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湖北B村的分析
【摘要】既有研究對“農村光棍”展開了較為充分的論述，但幾乎沒有研究者將其與當前的城鎮化進程聯系起來加以討論。基于湖北B村的田野調查，農村光棍的形成與我國的城鎮化進程息息相關，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在體制和資本的雙重作用下，農民雖然能夠進城務工，但缺少在城市生活的機會與能力，從而削減了其在婚姻市場的競爭力；與城鎮化相伴隨的勞動力外流，客觀上造成了農村社區的凋敝，凋敝的農村成為適婚人群締結和維系婚姻的“推力”；“半無產階級化”或“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拆分和肢解了農村原生家庭，從而使得夫妻雙雙淪為光棍；城鎮化敘事下，個人觀念發生了變遷，農村成為了一個“不被看好”的社會角落，并最終影響到個人的婚姻抉擇。
【關鍵詞】農村光棍；形成機制；城鎮化
一、問題的提出
第六版《辭海》對“光棍”的界定是“地痞流氓”“單身漢”。劉燕舞結合農民的俗稱和《現代漢語辭海》中的界定將“光棍”定義為因為各種原因而未能有妻子的成年男性。隨著社會的變遷，光棍不再是男性的專利，女性光棍也在都市里大量涌現。本文根據研究實際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將“光棍”操作性地界定為出生在1970年及其以后的未婚成年男性，其中，事實婚姻被看成是“已婚”。
近年來，以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為代表，學界對“光棍”的研究已產生了較多的成果。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循著結構性資源稀缺視角、婚姻市場女性要價、社會排斥理論以及男性情感交往能力等研究取徑鋪開。結構性資源稀缺視角認為，性別比例失調和農村女性外流（“女孩失蹤”）是農村光棍形成的重要原因。婚姻市場要價則認為光棍之所以形成是因為男性難以承受女性的過高要價。社會排斥理論不僅將農村男性在身體、身份、經濟、觀念和社會關系上遭遇的排斥視作其淪為光棍的原因，而且還將其用作描述光棍社會地位的理論工具。然而，雖然社會排斥理論對于農村光棍之形成及其社會地位具有一定解釋力，但其“社會排斥”主要局限在對村莊內部的排斥機制進行討論。綜觀這些研究，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特點是：雖然指出了農村光棍產生的“結構”性因素和個體層面的原因，但是缺少將光棍研究直接置于宏觀社會背景的探討，尤其是城鎮化對農村光棍形成的影響。
本文認為，雖然每個時代和社會都存在著光棍這一群體，但是每個時代和社會的光棍都面臨著不同的現實境遇。正如帕森斯所主張的“外在的社會結構性因素對行動者的影響”一樣，光棍這一群體的形成往往受到了更為宏觀的社會環境的結構性形塑。通過湖北B村的觀察，筆者認為當前農村光棍的形成受到了城鎮化的影響，這些影響主要集中在農村男性的進城困境、農村社區凋敝以及原有家庭解散（拆分型家庭結構的形成）和個人觀念的變遷等四個方面。
二、個案介紹：B村的田野資料
B村是湖北省西部的一個山地村落，下轄6個村民小組。筆者主要對B村的一組進行了考察。B村一組共有14戶家庭，人口總計51人，其中男性29人，女性22人。在15戶家庭中，有光棍的家庭共4戶，光棍人數計4人，光棍率為78.4‰。4個光棍中有1人曾結婚生子，后因離婚重新成為光棍，1人因為妻子病故而成為光棍，1人雖辦過婚禮，但未領過結婚證，后因女方出走而成為光棍，另外1人不曾結婚。另有1人擁有事實婚姻，雖然未將其作為光棍計算在內，但由于未領取結婚證明，其婚姻不具法律效力。
B村自然風景秀麗，但處于山區，交通不便，雖然在前些年通了公路，但時隔多年村里的公路仍然沒有硬化，至今仍是“黃泥巴”馬路，遇到雨天幾乎難以通行。村里幾乎沒有任何基礎設施：唯一一所小學（只有一年級和二年級兩個班級）在1997年左右被拆除，村里的小孩主要在距離B村約4km之外的另一村莊上學；沒有廣場和公共活動場所，村里召開會議主要在100m2左右的村委會進行；醫療設施不健全，整個村莊僅在村委會處配備了診所，由一位專職醫生運營；缺少必要的社區生活服務設施，村民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只能去更遠的村莊購買。留在村莊的村民主要依靠務農獲得收入，幾乎沒有其他的收入來源，每戶家庭占有的土地在0.4hm2左右。
20世紀90年代，不少村民開始外出打工，打工隊伍中男性占據多數，且主要集中在鋼鐵廠、煤礦廠和建筑業等重體力和高職業傷害風險的行業。最早外出打工的男性在當時都掙到了更多的收入，然后回到家鄉蓋房子和添置家具。隨著村莊勞動力的繼續轉移，村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女性轉移到城市非農產業，但是年輕人（新生代農民工）并未像其父輩那樣將錢帶回村莊建設家園，而是更多地直接在城市消費，女性則越來越難適應重體力農活和繁瑣的日常家務。
三、城鎮化與農村光棍的形成
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人是較早趕上“打工潮”的一代人，他們或是已在農村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庭，離開親人帶著思念和希望走進城市的工廠或工地；或是尚未組建家庭，寄希望于進城打工獲得更高的收入作為回家娶妻生子的資本。而出生在70年代之后的“80后”和“90后”等第二代農民工則更多地出于對城市生活的向往而選擇入城，他們希望在城市獲得基本的生存條件以及在城市里收獲自己的愛情和婚姻。但是，來自資本、體制和婚姻成本的力量幾乎打破了他們對生活的美好想象，他們在城市工作，卻無法承受在城市生活的高昂成本；他們試圖回到農村老家實現自己的婚姻，但村莊已變成了婚姻市場上的一個不被看好或能被適應的社會角落。
（一）進城困境：資本、體制的反再生產性
一般來說，工業化會成為城鎮化的驅動力，但中國的城鎮化卻未因為工業化的推進和農村勞動力的持續轉移而實現質的突破，這主要表現在農民進城從事生產工作卻并不能在城市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潘毅教授等人認為，中國農民轉變為工人，并在城市扎根形成自己的社區的這一“無產階級化”過程，除了受到了市場力量的影響之外，更受到了體制力量的形塑。“為了實現快速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國家放松了對戶籍制度的限制，允許農民工進入城市成為產業工人。與此同時，卻沒有為其完成城市化提供必要的條件，如住房、醫療及教育等集體性消費設施。”因此，在婚姻市場上，農村男性想要靠在城市安居來增加擺脫光棍命運的籌碼無疑頗具難度。一方面，作為城市外來者的農民工如果要在城市安居還面臨著戶籍制度的限制，雖然現在在一些地區開始嘗試打破二元戶籍施行所謂居民戶口，但在很多地區，想要獲得當地的市民待遇往往面臨著“居住年限”等各種要求；另一方面，資方出于壓低成本的逐利本能，使得農民工的工資不足以支撐其在城市組建家庭或維續自己的婚姻，而權力對資本的約束缺失或默許加劇了農民工脫單失敗的可能性。
案例一：ZDD，現32歲，2005年左右的時候在湖北宜昌市某鋼鐵廠工作，認識當地一位女性，并確定戀愛關系。ZDD與其女友之間感情比較好，戀愛幾年之后開始考慮結婚的事情，于是ZDD領著女友回到自己的農村老家面見父母。后來，女方同意跟ZDD的婚事，但要求在宜昌購買一套房子。ZDD每月工資在2000~4000元，難以承擔高昂的購房費用。后來經過雙方協商，希望ZDD給女方父母兩萬“感恩費”，但ZDD仍然無法負擔，故這段感情最終告吹。再后來，ZDD通過網絡與一位同鄉女孩認識，并很快結婚，領取結婚證。不過，在與女孩結婚不到兩年的時間，ZDD便過早地經歷了喪妻的痛苦，再次淪為一個光棍。目前，ZDD認識了有一個女孩，兩人談得來，已進入到談婚論嫁的地步，但女孩提出了“車子”的要價，而ZDD雖然長年在外打工，至今卻是囊中羞澀，為了能夠擺脫光棍的命運，ZDD正在努力地滿足女方要求。
雖然在這個案例中，我們不難看到女方在婚姻市場里的主動地位、要價能力以及個人層面的經濟因素等對農村男性是否成為光棍的重要影響。但是，同樣不可忽視的是，ZDD在面對其第一個女友“買房”“感恩費”的要求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低廉的工資和城市對他們的排斥才表現出一種無能為力的尷尬。對于湖北宜昌市，雖然戶籍制度對ZDD的進城制約力并不如其他大城市大，但是當時該地針對農民工實行的暫住證制度，客觀上造成了針對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缺位和真空，致使他們無法得到來自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體系的正式幫助；而且，ZDD等農民工在城市的“過客”身份客觀上造成他們難以融入到當地的社區生活之中，從而難以獲得來自社區內他者的非正式支持。與此同時，我們也能從中看到ZDD在鋼鐵廠的工資實際上是難以支撐其完成勞動力再生產的，而這正是資本剝削農民工從而增加其脫單失敗的可能性的表征。農民進城成為農民工，卻不能在城市獲得相應的保障、支持和居所，削弱了其在婚姻市場的競爭力。
（二）農村凋敝：城鎮化的成本與締結婚姻的障礙
在城鎮化的背景下，農村社區凋敝是作為城鎮化的成本出現的，而其在個人層面的體現則是成為農民成功獲得婚姻的障礙。孫立平教授指出，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與80年代走向截然相反的財富聚斂過程開始發生，這種轉變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社會的邊緣地帶尤其是農村和小城鎮出現明顯的凋敝是這一轉變的后果之一。伴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推進，農村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和村莊精英向城市轉移，農村精英、資源不斷向城市集聚，而不少村莊卻變成“空殼村”“留守村”或“386199人員”的集中地。在湖北B村，“打工潮”席卷了整個村落，甚至是在小組人數最多的第五小組和第六小組，也已經沒有幾戶家庭留在村里從事農業生產了。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村基本喪失了進行自我建設所需的人力資源，農業轉變成了依賴于老人的“老人農業”，農村變成了“空心村”“留守村”，于是，農村社區日益衰敗和凋敝下去。如前所述，農民工要在城市實現安居和生活的話，面臨著來自體制和資本的雙重限制，于是似乎回到農村老家組建自己的家庭是一個可行的選擇，但是在當前的婚姻市場上，日益凋敝下去的農村已成為個體婚姻締結和維系的“推力”。
案例二：CXH，現35歲，光棍。據村里其他人傳說，CXH曾在宜昌某地跟隨一位四五十歲的高齡婦女，這位婦女有自己的孩子，而CXH與她保持著事實上的夫妻關系，后來因為子女的反對而未能成功與其組成家庭。后來，CXH在打工的地方遇到了另外一個女孩，這個女孩曾經歷過一段婚姻并有了自己的孩子，但離婚后孩子分給了其前夫，所以CXH就跟這個女孩結了婚。在村里舉行過婚禮儀式之后，CXH并沒有跟這個女孩領取結婚證。結婚后一段時間，按照當地的說法，女孩能吃苦，也很勤快，幫CXH父母做了不少家務。但不到一年的時間，女孩與CXH家人發生了一些矛盾，且對每天重復打豬草、養豬、干農活的生活模式感到很枯燥，對村里不方便的交通和生活服務設施感到難以忍受，遂最后選擇了離開CXH，獨自外出打工，于是CXH再次成為了光棍，直到現在也沒有再次尋到自己的另一半。
農村社區凋敝之所以成為農民（戶籍意義上的農民）婚姻締結和維系的“推力”，主要是源于三種機制。首先，農村社區基礎設施和生活服務設施落后，給生活帶來諸多不方便。對于年輕一代而言，由于接觸過城市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更加現代化，因此面對基礎設施和生活服務設施落后的農村，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排斥和逃離的心理。其次，農村就業機會少，從事農業生產難以回應農民增加自身收入的訴求，于是外出務工成為許多農民的不二之選。但是，由于舉家遷移面臨著更大的生活成本，所以很多時候夫妻之間的分工是一種基于空間分離的“務工—留守”模式，而這種分工模式會給留守在家的婦女帶來一系列生理、心理和社會層面的壓力。第三，農村社區凋敝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外流，對于一個家庭而言，男性勞動力的外出，使得留守婦女不得不獨自面對代際之間的矛盾（如婆媳矛盾），很多時候因為代際矛盾處理的不恰當，或帶給留守婦女過重的壓力，而將這種代際矛盾轉嫁到了夫妻關系上，從而可能帶來婚姻的破裂。
（三）被解散的家庭：半無產階級化下的光棍
無論是在先發的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后發的日本和韓國，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而在中國，農民工的生產和再生產的空間發生了實質性的分離。換言之，不同于其他國家，中國的農民工只能在城市從事生產活動，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其生活和繁衍則只能在農村完成，他們的無產階級化是一種“半無產階級化”或“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只身來到城市打工的農民工，由于與其他家庭成員之間在空間上發生分離，致使其家庭結構變成了“拆分型”，即拆分型家庭結構。拆分型的家庭結構意味著夫妻雙方將背負著思念、遠離親情和完整的家庭生活，并由于生理（性）和心理上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而處于緊張的狀態。拆分型的家庭結構不僅給夫妻間的情感帶來了挑戰，而且往往在生理需求的驅動下發生“越軌行為”，如有學者提到過的“農民工臨時夫妻”和“工地附近的性工作者”。越軌行為，尤其是在性方面的越軌行為往往觸及到夫妻關系的底線，并導致一個家庭的解體，從而使夫妻兩人雙雙成為光棍。
案例三：SH，現43歲，作為農民工大潮中的一名鋼鐵工人，一直只身在外地打工，曾經擁有過一段婚姻，并育有一兒一女。SH外出打工的時候，妻子跟孩子都在留守農村，家人之間基本上只能在春節的時候才能見面。由于夫妻間長時間不能見面，生理需求不能得到滿足，SH曾在外地有過“越軌行為”，后來事情經同在外地打工的老鄉傳到了其妻耳中，從而引起了夫妻之間的矛盾和爭吵，并最終致使二人離婚。后來女方帶著女兒在外地打工，而SH的父母為其帶著兒子，他自己仍然在外地打工。兩人至今都處于單身狀態。
難以舉家遷移并完成無產階級化，產生了許許多多像SH那樣的拆分型家庭。相比于其他普通家庭，拆分型家庭中的家庭成員有著更少的互動，家庭之于個人的功能受到了極大的削弱，由空間上的分離帶來的心理和情感上的“隔閡”增加了家庭解體的風險，從而也催生了一種新的光棍的產生，即原有家庭被解散的光棍。這種光棍的產生映射的是“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和“拆分型生產體制”對家庭的傷害，而光棍本身則是這種不合理或畸形城鎮化的成本和犧牲品。同時，也可以看到，拆分型家庭的形成與農村社區的凋敝也息息相關。
（四）觀念變遷：親城市而遠農村
戶籍制度對于城鄉人口流動限制的松動，讓更多的農村人口得以進入城市，接觸到城市文明和城市的生活方式。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停留”為其提供了接觸“消費主義”和區別于農村的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機會，而當他們發現了這樣一種新的可能性之后，就被這種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所吸引。消費主義是一種“消費至上”的意識形態，其對農村光棍形成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婚姻市場上的“要價”逐漸攀升，正如有人調侃道：“爺爺娶奶奶用了半斗米，爸爸娶媽媽花了半頭豬，我結婚卻要了爹娘半條命”。在上述案例中，ZDD所面臨的問題就是一個“消費主義”帶來的觀念變遷的問題，女方答應與男方結婚的條件就是ZDD必須要買臺車，而如果理性地分析的話，在農村生活汽車并不是那么重要，即使在需要用到汽車的時候，村里也有專門的人從事運輸行業，而且日常生活中，按照B村的道路條件和生活模式摩托車就足以滿足需求。這個意義上，汽車在農村更多地代表著財富、地位和享受，是一種符號性消費。除此之外，在生活模式上，對于早期外出打工的人來說，他們的生活模式大致是：按時上下班，一日三餐靠“吃食堂”或自己做飯來解決，休假的時候去超市購物，偶爾跟同事老鄉聚聚餐，或者“上完班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而當他們回到農村的時候，不得不面臨著“永遠都做不完的農活”“買點生活用品都得跑到老遠的地方”“去趟縣城還得起個大早”等種種不適應和抱怨。由此可以看出，接觸到消費主義和城市生活模式之后，婚姻市場要價的提高以及對農村生活模式的不適應或抱怨成為了農村男性擺脫光棍的兩大障礙。
在城鎮化的主流敘事下，城市生活象征著更加現代的、時髦的、便捷的和舒適的生活方式，而農村生活代表著一種更加死板的、一成不變的、陳舊的、不夠便捷的和艱苦的生活方式。不論是在大眾傳媒、學術研究等話語體系中，還是在人們日常的街談巷議中，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對比就像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極端，前者對應著落后、傳統、貧窮和閉塞，而后者對應著先進、現代、繁華和開放。城鎮化被這樣一種線性的發展觀解讀，其后果就是對人們的觀念進行了一次解構和重塑。而當觀念的解構與重塑影響到人們對城鄉的印象和觀感之后，農村便以“茍延殘喘”的姿態在婚姻市場成為讓人敬而遠之的一個社會角落。于是，在農民進城打工卻難以定居的背景下，似乎回到農村老家完成婚姻也成為了一種奢望。
四、結語
農村“光棍”這一群體的形成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既有個人、家庭層面的因素，也有社會等結構性層面的原因。雖然既有研究從各個角度對農村“光棍”的形成原因進行了較為充分和全面的探討，但是卻沒有將其與當下城鎮化的宏觀背景聯系起來加以闡述。而本文則嘗試性地對城鎮化與農村“光棍”群體的形成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索。本文認為，當下農村的諸多問題都離不開城鎮化的大背景，城鎮化背景下的農村光棍研究離不開對城鎮化帶來的人口流動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的分析，以及城鎮化對個體觀念及其婚姻決策帶來的影響。通過對來自湖北B村尤其是該村一組的相關資料進行分析，本文主要得出城鎮化在四個層面對農村光棍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的結論，這包括農民工的“進城困境”、農村社區凋敝構成婚姻締結和維系的“推力”、半無產階級化下的光棍形成、個體在觀念上發生了“親城市、遠農村”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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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農業職業學院學報》 201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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