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1世紀開始，在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中國的產業轉型和產業升級走向前臺。在此背景下，一種肇始于浙江、以區域性空間再造和增長要素集聚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模式——“特色小鎮”橫空出世，并迅速向全國推進，進一步豐富了十六大提出、十八大確定內涵的“新型城鎮化”戰略。
一、區域實踐與輻射意義
從2014年甚至更早開始，浙江根據自己擁有大批塊狀經濟即區域特色經濟的特點，開始探索新型的城市化和產業發展道路，形成了一批“相對獨立于市區，具有明確的產業定位、文化內涵、旅游功能、社區特征的發展空間載體”，并因杭州云計算產業生態小鎮——云棲小鎮的引人矚目而催生了“特色小鎮”這一后來流行的稱謂。[1]隨后，浙江省政府公布了《關于加快特色小鎮規劃建設的指導意見》，并先后公布了包括西湖云棲小鎮、烏鎮互聯網小鎮在內的兩批79個特色小鎮。在這一過程中，浙江一直將特色小鎮的建設視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浙江‘干在實處永無止境、走在前列要謀新篇’指示精神的具體實踐，是經濟新常態下加快區域創新發展的戰略選擇”。[2]
作為戰略選擇，特色小鎮的規劃與建設標準是具體而嚴格的。這個“相對獨立于市區”但交通便利，同時“區別于行政區劃單元和產業園區”的空間發展平臺，規劃面積一般控制在3平方公里左右，建設面積控制在1平方公里左右，是一個集“產、城、人、文”于一體的綜合型社區或以創新、創業為目的而聚集的人群共同體。浙江的實踐有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嘗試，比如實行“創建制”，重謀劃、輕申報；轉變政策扶持方式，從“事先給予”改為“事后結算”；在空間上，避免新的城市病，以人性尺度規劃鎮區，強調生產、生活和生態“三生融合”，為高端創業者打造“十分鐘工作生活圈”，真正使其成為創新創業的發動機和共享空間。
縱觀浙江“特色小鎮”建設，我們起碼可以從以下五大方面理解其在中國的城市化及產業轉型方面的推廣輻射意義：（1）在中國城市化不斷推進，但與此同時大城市過度超載、城市建設千篇一律、城市治理簡單粗放、各種城市病蔓延叢生的背景下，[3]為中國的城市化找到了一條富有活力的選擇性路徑；（2）通過聚集高端朝陽產業，且以創新驅動作為推動經濟轉型的動力，既破解了包括浙江在內的中國大多數發達地區的空間資源短缺問題，又有效地通過產業轉型推動了現今如火如荼的供給側改革；（3）通過高端特色產業的聚集，尤其是“三生融合”的綠色生態環境的打造，強力吸引高端創業者、風投資本、各類孵化器靡集，實現了諸種高端要素的超常聚合；[4]（4）通過各類高端與傳統產業、生態環境、生活社區尤其是創業者的融合，形成了急需“社會精準治理”的新秩序空間；[5]從形式上看，“既云集了市場主體，又強化了生活功能配套與自然環境美化”，[6]而從精神上看，這一人群共同體的聚集方式又以鮮明的社區歸屬感為標志，為技術創新也為社區“精準治理”提供了可能；（5）通過“小而美”和“小而精”的空間打造，尤其是通過各類高端朝陽產業和資本的引入，可以設想，特色小鎮將成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實現“中產”夢想的踏板。
二、從開發區到特色小鎮：區域開發、產業轉型與社會治理
“從塊狀經濟、縣域經濟，到工業區、開發區、高新區，再到聚集區、科技城，無不是試圖用最小的空間資源達到生產力的最優化布局”。[7]但是，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改革的深化，在經濟績效方面具有極大優勢的開發區模式受到挑戰：從外部來看，中國的城市土地經過高強度開發，供應瓶頸已日益凸顯；隨著城市化的推進，開發區逐步城區化，公共服務不足矛盾突出；由于同時兼具政府與企業的雙重身份，不僅導致對權力和資源的壟斷，容易引發腐敗，[8]而且在政府大包大攬的同時，也壓抑了市場主體的主動性。
從某種程度上說，特色小鎮的城市化與產業發展模式，正是在開發區模式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戰，且中國經濟開始從高速增長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誠然，特色小鎮的模式在國外早有嘗試，早在1898年，英國人埃比尼澤·霍華德就提出過“花園城市”的設想，希望通過將新的工業增長外遷，“把一切最生動活潑的城市生活的優點和美麗、愉快的鄉村環境和諧地組合在一起”，[9]解決倫敦城的盲目擴張。但是，西方的經驗，或者說將城市化和產業化精妙融合的發展模式，只是在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到今天，才能夠引起處在改革開放前沿地區的中國的管理者、企業家和創業者的關注，也才能按照我們的資源和人才特點選擇或對接進我們的發展洪流之中。從最初上海新天地和田子坊、北京三里屯、南京1912、成都寬窄巷子等舊街區（這也可以視為一種特殊的“城中鎮”）的改造，到近來浙江等地的大規模小鎮實踐，上述選擇的必然性與合理性起碼蘊含于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特色小鎮的創建是一種優化生產力布局、注重內涵的區域發展模式。這一發展模式，在一個“總面積3平方公里左右，核心區面積 1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將產業、文化、旅游以及社區功能融合在一起，避免了過去開發區建設的“攤大餅”的粗放經營方式。其次，特色小鎮的創建是一種破解有效供給不足、推動產業轉型和產業升級的經濟模式。在特色小鎮的創建過程中，通過導入最有基礎、最有特色、最具潛力的主導產業，推動了浙江制造供應能力的提升。
再次，特色小鎮的創建還是一種多元參與、體制開放、協同共享的社區或社會治理模式。現行的社會管理體制既具有社會動員和社會控制能力強的特點，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企業和社會的生存與行動空間，帶來了底層活力不足、封閉性強、政府負擔日益加重的弱點。[10]這不僅導致了市場主體的過度依賴與活力不足，也使管理者只著眼于經濟指標、對提供差異化的優質公共服務興趣寡然。
堅持市場主導、多元主體的特色小鎮則不然。因為其既不屬于某級行政建制，也不是準政府形態的開發區，反倒使其能夠發揮聯結政府、市場與社會的紐帶功能，“按照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的要求，創新建設管理機制和服務模式，提高多元化主體共同推動特色小鎮發展的積極性”。[11]
三、文化的再造與社會共同體的重塑
如果說特色小鎮的建造是一種受到產業驅動的現代區域增長模式，那么這一模式同先前包括開發區在內的諸種發展模式相比，最為突出的特點之一，恐怕是文化的創新與再造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在浙江的實踐中，在這個集“產、城、人、文”于一體的發展平臺中，“文化是特色小鎮的‘內核’，每個特色小鎮都要有文化標識，能夠給人留下難忘的文化印象”。[12]特色小鎮的創建之所以強調“文化”的再造，一方面說明一如有特色的產業才能夠具備市場競爭力一樣，有特色的文化才能夠賦予小鎮這一人群共同體以獨特的認同感或內在的靈魂。在美國諸多大學城的發展過程中，“學院的教授、行政人員以及其他專業人員，皆因為大學賦予了小鎮以獨特的文化調性而為其所吸引，并將其視為理想的居住之所”。[13]另一方面也說明，當中國經濟擺脫了貧困落后，攤大餅式的單純復制已經越來越滿足不了逐漸差異化的人群的差異性需求，而文化的再造恰是供給側改革的良方之一。
近100年前，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就曾敏銳地看到了經濟或市場因素在現代城市形成中的作用，由此提出了一種有關城市的“理想類型”：即城市這一人群共同體首先必須具備一個市場作為其中心制度，在市場之外，一座城堡或某一特定的區域、一個至少是部分自主的法律系統和行政系統，以及一種反映都市生活的特殊面貌的社群（association）形式。[14]此后，芝加哥社會學派進一步重視城市的文化及其居民的社會心理。“將城市作為一間社會實驗室來思考”的羅伯特·帕克，一直以為“每一個社區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相互依賴的文化單位，有自己的判定什么合適、什么得體、什么值得尊崇的標準和看法”。[15]
文化的再造過程既有傳承、借用，也有雜糅、創新。傳承的因素可以來自本土的口述歷史、特色產品、風土人情、田園風光、人文空間（如廟宇或故居），借用的因素可以來自外域的建筑風格、時尚觀念、流行品牌、現代工藝、編碼或解碼技術。簡單的雜糅，可以將不同的文化要素重置于同一空間之下，通過各式文化功能的疊加，以萬國之美博攬群眸；而復雜的創新，則可以通過各種文化要素的重組取得新的構型，或憑借新要素的淬煉達成人文之大美。我們所說的特色小鎮的文化，包括了各式各樣的令人流連忘返的物質表現形式，但同樣甚至更應包括以創業創新為核心的價值觀、生活態度和行為方式。作為一種獨特的人群共同體或創業平臺，特色小鎮起碼應該具有三種分析尺度：（1）物理尺度，它是一個有明確邊界的地理區域；（2）社會尺度，在該區域內生活或工作的居民存在著相對頻繁的交往或互動；（3）心理尺度，小鎮的居民有共存感、歸屬感和認同感，即他們有著鮮明的社區意識。[16]在這里，最能夠體現社區意識的應該是小鎮成員的社會歸屬感。特色小鎮如果要有持續的影響力，就像美國的硅谷從1930年代揚帆起航，一直到現在都獨領風騷一樣，就必須形成鮮明而強烈的社區歸屬感，而影響歸屬感形成的因素包括：（1）社區成員對物質生活條件的滿意程度：就特色小鎮的創建而言，3A級景區以上的生活和工作環境，是高端創業要素尤其是人才要素聚集的前提條件；（2）社區成員的認同程度：這種認同感是特色小鎮的創業者們形成歸屬感的前提和組成部分；（3）社區成員在小鎮內的社會關系：這種關系不僅能夠使得投資者、管理者和創業者們在日常交往中獲得感情上的滿足，更重要的是能夠相互激勵和啟發，獲得創業創新的靈感；（4）社區成員在小鎮內的居住年限：顯然，居民在社區內的居住年限越長，其社會關系就越廣泛、越深厚，因而其社區歸屬感就越強；（5）社區成員對小鎮活動的參與：其一，直接涉及小鎮發展或開發的正式活動；其二，包括一般交往和消遣在內的非正式活動。
在特色小鎮這種社區共同體的重塑過程中，文化再造的核心是培育具有創新特質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其基本特征可以用 16個字來表達：崇尚冒險、寬容失敗、激勵眾生、包容異端。以硅谷為例，正是那里的企業家和創業者們勇于創新和冒險、崇尚開拓進取以及敢于承受失敗的精神，支撐著硅谷地區產業的推陳出新。[17]硅谷的開放性體現在該地區移民比例非常高，并且移民來源地多種多樣。按《經濟學人》前主編米克勒斯維特和其合作者伍爾德里奇的總結，硅谷創新文化中有10條原則：能者在上的公司信仰；對失敗極度寬容的理念；對“背叛”的容忍態度；精誠合作的精神；嗜好冒險的行為；全新的投資理念；熱衷改變自己的位置；對產品而不是金錢的癡迷；機會的慷慨分布；以及分享財富的強烈傾向。在這些原則中，最重要的是“對失敗甚至是變節的容忍度”。[18]
在中國，特色小鎮的創建剛剛開始起步，如果說杭州搭上了互聯網經濟的快車，帶動整個杭州灣城市群以特色小鎮為依托，憑借電商和互聯網將產業的更新換代推向潮頭，那么，以80年代的鄉鎮企業和90年代的新加坡工業園馳名的蘇南乃至整個江蘇經濟卻仍然依靠傳統的制造業踟躕而行，竟使自己錯失良機，甚至敗在了自己曾一度遙遙領先的小城鎮建設之上，其間的經驗和教訓不可謂不深刻。惟愿此番江蘇的特色小鎮和區域創新能夠切實推進，與浙江共演一場引人注目的產業轉型的“雙推磨”，并使包括上海在內的整個長三角成為中國經濟升級換代的動力引擎。
注：本文節選自《產業轉型與文化再造：特色小鎮的創建路徑》，《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4期。
[1]2014年10月17日，云棲小鎮舉行首場阿里云開發者大會，在參觀小鎮的“夢想大道”后，省長李強鼓勵說：“讓杭州多一個美麗的小鎮，天上多飄幾朵創新‘彩云’”。這是第一次被提及“特色小鎮”的概念。兩周之后，在烏鎮召開的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開幕式上，李強又說：“小鎮故事多，浙江將通過系列小鎮建設，打造更有激情的創業生態系統”。
[2]李強：《特色小鎮是浙江創新發展的戰略選擇》，《中國經貿導刊》2016年2月刊（上）。
[3]閔學勤：《精準治理背景下的特色小鎮及其創建路徑》，《同濟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
[4]比如，作為眾創空間的余杭夢想小鎮啟用后僅僅半年時間里，就吸引了 400多個互聯網創業團隊、4400多位年輕的創業者落戶；緊接著，300多億元的風投基金接踵而至，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形成了富有活力又完整無缺的互聯網創業生態園，并名揚全球互聯網領域。在那里，各類創業先鋒營、學院和創業論壇、峰會和工作坊層出不窮（參見《眾創空間——夢想小鎮》，http://www.dreamvillage.com.cn/dreamTown/college.htm?ide=4。
[5]張鴻雁：《論特色小鎮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創新》，《中國名城》2017年第1期。
[6]李強：《在國家發改委深度講解特色小鎮》，http://mt.sohu.com/20160902/n467388444.shtml。
[7]李強：《在國家發改委深度講解特色小鎮》，http://mt.sohu.com/20160902/n467388444.shtml
[8]周魯耀、周功滿：《從開發區到特色小鎮：區域開發模式的新變化》，《城市發展研究》2017年第1期。
[9]霍華德：《明日的田園城市》，金經元譯，商務印書館 2010年版，第6頁。
[10]周曉虹：《全面深化改革的社會路徑》，《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
[11]江蘇省人民政府：《關于培育創建江蘇特色小鎮的指導意見》，蘇政發2016年176號文。
[12]李強：《特色小鎮是浙江創新發展的戰略選擇》，《中國經貿導刊》2016年2月刊（上）。
[13]Vidich, Arthur J. & Joseph Benasman,1968, Small Town in Mass Society, Class, Power and Religion in a RuralCommun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344.
[14] Weber, Max, 1958/1921, The City, Translatedby D. Martendale & G. Neuwirth, New York: Free Press, p. 81.
[15] Park, Robert, 1967, “The City as A SocialLaboratory”, in Robert Park on Social Contro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SelectedPaper (Edited by Ralph H. Turn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2, p. 11.
[16]周曉虹：《現代社會心理學——多維視野中的社會行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506-507頁。
[17]高瀏琛：《美國硅谷的創新文化》，《中外企業文化》2004年第4期。
[18]米克勒斯維特、伍爾德里奇：《公司的歷史》，夏荷立譯，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50 頁。
（作者：紫金傳媒智庫主任、高級研究員，南京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紫金傳媒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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