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執政理念，把民生工作和社會治理工作作為社會建設的兩大根本任務，高度重視、大力推進，改革發展成果正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在推進社會建設過程中，脫貧攻堅是一塊短板，其成效如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會建設的水平。準確判斷當前貧困形勢及深層原因，才能科學開出藥方。本文認為，我國貧困人口群體的數量、構成及貧困程度，與社會經濟結構問題有關。解決結構原因產生的貧困問題，如果主要使用轉移支付的手段，既不公正，也無效率。未來一個時期，關鍵是要通過結構調整，針對“貧困發生模式”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的脫貧措施。
貧困可分為“發展停滯型貧困”“結構失調型貧困”與“病災誘致型貧困”三類
一般地說，貧困是指人們衣食住行在沒有得到政府或公共機構給予幫助之前而存在的窘迫、困頓的現象。從發生原因的角度分析，可將貧困分為三個類別，分別是前工業文明之下的普遍貧困、工業文明時代的局部貧困以及個人稟賦或“運氣”引起的“隨機發生”的貧困。這三種貧困可以分別簡稱為“發展停滯型貧困”“結構失調型貧困”與“病災誘致型貧困”。這三類貧困發生的程度均與資源環境、技術進步水平及基本社會制度有關，但不同的貧困類型受這幾種主要原因影響的程度不同。
“發展停滯型貧困”主要是指前工業文明時期的貧困類型，主要有這樣幾個特征：其一，人們大部分勞作只能夠滿足衣食之需，過著一種簡單的生活。少數富人實際上是軍事領袖及其門客、隨從等，他們與其他人的關系是一種強制關系。其二，人們基本上沒有財富積累，短時期的衣食豐盛很快會被人口增加所抵消。其三，在人們結成的最小社會單位里，無論在經濟領域里還是社會領域里，均存在高強度的非市場、非貨幣的互惠往來與超經濟強制，傳統習俗與倫理道德對一個人的壓力非常沉重，很少有人敢于突破這樣的熟人社會所固有的清規戒律。其四，人們的熟人生活圈子終其一生基本沒有變化，人們退出這樣的圈子非常困難。這種壓力會實實在在地附著于某些強勢人物身上，大部分人要向他們俯首示弱。其五，貧窮為常態的情況下，性別歧視也成了常態，女人總體上依附于男人。技術落后是前工業文明時期貧窮的主要原因，惡政、信仰迷失、戰爭、災害等會加劇這種貧困。產權變革引起的現代工業興起、政治專業化、民主化剝奪軍事領袖的專權、城市化改變農村人地比例、農業效率提高等，使這個普遍貧困時代得以結束。
“結構失調型貧困”是與基本社會制度有關的貧困類型。實際上，不平衡是經濟發展的常態。即使一個國家已經有先進的工業、發達的城市，但勞動生產率低下的地區與行業仍可能存在，相關居民仍可能貧窮。如果存在系統性的公共政策失誤，這種貧困的程度會很高。
例如，前工業文明會留下一個一般的“人地比例”遺產，比較適合人類居住的每平方公里30至50個家庭，每個家庭平均約30至50畝土地。失去這種平衡，可能發生大規模的移民或戰爭。工業進步導致農業技術裝備水平提高以后，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承載力可以提高到100個家庭左右，條件是城市吸收大量人口。在這個條件下，農村的人地比例會極大改善，每個農村家庭可以耕作的農地大幅度提高，其中生產谷物的家庭可以有數十公頃土地。這個時候，農村的窮人可以很少，窮人主要在城市。
但如果因為公共政策缺陷，一個國家會產生區域經濟與行業經濟的過度不平衡，上述人口布局調整會遇到阻力。我國的“二元結構”便是一個典型現象。因為曾經限制人口遷徙，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顯著低于城市工業部門，農民的有效工作日顯著少于城市部門，形成就業不充分。這是中國農村貧困的主要原因。
由這種結構性原因導致的貧困，主要應依靠結構改革加以消除。在非農就業規模不斷擴大基礎上推進城市化，為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務工、定居提供方便，調整城市勞資關系等，是消除結構性貧困的主要辦法。
“病災誘致型貧困”主要是指因個人稟賦及“運氣”問題，有可能使一個人或一個家庭陷入貧困。嚴格地說，病災引起的貧困也主要不能怪“運氣”。生活習俗不良、知識缺乏，很容易招惹病災上身。通常，先天或后天身心病殘會使一個成年人失去基本勞動能力。但有些病災的發生有一定的偶然性，故與“運氣”有關。發展中國家這種類型的貧困發生率會明顯高于發達國家。發達的醫療服務、商業保險服務會降低這種貧困的發生率。除去商業保險、遺傳病預防等辦法，解決這一類貧困還需要國民收入再分配，但再分配的辦法不一定一味地靠貨幣轉移支付，還要廣泛發展社會救助、特殊教育普及等。
靠結構轉變解決“結構失調型貧困”是今后減貧戰略實施的重點
目前，中國已經是一個工業化國家，主要貧困類別是后兩種。如果按平均數計算，中國人均GDP超過5萬元人民幣。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全國人均收入達到1萬美元，已經是一個發達經濟體。但是，與歐美及東亞發達經濟體比較，我國區域發展與行業發展嚴重不平衡。
如果我國農村部門達到城市部門的GDP產出效率，且實現人口進一步由農村流向城市，那么動態地看，我國GDP總量可能達到200萬億元人民幣之上。在這個過程中，大量貧困現象可以消除，且農村貧困會轉變為城市的前述第三類貧困，這將導致脫貧戰略發生一個大規模的調整。換言之，解決第二類貧困，要靠結構轉變，而不能靠國民收入再分配。這是今后減貧戰略實施的重點。
我國城市化率要達到65%，需要10年時間。中國要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城市化率應達到80%左右，需要更長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會逐步發生人口結構的變化，貧困人口將逐步進入城市，農村將主要由專業農戶與一部分“逆城市化”人口組成，他們應該是富裕人口。
從我國農村發展的既往實踐看，農村脫貧工作的根本性辦法是改革脫貧、發展脫貧，精準脫貧應該是改革脫貧、發展脫貧的工作策略。農村貧困發生的直接原因是農戶不能充分就業，其背后則有體制、基礎設施、技術和教育等多重原因。解決這些方面的問題，需要加快城鄉一體化發展進程，在農村建立合理的人地比例關系，讓留在農村的居民進入現代社會分工體系，使其成為有效率、實現充分就業的職業農民。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統籌考慮區域性發展問題，統籌考慮一個村莊內部的所有居民，而不能單單是其中的貧困戶。如果沒有這樣一種認識，對貧困戶的“瞄準”無論多么精準，也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其脫貧問題。
生存條件差的地區向城市移民。我國農村普遍存在人地比例關系不良問題，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是長期趨勢。如果把不適宜人類生存地區的農戶遷移至其他農村地區，勢必加劇接納移民地區人地比例關系的緊張。如果我們能將1000萬符合條件的農村人口遷移至城市，5年之內平均每年需要完成的移民任務不過200萬人，不到我國現有實際農村人口轉移的1/7。自然條件惡劣地區還可以留守一部分人口，轉為環境保護的職業雇員或兼職雇員。兩項相加，這類貧困人口的出路就不會有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是解放生產力的需要，也是人的解放的需要。從現實經濟結構看，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且必須以城市化引領城鄉一體化發展。在國家工業化基礎已經奠定以后，城市的布局、城市規模的等級梯度以及城市功能的增量調整，要將農村現代化作為首要約束條件。惟其如此，中國的城市化才能體現人本主義原則要求。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遼寧日報 2017年0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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