本主義” (899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經過一場爭論，才明確下來的重大命題”(1056頁)。另一個就是要允許獨立思考，允許不同意見。“我們必須足夠估計和重視長期以來東方專制主義造成的歷史影響。中國歷史是一個皇權大一統的社會。皇權至高無上，是天子，代表上天”。因此容不得不同意見，缺乏民主傳統(856-857頁)。但是，“沒有獨立思考，十億顆腦袋等于一顆腦袋，要錯大家一起錯，我們有慘重的歷史教訓”( 1464頁)。
杜老屬于真誠的理想主義追求者，早年為了改變黑暗的社會現實而投身革命，一輩子獻身于人民特別是農民的解放和福祉，90年代以后反思的更深。他看到了歷史的曲折、錯誤的代價，但他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他反對美化舊中國、丑化中國革命走過的道路。對我們有時急于求成和求全責備，他會說，年輕人，世界上不存在只有成功沒有代價的發展，關鍵看我們能夠取得多大的成功。世界上和我們起點相同、今天還陷在落后和內亂中的國家太多了。因此他滿腔熱情地投入和致力于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事業。他晚年對于中國能夠在短短幾十年內走到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前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望極為欣慰。他帶著孩子般的天真對大家說：“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能活90歲(笑聲)。想來想去，就是靠共產黨給我們創造了一個新時代，使我們這些來自鄉村的知識分子，生活條件得到不斷改善”( 1328頁)。也正因為如此，在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之后，杜老陷入了對黨和國家命運的長時期思考。
杜老認為“前蘇聯解體，乃是歷史向社會主義國家提出的警示：一個人權力過分集中，搞個人崇拜，一言堂，憑借無產階級專政名義濫用權力，打擊異己，奴役群眾。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絕對腐敗，導致政權喪失”( 1325頁)。因此他不同意那種蘇聯巨變是因為個別領導人軟弱退讓的分析，因為前蘇聯后來左派的政變反而加速了蘇聯的解體，而如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那樣一直用最嚴厲手段控制到最后垮臺得還更慘。他提到，如果說是原蘇共個別領導人起了重要作用，那么也是長時期一味提倡無條件服從、沒有獨立思考和不同意見、所有人的腦袋只能聽一個腦袋，從而使黨喪失了戰斗力的結果。故他認為，蘇聯解體主要源于“蘇共的三個壟斷，即壟斷權力、壟斷資源、壟斷意識形態”，從而故步自封、聽不得不同意見，這樣必定脫離群眾，最終被人民拋棄。這樣才會“當出現蘇聯解體劇變時刻，人民竟然坐視不救”( 1137，1408，1427頁)，所以，中國要避免前蘇聯的覆轍，一定要走出自己的道路。他說，要“搞清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含義。什么是中國特色?首先是不要前蘇聯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這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的”(1464頁)。“如同鄧小平同志所說，我們原來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1137頁)。
杜老認為，前蘇聯政治模式的主要問題就是民主程序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因而逐步脫離了人民。“不要認為只要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就會自然而然地吸引住群眾，黨的一切活動，就可以不顧群眾的意愿，不受約束、發號施令，任意為所欲為。這正是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重要教訓所在”(1300頁)。特別是考慮到“中國是一個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歷史上都是改朝換代不換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是皇權賴以維持其不容改變的‘家法’”(1427頁)。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是為了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是“無數革命先驅為之犧牲奮斗的事業”，因此“必須批判歷史上一切封建專制主義對人民的精神污染。代之以人民民主政體，形成一種新的政治文化，使一度被輕視的人的價值和與生俱來的權利——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包括信仰和思想自由的權利，言論表達的權利，個人安全和尊嚴的權利，集會結社的權利，居住遷移的權利，言論表達的權利，受到法律保護，使之成為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的基石”(1299頁)。共產黨領導改革、領導人民，要像恩格斯所說，“其組織本身是完全民主的”(1143頁)。杜老反復說，自由、民主、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是我們百年來奮斗的理想，我們國家缺乏民主傳統，政治民主化任重道遠，我們的目標和美國金錢起很大作用的民主也不一樣，但是“我們同樣需要民主選舉、民主監督，形成民主制衡的長效機制”，只有社會進步得越來越民主越自由，越開放，才能不被歷史潮流所淘汰(1453頁，1428頁)。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是自由人的聯合體，我們要向這個方向努力(841-842頁)。
杜老還深刻地看到“我們黨作為執政黨，需要通過民主政治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其原因還在于市場化形成的利益多元化，他指出“90年代，我國引入市場經濟，使利益主體多元化，出現了多種經濟主體，既要競爭，又要合作，也必須靠民主政治發揮社會整合作用。民主和經濟是不可分的”(1310頁)。因此，民主法治也是應對和順應市場化、全球化的潮流和趨勢(1058-1061頁)。這是非常有深度和遠見的。
杜老晚年還特別重視兩極分化問題，他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比所有制更重要(1469頁)。有人“正利用群眾對兩級分化的不滿情緒，倡導回到毛澤東時代”，“一部分具有知識資本的人收入較高，是有利于社會發展的，由壟斷資源而致富的現象是應該予以限制的”。對于反腐敗，杜老主張既要治標，也要治本，既要事后，也要事前。“現在的監督，主要是對貪污腐化的人給與嚴厲處置。這是一種事后的辦法，事前的辦法，就是要有民主監督。沒有民主監督，很難保證不發生貪污腐化，沒有民主，很難保證改革的果實讓多數人受益”(1036頁)。總之，杜老認為，共產黨人如何走出黃炎培所說的“以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還是毛主席當年回答的那樣，就是民主，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是他自己后來去搞階級斗爭，幸虧“十一屆三中全會改弦易張”(1137-1138頁)。“怎樣建設一個執政黨，怎樣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也就取決于如何對待民主政治”(1311頁)。他反復地強調，我們一定“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自由的風險遠小于專制主義的風險”。因為“不同的觀點，就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探索。即使錯了也不要緊。思想上的試錯，可代替行動上的試錯。-------這是最安全的。有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們的民族就比較容易找到正確的道路，少走彎路，少走錯路。理論思維活躍，有利于民族振興。這是民族振興的喜慶現象”(1389，1339，1463頁)。
杜老走了，但中華民族全面振興的任務還擺在我們面前。杜老的真誠、理想、遠見和智慧仍然可以給我們眾多的啟迪。
（本文2015年11月5日發表于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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