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作為一種方法曾經引領了近一個世紀之久中國鄉村研究，由此而出現了眾多基于一個村落而有的民族志作品以及相應的社會科學研究。我們有必要在新的時代 重新去回溯和回顧這些村落研究的成果，并從中實現一種新的村落理解認識上的提升。
關鍵詞：追溯；回顧；中國鄉村
大約沒有人會否認，今天的中國鄉村正在面臨一場從內到外的重大變革。舉目四望，既有令人痛心疾首的自我凋敝，又有讓人驚訝的富有創造性潛質的鄉村崛起和生活富足。與此同時，對另外一個群體而言，即對更多試圖從外部進行觀察，并以中國鄉村研究為志業的研究者而言，仍舊也沒有人會反對說，這些標榜著要去研究中國鄉村變革的學者自身也出現了某種情感上的焦慮以及選擇性的迷茫。不過，這種焦慮和迷茫也著實在促進研究者應對現實去做一種思維方式以及研究路徑上的新定位以及研究問題的新發現，這些都將帶來中國鄉村研究在未來會有一種構造格局上的新改觀。
一、一種農耕文明
隨著鄉村自身邊界從閉合走向開放，從農民離開土地而徘徊于城市的大門之外，從裊裊炊煙、白磚黑瓦的田舍，到土地荒蕪、門戶緊鎖的村莊，這些巨變使得他們作為曾經的秉持客觀姿態的觀察者漸漸開始懷疑鄉村作為一種方法其自身的價值所在，懷疑曾經作為一種透視整體的方便法門在當下情境中是否依舊生效，他們為此而再難有前輩們那份平心靜氣、價值中立的細致觀察，他們大多處在一種焦慮乃至焦躁的狀態之下，他們選擇了快速的田野， 輕描淡寫，草率的結論，但鄉村的問題依舊存在且深刻，并層出不窮。他們面對無解的鄉村表現出一臉的彷徨，但他們實際上最為缺少的乃是一種靜下心來尋求理解的修養和姿態。 今天看來， 他們需要在一種追溯和回顧中國 鄉村研究之中去理解一個恰恰正在真實發生著的 中國鄉村。
在數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中，農業文明在其中所占據的比重以及農民在整個人口構成中所占的比重都可謂是屬于絕大多數的。一種基于農業文明而凝塑出來的鄉土意識，也恰恰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翻土”勞作中逐漸萌生、發展和壯大。人們活在這種農業文明的意識之中，并為這種意識所牢固地束縛著，同時也在不斷地借助自身的生產和生活實踐而向這種漸趨凝固了的意識的文明長河注入了種種創新性的力量，使得這一文明的意識之流能夠持續不斷地流淌，從未真正干枯過，并最終匯聚而成滋養著這一文明所內含的大江、大河、湖泊、海洋，由此而彰顯了這種文明其自身所存在的一種柔韌性、持久性以及生命力。這是一種從土地中生長出來的文明，對于這種文明的理解，自然也離不開對于土地作用的理解。中國文明在此意義上，便極為密切地與一種農耕文化之間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從藝術表征到社會 組織，從衣食住行到禮儀規范，從耕作技術到文書典章，所有這些，無一例外地都會被農耕文明自身的輝煌所覆蓋，或者持續地受到其所浸染，無法真正可以去擺脫掉。由此，中國的觀念和意識從上古的時代就必然會跟一種作為土地家園守護者的鄉村農民以及祖祖輩輩在那里耕種土地的農民的生活之間極為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而所有的文化產品，不論是物質性的還是精神性的，實際上都是基于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存在而有了其自身的輝煌。作為都城北京一處重要景觀的天壇，盡管曾經是一處中華帝國皇家禮儀不可缺失的展演場所，但它曾經的最為根本的作用還是在于為著整個帝國的農民生活而祈求來年的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理想，并為這種理想的實現而象征性地修建了這一處景觀。 如果沒有了這種理想的存在， 皇權的存在或者其合法性的存在也就成為了一種虛妄，而皇帝在這個意義上也只不過就是農耕文明的一種集體性表征的集中體現而已，他是焦點，是中心，是所有輝煌的根源，但這并不意味著他毫無責任，毫無約束，或者毫無庇護。恰恰想象作為人們意象中“天的兒子”，皇權要想盡辦法保護和回饋于靠天吃飯并供養他及其皇親國戚、文武官員日常生活的子民，他們大多數的人是匍匐在土地上勞作的農民。換言之，皇帝作為皇權的最高代表并不是一種例外，他是天賜禮物的真正接受者，同時也是面對蕓蕓眾生的禮物的實際饋贈者。在農民的眼中，高高在上的皇帝就是一個雙面人的角色。
而且，在這一點上，誰也不能否認，民間社會所映射出來的一種基于鄉村農耕作業而有的穩定的生活模式，在那里充斥著對于順乎民心的君王統治的期待，同時也成為了他們的生活理想投射在他們的文化表達之中。作為被后來的君王正式封為圣人的孔子，其在2000多年前所編訂的民間詩歌總集《詩經》的內容，大部分也都體現或者映射出一種鄉村生活的面貌和價值觀念，那里有很多可吟誦傳唱的詩歌，便是用來諷刺那些無所作為又橫征暴斂的君王的。因此，這個帝國的基礎是歸屬于農業文明的，而它的文化自然也是歸屬于農業文明的。
二、皇權的衰落
所謂近代中國文化語境中日益突顯出來的那些強調現代化、工業化以及城市化的話語和口號， 最初也都不過是在中國近一個多世紀里相繼伴隨著一種漸趨具有全球性支配力量的西方現代性的觀念和實踐而空喊出來的一些口號而已，或者說 是被無法抵抗的西方“船堅炮利”所強行激發出來的不得已而喊出來的口號，而之后才有真正為之奮斗的數代人去相信這些舶來品在現代世界中崇高的價值，并不斷去營造這種價值存在的合法性和支配性，因而心甘情愿地通過向西方學習其“長技”①而使之付諸于每個人的實踐之中。
由此每一個人都嘗試著成為一個報效祖國的實干家，借助一種極為具有現代特色的基于一種民族主義的愛國之心而能夠使之在古老中國這塊遍布農耕文明遺跡的土地上變成為一種真實而又具體的社會生活實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西來話語的歷史最多也不過就是 170年左右的時間，因為如果從1840年以農業立國的近代中國被西方人用代表著一種現代性成果的“船堅炮利”打開其閉鎖大門的“鴉片戰爭”算起的話，時間也不過就是這么長。而如果真的要從國人思想上從帝國的臣民而開始有了一種深度的自我反省式的批判，并形成 一種真正文化上的主體性自覺意識，借此而嘗試去開始“厭惡”自己的土地里所生長出來的那樣一種沉重的農業文明和文化，并堅定地認為那是落后的、貧困的以及愚昧的，那這個現代意義中國開始的時間就必須要再拉近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時期，因為從那時開始，中國現代化的歷程才真正開始有了一種自覺、自知以及自明，一切試圖推翻舊傳統的努力，都可以在這個時間段中找尋到一些起源或最初發生的蛛絲馬跡。從那時到今天的這個未完成的現代性的歷程中，整個期間會有著一百年不到的時間。無疑，在這近乎百年的歷程中，中國確確實實在傳統與現代、守舊與創新、進步與倒退的二元對立翻來覆去的爭吵折騰和變革中發生了一種天翻地覆的改變或轉型。顯而易見，今日的中國已非昨日的中國可比。這種改變令世界矚目，也開始令世界驚訝，一個曾經在世界大門之外徘徊的中國，著實地走進了世界之中，并占據著一個有影響力的中心地位，成為了一個正在崛起之中的世界強國。
在中國近代，一場革命性的變革主導了這個時代發展的腳步，它借助一種遍及全球的現代性的敘事而讓一個有著數千年傳統的農耕文明處在了一種由西方人界定的文明發展譜系的似乎最為靠近野蠻的這一端，這個文明因此而被一種作為支配性的文明界定的話語權而持續不斷地妖魔化了。皇帝這個特殊的角色，這個既是汲取者又是給予者的雙面人，首先被從這個亞洲腹地的一度自我封閉起來的世界中去除掉了，隨之作為一種宮廷文化所支撐起來的皇權體系也自然處在一種衰微甚至瓦解的境遇之中。原來與高高在上、獨一無二的皇權相對而存在并勾連起皇權與基層社會聯系的紳權，也同樣處在了一種帶有革命性的轉變之中，借助對知識的國家獨占以及向城市的集中，作為鄉賢的紳權從鄉村的地平線上徹底地消失掉了。 作為曾經的“天高皇帝遠”的鄉野之地，或者作為經由一個漫長的“十年寒窗苦”，再經由殘酷競爭性選拔的“科舉考試”而獲得官位或者士大夫身份的人，本可以尋求一個退休、退隱之處的鄉村故里，今日則已經徹底轉變成為了國家由上而下垂直行政慣例以及疏而不漏的社會控制中的一個最為基層性的存在，換言之，曾經離開者再難回到這里融入其中的生活。
三、理解雙軌制
在今天中國，從國家權力中心獲得了某種“功名”和官職的文人雅士們，從制度以及意愿上都不再能夠在本該告老還鄉之時退守鄉里，他們無法適應那里的生活，自然也沒有那樣的一種制度保障可以使他們安然地榮歸故里。與之相應的則是，鄉村也并非再是由那些傳統意義上的讀書識字的鄉紳，或者“告老還鄉”的士大夫們再去做一種相對自成一體的自治式的鄉村治理，在那個空間里不見了讀書人，更培育不出一種崇尚耕讀傳家、敬惜字紙的對讀書人的敬畏之心，長期的后果自然也就出現了一種鄉村文化治理圖景上的真空地帶，一種農耕文化沃土的水土流失。那種在近代中國所發生的由上而下的借助國家權力而不斷深入到每一個鄉村的單一軌道的治理模式，也在國家機器的推力之下深度影響著作為中國基層的鄉村社會及其文化構成的基本形態，而鄉村自身作為一個相對封閉和自組織形態的存在模式，也 在被這種外來的，并且是由上而下的單一軌道的行政力量所一點點地瓦解掉了。由此，鄉村跟外部世界之間的一種本來屬于是難于割舍的聯系和往來的關系格局遭受到了一種人為的阻隔，與此同時，不同的鄉村之間，也在一點一點地遭受到了由現代性所主導的清晰化政治權力的區隔、分化以及孤立，鄉村因此而成為了一個特立獨行的行政體，失去了與其他周邊區域和地方的聯系和依賴，之后的改革開放的浪潮，盡管催生了鄉村自身邊界的敞開，但一種國家由上而下單一軌道的治理模式仍舊是占據著主流，無法真正恢復到既往傳統的上通下達的雙軌政治②的軌道上去。
在這方面也不可否認的是，在一個長期的社會發展變化的歷程中，曾經一度被完全廢棄的由下而上的那個軌道也在基于民間力量的復興而在不斷的恢復之中，這明顯地反映到地方性的一種富有創造力的新型鄉村治理模式以及鄉村運行模式，作為一種相比國家的行政支配并非那么強勁的力量，也同時在中國的天南地北富有地理差異性的土地上大規模地展開，盡管其形態各異，發展的路徑也彼此不大相同，但它們都體現出了一種曾經的雙軌政治本身所期待的一種對基層秩序的平衡能力，并在新的時期發揮了其獨特的作用。還有，對這個鄉村治理模式自我轉化的歷程可以更為簡略地說就是，中國的鄉村在1978年以來的 確發生了一些帶有特征性的改變。可以說，在中國改革開放不到40年時間的變革之中，我們已經再也無法找回那個讓許多離開鄉村故里的人流連忘返的原汁原味的鄉土故園，在這樣一種對想象 中富有“原始感”的鄉村無法尋覓的時代大背景之下，卻又無意之中提升了自詡作為社會精英的“文人雅士”“才子佳人”以及“地方文人”們在其筆下所要去專門追尋的那種原始鄉村的驅動力，這無端又添加上來一種看似發自內心的對于未來中國鄉村究竟該向何處去的研究者的一種自戀式的惆悵之情，而此時的曾經被昔日帝國和鄉紳意識形態所牢牢固著在土地上的農民，卻并非有這些精英們的那番以“返鄉體”為代表的惆悵，為著一種生計，或者受到嚴苛生活所迫，他們會毫不吝惜地離開他們所熟悉并一直居住在那里的土地，他們渴望寄居甚至依附在城市這個五顏六色、光影變 幻的奇妙現代空間之中，他們在那里打拼，贏得一種生活的根基，安排子女的生活，接受各種新的價值并使之嫁接到自己所熟悉的固有價值系統之上，由此而開始去找尋真正屬于他們自己的可能的確定性的未來。 這種“留在城市” 并“依附于城市”的激情通過他們的后代而得到了一種直接傳遞，城市化的努力也突出體現在了這一代人的身上，他們自身背負了太多的生活壓力和艱辛，并需要由自己去直接面對和解決，而一種在精英們看來本該有的“思鄉之愁”，則重重地拋給了那些更多從小就在城市的空間中生活、長大，本來也無所謂城市化與否的觀念，本來也無什么鄉愁憂慮的困擾，但卻在成人之后十足表現出倍感焦慮不安的那些從外面遠距離地去看鄉村生活的研究者、思考者以及寫作者們。這恐怕就是理解當下中國城鄉關系的一個不能擺脫的背景，誰似乎也無法 從自己有似自閉癥式的樊籬和困境之中跳躍出去，獲得一種真正自然人本該具有的平實生活和理解。
四、鄉村研究的追溯與回顧
即便是如此，即便我們對于這個中國城鄉關系的大背景有了一種較為清晰化的認識，并試圖借此而對于中國鄉村未來的發展做一種過于確定性的判斷，那似乎仍舊是為時尚早，因為任何暫時性的判斷，如果將其放到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之中，都會顯得片面和經不起推敲，也難于借此去應對無法預料到的未來可能發生的一切變化。而一種平心靜氣地靜觀其變，把握其背后的結構性轉變的根本的做法，或許仍舊是今后中國鄉村研究的主流，因為知識論的常識告訴我們，任何一種草率的結論，其往往都會慘敗在一種不斷變化其形態和內涵的社會現實的面前，那些過早、過快以及過于輕率就得出來的斷言和結論，對真正負責任的研究者而言，終究不過是一種事過境遷的廢棄之語，無一是處可言。而一位認真的研究者總會把他對于一個觀察之中的社會的結論或者斷言盡可能推遲到一個很晚的階段，即推遲到他自認為真正有了一種詳細的觀察研究和整體性的覺悟之后而非之前，諸多很快被人忘記掉的那些堂而皇之的結論，實際都是步了研究上做出草率結論這樣一種做法的后塵，這樣做法的結局自然就是曇花一現，終究無法留存于學術史的知識積累之中。
從一個學科的意義上而言，村落作為一個人類學、社會學以及民族學研究曾經最為基本的以及被認為是最為恰當的單元，仍舊是當下從事實際田野調查，進而形成對于中國整體性理解的一個重要的落腳點和出發點。盡管它自身的完整性和代表性在日益受到了來自不斷增強的世界范圍內文化傳播在方法論意義上的挑戰，但作為農業 文明最為基本單位的村落，依舊是我們從事中國研究的第一步，這也恰恰是研究能夠真正依點、線、面的空間布局而逐漸展開其視野的關鍵一步，費孝通從江村起步，最后實現了一種整體性的對于中國文化的“多元一體格局”的把握，堪稱是這方面研究的一個極佳范例[1]。我們的前人確實也在這個研究領域中積累起了大量的有關于中國村落研究的個案。20世紀30年代，英國人類學拉德克里夫·布朗（A.R.Radcliffe Brown）所曾經指出的對于中國研究的諸多建議[2]，在今天已經轉變成為了富有學科史意義上的實際的并且有著持久國際影響力的研究成果，他那時就非常明確地提出，在中國從事人類學研究的單位最為恰當的就是鄉村，作為一種來自英國社會人類學的最強音，這一觀念著實引導了后續的中國鄉村研究的開展[3]。并在之后進一步促成了具有一種中國意識的鄉村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磨練以及基于實地觀察的知識的積累和成長，而這個過程差不多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一直持續至今，中間雖有一種研究傳統上的中斷，但鄉村調查研究本身在當代中國從來就沒有真正中斷過，并在中國近代發展的不同時期積累起了大量反映不同時代特色的有 關中國鄉村研究的知識和理解。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21世紀以來，這個知識增長的接力棒傳遞到了我們今天這一代研究者的手里，與此同時，新的問題也同樣涌現出來，并使我們的觀察優先于基于理論概念的研究假設，我們只能是從現象到現象，無暇顧及去整理、歸納和發現一些真正有理論構建意義的概念和準則。在此迅速變化的時代中，除了有一種鄉村應對外部世界而有的其自身的變化之外，如何去面對和梳理跨越了一個世紀之久而又如此數量 龐大的既有鄉村研究和觀察，將會成為當下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問題有待人們去進一步加以解決，它并不僅僅是一個知識編排、分類以及堆積起來的工作，而是一個由對既往村落研究的歷時性線索追溯之中的一種新的認識和理解。換言之，在這么多的作為民族志個案的中國鄉村研究開始 大量積累起來之后，如何真正去解讀這些富有區域差異性的文本之間相互的聯系就變得越來越為重要。因此，如何對既有的鄉村研究成果做一種真正學術意義上的追溯性的回顧以及對于未來的中國鄉村研究如何提供一種更具現實意義的方法論的引導，都成為了當下中國鄉村研究者的當務之急，對此一點，任何一個有著明確學術關懷的研究者都是不能不去關注并善加提醒的。很顯然，一個對于未來沒有一種前瞻和展望的研究自然不會是一種好的研究，同樣，一個對于過去的積累沒有一種切實性把握的研究自然也不會是一種好的研究。實際上任何的研究，不論是存在于過去的和在未來會出現的，都可以借助一種全新的解釋進入到當下中來，成為理解當下的一種真正有分量的理解。
很顯然，每個時代都會有自己所面對的問題環境，每個時代也一定應該有自己的問題意識，而且每一個時代也都會有每一個時代對于正在發生的社會現實的一種認識和理解，這種認識和理解將會成為一種學術共同體的共識，凝聚成為共同的問題意識，進而成為一種彼此都會認可的研究范式，由此而積累起前后關聯彼此可以互證的充滿邏輯關聯的知識體系，進而帶動一種整體性的學科知識的成長。在這方面，中國鄉村研究作為一個研究領域自然也不例外。應該說，鄉村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曾經深度影響了有關中國社會研究的取向，它使得中國的研究者從搖椅走入了田野，從書房走進了民間，從玄想思辨走向了實地調查，由此而成為了理解中國社會與文化的一個便于把握的切入點，由此我們才有了以某個村落命名的鄉村社會知識的生產和消費，隨后也才有了“江村”“義序”“抬頭”以及“云南三村”之類的有著國際學術聲譽和認可度的中國鄉村研究的典范以及鄉村話語表述的合法性存在。在此意義上，鄉村代表了中國，并且它也確實能夠代表中國，盡管它并不是能夠代表中國的全部，但卻是可以讓實地的研究者如洞中觀火一般去體察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的中國的縮影及其長時期的轉變，這種代表中國是一種理解意義上的代表[4]。在這一點上，我們似乎并沒有走過了頭，我們還需要在村落研究之路上一直地走下去，但我們無疑需要去做一種方法論意義上的完善甚至更新，由此而使得我們的研究視野能夠有目的性的把一種村落研究的范式真正放置到更為寬闊的語境中去，讓村落研究的思維借此而可以產生一種更為寬闊的聯想乃至于邊際更為遙遠宏大的想象。因為終究，不論是中國的鄉村，還是世界其他地方的鄉村，它們都 會有著這樣一個共同點，那便是“在那里”的生活無一例外都不會是一種孤立開來的村落獨自的存在，而是由人所構建起來的村落本身在無形之中便被嵌入到了更大范圍的有著自身周圍環境的山川、河流、湖泊、平原、島嶼以及海洋之中去，村落在那里的生活以及與周圍的人和物之間有著一種持續性的無法裁剪割斷的相互依賴和共生，而這既是村落存在的一般狀態，卻又是直到今天才被中國鄉村的研究者所共同認識到的一種新語境、新聯系以及新主張。
曾經的中國鄉村研究也必然是要將其放置到這樣的一種語境、聯系和視角中來才會有意義，這樣的做法就不是孤立地去看待鄉村，而是要從多種不同的角度不遺余力、無所遺漏地去看待作為相互關聯而存在的鄉村社會，并不帶有任何偏見也不帶有任何武斷地去理解鄉村。由此我們需要去做一種學術史意義上的追溯性的“回頭看”，我們要把既有的鄉村研究做一番全新的檢討，了解它的學科史上的來龍去脈，了解一些重要的觀點、理論和方法及其所產生的特殊背景。顯而易見，在這方面我們是有著一種歷史取向的，但這絕對不意味著會像一般歷史學家那么著急地要得出一種通史意義上的歷史發展趨勢或階段分期的判斷做法。 我們同時也會是一種鄉村問題取向的，但是這些問題是學術自身存在著的，或者由新的鄉村場景所引發出來的真實難解的問題，而絕對不會像一批又一批的鄉村問題的天真研究者那么急于求成，自以為隨便跑幾趟鄉村，走馬觀花一番，結果滿眼所看到的卻是千瘡百孔的農村問題，至于其他的內容就再也無法深入下去看了，結果回來城市里就一拍腦袋輕易地做出一種思想上居高臨下的判斷和建議，那樣的判斷和建議最后也只能是作為一種應景的招貼畫，等風頭一轉，認識一變，鄉村一歸復平靜，那些侃侃而談的鄉村研究者的判斷和建議也就隨風飄逝得無影無蹤了。
五、結語
作為一位社會人類學家，我們或許只是要去關注社會究竟發生了什么，當然我們也會期待著在發生了什么之后社會可能帶給我們的一些意義思考。但所有這些，我們都不可能預先知道，也不可能功利性的到田野中徑直地去尋找，我們只能是靜觀其變，等待其發生，并需要在觀察的積累之中小心地求得證明的證據。只有這樣做了，才可能真正期待得出一種結論的恒久和可持續。也只有如此，對既有的鄉村研究的梳理才能夠真正發揮其在新的語境中的作用，展示其新的姿態以及提供一種新的智慧性思考，由此而來推進我們對于鄉村自身存在的認識。
因此，我們今天更為需要有這樣一種基于新視角、新語境、新問題而對于既有中國鄉村研究的回顧和追溯。這種追溯和回顧既可以來自于研究者本人，也可以來自于后來重訪研究的那些年輕一輩的學者，基于這樣一種歷時性的線索軌跡的追溯，我們才能真正做到在中國鄉村社會的研究上不僅理解了一個曾經是結構化和功能化了的中國，還能理解一個正在發生變化和處在轉型之中的時間化和場景化了中國。 無疑，這個中國，作為 一個有其自身理由而存在的整體，一定會有其獨 具特色的自我演進的譜系存在，它也在期待著諸 多描述者的彩筆為之畫像。
注釋：
①“長技”出自魏源1842年出版的《海國圖志》一書，在該書《原敘》中，魏源寫到： “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參閱“海 國圖志原敘”，［清］魏源，《海國圖志》（上），陳華等點校，長沙：岳麓書社，第１頁。
②對于中國傳統時代的雙軌政治，費孝通有這樣的表述：“中央集權的行政制度在中國已有極長的歷史。自從秦始皇廢分封、置郡縣以后，地方官吏在原則上都是由中央遣放的。而且在傳統規律中曾有當地人避免做當地官吏的慣例。從表面上看來中國以往的政治只有自上而下的一個方向，人民似乎完全是被動的，地方的意見是不考慮的。事實上果真如此的話，中國的政治也成為了最專制的方式，除非中國人是天生的奴才，這樣幅員遼闊的皇國，非有比羅馬強上多少倍的軍隊和交通體系，這種統治不太可能維持。不論任何統治如果要加以維持，即使得不到人民積極的擁護，也必須得到人民消極的容忍。換句話說，政治絕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單軌上運行。人民的意見是不論任何性質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慮的，這是自下而上的軌道。在一個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須是上通下達，來往自如的雙軌政治”。引自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第44頁。
參考文獻：
[1] 趙旭東，羅士竳．大瑤山與費孝通人類學思想的展開[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3)：15-21．
[2] 布朗．對于中國鄉村生活社會學調查的建議[J]．吳文藻，編譯．社會學界，1936(9)：85．
[3] 吳毅．鄉村中國評論[M]．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261-306．
[4] 趙旭東．從“問題中國”到“理解中國”——作為西方他者的中國鄉村研究及其創造性轉化[J]．社會科學，2009(2)53-63．
作者簡介：趙旭東（1965－），男，浙江桐廬人，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法律人類 學、政治人類學。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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