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村城市化進程中的資本邏輯及其倫理反思
摘要：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鄉村城市化進程中，一方面，追求自我增值最大化的資本邏輯必然成為推動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力量，并日漸獲得其在現代鄉村社會的宰制性地位；另一方面，資本邏輯不斷實現對傳統鄉村生產與生活空間的“資本化”擴張，并由此加速了村落“終結”的進程。應當看到，此種村落“終結”并不僅僅體現為村落數量的減少，更在于資本邏輯作用下傳統村莊倫理共同體的衰落及其作為鄉村倫理文化根基與載體功能的式微。易而言之，村落終結并不單純是一種地理意義上的村落減少，而在于村落所體現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倫理共識、文化心理和行為模式的“終結”。在鄉村工業化、市場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應當通過對資本邏輯有效的倫理規約，既維持其在鄉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動力作用，又為資本的空間擴張框定必要的倫理邊界，從而實現村落的“重生”。
關鍵詞：資本邏輯 村落終結 倫理邊界 倫理共同體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及其所引發的以農業的工業技術化、農村的城鎮化和農民的流動性、市民化為基本內容的鄉村社會變遷，中國鄉村社會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現象和問題。一方面，資本以其強大的擴張力“進入”鄉村，從根本上改變了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農村低效的生產方式，促進了鄉村經濟的巨大發展；另一方面，資本的擴張進一步加速了鄉村城市化進程，導致“城市過密”和“農村過疏”甚至“村落終結”的現象。對于上述問題，眾多學科近年來給予了大量學術關注，本文試圖從倫理視角考察資本邏輯作用下村莊倫理共同體的變化，并探討村落“重生”的可能路徑。
一、“擴張”與“終結”：資本邏輯對當代中國鄉村發展的雙重作用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了“物→商品→貨幣→資本”的演變，他指出，簡單商品生產表現為“為買而賣”的“W—G—W”，是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資本運動則表現為完全不同的“為賣而買”的“G—W—G”，其目的是獲得貨幣的增值即ΔG。因此，“資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現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表現為生產的動機和目的”[1]。 作為資本的貨幣的自行增值具有一種循環往復永無止境的趨勢，這便是資本運動的內在邏輯。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資本邏輯的本質是資本通過雇傭勞動實現資本的積累和擴張，它支配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并帶來雙重性的后果。一方面，資本不斷地通過其支配的物質力量進行擴張，從而使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資本邏輯主導著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并以其強大的力量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資本邏輯“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2]從這一意義上說，資本邏輯推動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社會繁榮。另一方面，資本在無限擴張中改變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及由此決定的經濟關系和利益關系，資本邏輯成為現代社會生活中具有宰制性地位和力量的絕對邏輯，“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換，從而是顛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質和人的品質的混淆和替換”[3]。資本邏輯帶來了資本的無限擴張和經濟、社會、生態領域的重重危機，也導致人倫關系乃至整個社會關系的“資本化”。由此，資本邏輯的雙重作用形成了“資本擴張悖論”，也引發了“利用資本還是限制資本”的理論和實踐論爭。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鄉村社會在市場經濟浪潮的沖刷下發生了巨大變化，資本邏輯對中國鄉村的發展也體現出雙重作用。一方面，資本以其強大的擴張力“進入”鄉村，追求自我增值最大化的資本邏輯也成為推動中國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力量。伴隨著資本的“進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經濟理性意識顯著提升：與傳統小農生產方式相對應的安土重遷、懼怕變革等保守意識逐漸削弱，求富沖動和市場理性意識有了明顯的提高。而此種經濟理性意識的提升，又進一步推進了鄉村市場化和現代化的進程。另一方面，資本邏輯不斷實現對傳統鄉村生產與生活空間的“資本化”擴張，并由此加速了村落終結的進程。“從1985年到2001年，在這不到20年的，中國村落的個數由于城鎮化和村莊兼并等原因，從940617個銳減到709257個。僅2001年一年，中國那些延續了數千年的村落，就比2000 年減少 了 25458個，平均每天減少約70個。”[4]而據《中國統計年鑒（2016）》的統計數字顯示，全國的村民委員會數目，從2005年的629079個減少到2015年的580856個，[5]平均每年減少近5000個村民委員會，平均每天大約有14個行政村莊消失。從一定意義上說，村落“終結”并不是一個中國特有的問題。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的：“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2]（36）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建立了現代的大工業城市——它們的出現如雨后春筍——來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滲入的地方，它就破壞手工業和工業的一切舊階段。它使城市最終戰勝了鄉村”[3]（556）。由此，資本的擴張必然以城市為中心并產生對農村的全面擠壓，市場化進程導致城市的急劇膨脹和擴張，并帶來“城市過密”和“農村過疏”的現象，這已然成為一個世界性問題。
如果說，村落終結是一個普遍化問題，那么，當下中國鄉村社會的村落終結則在具體表現形態上體現出“中國特色”。大體而言，“村落終結”主要呈現出以下形態：城市邊緣地帶的村莊被迅速擴張的城市所吸納；遠離城市的偏僻村落在過疏化、老齡化背景下而走向終結；在政府社會規劃工程主導下，通過村落合并等形式而走向終結的村落。然而，這是否真的代表了當代中國鄉村發展進程中的“村落終結”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吊詭的是此種看似符合資本邏輯并與中國鄉村現代化進程相一致的“村落終結”為何引發的卻是學術界、媒體和社會公眾的擔憂和質疑？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們又應當如何理解當下中國的“村落終結”？
二、何種“終結”：資本邏輯作用下村莊倫理邊界的動搖和共同體的式微
盡管“村落終結”問題自本世紀初期開始受到眾多學科的關注，并在近年來成為媒體和公眾探討的熱點。但事實上，關于“村落終結”的內涵、實質和評價，至今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而其中一個長期探討和爭議的問題是：“村落終結”究竟是何種“終結”？大多數學者認為，村落終結并不意味著村莊的徹底消失，而是體現為村落數量的減少以及村落邊界和組織形態的轉變。筆者認為，考察村落終結問題的一個重要視角，是城市化進程中資本邏輯對村莊倫理邊界產生的巨大沖擊以及由此所導致的鄉村倫理共同體的式微。
村落是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基本單位。依附土地、自給自足、相對封閉、缺乏流動的傳統鄉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必然產生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村莊共同體。傳統村莊有著某種可見的自然邊界，但更為重要的是在形成基礎、結構特征和指向意義上都顯現出顯著的倫理共同體特征，由此，傳統村莊也存在著某種無形的倫理邊界。
亞里士多德曾明確指出，城邦并不意指人們居住相近而結成的同盟，而是“為著某種善而建立”[6]的共同體。滕尼斯也在《共同體與社會》一書中強調指出，共同體的形成固然需要有共同的生活地域，但更重要的是需要體現共同體意志的“默認一致”，即某種共同的、有約束力的思想信念，此種思想信念“是把人作為一個整體的成員團結在一起的特殊的社會力量和同情”[7]。中國傳統村莊是一種典型的“熟人社區”，村莊成員在相對固定和狹小的地域中進行生產和交往，并產生相互之間基于熟悉的信任以及對整個村莊的認同感。換言之，村莊成員既有其“生于斯、長于斯”的共同生活地域，更因長期的共同生產和交往活動而產生共同的偏好和記憶。由此，他們會自然地將有著共同偏好和記憶的村莊成員指認為“同村的我們”并給予信任和認同，而將沒有這些共同偏好和記憶的人視為“外村的他們”并給予一定的排斥。可見，村莊共同體不僅有其地理邊界，更具有建立在其成員生產、生活、交往等方面高度同質性基礎上的認同而形成的倫理邊界。這種特殊的倫理邊界進一步強化了村莊共同體的自我封閉和內部融合，也賦予傳統村莊一種溫情脈脈的道德意蘊。
然而，伴隨著資本大規模“進入”鄉村，資本邏輯以其擴張性、同質化和意識形態化特征不斷強化對鄉村生產、生活、交往和文化的影響，傳統村莊的倫理邊界被模糊化，村莊倫理共同體也走向式微。
首先，資本邏輯強大的擴張性必然帶來城市對鄉村的“擠壓”，并推動城市和鄉村的空間重構。馬克思曾經指出，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本性使其不斷地通過地理擴張的方式建構新的空間，“資本越發展……資本同時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8]。20世紀60年代以來，以列斐伏爾、哈維和蘇賈為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城市學者關注和詮釋了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中的空間問題，在他們看來，正是在資本邏輯的控制下，城市不斷地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哈維認為，資本邏輯已成為“永不停息地減少（如果不是消滅）空間障礙的動力，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永不停息地加速資本周轉的沖動”[9]。在資本邏輯的強大控制力下，城市必然以其對鄉村的“擠壓”實現新的空間增長。在轉型期的中國鄉村社會，這種城市的擴張和對鄉村的“擠壓”因長期以來的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和鄉村“土地紅利”、“勞動力紅利”的存在而獲得更為強大的資本邏輯支持。于是，我們看到，東部沿海地區的一些村莊快速轉變為“沒有一畝農田、沒有一個以務農為生的農民”的新型“工業化鄉村社區”，中西部地區大量農村年輕勞動力“離土離鄉”而從事市場化和職業化的生產經營活動，出現了顯見的村莊衰落和“空心化”問題。加之近年來國家層面推動村莊合并的政策驅動，傳統村莊的行政邊界產生了變化，村莊居民的流動性、異質性大大提高，相互間的熟悉和信任度下降。由此，村莊成員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日漸弱化，建立在同質性和相互認同基礎上的村莊倫理邊界日益模糊，并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村莊共同體的倫理基礎。
其次，資本邏輯的同質性特征不斷消解村莊的地方性特色，導致鄉村城鎮化進程的單一性和雷同化。如同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資本邏輯“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2]（36），在這一世界中，資本成為一種“普照的光”[8]（31）。換言之，資本邏輯是一種漠視差異性、特殊性和個性、否定和壓制“他者”的同一性邏輯，它能夠成為夷平一切差別、剪滅各種內容和質的強大力量，并從而成為一種普遍化的、世界性的控制邏輯。[10]新馬克思主義城市學者在論及城市空間問題時也指出，在資本邏輯的作用下，城市變為一種“可計算”的商品，從而必然導致城市形態的“同質化”。而此種同質化問題，同樣存在于鄉村市場化、城市化的進程中。近年來，城市發展中的“千城一面”和新農村建設中的“千村一面”問題，已然引起學術界和社會公眾的廣泛質疑，而其根源，在相當程度上受制于資本邏輯的同質性。由此，傳統村莊豐富的地方性特色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村莊道德生活和倫理認同被消解，村莊隱形倫理邊界受到強烈沖擊。
最后，資本邏輯的意識形態化特征不斷削弱農民對村莊的精神依賴并強化其對城市文化的認同和向往，傳統村莊作為“精神家園”的倫理意義日漸削弱。在資本邏輯的控制下，利潤最大化不僅成為商業活動的最高目標和唯一原則，甚至不斷侵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社會交往乃至精神世界，從而成為現代社會具有宰制性地位的意識形態。在此種意識形態的主宰下，城市以其與資本邏輯相契合的市場化生產和生活方式取代傳統鄉村而成為現代人向往的“精神家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出務工農民中，完成初中或高中學習后直接務工而沒有任何務農經歷的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不斷增加。他們缺乏對傳統農業生產的直接體驗，難以產生對土地的依戀感和對村莊的歸屬感。相反，他們對現代化、市場化的城市職業活動和日常生活方式有著強烈的價值認同和情感期待。對于他們而言，村莊已經是一個隨時可以離去的“陌生的家鄉”，城市卻成為期待棲居并融入的物質和精神家園。
由是觀之，村落終結并不單純體現為村落數量的減少，更重要的是資本邏輯作用下傳統村莊倫理共同體的衰落及其作為鄉村倫理文化根基與載體功能的式微。換言之，村落終結并不僅僅是一種地理意義上的村落減少或消失，更在于村落所體現的特殊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倫理共識、文化心理和行為模式的“終結”。
三、村落的“重生”：資本邏輯的倫理規約與村莊倫理共同體的重建
從一定意義上說，鄉村工業化、市場化和城鎮化已成為轉型期中國鄉村社會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基于此，我們需要反思并力圖解決的問題在于：如果說，城市化進程中資本邏輯對村落數量及其倫理文化功能的影響無法改變，那么，如何通過對資本邏輯有效的倫理規約，既發揮其在鄉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動力作用，又為其框定必要的倫理邊界，從而實現村落的“重生”？
首先，以資本邏輯的空間正義轉向實現城鄉均衡發展的“新城市化”。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強調城市對于容納資本主義生產的空間意義，另一方面又批判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導致的城市與鄉村的空間分裂和對立。 他們指出：“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在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隔絕和分散。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個人屈從于分工、屈從于他被迫從事的某種活動的最鮮明的反映，這種屈從把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城市動物，把另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鄉村動物，并且每天都重新產生二者利益之間的對立 。”[3]（556）換言之，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對傳統農業文明的巨大沖擊是使城市“中心化”和農村“邊緣化”。而馬克思、恩格斯所指認的未來社會“真正的共同體”的建立，也正是以“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為“首要條件之一”。[3]（557）
正是基于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空間批判，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城市學派提出了空間正義理論，這一理論對于思考我國轉型期的城鄉正義問題有著重要的理論資源意義。長期以來，城市與鄉村的差異性和非均衡性已成為我國城鄉關系的基本形態。改革開放以來，鄉村城市化進程中資本邏輯的作用又進一步加劇了城市對鄉村的“空間擠壓”，形成城鄉空間資源的非正義問題。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資本邏輯引導大批污染嚴重的工業項目和落后的生產工藝、生產設施實現向鄉村的空間轉移，致使城市環境的改善建立在鄉村環境惡化的基礎上；二是資本邏輯引導下的“GDP中心主義”，導致政府推動的農村居住形態調整演變為地方政府與農民之間的利益博弈；三是資本邏輯作用下“離土”比“守土”更高的利益回報，不斷驅使農民在失地、失業、失居中失去基本的空間權利。上述問題的解決，需要我們以空間正義形成對資本邏輯的倫理規約，并由此實現城鄉均衡發展的“新城市化”。“符合空間正義的城市化是一種不同于傳統城市化的新城市化。新城市化是一種能夠使城市化的增益惠及所有人的城市化，它不是部分人，更不是只是當代人、城里人、富人、房地產開發商的權利得到擴張的城市化，而是整個人類，是所有人，特別是后代人、農村人、窮人都能公平地享有城市文明的權利，并且這種權利能夠在城市化過程中持續得到擴張的城市化。”[11]“新城市化”力圖打破城市的“中心化”和鄉村的“邊緣化”，強調資本邏輯引導的城市擴張必須以不損害鄉村發展和剝奪農民權利為邊界，否則，這種擴張必須給予被剝奪者以相應的補償。
其次，以資本邏輯的生態轉向實現資本的生態化和生態的資本化，建設美麗宜居的“綠色”村莊。馬克思曾經指出：“只有資本才創造出資產階級社會，并創造出社會成員對自然界和社會聯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產生了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它創造了這樣一個社會階段，與這個社會階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會階段都只表現為人類的地方性發展和對自然的崇拜……資本按照自己的這種趨勢，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現象，克服流傳下來的、在一定界限內閉關自守地滿足于現有需要和重復舊生活方式的狀況，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見。資本破壞這一切并使之不斷革命化，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8]（90-91）這一論述深刻揭示出資本追求最大增殖必然導致對自然資源的無度使用，由此，資本邏輯也成為生態危機的深層根源。20世紀下半葉興起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潮，試圖把生態學同馬克思主義結合在一起，以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當代生態危機。其代表人物佩珀提出了“資本主義內在地‘對環境不友好’”[12]的論斷。在生態社會主義者看來，資本與生態是對立的，資本邏輯必然造成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伴隨著鄉村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資本與生態之間的沖突在鄉村社會也愈加凸顯。在資本大舉“進入”鄉村的過程中，污染的增加和轉移導致鄉村環境破壞問題也日趨嚴重，“金山銀山”和“綠水青山”似乎成了鄉村社會發展中不可得兼的一對矛盾，也似乎由此進一步驗證了資本與生態間的對立。應當看到，資本邏輯在以大工業資本為主導地位的時代確實顯現出其反生態性，然而，在以后工業文明為主導的新全球化時代，生態領域不再是阻擋資本邏輯深度進入的天然屏障，相反，資本邏輯可以成為推動生態建設的強大動力，生態產業也能夠成為資本創新邏輯的必然產物。[13]由此，我們亦可以找到村落“重生”的一條生態路徑：一方面，通過資本的生態化使資本以合乎生態的方式“進入”鄉村；另一方面，通過生態的資本化使鄉村良好的生態環境成為促進價值增殖、財富增長的一種“資本性”資源。具體而言，資本的生態化要求政府通過公正有效的制度設置，改變城市在生態資源享有和利用上的優先權，實現鄉村資源分配和生態保護的無歧視。同時，通過稅收政策和財政轉移支付建立有效的農村生態補償機制，以實現資本邏輯主導下城鄉環境利益的補償正義。而生態的資本化則體現在，以大力發展鄉村生態經濟的方式實現資本邏輯的生態轉向，通過發展鄉村生態種植業、旅游業，用優美的鄉村自然風光和生態的鄉村生活方式吸引資本的投入并產生良好的回報，形成鄉村綠色產業，從而真正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最后，以地方性道德知識的傳承和建構限制資本邏輯的同質化和意識形態化，重建作為村莊成員精神家園的倫理共同體。地方性知識是美國著名學者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提出的概念，他在《地方知識：比較視角下的事實與法律》中明確指出，“它的地方性不僅在于空間、時間、階級及其他許多方面，更在于它的腔調，即對所發生的事實賦予一種地方通俗的定性，并將之當地關于‘可以不可以’的通俗觀念。”[14]這一概念提出以后，引發了諸多學科的高度關注和熱烈探討。無論是格爾茨關于地方性知識的定義還是其后大量關于這一概念的探討，都指出了“地方性知識”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基于特定倫理共同體的道德生活經驗和道德生成傳承的“地方性道德知識”。“在道德實在論的意義上說，任何一種道德知識或者道德觀念首先都必定是地方性的、本土的、甚或是部落式的。人們對道德觀念或道德知識的接受習得方式也是譜系式的。”[15]具體而言，這種“地方性道德知識”在傳統村落往往表現為村莊共同體獨特的語言、風俗、慣習、偏好等極具地域色彩的標識性文化事象以及具有地方性特色的公共道德平臺。也正是這種“地方性道德知識”所具有的獨特的地緣性特征，為村莊共同體構筑了隱形的倫理邊界。
然而，在鄉村城市化的進程中，資本邏輯內涵的同質化和意識形態化特征不斷消解村莊的地方性文化特色。在村莊成員的心中，村莊逐漸只有單純的戶籍意義而不再具有文化根源意義，不再是“我們”的村莊。由此，我們需要反思的問題在于：如果說，資本“進入”鄉村的趨勢無法逆轉，那么，我們以何種方式限制資本邏輯的同質化和意識形態化？事實上，恩格斯早就指出：“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16]這也提醒我們，關注、理解、尊重和利用作為村莊獨特文化資源的“地方性道德知識”，對于資本邏輯作用下村莊倫理共同體重建的資源意義。需要注意的是，在鄉村市場化、城市化的進程中，這種“地方性道德知識”不是某種封閉的道德生活經驗和規范體系，其傳承和建構也絕非是向村莊道德與文化傳統的簡單復歸。相反，在現代市場經濟浪潮的沖刷下，任何一種“地方性道德知識”必然會出現其現代轉換。易而言之，某種“地方性道德知識”只有以更加開放的文化心態在“承繼傳統”與“吸收外來”的平衡中實現自我優化，才能為村莊倫理共同體的重建提供堅實的倫理基礎。
從一定意義上說，村落數量的減少已成為中國鄉村城市化進程中無法改變的基本態勢。然而，迄今為止，村莊依然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道德生活的根基，是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所在，更是大多數國民剪不斷的“鄉愁”所系。因此，通過有效的倫理規約實現資本邏輯的空間正義和生態轉向，并通過“地方性道德知識”的傳承和現代轉換重建新型的村莊倫理共同體，既為實現村落“重生”提供了可能的路徑，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乃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可忽略的重要問題。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王露璐，南京師范大學人力資源處處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鄉村倫理研究”首席專家。兼任中國倫理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倫理學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倫理學會經濟倫理學專業委員會秘書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道德與文明》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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