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4年底被國務院扶貧辦正式列入“十大扶貧工程”之一至今，電商扶貧的推進時間并不長，但對于電商扶貧這個新事物，地方政府、電商平臺、電商創業者、社會力量卻在更早就開始了積極探索，并形成了各自特色的電商扶貧之路。從目前能掌握的資料看，最早的電商扶貧實踐可以追溯到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災后重建，阿里巴巴通過在青川縣扶持趙海伶、王淑娟等青年在阿里巴巴平臺上出售當地特色農產品，在促進災后重建的同時，已經部分實現了扶貧的目標。此后，在河南太行山貧困區，出現了杜千里這樣的通過電商致富成才并帶動當地特色產品開發的典型。而在山西的呂梁山區則出現了王小幫，同樣是在網上銷售貧困地區的農特產品，他與王淑娟還被邀請到美國為阿里巴巴上市敲鐘。到2012年以后，隨著農產品電商的爆發，越來越多的貧困地區出現了趙海伶、杜千里式的人物，一些企業、政府也積極介入，終于形成了今天的電商扶貧洪流。其總體脈絡可以用四大力量來概述：
一、由各大電商平臺推動的電商扶貧實踐
平臺是中國電商獨特的風景，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和競爭，逐漸形成了阿里巴巴、京東、蘇寧以及一些區域性電商平臺共同發展的生態。這些電商平臺在向農村滲透的過程中，客觀上也推動了電商扶貧的實踐。
（一）阿里巴巴的電商扶貧實踐
阿里巴巴有強大的電商平臺，也掌控著優勢的電商資源，客觀上為農特資源開發、人才培養提供了寬闊的路徑。其電商扶貧實踐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扶持農村網商。在2008年之后的一段時間里，阿里巴巴以在青川縣扶持趙海伶、王淑娟為開始，推出了網商培養計劃，迅速扶持了杜千里、王小幫等貧困地區的青年網商，支持他們在網上銷售貧困地區的農產品。阿里平臺上銷售農產品的“新農人”群體已過百萬，相當一部分來自貧困地區。此后，又通過系統賦能，催生了以江蘇睢寧東風村為代表的一批貧困地區淘寶村。經過幾年的幫扶和引導，全國17個省市區，已經涌現出780個“淘寶村”，71個“淘寶鎮”，聚集了超過20萬戶的活躍賣家，網店銷售額超過1億元的“淘寶村”就超過30個。
第二階段，推動電商消貧。阿里巴巴2014年10月啟動農村綜合戰略計劃，首先實施的是“工業品下行”戰略，通過電商來緩解貧困地區商品價格虛高、商品品類不全、假冒偽劣較多的問題。根據阿里巴巴的測算，電商下鄉可以讓農民節支約25%，而且節約大量的生產生活時間。
第三階段，打造電商生態。阿里巴巴的“千縣萬村”計劃推出后，農村淘寶經歷了星火燎原般的發展，到2015年12月31日，“農村淘寶”已經在全國25個省269個縣開業，其中國家級貧困縣62個，省級貧困縣73個，建立起了13296個村級服務站，招募了1萬多名合伙人，旨在實現“網貨下鄉”和“農產品進城”的雙向流通。電商在縣以下的發展，不僅活躍電商交易，還培養人才，也引入了農村金融工具，從而形成涵蓋農村生產生活多方面的生態系統。所以，農村淘寶進入了2.0時代之后，生態建設和人才培養成為更突出的戰略任務，若能深入推進，必將給貧困地區的電商扶貧帶來新的動力。
（二）京東的電商扶貧實踐
京東在電商扶貧方面也在“比學趕超”。其電商扶貧進程大體也有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渠道延伸。早在2014年春天就開通了農資下鄉直通車。阿里巴巴的“千縣萬村”計劃出爐后，京東隨即推出“千縣燎原”計劃，初期的主要目標是讓農村人用實惠的價格買上放心的好東西。
第二階段：有序上行。由于京東是自營平臺，其農村電商的推進相對“輕資產”，也帶有明顯的“賣貨”思維。為了彌補這一戰略上的單薄，經由劉強東提出的“3F”戰略最終形成京東農村新戰略，即把農產品進城、工業品下鄉和農村金融一并解決。在農產品進城方面，于四川仁壽策劃了“枇杷行”活動，京東集采后再用京東的平臺物流優勢賣出，為貧困地區的特色產品走出去探索出一條“電商扶貧”新路。
第三階段：定向扶貧。以2016年1月京東與國務院扶貧辦正式簽約為標志，京東的電商扶貧不再打“擦邊球”了，而是要專心專業起來，要在全國選200個縣開展專門的電商扶貧，主要內容包括招募貧困家庭勞動力到京東就業、幫助貧困地區農產品上行、完善貧困地區電商基礎設施等多個方面。
（三）蘇寧的電商扶貧實踐
蘇寧與阿里巴巴、京東的情況又不同，蘇寧是由線下企業轉入線上的，不僅有電商，更有強大的線下門店資源，“O2O”是其鮮明的旗幟。
在農村戰略方面，蘇寧初期提出了建設1萬個鄉鎮蘇寧易購服務站的設想，通過線上線下一體的擴張來滿足農村消費者的需求。隨著實踐的深入，其農村戰略日益豐滿，但主要還是在線上線下優勢綜合發揮上做文章，并于2015年借“國際扶貧日”之際，正式啟動“雙百示范工程”。
承諾為100個貧困縣建設蘇寧易購服務站的同時，蘇寧易購平臺上開設縣級館，進而設想為一個村推廣一個優勢產品。這確實是一條符合蘇寧實際，也為貧困地區需要的電商扶貧新戰略，但由于蘇寧平臺的交易量尚未突破千億，農產品電商方面也是初期探索中，所以其效果值得期待。
在三大平臺大力推動的同時，一些地方電商平臺也在貧困地區積極行動，起家于遂昌趕街網、總部設在深圳的淘實惠、山西的樂村淘等，均形成了較大的農村覆蓋面，相當一部分在農村。據樂村淘公司自己統計，截止2015年底，樂村淘涉及全國貧困縣136個，貧困縣區域的農產品上行4911萬元，工業品下行1.5億元。
二、政府推動下的電商扶貧實踐
在敏銳地發現電商推動了農村人才回流、促進當地特色產品銷售等新的扶貧道路后，一些縣開始探索用電商的工具推進扶貧，并取得了實際成效。
（一）甘肅成縣：電商賦能草根，政府完善生態。
甘肅成縣所處的隴南地區，山大溝深，交通不便，經濟落后，但電商為當地農特產品走出大山帶來新的路徑。從2013年起，在成縣縣委書記李祥的“一把手”推動下，以罕見的政府微博方陣為先導，以核桃這一當地特色產品為突破口，以返鄉創業青年、大學生村官等為主力，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農產品電商運動，成功實現“一個核桃”的逆襲。隨后，政府順勢而為，推出了“六位一體”的工作措施，通過與平臺合作、新媒體推廣等途徑，讓成縣電商從核桃逐漸延伸到多個農特產品，電商經濟初具規模。成縣實踐帶來的啟示是：當電商的工具與青年這一“大眾創業”的主體相結合時，只要有適當的政府推動，就能迅速暴發出生機活力。
（二）吉林通榆：政府系統委托，服務商驅動。
地處吉林黑土地的通榆縣，在發展電商時，面臨無人懂、無人干、無路徑的尷尬現狀。為了找到系統推進的突破口，通榆引入杭州常春藤公司作為戰略合作伙伴，共同注冊“云飛鶴舞”公司，承擔起電商規劃、人才培養、產品打造、平臺對接、政策研究等綜合電商服務職能，而政府則配套做好資金項目落實和強有力的行政推動，在短期內實現了破局。其啟示在于，貧困地區面臨的思維、人才、資源等制約，如果自身難以打破的話，靠引進外力來系統推進，也是可行的思路。
（三）云南元陽：讓青山綠水上網，探索旅游電商。
身處改革開放前沿的上海財經大學教授井然哲在云南元陽的掛職副縣長經歷，讓元陽這片美麗的地方有了一場與互聯網的熱切擁抱。通過對當地梯田、古村落、丹霞地貌、民俗文化等優勢資源的系統開發，綜合運用農產品電商、眾籌、旅游電商等工具，讓貧困地區的資源優勢迅速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旅游人數大幅度增加，特色產品上線加速，當地的百姓與產業均受益良多。元陽的啟示是：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讓貧困地區的追趕現代化步伐空前加速，帶給當地經濟社會跨越發展更多可能。
（四）黑龍江明水：聯合平臺激活要素。
廣袤的黑土地，農業條件十分優越，但在電商發展的征途上卻顯得步履蹣跚，觀念、人才等都是重要制約因素。與通榆的請電商“韓信”不同，黑龍江的明水縣選擇了“背靠大樹好乘涼”，在東北地區較早與阿里巴巴簽約，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淘寶下鄉，先讓當地的老百姓享受電商帶來的便利，再通過與平臺合作，把本地的產品逐漸搬到網上。這種以“下行”帶動“上行”的做法，在一些貧困縣逐漸成為普遍路徑，但現實的問題是，農產品上行的難度遠比想象高得多，這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式的系統改變，非一日之功可見效。
（五）新疆阿克蘇：打造電商特產節。
中國蘋果的優生核心區在以陜西、甘肅為中心的黃土高原上，但新疆蘋果卻在這些年異軍突起，特別是“阿克蘇糖心蘋果”更是聲名鵲起，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他們率先“占網”“用網”，掌握了互聯網時代的主動，通過在淘寶上開展蘋果等土特產品的節慶式促銷等一系列的網絡宣傳銷售活動，讓互聯網推動了這一地域品牌傳播。換句話說，當陜西蘋果靠十多年的臥薪嘗膽用傳統方式打敗山東占據中國蘋果第一大省的位置后，新疆蘋果卻借助網絡以“輕騎兵”式的奇襲迅速上位。其實踐確實讓一大批有地域特色產品的貧困縣多了一些互聯網時代的“想入非非”。
三、新農人群體的自發探索
（一）四川青川趙海伶、王淑娟的電商救災與電商脫貧探索。
汶川地震發生時，老家在青川縣的趙海伶尚在四川外語學院成都學院讀大三。同樣老家是青川的王淑娟也在四川音樂學院音樂教育專業讀大三。作為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四川省青川縣約95%的房屋建筑被摧毀，滿目瘡痍的家鄉讓趙海伶、王淑娟深受觸動，"特別想為這里做點什么"，尤其看到震后當地農民的優質土特產銷路不暢時，她們在大學畢業后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返鄉創業，在淘寶網上注冊網店，幫助鄉親們銷售土特產品，大約兩年時間左右，都形成了不小的規模。此后，兩人選擇的路徑有所差異，王淑娟出人意料地選擇出國留學隨后重點轉向電商服務商，并推動開設淘寶特色中國青川館；而趙海伶則一路堅持，和她的團隊創建了自己的品牌“海伶山珍”，想通過標準化的建設，帶動農民走現代化產業發展之路。
（二）河南輝縣研究生杜千里的重返太行山。
身為研究生的杜千里返鄉創業，多少有些悲壯的色彩，不僅當地貧困，他的家更貧困。但他敏銳地發現當地的太行山上有許多天然土特產，品質很好卻無人問津，只需要一個好的通道，就能賣個好價錢。于是“山之孕”淘寶店應運而生，2008年的淘寶農產品賣家較少，店鋪業績迅速提升，一年時間不到，他就把債務全部還清了。2011年銷售突破200萬元，被評為“阿里巴巴全球百佳網商”。2014年他在新鄉成立土特產實體店“巴馬工社”，探索線上線下一體的“O2O”經營模式。同期，又在銷售初級農產品的基礎上探索深加工，把山楂發酵釀造出山楂酒，以深加工推動農產品標準化、網絡化，進而帶動整個山區的山楂經濟發展。
（三）到美國股市為阿里巴巴上市敲鐘的山西呂梁王小幫。
王小幫是山西省呂梁市臨縣木瓜坪鄉張家溝村一位普通農民，2006年務工返鄉后于2007年開通網店，本意是把積攢的書轉播出去，但卻發現，因為缺少流通途徑，村里的多種名優土特產無法銷售出去，于是將網店的銷售轉移了方向。而琢磨了大家的消費心理后，王小幫將綠色、無公害、無污染作為最大賣點，打出當地最好的農產品，再把真實的圖片傳上去，最后再銷售給大家。
（四）跨界新農人的另一種探索。
近幾年又現出一種新情況，就是非農業領域、非本地區域的互聯網創業者進入貧困地區從事特色農產品網上銷售的現象，最典型的案例出現在新疆，聚集了大量的外來農產品電商從業者。比如到新疆推銷工業產品而轉入農產品電商領域的李春望，打出明確的原產地直銷概念，由個人網店經營新疆土特產到創立西域美農，年銷售已達3億元。再如劉敬文團隊深入喀什農民家庭和田間地頭，通過真實農民家庭生活和農業生產場景的宣傳，增進城鄉之間的互信，促進當地農產品的銷售。
（五）百萬新農人群體崛起。
2015年2月7日，由阿里研究院和南方農村報社聯合主辦的“首屆中國新農人大會”在廣州舉辦，會上阿里研究院正式發布了《中國新農人研究報告（2014）》，這是國內首部針對新農人群體的研究報告。報告披露，僅阿里零售平臺上的新農人數量就已突破100萬人，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新農人以微博、微信為主要的活躍平臺。而這些新農人相當的群體在從事貧困地區農特產品的銷售，他們同樣也是電商扶貧的自發實踐者。
四、工商資本下鄉與互聯網巨頭跨界
（一）褚橙、柳桃、潘蘋果。
褚橙，紅塔集團前董事長褚時健的二次創業項目。2002年,74歲的褚時健保外就醫后,與妻子承包荒山開始種橙。2012年11月,褚時健種植的“褚橙”通過本來生活網站的策劃開始在電商售賣，引起轟動。柳桃，聯想前董事長柳傳志近年來致力于進軍農業板塊，繼2013年5月首推藍莓后,11月12日又推出了“金艷果”獼猴桃，還推出了“褚橙柳桃”的組合包裝。潘蘋果，2014年1月13日,SOHO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潘石屹代言的“潘蘋果”在北京望京一家超市上市。潘石屹說,“潘蘋果”來自其家鄉甘肅天水。他表示,代言蘋果沒有得到廣告費,為義務代勞。褚橙、柳桃、潘蘋果的出現，為貧困山區的農產品品牌化營銷帶來新的思路，讓人眼前一亮，也迅速引發一系列模仿潮流。
（二）樂視網的螃蟹與任志強的小米。
大約在褚橙、柳桃、潘蘋果的刺激下，2014年8月樂視網正式向外界宣布進軍農業,成立樂視互聯網生態農業(北京)有限公司,并公布了樂視農業的全盤布局，其食品電商平臺"樂生活"同時上線測試。為了體現其跨界農業的雄心壯志，樂視選擇了螃蟹這個高度品牌化的品類，首先從破解“陽澄湖”大閘蟹的神話開始，認為陽澄湖有好蟹、高郵湖、盤錦、黃河口、太湖、沱湖……中國大多數的江河湖泊中都有好蟹，希望讓大閘蟹回歸“食材”的本質，回歸人們日常餐桌，改變以往大閘蟹價格昂貴、通常被作為禮品的傳統觀念。但可惜的是，這種大膽的營銷手段似乎并沒有被市場認可。而綽號“任大炮”的任志強也跟風在內蒙古種起了大米，2015年11月正式網上開賣，說“任小米”是沙漠小米，由任志強、王石等企業家們號召在內蒙古阿拉善地區種植，但對于49.9元/4斤裝的售價，大批網友的評論只有一個字，“貴”。既然如此，也就只剩下曲高和寡了，注定形式大于實際意義。
（三）騰訊的社交電商扶貧。
在電商平臺大張旗鼓地做電商扶貧的文章時，騰訊的扶貧似乎少了手段，因為旗下的電商板塊已經連窩送給了劉強東，后者卻選擇了永久關閉。但強大的社交基因卻讓騰訊在網絡公益扶貧方面有了良好的載體。騰訊旗下的騰訊公益于2009年6月發起 “筑夢新鄉村”項目，以民族文化保育和傳承為核心，展開互聯網企業西部鄉村幫扶的創新嘗試，定點云貴兩縣一州（貴州黎平縣、雷山縣，云南迪慶州），投入公益資金，探索互聯網企業利用自身核心優勢，匯聚公益力量，推動西部鄉村教育、文化、經濟綜合發展的新模式。根據騰訊公益平臺通報數據，至 2012年11月，為鄉村筑夢累計直接投入資金 5760.62元；自主設計執行20類項目，落地全國17個省、734個受益點，超過20萬名師生、村民受益。
五、電商扶貧面臨的困難與推進建議
電商扶貧被正式納入扶貧十大工程只不過一年時間，可謂草創期，困難、問題自然不可少。汪向東先生提出電商扶貧面臨“四大挑戰”，概括起來講，就是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落后、貧困主體互聯網運用能力有待提升、電商扶貧行政推動理念需要深化、電商扶貧的機制急需創新。在此基礎上，我想再延伸一下，總體感覺有“六個有待”：
思維有待轉變，這個既有貧困地區政府的扶貧理念問題，也有貧困主體的發展理念問題；
習慣有待養成，農村互聯網普及率本來就低，而能把互聯網作為生活生產工具的比率更低，其普及還有一個過程；
基礎有待改善，突出表現在網速不快，費用不低；物流落后，又慢又貴；還有交通運輸、產業基礎落后等；
人才有待培育，現在能推出來的還是王小幫、趙海伶等老典型，還是“萬綠叢中一點紅”，電商扶貧事業必須要有更多的人才特別是青年人才參與；
視野有待開闊，既不僅僅是買得物更美價更廉，也不僅僅是賣得貨更俏價更優，而是要在經濟社會的深層次帶給貧困地區改變，從根本上改變當地的生產生活方式；
力量有待協同，電商扶貧牽涉面廣，新舊體系交匯，目前各行其事的情況多，需要一個好的公共平臺和融合機制，更好的體現齊心協力與各負其責。
進一步推動電商扶貧要放寬視野。在2015年5月國務院印發的“電商國八條”中明確要求電商要與其他產業深度融合，要成為“四化同步”的關鍵性因素。與這一要求相比，目前的電商扶貧，顯然格局太小，程度太淺。因而，有必要進一步拓寬電商扶貧的視野，從更寬廣的層次去推進。
首先，要提升電商扶貧在貧困地區的戰略定位。將之作為系統推進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性因素，真正將電商作為發展新動力、新基礎設施、新常態下的新型經濟業態來深刻思謀；不是作為一個單項工作、單一工程來推進，而是作為重要戰略、中心工作，增強謀劃的科學性、系統性。
其次，要在打造電商扶貧生態上下功夫。即使馬云親自上手，但青川的電商幫扶計劃僅僅是出現了趙海伶等創業英雄，并沒有催生出一個電商扶貧的“青川模式”來。電商扶貧一旦啟動，一定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必須多部門協調，多領域聯動，多要素聚集，形成完備的生態系統，包括“一把手”推動、大量項目資金的推動、優勢資源的系統開發、電商主體的培育、電商服務體系的建設等，要有“打大仗、打硬仗、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
再次，在激發農民群眾創造力上下功夫，長期的宣傳報道，讓我們對貧困地區的發展現狀產生了偏差性的認識，長期的單向扶助、公益補助，并沒有讓當地群眾成為真正的脫貧主動者。阿里巴巴把農村淘寶模式迅速從1.0版本升級到2.0版本，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不能從內心深處激發農村青年的創業激情，使其成為村淘事業的合伙人，而還是簡單依托現有門店形成兼業經營，那么真實的運營成效是差強人意的。所以，無論是電商扶貧中的政府部門還是企業，都要認認真真地走群眾路線，細心聽取當地群眾的真實想法、主要訴求，在把他們變成電商扶貧的主力軍上下功夫。只要貧困地區的農民主動參與到電商扶貧，這項事業就一定能大踏步前進。
最后，需要對扶貧政策進行改革。電商提出了政府服務的若干新命題，好多按原有思路是解決不了的。目前的電商扶貧，已不能簡單地歸結為一個工程，而是在實際上跨越了行業扶貧、專項扶貧、社會扶貧三大領域，明顯具有綜合性。所以，扶貧政策也要相應調整，比如到戶到人的政策如何體現在電商領域，再比如電商發展所需要的基礎建設能否納入扶貧項目范疇，而一些專項資金能不能補貼給電商平臺與服務商，還有電商人才培養、產業鏈整合等新領域，需要研究以什么名義、用什么項目來支持等等。
總之，電商扶貧已經開啟了扶貧的又一個新路徑，期間的亮點與困難同在，是一個值得期待的新事物，也是一個亟待加強研究的新課題，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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