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賢，舊時又稱鄉紳，是指在本鄉本土知書達理、才能出眾、辦事公道、德高望重之人。他們多半耕讀傳家、上慈下孝、為人正直、熱心公益，享有良好的口碑和威望。在以農業為主體的傳統中國，廣袤鄉村的基層建設、社會秩序和民風教化等，主要由每個村落和地方的鄉賢擔綱。這些鄉賢或以學問文章、或以清明善政、或以道德品行等贏得鄉邑百姓的高度認同和效仿，從而形成植根鄉野、興盛基層的鄉賢文化。
鄉賢文化大體屬于地域文化，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特色，其風雅異韻和各具風貌共同演繹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絢麗多彩，更是傳統文化扎根鄉野沃土百卉爭艷的生動寫照。鄉賢文化經過千百年的傳承和積累，在鄉村治理、文明教化、謀利桑梓等方面形成了豐富的經驗和深厚的傳統，對中國社會的基層穩定、中華文明的賡續傳揚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鄉賢文化的核心和基礎是鄉賢，鄉賢的流失必然導致鄉賢文化的式微。然而，半個多世紀以來，恰恰在如何對待鄉賢的問題上，我們走過了一段不小的歷史彎路，值得認真研討和反思。
一
傳統中國的鄉賢或鄉紳，一般指科舉中取得功名而生活在鄉村并有較高地位者。他們多半由退職返鄉的文武官員或有一定功名而未出仕的鄉村賢達組成。這些人在鄉村往往出身大戶人家，有些甚至是宗族首領，家道殷實富足，不僅擁有相當田產，而且控制宗祠、學堂，乃至商鋪作坊。
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共產黨領導貧苦農民鬧革命以來，各地鄉紳由于多半屬于封建舊秩序的維護者，自然成為革命對象而受到嚴酷批判和打擊。新中國成立后，原來解放區推行的土地改革運動進一步在全國范圍展開。土地改革一方面徹底廢除了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土地私有制，使廣大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夙愿，極大煥發出億萬農民“當家做主人”的革命豪情；另一方面對原先的“有產者”如地主、鄉紳等，將其田產、房產等沒收充公或重新分配給廣大貧雇農，不僅從根本上摧毀其經濟基礎，更從社會輿論上對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等進行口誅筆伐。
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新的政權，必然要對原有政權的鄉村樁基進行清理。新中國誕生之初的打倒土豪劣紳、鎮壓反革命等運動，雖有簡單化和擴大化的弊端，但卻是鞏固和維護新生政權的必要舉措。然而，政府同時推行的“唯成分論”，將人按出身劃為不同等次，并規定不同成分者享有不同權益，則無疑是奉行極“左”路線的結果。由于極“左”路線的影響，我們社會曾在一段時間內形成了“越貧窮越革命”、“越貧窮越光榮”、“知識越多越反動”等錯誤觀念，這對鄉賢文化的延續無異于從文化根脈上釜底抽薪。
二
傳統鄉賢文化的興盛，在于鄉紳在傳統基層社會具有廣闊的用武之地。在綿延數千年的古代社會里，中國歷代統治者對基層社會控制相對較松，不少朝代是縣以下不設治，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皇權不下縣”。縣以下的廣大區域沒有國家權力組織，主要依靠鄉紳發揮作用來有效填補。以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區為例，徽州是明清時期全國重要商幫徽商的故里，地方鄉紳在國家行政體制之外代替或配合官府處理大量社會公共管理事務。這些事務涉及諸多內容，如基礎設施建設、救災、教育、維護社會秩序、社會福利等。清代實行較為嚴密的保甲制度，官府在基層推行保甲法時，常常不得不借助鄉紳及宗族組織完成，多半“責成本鄉紳士，依照條法，實力舉行”。由此可見鄉紳對基層社會控制力之強。因此，在傳統中國社會，鄉紳在國家政權與基層民眾之間大有用武之地，擔當了協調兩者矛盾、促進雙方良性互動、維護社會平穩發展的關鍵角色。尤其是明清時期，一些地區鄉紳與宗族組織相結合，對基層社會的治理更加細密高效，影響力也更大。
徽州古村落
反觀當今，國家在縣級政府以下設有鄉（鎮）政府、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三級權力組織，對基層社會的掌控可謂到邊到角，基本做到全覆蓋。這是執政黨具有強大執政能力的表現，也是政府治國理政筑牢社會根基、確保政令暢通、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由于國家從組織機構上編織了較為完善的鄉村管理系統，今天的鄉賢尤其是處于行政權力中心之外的鄉賢很難像過去的鄉紳一樣，在鄉村治理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廣袤農村留給鄉賢施展才華的空間相對窄小，這無疑是鄉賢文化衰落的又一不可忽視的因素。
三
傳統鄉賢文化蔚為壯觀，還有另一關鍵原因，這就是古代官場的“告老還鄉”制度，保證了鄉賢人才的綿綿瓜瓞，代不乏人。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便有官吏退休的“退而致仕”、“還祿位于君”的記載。唐宋以降，官吏退休還鄉漸成規矩，至明清時期，已成雷打不動的制度。無論是因老病返鄉，還是受排擠、遭貶黜絕意仕途，總之“文官告老還鄉,武將解甲歸田”，都是官吏遵循的慣例并逐漸形成傳統。經過1000多年的延續傳承，“落葉歸根”、“告老還鄉”不僅作為一種人生理念深入人心，還衍生出“鄉愁”、“郡望”、“世家”等文化景觀，讓人感嘆不已，更有許多辭官回鄉的動人故事，如陶淵明棄官歸田園、張季鷹莼羹鱸膾之思等，開拓了別樣的人生境界，給后人無限啟迪和遐想。
范曾《陶潛臥石圖》
明清兩朝500多年間，不論是地方官遷任京官，還是京官外放任職，或是地方官異地赴任，皆不得在任職地購置房產、田產，其家眷由“內衙”負責安置。顯然，這樣的規定不僅有利于從制度上防范官吏以權謀私、貪墨腐敗，也加深了他們“宦途漂泊”和“根在故土”的觀念，既增強了官吏還鄉的愿望，也使退職還鄉制度更易于執行。
官吏退職返鄉，積極意義十分明顯。其一，進則為官、退則為紳的返鄉模式實現了人才資源從鄉村流出到返回鄉村的良性循環，使社會人才分布結構趨于合理，有利于整個社會可持續發展。其二，官吏回鄉后為建設故里出力，治理鄉村、造福桑梓，崇文興學、教化一方，保障了鄉村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項事業興旺發達，也使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鄉賢文化在鄉村代代相傳。其三，退職官員返鄉，將畢生所學和積累的經驗用于建設家鄉，避免了高端人才在大城市扎堆集聚，在維系鄉村和諧穩定的同時，也促進了城市與鄉村的平衡發展。
可是，當下我們的各級領導干部和各類中高級專業技術人員，退職后在城市養老的多，通過各種關系設法牟利者也不少，唯獨告老還鄉建設鄉村者鳳毛麟角。如今的鄉村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實現人才從流出到流入的良性循環，而主要充當了人才凈流出地的角色。當“告老還鄉”被擯棄以后，鄉賢的重要來源枯魚涸轍，鄉賢文化的凋敝也就在所難免了。
四
今天我們談論鄉賢文化，人們常常憂心于農村的空心化現象，以及城鎮化的迅猛擴張導致農村發展嚴重滯后。為此，《光明日報》曾推出“新鄉賢?新鄉村”系列報道和評論，在浙江及全國各地發掘新鄉賢返鄉創業的新聞人物和新聞故事，同時約請專家學者探討鄉賢文化的歷史內涵和當代價值，為農村建設提供了新鮮經驗。今天的新鄉賢雖然與傳統鄉賢一樣，都致力于為家鄉治理貢獻力量，但新鄉賢明顯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這突出表現在鄉賢主體范圍更加廣泛，包括農村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等先進典型，也包括外出創業返鄉的企業家、知識分子、海外華僑等。他們當年從鄉村走出，經過社會的磨礪，視野開闊、富有才干，或重新扎根故鄉帶領鄉親創業致富，或不時返鄉用所學所長反哺桑梓，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獻計出力。
農村空心化現象嚴重
不過，正如前面所描述和分析的那樣，鄉賢的凋零和鄉賢文化的衰落還有許多深層的歷史和社會原因。其中有些甚至是中國社會歷史變革不得不采取的矯枉過正的舉措。如今，中國這艘巨輪正以新的發展理念航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征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大短板是農村，是如何把廣大農村地區建設成“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美麗鄉村。傳承和弘揚鄉賢文化，正是汲取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的寶貴智慧和經驗，為農村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鑒。
中國歷史上長期形成的“告老還鄉”傳統，對解決當下農村空心化積弊，對緩解大城市的“城市病”，無疑具有鑒往開來的重要意義。如果說，農村青年通過外出求學或打工離開鄉土，是一種改變命運的積極努力，那么，對于60歲或55歲退休留在城市養老者，則多少給人用材不盡的遺憾。由于生活條件的改善，現在60歲左右的人一般都身體健康，精力充沛，尤其是各級領導干部、工商企業界人士、文化科技教育醫療等領域專家學者，經驗豐富、人脈廣泛，若告老返鄉則可發揮多方面作用。他們不僅能為美麗鄉村建設出謀劃策、聚集資源、躬行實踐，而且能以自己的見識及生活方式垂范鄉鄰、傳播文明、改善鄉村風氣，以自己的威望和身份超脫的地位，影響乃至監督基層鄉鎮干部為民辦事；同時他們生活在鄉村，還能促動生活在城市的子女及親戚朋友頻繁往返鄉村，為農村帶來更多的人流、物流及資金流等。凡此種種，對于從根本上醫治農村空心化頑疾，或可起到固本培元、祛邪扶正的療效。
五
然而，絕大多數離退休干部告老而不還鄉，并非他們自己的刻意安排，而是當代中國社會歷史狀況使然，是近幾十年來國家政策制度使然。由于我們的干部制度和公務員制度沒有提倡退職還鄉，加上多年實行的城鄉二元體制導致城市與農村發展嚴重不平衡，城市社會保障水平和生活舒適便捷程度遠遠高于鄉村。從農村走出的各級領導干部及各類公務人員退休留在城市，早已成為大家自覺或不自覺的共同選擇，乃至日久歲深，逐漸被視為理所當然、天經地義之事。
趨利避害是人的天然本性。就目前城市與鄉村發展存在的落差看，讓從農村走出的各級領導干部、工商企業界人士和專家學者等退休后返回故土發揮鄉賢作用，顯然只能倡導而不應強求。這不僅因為今日中國較之傳統中國已發生滄海桑田之巨變，舊時告老還鄉的自然經濟土壤及多方面條件已不復存在；還因為農村生活質量和文明水準與城市相比差距明顯；更因為長期以來國家對離退休公務人員留在城市制定了諸多福利政策，而對于返回故里發揚鄉賢文化者，則幾乎沒有任何相應的政策獎勵。將“告老還鄉”作為現行離退休制度的一種模式予以倡導和實施，為美麗鄉村建設提供高品質的鄉賢資源，尚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筆者曾向有關同志征詢：傳統“告老還鄉”模式在當今社會是否有必要有價值、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大家都認為十分必要且很有價值，同時又擔心難以操作和落實。有的同志說，大城市與鄉村的醫療條件和水準不啻霄壤之別，僅看病就醫這一項就會難倒許多人，誰還愿意退職返鄉呢？這雖然說的是實情，但仔細想想，農村醫療條件之所以落后，醫療資源分配不合理固然是一方面因素，關鍵還在于農村中高端醫療需求不足。恩格斯說過：“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如果離退休人員源源不斷地返回鄉村，其所產生和帶動的有效需求不僅會使農村醫療及其他方面的硬件和軟件水平得到較快提升，而且對扭轉農村空心化、荒寂化的蕭條狀況，對于集聚鄉賢人才和復興鄉賢文化，無疑都會起到積極作用。
今天的農村發展及鄉賢文化現狀之所以不能令人滿意，正由于我們昨天在這方面做得有缺陷，而明天的農村發展及鄉賢文化狀況會怎樣，則取決于我們現在怎么做。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群言》2016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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