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川東北X社區的個案研究
內容提要:在工業化與市場化推動下,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個高速度、大規模、多樣性與復雜化并存的城鎮化過程。“轉型社區”作為城鎮化的重要空間載體,其生活世界的流變不僅是空間轉型的過程與結果,更突出地表現為以空間為載體的社區生活紐帶的松散與秩序的重構。村域空間是一種特殊而具體的空間場域。從空間解構、空間分化到空間重構的嬗變,是社區村域空間的轉型歷程,也是中國城郊村域空間轉型實踐的縮影。與這場轉型實踐相伴生的,是家庭空間、鄰里空間和社區公共空間的相應變化。村域空間與生活世界的互構諧變,是社區的空間再生產與生活世界形構的邏輯框架,使生活世界分別呈現出權力—市場化、多元化、社村化的特征。與此同時,生活世界對空間具有能動的改造作用,家庭、鄰里、社區不斷調適自身的空間形態,進而重構新的生活世界。
關鍵詞:“村域空間”/生活世界/村改居社區
標題注釋:中國浦東干部學院2014年招標課題“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保障機制研究”(E101—9—1403)
一 問題的提出
在工業化與市場化推動下,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個高速度、大規模、多樣性與復雜化并存的城鎮化過程。“轉型社區”作為城鎮化的重要空間載體,其生活世界的流變不僅是空間轉型的過程與結果,更突出地表現為以空間為載體的社區生活紐帶的松散與秩序的重構。
在社區轉型研究中,國家與社會的分析視角成為學術界的主流敘事話語,①但這一理論常常預設了“國家”和“社會”兩個范疇的存在,每一個范疇都具有內部的統一性以及外在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諸如“強國家弱社會”、②“小政府大社會”③的分析路徑,在理解社區轉型規范上有著較強的解釋力,但遮蔽了社區演變的多重面向,難以全面地解釋社區、集體、家庭、鄰里間互動的復雜關系。一些學者將空間視為國家與村莊互動的背景,但忽視了空間本身對于行動者的制約性作用,以及國家與農民之間的互動關系對于空間生產的能動性影響。鑒于此,從“空間—生活世界”的視角重新審視轉型中的“村改居”社區的生活流變,就要求對社區的空間轉向應聚焦于對社區空間本身生產的關注,因為“空間彌漫著社會關系;它不僅被社會關系支持,也生產社會關系和被社會關系所生產”,④它是“一種充斥著各種意識形態的產物”。⑤“村改居”社區處在農村與城市中間地帶的特定區位,具有可高度辨識的空間結構和空間特質,空間的生產更是一個隨著國家的發展戰略不斷調整和變遷的“場域”。同時,生活世界又以自在的方式重構“村域空間”的內容。因而,在空間分析的基礎上透視生活世界,更能夠讓我們真切地理解在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中,人們的家庭、鄰里、社區等日常生活關系的內涵與變動。
“村域空間”基于鄉村地理空間和社會關系空間,它既強調橫時態的空間關系構成,又突出縱時態的空間生命歷程。從橫時態看,主要由家庭空間、鄰里空間、社區空間三個維度構成,每層空間都蘊含著不同卻有交集的復雜社會關系;而從縱時態看,“村域空間”指從人類聚居而生的村落到歷經時代變遷發展至今的“村改居”空間。“村域空間”是一個總體性的動態概念,充分呈現鄉村社會的空間性與歷史性特征。筆者于2013～2014年在X社區進行了為期100多天的“蹲點”調查。X社區位于四川省東北部,是嘉陵江中游西岸的NC市SQ區HF街道內的一個“村改居”社區。X社區經歷了從村落向社區的空間變遷,先后榮獲“全國創建學習型家庭示范社區”、“四川省平安家庭創建示范社區”等20多項殊榮,是一個轉型成功的“村改社”典范社區。通過深度訪談法與參與觀察法,試圖回答在1980年以后鄉村社會改革過程中,“村域空間”與生活世界是如何相互形塑的。
二 空間解構與生活世界的權力—市場化(1980～1997)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國鄉村社會變革的重要分水嶺。1949年到1979年這一時期,為實現社會主義趕超戰略,政治權力通過公社體制自上而下地規范著鄉村社會的行動邊界與資源分配,鄉村生活世界呈現泛政治化特征,城鄉二元分割體制的確立更使得集體化時期的“村域空間”基本處于封閉狀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改革開放是對集體化時期政治主導空間的“祛魅”化,促使“村域空間”生產邏輯發生了重大變化,村落空間生產的主體性逐步凸顯。
(一)家庭空間回歸與生活世界的半指標化
1982年底,X村完成了分田到戶,人均分得了0.25多畝土地。家庭空間從村莊共同體中獲得了獨立與回歸,重新恢復小農家庭的結構和功能。重新獲得土地的村民積極性極大提高,村民認為,“肚子餓怕了,所以剛分到田地后,大家都是鉚足勁在自家地里干活,做了幾年以后,糧食夠了,大家才不心慌了”。農戶們在“自由活動空間”⑥中除了從事傳統農業外,80年代中后期,村民們開始涉足市場空間發展家庭經濟,如栽培經濟作物、發展養殖業,在外打工或經商。因生產空間的擴展,農民家庭收入結構開始多元化。
但是,農戶在承包生產空間中還“承包”了對國家和地方的一系列“責任”。在“繳糧繳款”責任中,小農家庭對種糧交稅的工作是十分配合的。但各地不一的“三提五統”的繳納成為農民與基層政權之間最大的利益沖突。這一“新的契約制下的家庭義務”不僅增加了剛恢復生產功能的農村家庭的經濟負擔,更直接加劇了小農家庭與基層政權之間的矛盾。
除了“催糧催款”外,計劃生育也是造成國家與家庭關系緊張的行政事務。由于鼓勵生育的引導和避孕技術的缺乏,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中國人口出現井噴式的增長。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計劃生育國策的強制推行下,生育不再以家庭事務形式出現,國家絕對性地主導生育空間的生產。國家不僅設置了生育的年齡、數量等指標要求,地方政府更強行規定人們必須晚婚晚育,不到25歲不給辦結婚證。X村的年輕男女基本都是27、28歲才得以結婚。對于“超生游擊隊”,由村干部和鄉鎮干部組成的“計劃生育突擊隊”采用軟硬兼施的方式抓到醫院刮宮或引產。對違規生育者采取強制執行措施外,國家和村莊也對獨生子女家庭給予了一定的物質性獎勵。20世紀80、90年代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及獨生子女獎勵政策極大地抑制了非理性的生育沖動。X村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到現在,除了2001年有一例超生外,基本沒有超生的。
20世紀70年代末期,國家對農村經濟政策的一系列調整,客觀上促使了家庭單位的回歸和家庭功能的恢復。但同時,國家又推行了稅收和計劃生育政策,實現了國家權力對鄉村生育空間的全面控制以及對生產空間的“半控制狀態”。
(二)鄰里空間交往與生活世界的理性化
分田到戶后,除了家庭獲得回歸,鄰里交往也逐漸理性化。90年代中后期,外出打工的家庭到農忙時,會直接花錢雇人。X村還出現了職業幫工組織,農忙時在本村或外村幫人栽秧。村民在債務方面也表現出一定的功利化意識。傳統借貸通常發生在親戚之間,這種基于熟人關系信任的借貸常常以口頭承諾或家族擔保人的形式而存在。到了80年代,出借人開始采用書面的形式來證明借貸關系以便日后追討。
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改變著農民的消費結構。在X村的紅白喜事上,前來吃酒席的人也開始送現金,現金的多少也是按照關系的親疏遠近規定的。在90年代中后期,人情往來不只限定在村莊里,還開始向更大的空間擴展。村民向村干部、鄉干部請客送禮,村干部向鄉干部請客送禮已成為人們辦事、發展社會資本的一種“潛規則”。而從事建筑行業或經商的少數經濟精英,更習慣在X村以外尋找更大更廣的社會交往網絡。在經濟理性化的驅使下,利益改變了村民傳統的思維方式,人們逐漸習慣把市場邏輯運用到社會交往中。
(三)村社空間重建與鄉村生活的弱組織化
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政權正式撤出鄉村社會,成立鄉鎮政權,個別鄉村創新的“村民自治”自上而下地推廣到全國,村委會成為新時期承接國家行政權力與村莊社會之間的重要橋梁。稅費時代的鄉村社會,村干部被賦予了新的行政職能。村干部的主要工作除了收農業稅費和執行計劃生育外,仍要在生產上依照上級指示引導農戶,比如科學插秧、水利灌溉等。
民主選舉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內容。X村干部選舉開始于1987年。但小農家庭對于民主生活并不重視,到召開大會投票環節,村干部只有每天晚上提著袋子挨家挨戶去填選票,整個選舉過程缺乏透明性和監督性。20世紀90年代后,開始以村民大會的方式投票選舉。村兩委會提前告知選民們來參加選舉并發誤工費,雖然選民積極性得以提高,實際上并沒有改變村莊政治游戲規則。村民們一語道破:“選舉哪可能民主嘛,村干部候選人都是上級安排好了的,這就是走過場。”村干部候選人由上屆村干部提名,但提名的候選人與上屆村干部之間多數存在利益關系。村委會選舉雖然經歷了非正規化到正規化,但仍主要是一種形式化的選舉。村民們表現出的政治冷漠,以及后期在誤工費的利益驅使下的政治參與,表明經濟理性成為小農是否參與村民自治的主要考量。曹錦清指出單家獨戶的小農對自身利益的透視很少超出村落邊界,他們關注的重心在家庭庭院之內,因而阻礙了鄉村自治民主的發展。⑦
盡管鄉村在市場化改革初期發展困難重重,但是,國家政治話語在“村域空間”的衰弱與權力的逐步抽離,以及市場的發育為基層社會活力的釋放創造了條件。X村人在這一紛繁急速的世界中,急于尋找新的出路以重塑家庭和村莊的生機。一些目標明確和勇于抓住時機的農村家庭,在“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口號指引下,勇敢地躍入了商品經濟的大潮。農村社會正孕育著轉型的力量。
三 空間分化與生活世界的多元化(1997～2004)
20世紀90年代末,NC市的城市規劃方案具備改變X村命運的可能。NC原城區面積不大,1993年區劃調整后,SQ城區改造舊城和擴建新城同時并進,新城區不斷向郊區拓展。1997年,市政府將X村1500多畝土地圈入規劃方案中,等待較大的單位入駐。時任村支部書記具備較高文化水平而且已經投身商海,他抓住城市化的機遇,通過關系運作,成功將XH師大引入X村。以征地為契機推動的城市化進程中,“村域空間”正經歷著一系列深刻而復雜的轉型。空間征用促使了家庭空間、鄰里空間和社區空間不同層面的變革。
(一)家庭空間裂變與生活世界的碎片化
空間征用對小農家庭的影響是巨大的,主要表現為征地補償款少和長效機制缺乏。在調查征地賠償款滿意度時,調查對象中5.3%的農民表示土地補償標準“一般”,36.7%的對征地補償款表示“不太滿意”,高達58%的表示“很不滿意”。而且,失地農民的長效社會保障機制是十分缺乏的。首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銜接緩慢。NC市1999年實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5年實施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征地后,村民戶口相繼轉為城市戶口,但直到2005年2月份才開始實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次,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制度遲緩。20世紀90年代,農村福利制度嚴重短缺。再次,失地農民的醫療保障體制欠缺。盡管自2008年后,《NC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實施細則》做了相關規定,但是,在征地到2009年這八九年間,并沒有針對失地農民的醫療保險制度。
傳統生產空間的喪失以及長效社會保障機制的缺乏使得新生的家庭困難重重,住房安置所引發的分家也對代際關系有著重大影響。代際關系本身就是在既有的居住空間中生產的,分家及其定格的居住空間格局形塑了代際關系的性質。⑧因還房而導致的分家,是農民分家習俗上的一次重大變化。傳統的分家一般不包括真正法律意義的分割房產。分家后,更多是分灶吃飯而已,一家人還是住在父母修建的平房或樓房里。而征地后,還房為單元樓,從50多平方米到120多平方米不等。家庭在選擇還房時,不僅會考慮家庭的人口數和居住便利,還要對產權、未來要征的遺產稅,以及房屋是否出租等做出選擇。這使得年輕一代子女擁有了對房屋安置的話語權,父母也會出于對未來生活以及對子女的公平做出理性選擇。X村一隊隊長按照還房安置政策,可分到2套或3套房,但家里人多,他補了錢要了5套,為避免以后子女矛盾、辦遺產稅和變更產權的麻煩,提前把4套房子過戶在各子女名下,剩下1套房留下養老。對于多子女家庭,與傳統的多次分家引發的家庭裂變和家庭矛盾的增多不同,一次性提前分家,明確了父母家與子女家之間的邊界,可以有效避免大家庭矛盾的積累,也為代際關系的民主化創造了條件。對于獨生子女家庭,多數失地農民家庭仍協商居住在一起,老年人可以幫在外工作的子女帶孩子,多余的房子則出租以收取租金作為失地后的一大經濟收入。相反,也有因還房分配不當加劇代際之間矛盾的情況。征地后,子女將老人的居住面積過戶在自己產權下,老人失去了居住空間,不得不對子女委曲求全,甚至處于不孝子女的高壓控制之下。對還房處置最大化的價值考量,使得家庭權力結構開始由父輩向年輕一代下移,加速了父權的衰落和個體權利的崛起。
(二)鄰里空間分異與生活世界的區隔化
空間分化導致鄰里出現“越軌”等失范現象。征地后,“村域空間”呈現商品化的屬性。失地農民在頂樓“種房”出租,既有效避免了漏水的空間風險,又實現了一定程度的“資本積累”。這一亂搭亂建的行為盡管造成公共空間的萎縮,但利益驅使造就居民爭相模仿。除了向高空爭奪空間,部分失地農民在社區空間中仍然按照原來的農村習慣生活,在人行道的綠化帶下,有人種上了大蔥豆子;在還房小區的空地上,有人搭建起雞籠豬圈;在居民樓的過道里,有人放著扁擔、鋤頭、糞桶等農具;在社區公園里,有人種上了蔬菜。這種對公共道路的空間侵占不僅加劇了鄰里之間的矛盾,也引發征地單位XH師大和NC一中師生的怨言,以及媒體的指責和領導的批示。此外,消費主義也全面搶占了消費人群龐大的社區街頭、商鋪甚至人行道。小商小販以及商鋪經營者占道經營成為社區中最難管理的“牛皮膏藥”。城市和農村、傳統和現代、公利和私利同時錯位地疊加在轉型的“村改社區”空間中。
空間是政治的,空間政治在社會構造方面的重要后果是社會階層的空間分化,空間的等級化、分層與隔離往往成為現代社會階層分化的一個手段。⑨階層分化在“農轉社”地域空間上體現在原住民和新住民的社會隔離。征地單位XH師大周圍設有圍墻和鐵欄桿,一期和二期共設三個出口,均設有門衛。門禁系統成為單位人和社區人確認身份和地位的符號,它有效地隔離了師生與社區居民之間的互動。單位人和失地農民平時缺乏溝通和交流,甚至社區干部去師大家屬樓做入戶調查也常遭到職工的質疑。此外,社區居委會與單位之間在師生戶籍辦理等業務上也缺乏明確的配合。在單位人眼中,他們只屬于學校而不屬于社區,而在社區眼中,單位比社區高一級。“新住民”師大人和“原住民”失地農民盡管在同一空間象征結構秩序中重疊,但社區利益共享機制的不完善,使得雙方的交往機制難以達成,最終形成了共存于同一地域空間卻沒有社區交往的格局。
(三)社區空間懸浮與生活世界的無根化
征地拆遷工作的相繼完成,村委書記帶領村集體平穩地實現了村莊改制。2004年,X由行政村轉型為城市社區,2000余名村民成為城市居民。然而,城郊結合部的特殊樣態,XH師大龐大人口的遷入,使得新建成的X社區治理面臨“矛盾多、問題大、管理難、集體和群眾底子薄、素質低、技能少、就業難”等諸多難題。不僅本村的群眾工作不好做,對于在社區就業的外來居民尤其是三峽移民的管理也不易。征地不僅僅導致了原有“村域空間”內部的社會分化,也使得“村域空間”與外部社會空間發生激烈的碰撞,形成了一種以多元主體、資源流動為主導的社區空間格局,缺乏集體經濟支撐的基層自治組織的權威性顯然是難以短時間取得的。
有關村集體資產糾紛成為在中國“村改居”過程中的普遍性問題。在村莊改制過程中,土地流入市場進行租賃或協議轉讓的實質是權力與資本的聯袂,而改制初期集體運作缺乏有效監督,社區在改制過程中或多或少存在村集體資產被非法出讓或被承包過程中資產流失,村級財務不公開等問題,在經歷了一系列外力沖擊下的“村域空間”遭遇轉型的困境和失序,也有新生的機遇和條件。
四 空間重構與生活世界的社村化(2005～2015)
對于空間分化與社區生活公共性的缺失,失地農民家庭、鄰里和社區正以新的方式構建“以人為本”的社會空間。
(一)家庭空間新生與生活世界的現實倫理
隨著失地、拆遷、安置和城市居民身份及相關福利的獲得,傳統鄉村家庭也發生了相應的轉型。X村失地農民2000多人,98%的符合政策的失地農民都自愿購買了醫療保險,90%以上的“4050”人員參與社保投保。老年人由于擁有社保與醫療保險,已經不再需要依靠年輕一代養老。他們對晚年生活感到滿意。以往依靠父母分家后的家產維持生活與發展的模式也告終結,年輕人可以在更廣闊的市場上謀求發展。正是因為傳統共同體的權力與義務模式弱化,使得家庭單位中的個體在日常生活中擁有了更多選擇權。父輩被重新賦予了在家庭權力格局中的主導地位。但與傳統獨斷性的父權不同的是,新時期的父權正努力和晚輩們建立起比較平等、理性化的親情關系。
更為重要的是,中西部地方經濟的發展以及社區建設為失地農民工回流創造了條件,這又促成了家庭照料和就業之間的平衡。空間的轉變與消費人口的增加意味著商機與就業機會的涌現,舉家外出打工的流動家庭或青壯年外出打工從而導致的留守家庭已經在X社區越來越少了。“離土不離家”已經成為失地農民的就業新趨勢。失地農民開始逐漸回歸到家庭,更加重視家庭和睦、子女成長,以此重新建構現代意義的整全的家。
(二)鄰里空間再造與生活世界的內生性
鄰里關系再造重塑社區的公共性。針對鄰里空間中存在的諸如征地拆遷、還房、流動來往人員多等問題,社區通過一系列管控幫教多元化管理,成功調處了各類糾紛。黃宗智認為,中國的調解制度,包括延續至今的非正式民間調解傳統和毛澤東時代的半正式社區干部調解以及正式法庭調解傳統,乃是比較獨特而又成效相對較高的制度。⑩“五級矛盾調處機制”是X社區獨特的成效較高的調解制度,“五級”包括:單元、樓棟、居民小組、黨小組長,然后到社區居委會,如果居民有問題,可以層層反映和解決。在基層社會矛盾突出和正式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通過基層社會的自我調解一直以來是保持基層社會秩序的社會理念。
失地老年人群體是最易自我認同模糊的一群人,如何實現老年群體的快速轉型成為重建“村改社”空間秩序的重要一環。X村征地后,成立了老年協會。X老年協會的會員準入機制有以下要求:年齡要求,女同志55歲以上,男同志60歲以上才能入會;戶籍要求,只能是X社區的失地老年人;必須每年交20元會費。入會后,可享受社區對老年人的福利供給以及集體活動。在福利發放上,以每年重陽節老年慰問金為主,慰問金以年齡分為四個檔次,分別為100元、150元、200元、300元。以福利發放、開會學習以及娛樂活動為主要內容的老年協會在快速轉型中調動了失地老人的集體性、重塑了孝道和老年權威,助推了失地老年人的城市文明適應性。
(三)社區空間重塑與生活世界的公共性
社區生活世界重塑的關鍵在于就業與服務。就業空間的重塑主要依靠資源配置和政社聯動。耕地被征用后,解決失地農民身份轉型后的生存問題就成為社區最迫切的目標之一。由于征地時間倉促,加之失地農民低水平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這就沒能為他們新舊生產方式的平穩過渡留有足夠的就業時間和空間。在社區兩委的努力下,2005年不到半年,220個臨時門面、總面積達5000平方米的“失地農民創業就業一條街”建成投入使用。社區空間生產快速轉向商鋪型物業。就業一條街的門面優先租給X社區失地農民。200多名失地農民以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租金從社區租賃到門面,分別從事餐飲、服裝、化妝品、文化音像等商業活動。外地商戶也可租門面,失地農民可以去打工,幫著看鋪、看店。就業空間的生產過程實際是“村改社”社區“公共性”和“倫理性”的重要體現。
服務空間的建立主要依靠社區權力為紐帶,將市場利益與服務空間相結合,以此保證多元化功能在社區有限空間的實現。2010年,社區投入400余萬元修建了3600平方米的社區綜合服務大樓,將多余的門面以市場招標的方式招租,獲得年租金80多萬元。除了綜合服務大樓的商鋪收益外,社區其他集體閑置土地也被出租出去,由承租者修建成各種大排檔。盡管在社區發展的初級階段,資本侵蝕到象征著社區生活世界的服務空間里,但政府通過行政指導和資源提供糾正了空間中所凸顯的工具意識,并且資本最終的用途是繼續滿足村莊轉型到社區后仍需提供的福利供給和社區建設。社區綜合服務樓見證了一個空殼村轉型成川東北明星社區的成長歷程和自下而上自發性秩序的形成。
五 結論
本文聚焦于川東北X“村改居”社區的轉型實踐,以空間—生活世界為分析視角,深入闡釋了1980年以來X“村改居”社區的空間再生產與生活世界相互形構的過程。基于對“村改居”社區的經驗研究,空間與生活世界呈現相互辯證的關系。空間決定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又對空間具有能動的改造作用。空間是生活世界的前提、手段和結果。有什么樣的空間就存在什么樣的生活世界。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空間結構和空間動力也發生演變,進而對生活世界的性質和內容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為實現社會主義趕超戰略,政治權力通過公社體制自上而下的方式規范著村域空間的行動邊界與資源分配,鄉村生活世界呈現泛政治化特征。隨著市場化改革與城鄉壁壘的松動,家庭重新成為生產和生活的單位,生活世界的自主性逐漸凸顯,但同時,以科層制體系自上而下推行的稅收和計劃生育政策實現了國家權力對生活世界的“半控制狀態”;市場喚醒了人們的利益需求,鄰里交往出現“準理性化”;缺乏集體經濟的支撐,村落空間的行政權威難以樹立,集體凝聚力逐漸消退。從村落向社區空間轉型中,意味著空間對于生活世界的重構,空間的征用導致了家庭空間裂變與生活世界的碎片化;空間分化導致鄰里空間分異和生活世界的區隔化;轉型空間的復雜化和多元化,村集體資產糾紛、忙著掙錢的村干部使得社區空間缺乏公共性,生活世界呈現無根化。對于空間分化與社區生活的無序,家庭空間建立起比較平等的代際關系以及現代意義的整全的家。鄰里空間再造也重塑了社區的公共性。社區在就業空間、制度空間、服務空間和治安空間方面生產出積極的權威性資源和配置性資源,整合了社區共同體意識,維護了社區生活世界的穩定。
生活世界對空間具有能動性的反作用。生活世界是由空間所決定的,然而,生活世界并非對空間持消極無為的態度,相反,它是在歷史時間和社會空間中不斷自我生成和再生產的文化產物。村落向社區轉型中,原有的村莊空間在面對市場要素流動中,要求更為有利的資源配置,原有的土地空間轉化為社區,但這并非是一個簡單的空間改造,而是原有村落系統各個要素的再整合過程。剛轉為社區的時候,群眾的生活還無法完全適應,生活保障、還房分配等問題反映了家庭空間的理性化和商品化,鄰里之間在爭奪公共空間中,彼此關系也逐步惡化和隔離,社區的公共空間并沒有體現公共的性質,反而形成了新的違規空間和都市農村。日常生活的種種脫軌要求對空間加以改造,重新規范居民的行動邏輯。由此可以看出,生活世界的內源性特質會促使人類改造過時的、不適應生活的空間結構和關系。當空間和生活世界彼此不相適應時,這時就需要對空間和生活世界進行相應的整合,否則容易導致社會沖突、矛盾和無序,最終阻礙空間和生活世界意義的生成,阻礙人的自主性的提升。
總之,只有在社會空間與生活世界的交互關系的闡釋中,才能將二者的實質相互映照出來,從而有助于拓展社區轉型的研究視域。
注釋:略
作者簡介:楊發祥,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茹婧,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西華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講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視野》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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