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傳統農業是一個爭論了三百年，也實踐了三百年的重要話題。歐美國家通過自己的實踐趟出了一條改造路徑；日本、臺灣也根據本國的資源稟賦走出了另類發展路子；前蘇聯和俄羅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理論進行了重大的社會實踐，在實踐和理論上進行探索。同樣，中國也在馬克思主義的相關理論指導下對傳統農業進行了改造實踐，其改造方式也幾經變換，從“集體統一經營”到“集體和家庭統分經營”。后者經過三十年的實踐，成功地解決了溫飽問題，但是“現代化程度”卻難以彰顯，特別是隨著農民外出務工越來越多，農業發展越來越難的情況下，“集體和家庭統分經營”再一次面臨著重大的選擇：現在的分散的、小規模農戶經濟、家庭式再生產究竟能否走向現代化，如何走向現代化？筆者擬通過立足中國實踐，梳理經典理論，探尋當今中國小農、傳統農業的改造路徑。
一、大生產改造理論
對于小農經濟、傳統農業如何進行改造，如何走向現代化問題，一個最基本的理論就是大生產改造理論，即通過社會化大生產改造小農經濟（包括小農生產、小農經營）。大生產改造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大生產改造理論有兩個基本的判斷：一是小農經濟必然消亡，這是由小農的性質所決定的。二是集中的大生產必定會取代分散的小農生產，這是大生產的優勢所決定的。其改造途徑有兩種：小農生產被資本主義大生產所取代，包括工業化大生產和農業社會化大生產，它以市場化為前提條件；小農生產被社會主義大生產所取代，主要指引導或者強制實施合作化和集體化改造，它以非市場化和生產資料公有為前提條件。
馬克思認為，小農的性質決定其無法與先進的生產力相容，“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說就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1]小農的性質也就決定了其出路，將逐步分化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雇傭工人和資本家，“用自己的生產資料進行生產的手工業者或農民，不是逐漸變成剝削別人勞動的小資本家，就是喪失自己的生產資料變成雇傭工人。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的發展趨勢。”[2]“懶惰的農場主被實業家，農業資本家所取代，土地耕種者變為純粹的雇傭工人，農業大規模經營，即以積聚的資本經營。”[3]因此，馬克思以為，“現代大土地所有制本身既是現代商業和現代工業的結果，也是現代工業在農業上應用的結果。”[4]小農具有天生的保守性、落后性，無法與采用先進生產力的資本化大生產競爭，農業走向資本經營、規模經營勢所必然，在這個過程中小農會逐漸消亡。
恩格斯對小農性質和歸宿的觀點與馬克思一致，只不過他比較詳細的分析了社會化大生產理論在農業方面的運用及生產形式。恩格斯認為，小農的性質決定了其競爭力和出路，“小自耕農天生的惰性和無法改進的祖傳的粗枝大葉的耕作方法，使得他在和這樣一些人競爭時找不到其他出路。”[5]“競爭怎樣以大規模經營方式擠掉了小農，把他們降到無產者的地位，然后把他們一批一批地趕到城市里面去”。[6]競爭力弱的小農被大資本吞并進而分化是必然的，“西方農業是按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是在農民深刻分化的情況下發展的，一個極端是大田莊和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另一個極端卻是大眾的貧窮困苦和雇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解體和分化是十分自然的。”[7]恩格斯還認為，小農生產轉變成社會化大生產是歷史所決定的，“經營大農業和采用農業機器，換句話說，就是使目前在耕種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農的農業勞動變為多余。”[8]“把這些分散的小的生產資料加以集中和擴大，把它們變成現代的強有力的生產杠桿，這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體現者即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9]小農的性質與資本主義生產規律決定了小農要被資本主義大生產或大農業所取代，人們只能順勢而為，而不能阻擋歷史發展的潮流。“要保全他們那樣的小塊土地所有制是絕對不可能的，資本主義的大生產將把他們那無力的過時的小生產壓碎，正如火車把獨輪手推車壓碎一樣是毫無問題的。”[10]可見，恩格斯與馬克思一樣，認為小農生產必然要被社會化大生產所取代，這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更是生產力發展的體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小農最終的命運是歷史決定的。因此，人們可以順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用社會化大生產改造傳統小農生產。
列寧不僅主張社會化大生產理論，而且還所有發展。列寧認為，俄羅斯的小農是一種宗法小農，這種小農肯定是要滅亡的，“在自然經濟制度下靠雙手勞動謀生的宗法式農民，是注定要消亡的”。[11]“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環境中，小農的自然經濟只能茍延殘喘并慢慢地在痛楚中死去，絕對不會有什么繁榮”。[12]列寧還認為，小農生產與大生產相比，弱點和不足非常明顯，這種弱勢和不足是勤儉所彌補不了的，兩者競爭，小農必敗無疑，“小農不管怎樣勤奮，也不能大致抵得上產品質量要高一倍的大生產的優勢。資本主義使小農注定要勞碌一輩子，白白消耗勞動力，因為在資金不足、飼料不足、牲畜質量低劣、牲畜棚簡陋等情況下，精心照料牲畜也是白費力氣。”[13]“肥料、機器、農學知識以及其它改進辦法，這都是些在大農場中可以有效地采用，而在小農經濟中沒有采用或者幾乎沒有采用的東西。這就是小農經濟的弱點。這也就是它競爭不過富農的大農場的原因”。[14]因此，任何想保護、挽救小農的舉措注定要失敗，“想用保護小經濟和小私有制不受資本主義侵犯的辦法來拯救農民，就是徒勞無益地阻礙社會的發展”。[15]
顯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傳統農業、小農經濟改造理論有三個基本的觀點：一是小農經濟在經營上處于劣勢；二是大生產將會取代小農經濟；三是人們只能順應生產力的發展而不能逆勢而為，為此可以利用社會化大生產取代小農經濟，改造傳統農業。
二、集體化改造理論
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是社會化大生產論的倡導者、理論家，那么斯大林和毛澤東則是社會化大生產論的實踐者。他們在實踐過程，也提出自己的觀點。所以，他們既是實踐者，也是理論發展者。其實馬克思、恩格斯只是闡述了社會主義需要土地國有化和合作化，全面的集體化則是斯大林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理論的發展。從大生產改造理論的貢獻來看，馬克思提出的“大生產改造理論”。恩格斯不僅肯定了馬克思的“大生產改造理論”，而且認為要順應生產力的要求通過合作化改造傳統農業。列寧則將此理論進一步向前推進，提出了“共耕制”、“國營農場”、“農業公社”等觀點。斯大林和毛澤則更進一步將合作化理論推向實踐，并使其最終走向全面指令性的集體化。
馬克思對于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具體的論述，只是進行了一般的分析，“大規模的有組織的勞動，生產資料的集中，這是無產階級追求的希望，也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物質基礎。”并將勞動和勞動資料改變為“聯合的勞動形式和社會的生產資料”。[16]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較為直接的分析了農業的出路，“合理的農業同資本主義制度不相容（雖然資本主義制度促進農業技術的發展），合理的農業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農的手，要么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控制。”[17]
與馬克思相比，恩格斯對大生產如何適應農業生產，社會主義如何改造農業生產有著更詳細的闡述。恩格斯認為，“由組合工作者經營大規模的農業”，“從而使小農明顯地看到基于組合原則的大規模經濟的優越性”[18]組合工作者其實就是合作生產者。馬克思明確指出，“我們一旦掌握政權，我們自己就一定要付諸實施：把大地產轉交給（先是租給）在國家領導下獨立經營的合作社。……我的建議要求把合作社推行到現存的生產中去。……應該將土地交給合作社。”[19]恩格斯也明確提出了合作社是社會主義的出路，要用合作社來改造傳統小農。
因為實踐對理論的需求，列寧在恩格斯合作社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公共的大規模農業經濟觀點，認為只有“共耕制”才是農業和農民的出路。“公社、勞動組合耕種制，農民的協作社，——這就是擺脫小經濟的弊病的出路，這就是振興農業，改進農業，節省人力以及同富農、寄生蟲和剝削者作斗爭的手段。”[20]列寧認為，“共耕制”是使農民擺脫閉塞無知和受壓抑狀況的唯一手段，[21]也是走向規模經營之路。他進一步指出，農民經濟要進一步過渡，這種過渡使“效益最差的、最落后的、細小的、單干的農民經濟逐漸聯合起來，組織成公有的大規模的農業經濟。”[22]“在保存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存在的條件下，小經濟是不能使人類擺脫群眾貧困的。必須考慮如何向公共經營的大農場過渡，必須立刻著手來實行這種過渡”。[23]在完全廢除土地私有制以后，列寧對小農生產的社會主義改造又提出了三條措施：“建立國營農場（即社會主義大經濟），鼓勵農業公社（即農民經營公共大經濟的自愿聯合，自愿組織）和共耕制”。可見，與早期的理論研究相比，列寧在實踐中進一步用“農業公社”取代“協作制”，用“國營農場”取代了大農場，并在理論上提出了農村集體化改造的路徑。
我們可以看到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對于改造傳統農業的思維發展路徑：馬克思提出了“生產資料集中”和“勞動組合”；恩格斯提出了“合作社”；列寧則進一步提出了“共耕制”、“國營農場”、“農業公社”。斯大林和毛澤東則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以全面的集體化改造傳統農業并將之付諸于實踐。
斯大林在社會化大生產改造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集體化改造理論，或者說提出了社會化大生產改造的基本形式。斯大林認為，“俄國農業應當循著另一條道路，即循著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循著在農村中發展那種由國家以優惠貸款的辦法來扶持的群眾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發展。”[24]斯大林在列寧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合作社研究，“合作化應當從消費合作社、農業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這三方面來進行。這是在農民中，在力量單薄的農民階層和中農階層中培植集體主義的思想和方法的最可靠的途徑之一。”[25]對此斯大林從不同方面論述了合作化的優勢：“合作化是把農民經濟納入社會主義建設總體系的手段”，[26]“合作社是使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環節”、[27]“合作社使無產階級先鋒隊便于和農民群眾聯系，并有可能把農民群眾引上社會主義建設的軌道”。[28]斯大林明確指出，農民“應當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因為除了和無產階級結合，除了和社會主義工業結合，除了通過農民普遍合作化把農民經濟引向社會主義發展的總軌道以外，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足以使農民免于貧困和破產的道路。”[29]他認為，小農生產只有和工業、合作化、無產階級結合才是其唯一的出路。
在指出小農經濟的出路以后，斯大林再次將小農經濟的改造推向全面的集體化、指令化。對于集體化改造傳統農業，斯大林提了三個措施：一是組織個體農戶加入合作社；二是組織農戶主要是組織貧農加入生產合作社；三是是通過國家的計劃機關和調節機關，從銷售農產品方面和供應農民以工業必需品方面來掌握農戶。從而消滅商品、消滅資本家，將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使國家能夠有計劃的發展農業。[30]斯大林從組織形式、經營形式的視角提出了國家調控農業發展的觀點。另外，他還提出了集體化的三個條件：“只有當農民經濟在新的技術基礎上即通過機械化和電氣化的方法加以改造的時候，只有當多數勞動農民加入合作社組織的時候，只有當多數農村滿布集體形式的農業合作社的時候，全盤集體化才會到來。”[31]為此，斯大林還明確指出，集體化是黨的基本任務：“黨的任務，通過合作社和國家機關在供銷方面擴大對農民經濟的掌握，規定我們在農村建設中當前的實際任務，即逐漸使分散的農戶轉上聯合的大農莊的軌道，轉上以集約耕作和農業機械化為基礎的公共集體耕作制的軌道，因為這條發展道路是加快農業發展速度和克服農村中資本主義成分的最重要的手段。”[32]“在目前時期，把個體小農經濟聯合并改造成大規模集體經濟這一任務應該作為黨在農村中的基本任務。”[33]
斯大林將社會化大生產改造理論從理論變成了政策，從設想變成了行動，特別是根據實踐過程、實踐需要提出了社會化大生產改造的基本形式——合作化，同時將合作化導向為集體化，通過合作化、集體化來將小生產變成大生產，將私有變成公有，將農民的事情變成國家的事情。斯大林成功地將社會化大生產改造理論從理論變成實踐，實現了“驚險地一躍”。
毛澤東也根據中國的特點對小農經濟的改造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并付諸于實踐。毛澤東認為，小農個體經營要通過農業互助合作方式來改造，“中國農業現在大部分是個體經濟，要有步驟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發展農業互助合作運動。”[34]毛澤東多次論述了對小農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當小農經濟被改造成為互助合作經濟后，他又進一步提出集體化道路：“現在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還是個半社會主義的，社外的個體農民是完全的私有制，這兩者之間是有矛盾的。互助組跟農業生產合作社不同，互助組只是集體勞動，并沒有觸及所有制。現在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還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個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農具入了股，在社內社會主義因素和私有制也有矛盾的，這個矛盾要逐步解決。到將來，由現在這種半公半私進而到集體所有制，這個矛盾就解決了。”[35]為了推進全面集體化，毛澤東又對互助組這種初級形式進行了分析，“因為初級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階段，這種半私有制就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人們要求改變這種制度，使合作社成為生產資料完全公有化的集體經濟的經濟團體。”[36]
毛澤東還認為，“一切勞動農民，否認那個階層，除了組織起來集體生產，是無法抵抗災荒的。”[37]“對于個體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搞互助合作，辦合作社，這不僅是一個方向，而且是當前的任務。”[38]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是農業的唯一道路。“對于他們來說，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御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39]“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40]“就農業而言，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農業唯一的道路。”[41]毛澤東的觀點歸納起來就是：只有合作化了，農民就能夠抵御災荒，就能夠富裕，就能夠解決工業與農業的矛盾，就能夠鞏固工農聯盟，孤立和消滅資本主義，合作化的高級階段就是集體化和農村人民公社。
從馬克思到恩格斯，從恩格斯到列寧，再從列寧到斯大林和毛澤東，馬克思主義者對傳統小農生產的改造理論，經歷了多個發展階段，從生產者的聯合到互助合作，從互助合作到合作社，再從合作社到集體化，再從集體化到農村人民公社，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這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小農生產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探索過程，實踐的過程。其改造包括一系列變革：一是所有制從個體私有到集體所有；二是經營形式從小農經營到大農場經營；三是外部條件從允許市場經濟到消滅資本主義；四是改造原則從尊重農民自愿、逐步引導到行政強制；五是改造方式從漸進到速成。
三、縱向一體化改造理論
馬克思主義者通過大生產和合作社、集體化來改造傳統農業的途徑，從一開始就受到兩個方面的質疑，一是資本主義國家及其主張市場化學者的質疑，他們提出也提出了自己的傳統農業改造路徑，比較著名的有舒爾茨為代表的新要素投入及人力資本改造論、劉易斯的工業化改造論；二是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不同學者和觀點的質疑，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俄羅斯的民粹派和農民學學者恰亞諾夫。黃宗智先生又結合中國實踐對恰亞諾夫的觀點進行了反思性的發展。
（一）恰亞諾夫的合作一體化
所謂合作一體化論就是小農在合作的基礎上推進一體化經營。所謂一體化經營就是小農生產的某些環節交給其他企業或者合作社去經營，從而解決小農天生的弱質勢和缺陷。恰亞諾夫認為，“我們必須寄希望于勞動農場通過合作組織形式加強自己的經濟實力，從而能夠抵御大型資本主義的農場，維護住自己的地位，就像它從前所做的一樣。”[42]恰亞諾夫鐘情于合作制，認為合作制要與一體化經營結合起來改造傳統農業。為此，他將一體化分為橫向一體化和縱向一體化。橫向一體化是個體規模的擴大，縱向一體化則是將各個環節的規模做大。恰亞諾夫還進一步將縱向一體化分為資本主義的縱向一體化和合作社的縱向一體化。他認為，建立在合作基礎上的縱向一體化才是小農生產的出路。“有時這種縱向一體化與已形成的國民經濟情況相適應，并未采用資本主義的形式，而是采取了合作或混合的形式。在這種情況下，對于集中領導農業生產過程的商業、倉庫、水利、信貸以及原料加工企業的控制權就部分地不再屬于資本家，而是屬于組織起來的小商品生產者，這些人將其資本投入企業或者能形成社會資本。”[43]
縱向一體化的某些環節也將走向社會化大生產。恰亞諾夫不僅認為小農的出路在合作一體化，而且認為某些生產環節的合作也會逐漸走向社會化大生產。“農民農場一體化的最主要形式只能是從縱向一體化，并且只能采用合作制形式。這是因為，只有以這樣的形式，它才能同農業生產有機結合起來，……合作集體化的道路乃是在我國目前條件下將大農場的成分、工業化和國家計劃引入農民經濟活動的唯一可行的途徑。這意味著要循序漸進并不急不躁地將一些部門從單個農場中分離出來，并用更高的社會化大企業形式將其組織起來。”[44]
縱向一體化還能夠將家庭農場與國家聯系起來。恰亞諾夫認為，“在新的情況下，正是由于其高度的縱向一體化和集中，合作社體系通過它的中心同國家經濟的領導機構結合在一起”，從而使合作社“從一個社會階層，甚至是一個階級的技術性工具轉變成了新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之一。”[45]農民與合作社不僅與國家相聯系，而且匯入了國家的計劃經濟體系。“我們要對農業采用合作社形式的縱向一體化的發展綱要，應當通過合作社聯合組織和合作社聯合會體系努力使每一個農民農場匯入計劃經濟的主流。”[46]也就是說，小農業的無序通過與國家相聯系而被克服，從而使得馬克思所說的單位的、有計劃性和全社會的無政府性矛盾被解決。
縱向一體化也能夠與生產集中和工業化相連結。“合作社將某些相關的生產內容從農民農場中分離出來，在農村地區推行工業化，并因此而取得農村經濟的支配地位。”“一旦取得了對銷售與技術上加工的控制，農業合作社就以一種新的、更高層次的形式實現了對農業生產的集中與組織。”[47]
恰亞諾夫對傳統小農經濟的改造可以歸納如下：農民農場在合作社的基礎上逐步走向縱向一體化經營，農業生產的某些環節會逐步走向規模化、企業化和工業化。同時農民農場通過縱向一體化經營與國家相連接并納入國家的計劃體系。所以，農民農場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小農是恰亞諾夫小農理論的基礎，通過合作化將其組織起來，再通過縱向一體化將生產的各個環節專業化、規模化，從而實現對傳統農業、小農經濟的改造，避免了資本主義的一體化和兩極分化。恰亞諾夫的理論并沒有得到大規模的實踐，但是其想法在中國以及歐美國家都有所體現。
（二）黃宗智的產業一體化
黃宗智從農業的改造方面與馬克思、亞當斯密、恰亞諾夫和舒爾茨對話，其研究目標就是中國小農經濟如何擺脫“過密化”而走向現代化。
黃宗智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的分析，認為當前中國小農經濟受三種因素的影響比較大，“資本—勞動雙密集化”、“小規模生產”和“范圍經濟”。但是他認為，三種因素都無法闡釋小農“去過密化”過程。“但資本—勞動雙密集化、小規模生產以及范圍經濟并不足以充分解釋新時代中國小農場的生命力”。他認為，中國小農的生命力在于農業生產的縱向一體化，“為城鎮和長距離國內外市場而生產的農業須要另一種經濟效益，即‘縱向一體化’的效益。”[48]
小農生產需要縱向一體化并與大市場打交道。黃宗智認為，在西方的經濟史中，由生產到加工再到銷售的“縱向一體化”一般都伴隨著同一公司的“橫向一體化”——組織大規模農場——而進行，從而達到亞當斯密的規模經濟效益。但是在中國，家庭依然是生產的基礎。因此，需要類似于資本主義公司所提供的“縱向一體化”來與“大市場打交道”。所謂“縱向一體化”就是在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實施“產—加—銷”和“貿—工—農”的經營。中國官方話語將之稱為“農業產業化”。黃宗智將這種生產模式稱為“不同層面的不同最佳規模”。[49]
黃宗智根據各地的實踐將“縱向一體化”概括為如下幾種類型：龍頭企業、自發的合作組織、專業市場和其他組織（包括農村經紀人）帶動的縱向一體化。[51]黃宗智通過研究表示，龍頭企業帶動的縱向一體化受政府支持，發展比較快，在各類組織中占主導地位；自發的合作組織帶動的縱向一體化數量較少，但是最受農民歡迎；專業市場帶動的縱向一體化的前景是一個未知數。[52]對于上述組織，黃宗智比較傾向于自發的合作組織帶動的縱向一體化，“我們也許可以想像，如果能夠得到政府的積極扶持，合作組織也許真可能會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縱向一體組織方式。”[53]
黃宗智通過研究得出如下結論：一是“中國農業的現實和將來主要在小規模的資本—勞動雙密集型農場”，即在家庭經營范圍內比較密集的使用資本和勞動，以資本和勞動替代土地；二是中國的縱向一體化主要是“依靠小規模的‘菜—果種植’和‘獸—禽—魚飼養’”，即依靠吸納勞動力的經濟作物和養殖業；三是中國新時代農業將主要是“小農”、“農場”的天下。他認為，中國今天的縱向一體化既包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分，也包括計劃經濟社會主義成分，兩者之間的矛盾非常尖銳。“當務之急不是在兩者之中作單一的選擇，而是要探尋超越兩者的第三條路，不是含含糊糊的妥協，而是在確認兩者必然共存的現實上的超越性結合。”[54]黃宗智希望走出一條不同于當前現狀的“第三條道路”，但這是一條什么樣的路，黃宗智并沒有指出來，應該說是一種“理想類型”。
黃宗智是在恰亞諾夫分析框架的基礎上以中國案例進行分析的，他既繼承了恰亞諾夫的傳統，也有一定的發展。兩者都是以農民農場（指家庭）為分析基礎，認為農民農場將長期存在，不強求所有權的公有化，也不贊成橫向一體化（如企業、農莊的無限擴大或者集體化），而是贊成縱向的一體化。但是兩者之間也有一些區別：一是恰亞諾夫堅持在合作制基礎上的縱向一體化，而黃宗智則希望在國家支持的龍頭企業和自發的合作組織帶動的縱向一體化中找到兩者的最佳結合，并尋找出“第三條道路”。二是恰亞諾夫希望縱向一體化的各個環節能夠走向大企業，而黃宗智則認為中國農業是“小農”的天下，并不強調縱向一體化各個環節的規模化問題，希望小農通過密集地使用資本和勞動來克服“過密化”，進而改造傳統農業。三是恰亞諾夫希望小農通過合作化進而通過縱向一體化納入“計劃經濟主流”，從而與國家相連接，黃宗智則希望自發性的合作組織能夠得到政府的扶持，使其有機會與政府支持的龍頭企業“一較長短”。
四、人力資本投資理論
針對集體化和工業化對傳統農業的改造，舒爾茨則站在古典經濟學的立場提出了改造傳統農業的另外一條道路：引進新的生產要素和進行人力資本投資。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的觀點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
改造傳統農業要能夠廉價地生產收入流來源。舒爾茨認為，“傳統農業之所以無法發展，就是供給者不能廉價的生產收入流動的來源，以保證誘使需求者去購買任何一種新（追加的）來源。”[55]“當追加的持久收入流來源的需求者被局限于傳統農業生產要素時，相對于表現為實際收入的邊際產量而言，這些要素的價格是高昂的。”[56]當持久收入流的供給者能廉價地生產這些收入流來源時，這些供給者就掌握了經濟增長的關鍵。[57]舒爾茨認為，傳統的生產要素配置效率雖達到了最優，但是這種最優并不能導致農業經濟的增長，因為其運用的是傳統的生產要素，只能說這種“最優”是一種低水平的均衡。要跳出這種低水平的均衡，就必須生產出立足于新的生產要素上的廉價收入流來源。
生產廉價的收入流來源則需要新的生產要素。舒爾茨認為，傳統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已經很高，無法帶來新的增長，要促進新的增長必須引進新的生產要素。舒氏通過例子說明了，“人們一次又一次地通過采用并學會使用新生產要素而改造了傳統農業。”“最近幾十年來在許多國家里，農業生產的增加顯然是巨大的，……這些機會既不來自于可以定居的新開發的農用土地，也不是主要來自農產品相對價格的上升。這些機會主要來自更高產的農業要素。”[58]新的生產要素不會自動產生，需要投資，但是這些投資又具有公益性，一般的企業不愿意投入，因此需要國家投資。“為了向這種類型農業中的農民供應追加的新的、有利的生產要素，國家的研究機構有責任去發現并發展這些新農業要素。要作到這一點，這種國家必須投資于能為推進農業生產的知識及其應用作出貢獻的活動。”[59]即低廉的收入流來源依賴于新的生產要素，新的生產要素無法自動產生，需要國家充當新的生產要素的主要研究者和供給者。
新的生產要素為農民所接受需要一定的條件。新的生產要素供給出來后不會自動為農民接受，還需要一系列的條件。一是要有一定的制度條件。首先是要有一個完善的市場機制，利用市場方式引導企業和科研機構生產廉價的新的生產要素，同時激勵農民接受和使用新的生產要素。“還有一種主要以經濟刺激為基礎的市場方式，這種刺激指導農民作出生產決策并根據農民配置要素的效率而進行獎勵，當然這種方式仍然需要特定的政府投資和國家活動。”[60]其次要有一個公平的租佃制度，也就是說要有完善的土地流轉市場。這種租佃制度要有利于農民引進新的生產要素。“這種制度使得一種新農業要素的真正有利性只有部分歸農民所有。因此，接受、采取并使用新要素的經濟刺激受到嚴重損害。要成功地從上至下地引入大部分新農業要素也是不可能的。”[61]這些都說明了好的制度對于激勵農民引進生產要素起著重要的作用。二是農民要有一定的引進新要素的能力。僅僅依靠外部刺激或者農民自身僅有接受的意愿，并不能保證農民能夠引進新的生產要素，還需要農民有引進的能力。“農民學會如何最好地使用現代要素，這既需要新知識又要新技能。這種知識和技能在本質是向農民的一種投資。”舒氏認為，僅僅從經驗中學習不僅緩慢而且在許多方面比其它學習方法還要付出更大的代價。[62]
引進新的生產要素關鍵要對農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農民有接受的意愿更需要有接受的能力。這種接收的能力不會自動形成，也不是從傳統經驗中產生，需要進行人力資本投資。“農民所得到的能力在實現農業現代化中是頭等重要的；這些能力與資本品一樣是被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這種生產或者這種能力的獲得并不是免費的，需要一定的投入，需要一定的成本。這些成本就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63]舒氏認為，人力資本投資是農業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迅速持續的增長主要依靠向農民進行特殊的投資，以使他們獲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識，從而成功地實現農業經濟的增長。[64]“如果農民要有效地使用現代農業生產要素，他們就應該獲得比許多從事非農業工作的工人獲得更多的從科學中得出的技能和知識。”[65]舒氏將人力資本投資分為三大類：教育、在職培訓以及提高健康水平。[66]
舒爾茨的研究邏輯性很強，一環扣一環，一步一步向前推進，最后得出了“改造傳統農業要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結論。他認為，立足于傳統要素基礎上的傳統農業已經達到了資源配置的極限，無論如何也無法推動傳統農業的轉型和發展。要改造傳統農業必須有能夠生產廉價的收入流來源，而廉價的收入流來源又必須依賴新的生產要素，新的生產要素無法自動產生，需要國家進行投資，同時還需要有一定的制度安排，激勵農民關注和引入新的生產要素，但是農民引入新的生產要素，需要有一定的能力，這些能力不會自動產生，需要通過教育、在職培訓和提高健康水平等方式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因此人力資本投資是改造傳統農業的關鍵、基礎、切入點。同時舒氏也表示，人力資本的積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也就決定了改造傳統農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五、經典理論的中國適合性與現實路徑
（一）經典理論的比較
大生產改造論主要是馬克思、恩格斯等馬克思主義者根據英國農業的改造經驗提出的理論。這種理論的背景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資本利用市場規律兼并小農場，從而形成社會化的大農場，小農逐步兩極分化：一極走向大農場，一極轉變成無產階級，即小農場因為其天生的弱點和不足將會逐漸為資本主義所吞并。社會化大生產論為許多學者所批評，三百多年來多個國家的農業歷史發展歷程也證明，小農并沒有完全消失，資本主義大農場也沒有完全占壟斷地位，兩者依然并存，這一點在資本主義最早的英國、法國均是如此，在實踐其理論的中國也是如此。
集體化改造論認為小農天生的性質決定了其無法抵抗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必然會消亡，即使不消亡，小農生產也沒有前途。因此，小農為了避免被資本主義大農場所吞并，需要通過互助組、合作社等方式走向集體經濟和農村公社。集體化改造論要求大公有制取代小私有制，要求用社會主義改造傳統農業。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起初都堅持用自愿的方式引導農民走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但是兩國最后都演變成了以行政強制迫使農民進行合作而集體化。集體化改造論最后都因實踐條件不成熟或者執行不力而有所改變和調整，俄羅斯回歸到了家庭經營或農民農場，中國回到集體和家庭的統分結合經營。集體化改造論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社會化大生產理論的發展，后者是資本主義大生產兼并小農經濟，前者是用社會主義大生產改造傳統小農經濟，以避免資主義大生產的弊病和貧富兩極分化。
縱向一體化論主要是指農業生產的一些環節分離出來成為其他企業的生產內容。這樣農民農場就放棄了一些生產環節而專注于某些環節，從而形成生產一體化。恰亞諾夫的縱向一體化是在對社會化大生產和集體化批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反對強制將小農合作社并完全集體化，而是希望在農民農場的基礎上通過合作社進而縱向一體化，將農民農場與市場聯系起來，同時通過縱向一體化將農民農場與國家聯系起來并將其納入國家計劃經濟的主流。從而使農民農場既有生產的自由，又能夠享受合作社的好處。黃宗智的縱向一體化論繼承了恰亞諾夫的理論精髓，但是他希望能夠在國家支持的龍頭企業一體化和農民自發形成的合作社一體化中找到一個均衡點，即找到“第三條路”，即不是國家化，也不是農民化，而是“兩者兼有”的一種縱向一體化的改造路徑。兩者的目標有所不同，恰氏的目標最終還是走向某個環節的大企業、大生產，黃氏則根據中國的特點提出了“去過密化”的思路，并沒有對縱向一體化的發展歸宿做出了預測。
縱向一體化與大生產論、集體化論有著本質的區別，從改造的基礎上看，前者是建立在家庭或者農民農場基礎上的合作，后者是在消滅家庭或者農場的基礎上的吞并；從改造規模來看，前者不強求規模效益，后者則追求規模效益；從改造時間來看，前者主張利用市場和農民的自愿，漸進自然形成，后者主張國家引導和干預，加速行政推進；從所有制來看，前者不強求公有制，主張在個體私有制的基礎上改造，后者要求將小農改造成公有制、甚至國有化。另外，黃宗智與恰亞諾夫在縱向一體化、社會化大生產、集體化之間還有一個區別，黃宗智觀點的前提條件是人地矛盾比較尖銳，人多地少，小農長期存在，而其他的改造理論則沒有此要求，黃宗智是對中國農業發展的一種針對性研究。
人力資本投資論不僅在對前三種觀點批評的基礎上形成的，而且提出了一條截然不同的改造路徑。舒爾茨認為，傳統小農無法導致農業增長，關鍵是因為小農使用舊的生產要素，要促進農業增長，必須引進新的生產要素。新的生產要素，從供給上來看，一般企業不愿意生產，因此需要國家投資。從需求來看，農民需要一定激勵，同時更需要一定的能力。所以，需要加大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的力度，提高農民接受新的生產要素的能力。與前三種理論相比，人力資本投資論以家庭農場為基礎，堅持市場經濟，要求尊重農民的意愿，實施者主要是國家，國家通過投資生產新的生產要素，通過加大教育、在職培訓及提高健康保障水平來改造傳統農業。舒氏的理論與集體化完全相反；他也不贊成大生產論，即不認為規模是影響農業發展的關鍵因素；舒氏的理論在改造的基礎、手段及所有制要求方面與縱向一體化有相似之處，但是在利益分享、組織化方面則有很大區別，后者注重利益的縱向分配及農民的組織化。
雖然以上幾種理論的目標不同、方式不同，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相同的地方：一是都需要國家參與。不管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一體化理論，還是新要素及人力資本改造理論都需要國家參與，只不過國家參與的方式不同、參與的力度不同。二是都需要改變分散小農的弱點。馬克思主義改造理論希望能夠的組合實現，一體化理論希望借助外部力量實現，新要求及人力資本改造理論希望通過國家間接實現，只是借助力量的形式、規模不同。這兩個相同的地方說明，改造傳統農業國家責無旁貸，改造傳統農業要克服傳統農業的弱點和不足。
同時上述幾點改造理論也有明顯的不同：一是馬克思主義改造理論側重于所有制與組織形式變化，即通過生產關系的調整促進生產力的提高。二是一體化改造理論則側重于組織形式的變化，希望通過組織形式的調整提高農戶或組合農戶（合作社）的生產力，是一種以內力為主的改造方式，但是不排斥與外部的產業連接。三是新生產要素及人力資本改造理論則側重于通過外部間接作用于農民，內外部同時發來改造傳統農業，主體是農民，輔助者是政府。
（二）經典理論的中國適應性
經典理論產生于當時的社會實踐或者根據社會實踐而建構，也就是說經典理論是社會實踐的產物，是對社會實踐思維的產物。每一種理論有一定適應性和前提條件。現在中國小農經濟又走到了十字路口，如何將當今中國小農引向現代化？已有的經典理論是否適合用于改造中國小農經濟？這些問題都值得思考和關注。
首先要對當今中國小農有一個基本認識。當今中國小農既沒有如馬克思和恩格斯預測那樣走向大生產，也沒有消亡。小農現在還有很頑強的生命力，數量還很多，但是當今中國小農與傳統小農還是有很大的區別：一是小農社會化、市場化程度提高，進入了社會化小農時期，小農生產和資源配置各個方面都面臨著很多不確定性，另外市場化和社會化使小農接受新的生產要素的能力增強。這一點與傳統小農也有很大的區別。二是小農生存問題基本解決，農業生產與家庭手工業的生產組合已經不起作用，取而代之的是農業生產與務工經商，農業生產逐步走向了兼業化、非商品化、婦孺化，逐漸出現了日本、臺灣和德國的農業生產問題，并出現了老年人種田的比重增加、兼業經營的比重增加、自然生產的比重增加等現象。對于同一個家庭來說，務農與打工功能各異，務農主要解決吃飯問題，打工重點解決用錢問題。三是制度約束比較強，堅持家庭承包經營制，土地沒有也不允許私有化，但是土地產權多元化，產權可以流轉，所有權不能買賣，加上政府不主張資本下鄉及人地矛盾還將長期存在，這樣的小農生產將會在一個很長時期內存在。
鑒于當今中國小農的實際情況，我們來逐一分析經典理論的適用性。由于制度約束、現實的人地矛盾以及政策反對大資本進入農村的現狀，無論是客觀因素，還是主觀因素，社會化大生產暫時不太適合用來改造當今中國的小農經濟，既使允許資本下鄉，最多也是英國、法國的結果，大生產與小生產各占“半邊天”。顯然，集體化改造當今的小農也不現實，一方面家庭承包責任制是對集體化的一種發展，也是對集體化經營的一種替代；另一方面，自由的農民也不愿意再回到集體化時代。所以集體化不可能再承擔起改造當今小農經濟的責任。社會化大生產理論不太適合當今中國只是條件不具備，并不代表其沒有科學性。
縱向一體化理論的適用性則值得觀察，恰亞諾夫的以合作社為基礎的縱向一體化理想成份比較多，但也并不表示這種改造理論不行。黃宗智企圖在龍頭企業帶動的一體化和自發合作社帶動的一體化（中國稱之為農業產業化）之間趟出“第三條路”，我的理解就是將政府的支持和農民的自發合作聯系起來，但是究竟是一種什么形式，理論上不清楚，實踐中也不明確。兩者共同之處就是“農戶+合作社+縱向一體化”，從內部解決問題，依靠農民自身解決問題。從理論上講，這條路可以幫助小農走向現代化，而且這條路與日本和臺灣的“小農+農協”有相似之處。但是對中國來說，利用此種改造路徑面臨四個問題：一是合作社能否成為所有農民的選擇有疑問。日本和臺灣能夠通過協會走向現代化，主要是兩個地區有協會的傳統，中國大陸則沒有這種制度安排。二是中國縱向一體化，即農業產業化已經實施了20多年，其成效并不顯著，它能否承擔起改造小農經濟重任，目前沒有看到這種希望。三是從內部即依靠小農自身改造小農經濟，顯然不現實，否則不會有這樣多的小農經濟改造理論。四是縱向一體化雖然能夠促進農業發展，但是如何能夠幫助農民增收，即縱向一體化的利益分配問題始終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不解決，縱向一體化將會受到很大限制。總體而言，我認為，縱向一體化值得實踐，也值得期待，但是不能解決當今所有的小農改造問題。
人力資本投資理論也是從家庭內部、從農民自身能力著手進行改造，不同在于國家通過間接方式影響農民、幫助農民，進而提高農民的素質。其實，經過30年多年的改革開放，農民的教育程度大大提高，農民接受新的生產要素的能力也大大增強。但現階段農民面臨著全方位的社會化、市場化、全球化對其產生影響的現實問題，其擁有的素質和能力仍無法應對當今小農面臨的風險問題、不確定問題、增收問題。因此，我認為，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對改造當今中國小農有價值，但是還需進行適當改進，才能夠適應中國當今社會化小農的需要。
（三）改造傳統農業的一條嘗試路徑
當今中國小農面臨著全方位的市場化、社會化，[67]也面臨著更多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合作社的縱向一體化可以解決小農的風險問題，但是無法解決小農的能力提升和增收問題；人力資本投資理論能夠提升農民的能力，但是無法完全解決農民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問題。要兼顧農民能力提升、削減風險和農民增收目標，必須有新的思路。我們認為，社會化小農+公共服務網絡可以兼顧三個目標，即通過全方位、立體化的公共服務網絡對社會化小農進行改造。人力資本投資是從內部增強小農引進新的生產要素的能力，但是引進了新的生產要素還需要管理和決策，農民還需要管理和決策能力。當今中國小農面臨的更大問題是價格波動、虛假信息、產品營銷等與市場有關的問題。這類問題即使是美國的大農場主也不能完全解決。因此，改造當今中國小農最關鍵的是要增強農民應對市場風險的能力。我認為，建構公共服務網絡，進而從外部增強小農應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能力，[68]即“延伸農民手和腳、延長農民的眼晴和大腦，使農民在充滿風險的市場海洋中有一根拐杖”。
人的能力分為兩種：一是依靠自身教育培育出來的能力，如引進新的生產要素，在已有約束條件下管理和決策能力；二是依靠外部力量支撐添加的能力，如公共服務網絡幫助農民收集、分析信息，甄別虛假的信息等。可以如下理解，如果通過教育培育的管理、決策能力（包括引進新的生產要素）為100單位，公共服務網絡則能夠進一步提升管理和決策能力，從100單位增加到150單位，甚至更多。公共服務網絡“支撐添加能力”必須依靠人力資本投資培育的能力，離開了后者，前者也無法獨立存在，但是沒有前者，后者也會受到很大的局限。
公共服務網絡能力建構主體有三個：一是政府，二是社會，三是企業。政府通過提供基礎性的公共服務增強農民生產經營方面的能力；社會通過提供互助合作增強農民組織方面的能力；企業通過提供種苗、產銷專業服務提升農民的信息接受能力和營銷能力；通過改善農民人力資本投入條件提高農民的經營能力。公共服務網絡支撐添加的能力與人力資本投資培育的能力共同解決當今中國小農所面臨的自身問題和外部風險問題。
在此，我得出本文的結論，對于當今中國的小農，我們稱之為社會化小農，可以再次從早期馬克思主義出發，并借鑒恰亞諾夫和黃宗智的縱向一體化理論進行改造，但這有一個前提條件——農民有合作的需求，即有合作需求的農民、地區可以通過以合作化為基礎的縱向一體化方式進行改造。對于尚沒有合作需求且不愿意進行合作的農民，最現實的改造途徑還是將舒爾茨的人力資本改造論與公共服務網絡改造論結合起來，從內外兩個方面提高農民的能力。在此我將本文的觀點概括為：能力改造論。[69]能力改造論是針對當今中國小農全方位社會化所提出的觀點，也是一種尊重農民主體地位的改造途徑。對于政府而言，還是一種操之在我的改造方式和方法，是一種積極的改造方式，但是有別于集體化改造。也許這是一條改造中國小農經濟、提高其能力一條切實可行的途徑。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術月刊》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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