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
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我國的改革進程以來，彈指一揮間，中國的改革事業已經走過了40年的光輝歲月。40年來，我們沿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前進。我們歷經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的探索，我們從無到有構建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并不斷進行完善，我們扭轉了文革的動蕩混亂走向依法治國并不斷提高國家治理水平。可以自豪地說，中國的改革事業取得了不可磨滅的成就。中國的改革事業當然也并非一帆風順，改革的航程歷經千難萬險，改革的開拓卻從未停歇。
黨的十八大的召開，標志著中國的改革事業邁入了新的時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今天的中國，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雖然前進的道路上仍然充滿挑戰，但是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罷艱險又出發。
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正是我們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關鍵節點。在這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有必要回顧和梳理中國改革40年的成就、經驗和教訓，為我們即將開啟的新的改革探索積累更多的可供借鑒的經驗，在理論和實踐上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一、中國40年改革的基本歷程
總的來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其他各個領域全面展開的，到目前為止，這一歷程大致可以劃分為“目標探索”、“框架構建”、“體制完善”和“五位一體的全面深化改革”四個階段。
1、改革的啟動和目標探索階段。（1978年—1991年）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直到黨的十四大確立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時期是改革的啟動和目標探索階段。
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逐步向城市推進；從開展改革試點，積累經驗，再逐步推廣；對外開放從興辦經濟特區向開放沿海、沿江乃至內地推進。在農村改革方面，安徽等一些地區率先進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改革試驗，這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人民群眾的普遍支持，隨后推廣到全國。在企業改革方面，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國有企業擴大自主權試點，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逐步恢復和發展。在財稅體制方面，推行兩步“利改稅”，逐步推進“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體制改革。在流通體制方面，廢除了農副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逐步培育農產品市場。在對外開放方面，1980年，決定興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
隨著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和人們對推進改革的共識逐步形成，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定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革的重點逐漸從農村轉向城市，以搞活國有企業為中心環節全面展開。對國有企業實施了承包制、租賃制等改革措施，積極進行以廠長負責制、工效掛鉤、勞動合同制為內容的企業領導、分配、用工等管理制度的改革，增強企業的內在活力。宏觀管理體制方面，以宏觀間接管理為目標，對價格、財稅、金融、計劃以及流通體制等進行改革。采取“調、放、管”相結合的方針，理順商品和服務的比價關系；大幅度縮小指令性計劃；改革銀行組織體制；實行各種形式的財政包干制。同時，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的改革也開始啟動。開放沿海14個港口城市，開辟了一批經濟開放區。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初步建立階段。（1992年—2002年）以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為標志，我國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和基本內容。
到200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
這一階段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宏觀管理體制方面，1994年提出對財政、稅收、金融、外匯、計劃和投融資體制進行系統改革的方案，確立以分稅制為核心的新的財政體制框架和以增值稅為主的流轉稅體系，中央銀行的調控職能得到加強。國有企業改革方面，黨的“十五大”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按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實施“抓大放小”，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布局的結構調整。一批國有大中型企業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許多全國性的行業總公司改組為控股公司；通過改組、聯合、兼并、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對中小型國有企業進行了改革。市場體系得到較大發展，取消了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進一步放開了競爭性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要素市場逐步形成。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方面，逐步建立起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醫療保險制度，建立了失業保險、社會救濟制度及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完善階段。（2003年—2011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對建設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做出全面部署。與此同時，黨中央總結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構想，作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導思想。自此，我國改革進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
這一階段主要的改革措施有：取消農業稅、牧業稅、特產稅。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規、規章和政策性規定，放寬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公共財政體制不斷健全。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加快推進。實現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改革了投資體制，政府投資的范圍進一步縮小，企業投資自主權逐步擴大。土地、勞動力、技術、產權、資本等要素市場進一步發展，水、電、石油和天然氣等重要資源價格的市場化步伐加快。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社會保障覆蓋面不斷擴大。
4、“五位一體”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2012年—至今）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選舉產生了黨的新一屆領導核心。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國不僅有效應對了復雜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風云變幻，更在相當不利的條件下取得了經濟的中高速平穩增長。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非常明確地表明，第一，改革不再拘泥于經濟體制改革領域，而是涵蓋社會、政治、文化以及生態文明的五位一體的全面的改革。與此同時，為落實這些改革內容，如前所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還為此成立了7個專項小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就將十八屆三中全會規定的改革任務分解為336項重要舉措，逐一確定協調單位、牽頭單位和參加單位，為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截止目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已經召開了三十七次會議，會議內容囊括了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司法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等過去的改革當中一直難以解決甚至回避的諸多議題，并出臺了《關于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設立跨行政區劃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試點方案》、《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等等一系列方案，彰顯了新的領導集體直面改革難點的勇氣。通過“五位一體”全面深化改革，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
二、中國四十年改革的主要成就和突出矛盾
習近平同志指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40年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是體現在它推動我國實現或正在實現的五個方面的重大轉變。
第一，改革開放推動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
十年“文革”結束后，我國雖然進行了初步的撥亂反正，恢復并穩定了國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但“左”的影響依舊強大。“兩個凡是”和“以階級斗爭為綱”仍然占據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國家的發展進步仍然受到禁錮。1978年5月開展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從思想理論上否定了“兩個凡是”，號召人們徹底打破思想枷鎖，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打破了教條式的理論禁錮，恢復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成為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奠基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基礎上，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正是由于有了這個轉變，才可能改變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改變封閉半封閉的狀況，進而迎來整個國家的發展進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為改革開放的思想內核，為我國的發展進步提供了不竭的思想理論活力源泉。
第二，改革開放推動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
今天，我們已經徹底告別了由國家計劃統配社會資源的時代，市場繁榮、產品豐富。絕大多數人認為，遵循價值規律、由市場來配置資源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實際上，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極為不易，是改革開放曾經走過的最艱難的歷程，也是到目前為止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改革就在農村和局部地區鋪開，農村生產力迅速得到解放，農產品日漸豐富，但城市經濟因延續計劃管理體制未見大的起色。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此后，經過不懈探索，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我國經濟發展構建了最為重要的制度基礎，使價值規律深入到社會經濟的每一個微觀單元發揮作用，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創造活力、發展熱情。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的5個主要環節：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要求圍繞這些主要環節，建立相應的法律體系。其后10年的改革開放，就是以這5項工作為中心，推動了我國的發展進步。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任務，要求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改革進入新的階段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歷史性地明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對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的認可，也是使市場經濟規律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的重要里程碑。無疑，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偉大創舉，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經濟基礎。
第三，改革開放推動中國從閉關鎖國轉向全方位開放。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各項工作中長期存在一種“左”的偏見，盲目自信，唯我獨尊，排斥國外好的做法和經驗，使我國經濟管理、技術進步、產業發展等很多方面嚴重落后于發達國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對外開放的歷史新時期。1979年初，國務院決定設立蛇口工業區。同年7月，中央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198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立經濟特區，按照市場取向進行改革探索。1984年，國務院決定大連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進一步對外開放。1985年，中央決定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廈漳泉三角地區開辟沿海經濟開放區。1988年海南成為經濟特區。1990年中央推進形成了以上海浦東為龍頭的長江流域開放帶。這一階段的對外開放，引進了大量國外資金、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使國內商品市場豐富和繁榮起來，使市場因素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大幅上升，有力沖擊了計劃經濟的樊籬，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作出了重大貢獻。
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之后，對外開放步伐進一步擴大，由沿海地區迅速向內陸腹地拓展。2001年底，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外開放進入一個新階段。黨的十六大以后，我國吸收利用外資從彌補“雙缺口”為主轉向優化資本配置、促進技術進步和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轉變，利用外資實現新發展，規模和質量全面提升。經濟總量在2011年度全球排名上升至第二位，并連續20余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黨的十八大以來，對外開放水平進一步提升，中國經濟不僅僅局限于引進來，更拓展到了走出去的高度，“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亞投行的設立、G20峰會的召開都表明，中國在國際經貿體系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在全球經濟衰退，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情況下，中國已經逐漸成為全球化的領軍者、推動者，這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改革推動了開放，開放也在倒逼改革。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例，為使國內經濟制度與國際貿易規則接軌，中央政府部門清理各種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規19萬多件，使涉外經濟法律法規與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相一致。一些長期難以突破的頑疾在這個過程中被順利克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而得到進一步完善，經濟社會迸發出更大活力。
第四，改革開放推動國家從人治走向法治。
我國有著數千年的封建歷史傳統。堅定走依法治國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巨大的歷史進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時，鄧小平同志就在總結歷史教訓的基礎上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黨的十四大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后，依法治國的要求更加迫切，因為市場經濟必須是法治經濟。正是順應這一歷史發展潮流，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鄭重地提了出來，并把過去“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提法改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極其鮮明地突出了法治的理念。1999年3月，全國人大對憲法進行了修改，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2012年黨的十八大進一步強調，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作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能夠從根本上杜絕“文革”那樣的政治混亂，進而保障經濟社會在穩定的環境下順利發展。法治還是現代市場經濟有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主體的微觀交易行為，比如商業談判、簽訂契約、解決糾紛等，無不需要法治的規范。市場交易遵循成熟的法律制度，糾紛能在良善的司法體系中獲得合理解決，市場主體就會產生穩定的預期，就會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市場經濟的活力就會進一步釋放。改革開放推動我國全面走向法治社會，必將進一步增強經濟發展的活力。我們應清醒地看到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任務非常繁重而艱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重大部署，強調把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這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法治前所未有的重視和推動。
第五，改革開放推動我國人民生活從貧窮落后轉向小康。
改革開放改變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狀況，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社會財富迅速增長，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改革40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呈現出大幅度增長態勢。從1978年到2016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33616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由134元提高到12363元。居民消費結構從溫飽型向小康型轉變，城鄉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分別從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16年的29.3%和32.2%，人民生活從滿足于吃飽穿暖轉變到更加注重個性和享受的多層次消費。居民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歲提高到2014年的75歲。
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指出，到2030年，“人民身體素質明顯增強，2030年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9.0歲，人均健康預期壽命顯著提高。”；文盲率從1982年的22.8%下降到目前的4.1%，每年有數百萬高等院校畢業生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接班人。改革開放給人民生活帶來巨大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將一步步變為現實，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投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創造性，為我國的發展進步帶來了無窮的活力。
中國的改革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前期單邊突進的改革遺留的問題越來越成為拖累經濟社會進一步向前發展的障礙，而且經過40年的改革發展，隨著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的轉變，我國需求結構開始發生明顯變化，新的需求和舊的體制的矛盾也日益凸顯，新老問題同時并存，影響改革的深化。目前仍存在的矛盾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與市場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以當前最重要的“三去一降一補”為例，雖然整體戰略上極為重要，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也出現了行政手段一刀切，專去民營企業的傳言。“三去一降一補”需要行政手段的配合，不過應盡量以市場的優勝劣汰為主要手段，讓行政要求成為市場資源配置的砝碼，這樣雖然見效慢一些，但長期看會更加的健康。
二是稅費過重與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并存的矛盾。我國已開始從私人產品短缺時代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但相應的社會體制改革還不適應這個時代變化的趨勢。公共產品短缺成為阻礙擴大內需、制約發展方式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公共產品短缺使我國消費率不斷下降，消費率水平不僅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也低于“金磚四國”中的其他三國。但是，作為公共產品供應源泉的我國老百姓的稅賦水平并不低。如曹德旺所指，中國的企業稅賦同比美國高出相當于營業額的11.6% ，這在世界上明顯屬于較高稅賦的國家。同一些宏觀稅負超過30%的國家相比，在社會福利支出（教育、衛生、醫療、社保等方面）我國還有很大差距。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政府作為投資的主體而沒有成為創造環境的主體，財政在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比重還不高，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經濟總量的擴張上。
三是依法治國的理念在實際行動中仍然有待落實。依法治國的治國方略早已提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更是以中央全會決定的方式將這一理念提升至治國理政的最高層次，中央深改辦也專門出臺了各項推進法治建設的意見和方案。但是行政部門職能缺位、錯位、越位，行政審批門檻多、公共服務不到位、權力行使不規范等問題仍然時有發生，阻滯了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憲法》明確的法院、檢察院獨立司法也受到意識形態領域反對“司法獨立”的影響，律師尤其是刑事辯護律師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乃至以敵我矛盾予以處理，嚴重違背依法治國的理念。凡此種種，體現了法治狀況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不相適應。市場經濟當中利益主體各不相同，市場經濟的運行實際也是各個市場主體之間利益交換、協調的過程，是不斷產生矛盾又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司法承載著保障這些矛盾有效、迅速解決，維護不同市場主體利益交換、協調通暢運行的重要功能，依法治國的理念必須貫徹到實處。
三、中國40年改革的經驗和啟示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我們黨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步伐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立足基本國情，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借鑒有益經驗，不斷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進行調整和完善，不斷探索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有效途徑和方式，我們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改革道路。實踐充分證明，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是可以結合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與“正確發揮政府作用”的有機結合。
在40年的改革進程中，我們積累了不少寶貴的經驗，突出的有：
一是不斷解放思想，推進理論創新。科學的理論是改革順利推進的思想保證。改革的進程，就是思想解放的過程，就是理論創新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將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斷推進理論創新、思想創新和體制創新，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及其政策體系。典型的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十四大和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十五大、十六大在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和理順收入分配關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進一步做出創造性的理論貢獻。黨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并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把改革的理論推進到新的廣度和深度。
二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不動搖。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也是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手段的地位不斷提升的歷程。從“一大二公”和“割資本主義尾巴”到“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提出，再到從指令性計劃到指導性計劃的轉變，進一步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最終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中國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結果。我們回顧中國40年改革的經驗，其中最核心的一條，就是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正是因為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人民群眾的勞動積極性才得以最大的發揮，改革之前，人們吃不飽穿不暖，幾乎所有的生活物資都要憑票供應，推廣家庭聯產承包制后，短短幾年農村就實現了大豐收，并倒逼城市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市場化帶來的勞動積極性、人民群眾創造財富的積極性不可估量。正是因為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國家的創新創業的活力無限煥發，中國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經濟體量以幾何級數增加，尤其是民營企業，從無到有，為國家貢獻了國民生產總值（GDP）的一半以上。在創新方面，民營企業的專利申請量近乎國有和集體企業的一倍，這都是市場經濟的成果。另外需要著重指出的是，互聯網大數據時代，仍然要頭腦清醒地堅持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區別，本質上并不在于有無計劃或者說制定的計劃是否科學，即便在完全市場化的社會里，企業也會制定諸多的生產計劃、推廣計劃，計劃得好的企業更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勝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兩者區別的本質是由行政權力來配置資源還是在價值規律的支配下由市場主體的自主選擇判斷來配置資源。互聯網大數據可以使計劃的制定更加科學，但是，它無法解決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人的創造性、積極性的問題。只有自由選擇的市場，才能產生這種積極性和創造性，也只有自由選擇的市場，它所形成的數據和聯網才有意義，否則何以持續的發展繁榮？互聯網和大數據只有與市場相結合，才能迸發出最大的效用。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化的不動搖。
三是靈活運用改革方法，既先行先試、先易后難，又統籌兼顧、協調推進。
我國改革的典型特征是采取了先行試點、總結推廣的方式。立足于把解決本地實際問題與攻克面上共性難題有機結合起來，選擇一定地區或改革領域開展試點，在對試點進行總結的基礎上，對成功經驗和做法再行推廣。這種由點而面、先易后難的改革推進方式，既控制了風險，又通過有效的推廣機制使成功經驗能夠迅速普及，成為我國漸進式改革戰略的重要經驗，也是新時期推進改革開放、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和體制模式的重要途徑。改革又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不斷完善改革的推進方式，統籌兼顧，加強總體協調。我們注重把握“破舊”和“立新’’的關系，立足于立新，適時、大膽地破舊，從而不斷消除深層次的體制機制障礙，建立健全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新體制新機制。堅持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結合，在統籌規劃的基礎上注重協調配合，不失時機地實現改革的重點突破。開放也是改革，做到改革和開放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我們面臨的主要是一些觸及深層利益關系、配套性強、風險比較大的改革，而且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方面的改革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使得改革的統籌協調和整體推進的要求更加凸顯，十八屆三中全會后設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專門就經濟體制、民主法治、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設立了專門的改革小組，為改革的統籌協調創造了條件。
四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有效的體制是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根本保證，從長遠來看，也是確保社會穩定的根本保障，同時，發展和穩定也提供了深化改革的良好環境和基本條件。要正確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穩定的關系，適時有序推進改革開放，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的承受能力有機結合起來，在保持穩定的前提下推進改革和發展，通過改革和發展促進社會穩定。
四十多年來的改革進程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改革方法論上的經驗，也在價值觀方面給我們以啟示。
啟示一：改革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的目標是人民的福祉，習近平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奮斗的目標。”不是為改革而改革，更不是為了權力的鞏固而改革。改革是促進社會和諧的強大動力，是社會和諧體制機制的構建和完善過程。維護好、實現好和發展好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有效的體制機制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和社會和諧的根本保證。
在改革的初始動機上，小平同志首先考慮到的是人民的福祉，而后延伸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本質問題。1978年3月10日，鄧小平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時說：“什么叫社會主義？它比資本主義好在哪里？每個人平均六百幾十斤糧食，好多人飯都不夠吃，28年只搞了2300萬噸鋼，能叫社會主義優越性嗎？”1978年9月，在東北三省視察期間，他說：“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20多年還這么窮，那要社會主義干什么？”這一連串的“問號”，實際上是中央為了改善人民的福祉而推進改革的強有力的信號。在地方上，中央定調前“包產到戶”這樣的改革舉措在初始階段都面臨著巨大的政治風險，但像萬里等當時的地方領導人，都以無畏的膽魄和對人民的感情毅然作出了這些改革措施背書的抉擇。
在改革措施的出臺和推進過程中，要堅持以人為本，民生為重，注重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通過提高效率來促進發展，同時注重從解決關乎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入手，努力兼顧好各方面的利益，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公平。通過妥善處理好改革過程中的各種利益關系，使廣大人民群眾能夠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達到以制度建設促進社會和諧、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標。改革為了人民，人民就有了無限的動力和創造力，改革就能夠依靠人民。事實證明，以人民福祉為目標的改革就能夠充分發揮群眾的首創精神，能夠調動各方面參與和推動改革的積極性。改革既要依靠各級黨委和政府的堅強領導，又要充分擴大社會參與度。改革的歷史也表明，一系列影響重大的改革措施的推出，都是以基層單位的人民群眾創造的具體改革經驗和做法為基礎和依據的。我們的改革始終注重充分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不斷擴大社會公眾的參與度，調動和發揮人民群眾參與改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努力把政府合理引導、積極推動與充分發揮群眾改革創新的自主性、能動性有機結合起來。
啟示二：堅守市場經濟主體平等的理念。什么是市場？最通俗地講，市場就是人與人交換的一個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人與人的關系是一種平等的交換關系。因此，拋開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的運動軌跡，市場靜態的基礎就是不同產權的主體和不同產權主體之間的平等關系。因為分屬不同產權，因而有交易之需要，因為有平等之地位，因而有交易之可能。交易越活躍，則市場越繁榮。反之，如果不能使不同產權的主體之間保持平等的地位，那就造成重則強取豪奪，輕則打擊生產和交易的積極性，都將造成生產的破壞，交易關系就難以持續。正是由于有了這樣正確的認識，所以黨的十八大提出：“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誰來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市場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理所當然要靠政府保證。十八大的一句名言：“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職能轉變是關鍵，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是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政府要營造各種所有制經濟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因為如果各種所有制經濟不能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就不能使其公平參與競爭，如果不能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也就是不能參與公平競爭。市場經濟作為法治經濟，就應當保障各類所有制市場主體公平受到法律保護。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國民營企業尤其是民營非上市公司的合法權利的法律保障程度還難以達到最基本的要求。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各類交易主體之間難免發生各種糾紛，而依據法律可預見的、公正的司法處理結果能夠消除矛盾，恢復正常的市場秩序。我國司法實踐當中企業之間的糾紛處理的干擾因素過多，導致市場主體的合法權利往往難以受到保障，這種現象在民營企業當中尤其顯著。更有甚者，民營非上市公司各種財產權力還受到各種腐敗勢力的壓榨，并難以受到法律的公正保護，其結果是企業創新積極性不足，資本大量外逃。要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就必須保障各類所有制市場主體的合法權利。因此，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不僅僅是治國方略的重大宣示，同時也是對十八大提出的“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要求的具體落實。
四、新時代的全面深化改革
（一）十八大以來改革的重要進展和突破
自十八大以來，我國的改革進入了新的階段。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國不僅有效應對了復雜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風云變幻，更在相當不利的條件下取得了經濟的中高速平穩增長。十八屆三中全會所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問題的決議》，《決議》制定了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全面推進改革開放事業的宏偉藍圖，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總體思路、主要任務、重大舉措。以這份全面推進改革的《決議》為基礎，中國改革事業在戰略布局、改革難點以及市場的地位上都獲得了一些重大的進展乃至突破。這些進展和突破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獲得重大突破。
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實際就是從計劃作為配置資源的主要手段逐漸變革成為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主要方式，市場經濟逐步確立，并不斷完善的過程。在這個進程當中，市場的力量從無到有、從弱小到壯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旗幟鮮明地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這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歷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在不斷提高，這是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一個重大突破。從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是一個不斷深化認識和完善改革的過程，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泛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黨的十四大以來的20多年間，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對政府和市場關系，我們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可以看出，我們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中央認為這個問題從理論上做出新的表述，條件已經成熟，應該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價格市場化改革加快推進，政府定價范圍進一步縮小。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對我國價格市場程度進行了測算，2012—2016年各年，我國價格市場化程度分別為94.33%、94.68%、95.16%、96.45%和97.01%。其中，2016年比2012年累計提高2.68個百分點，而2016、2015、2014年價格市場化程度分別比上年提高0.56、1.29和0.48個百分點，明顯大于2013年0.35個百分點的水平，反映出近三年價格市場化改革步伐明顯加快。
2.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明顯進展。
十八大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面臨著全新的環境和挑戰。世界經濟嚴重衰退，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世界經濟格局面臨新的洗牌。與此同時，國內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越來越高，資源、環境的約束越來越緊，我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結構繼續進行深刻的調整和改革。中國經濟面臨著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速和調結構的兩難困境。在這種經濟新常態背景下，中央及時作出了供給側改革的決定和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勇氣和決心，開啟了一場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向更高形態發展的結構之變。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讓絕對過剩的產能退燒去熱；去杠桿，消除瘀堵虛腫，讓資金血脈暢行；去庫存，消除困擾發展的炎癥病痛；降成本，減稅降費，為企業休養生息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補短板，提升基礎設施、加強公共服務、培育發展新產業，讓經濟社會發展強身健體。2016年，化解煤炭產能超過2.9億噸，壓減粗鋼產能超過6500萬噸。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層次著力點，就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也是結構之變的關鍵。十八大以來，國務院破除了大量行政審批事項，國務院各部門取消或下放行政審批事項618項；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實施行政審批事項283項。中央政府層面核準的企業投資項目削減比例累計接近90%。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中的87%，改為后置審批或取消。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改革得到了有效落實。極大地提升了市場經濟的活力。
3.國家政治體制頂層設計適應了新的要求、獲得新的突破。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長期以經濟體制改革為核心的制度背景下，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勢必要對過去領導改革的行政部門本身進行改革，這就對改革領導者的決策效能和執行力提出了重大考驗。
為了推進改革，中央先是設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有力提升了改革的決策效能，使過去總是被回避的改革議題，比如戶籍問題、農村土地制度問題等等，能夠集中力量擺脫各種利益羈絆獲得正面突破。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高還體現在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步上。堅持黨的領導，是我國實現持續發展繁榮的根本保證，而人民當家作主，是中華名族偉大復興的力量之源。全面深化改革對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提出了通過各項制度建設，豐富民主形式，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的總目標。2014年，黨中央審議通過了《關于改進完善專題詢問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要求每年安排國務院領導同志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專項工作報告，到會聽取審議意見、回答詢問。專題詢問更加規范化、機制化和常態化。2015年6月，中共中央首次以文件的形式轉發了《關于加強縣鄉人大工作和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出了“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探索建立代表履職激勵機制”等具體措施為各地積極開展縣鄉人大建設指明了方向。在創新與實踐中，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斷與時俱進。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也獲得很大進步。2015年，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和社會組織協商，七種協商民主渠道，從頂層設計的高度，系統謀劃了協商民主的發展路徑。通過以上種種制度的構建和完善，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日新月異。
4.反腐倡廉效果顯著，依法治國有效推進。
進一步推進改革創建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需要廉潔奉公高效的黨員和公務員隊伍。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腐敗行為的堅決查處，破除了過去一段時間黨紀國法松懈滋生的各種潛規則，橫掃了貪腐猖獗的不良風氣，黨紀國法為之肅然而振！中央對于濫權瀆職的腐敗分子，上至中央常委，下至鄉村干部，不管是軍方大將，還是地方大員，但凡觸犯黨紀國法，均依法予以嚴懲。堅定不移地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形成了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這樣大規模的反腐浪潮，激濁揚清，民心得以振奮，黨風得以清正，使全體黨員干部受到深刻的教育，掌握權力行使權力的全體黨員干部自覺地規范行使權力、自覺避免濫權瀆職行為，這為規范政府權力的行使、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肅清腐敗的基礎上，中央通過確立依法治國的方略，從制度建設來從根本上國家的長治久安。2014年10月底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專門研究法治建設的中央全會。黨把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通過法定程序轉化為國家意志，成為全國人民共同遵守的法律規范，實現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的有機統一。依法治國的莊嚴承諾和有效推進，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已經從一個革命黨真正成長成為一個執政黨。
在新一輪改革的起點上，如何處理改革和立法的復雜關系，尤顯重要。改革必須尊重法律的權威，在2014年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的要求。注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改革，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立法主動適應改革，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鮮明品格。從摸著石頭過河到先立后破，在法治的軌道上來推進改革，最大限度地節約了改革的成本，同時也分擔改革的風險。
在司法層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明確提出了改革路徑：對人的統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檢察官統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機制。對財物的統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經費由省級政府財政部門統一管理機制。這些改革，有效促進了司法公正，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啃下這塊硬骨頭，這也是十八大以來改革的重大突破。
5.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為創造綠色環境打下了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始終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治國理政的重要戰略位置。首次將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一起，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布局；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全面、清晰地闡述了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構成及其改革方向、重點任務，是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布局后的又一大創新；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保護生態環境；五中全會將綠色發展納入新發展理念。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頂層設計密集推出，體現了黨遵循發展規律、順應人民期待、彰顯執政擔當。
2015年9月22日，被譽為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四粱八柱”的關鍵性文件《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出臺，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目標被鎖定在八項制度上——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國土控件開發保護制度、空間規劃體系、資源總量管理和全面節約制度、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制度、環境治理體系、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市場體系、生態文明績效評價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引人矚目地提出了要樹立的六個重大理念——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理念，樹立發展和保護相統一的理念，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樹立自然價值和自然資本的理念，樹立空間均衡的理念，樹立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理念。體現黨以先進理念引領改革，割裂已經固化的部門利益，通過高層面的協調機制將各類生態資源納入統一治理的框架之中。
習近平總書記表示，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生態文明建設領域，制定修改的法律就有十幾部之多。當今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構建起最嚴格的生態環境法律制度。《關于開展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的試點方案》和《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兩份改革文件使領導離任審計和責任追究第一次進入到了生態領域；《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推出后中央環保督察組相繼進入23個省區市，問責超過萬人。為轉變發展觀念、打破“唯GDP論”，《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公布，生態責任成為政績考核的必考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形成了全面鋪開、點上突破、上下互動、統籌推進的良好局面。2013到2016年，全國空氣質量達標的城市從3個增加到了84個；2016年優良天數比例達到了78.8%，同比提高了2.1個百分點，城市顆粒物濃度和重污染天數持續下降；2016年，全國水質優良斷面比例同比上升3.2個百分點；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戰役取得了階段性成效。長期困擾我國的生態問題得到了初步的扭轉。
6.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為增強國防能力、實現國防現代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支軍隊，只有勇于變革，才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主持新一屆中央軍委第一次常務會議時就鮮明提出：始終以改革創新精神開拓前進，深入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努力奪取軍事競爭主動權。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經習近平提議，黨中央決定將國防和軍隊改革納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盤子，上升為黨的意志和國家行為。在黨的歷史上首次將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單獨作為一個部分寫進全會《決定》。2015年7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正式審定通過改革《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總體方案》。
軍事上落后會被動挨打，而政治上蛻變則不打自垮。改革強軍，首先要撥亂反正，激濁揚清。習主席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一針見血指出了部隊中、特別是領導干部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隨后掀起軍隊反腐風暴，郭伯雄、徐才厚等“大老虎”紛紛落馬。在關鍵時刻挽救了人民軍隊，也為人民軍隊改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礎。
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千頭萬緒，必須牽住牛鼻子。習近平把改革的突破口，放在了打破總部體制、大軍區體制和大陸軍體制上。把總部制改為多部門制，指揮、建設、管理、監督等路徑更加清晰，決策、規劃、執行、評估等職能配置更加合理，更加聚焦戰略謀劃和宏觀管理職能，使軍委機關真正成為軍委的參謀機關、執行機關、服務機關。成立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建立健全軍委、戰區兩級聯合作戰指揮機構，構建了平戰一體、常態運行、專司主營、精干高效的戰略戰役指揮體系，重塑了人民軍隊的指揮架構，使人民軍隊聯合作戰指揮體制邁出了關鍵的一步。成立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大幅壓減了陸軍規模，陸軍占全軍總員額的比例降到了50%以下；以原18個集團軍為基礎，調整組建13個集團軍，調整優化了結構布局。
十八大以來，我軍改革取得了豐碩成果，領導管理體制實現歷史性變革；聯合作戰指揮體制取得實質性突破；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實現體系性重塑；聯勤保障體制改革完成關鍵跨越；軍隊院校、科研機構、訓練機構改革邁出堅實步伐。可以展望，未來改革必將取得更大的豐碩成果，我們的“強軍夢”必將實現。
7.文化體制改革推動了文化事業的繁榮。
2014年早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審議并通過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實施方案》明確了改革的指導思想、目標思路、主要任務和政策保障，細化為104個重要改革舉措及工作項目，為今后一個時期的文化改革發展規劃了路線圖、明確了時間表、布置了任務書。
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就是要更好地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2015年10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全國性文藝評獎制度改革的意見》，推動文藝創作從高原走向高峰。
在公共文化服務方面，2014年12月，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隨后《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出臺，把城鄉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及城鄉規劃，開啟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新時代。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促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任務之一。
在互聯網時代，整個輿論生態都在發生深刻變化。2014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深改領導小組會議，部署推進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隨后，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2017年5月，經中央批準印發《關于實施網絡內容建設工程的意見》，對加強網絡內容建設作出全面系統部署，網絡內容建設全面展開。6月，《網絡安全法》正式實施。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文化體制改革攻堅克難、全面發力，一些重大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改革主體框架基本確立，重點改革支撐作用日益凸顯，文化活力迸發，文化魅力生長。
（二）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勇氣和決心推進改革
十八大以來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在改革40周年之際，中國的改革事業仍然需要在諸多議題上深入推進。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勇氣和決心才能推進改革。
第一，國有企業改革仍有待突破。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幾乎伴隨著改革的全程，從放權讓利到利改稅再到承包制，最終到股份制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改革歷經長時間的摸索。但是國有企業改革不能就事論事，必須同整個改革密切聯系起來。因此，以下幾點是非常重要的：
一是，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各種所有制經濟的積極作用。黨的十八大重申了“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出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實踐中，探索和創造的重要經驗。但是最近還有人認為，按照共產黨宣言：“消滅私有制”的要求，改革以來不僅沒有消滅私有制而是大力發展了私有化，“處于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野蠻的資本主義國家。”并號召：“私企的共產黨員站在工人階級一邊與資本家作斗爭，奪回勞動成果，推翻剝削制度。”企圖全面否定改革開放以來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
消滅私有制，在我國和蘇聯都實踐過，都以失敗而終結，難道還要以慘重的代價再搞一次嗎？我國有一些“理論家”以本本為依據，批私有化，否定改革成果。我們必須在理論和實踐上回答這個問題。國資委主任肖亞慶不久前在《人民日報》上宣布：“目前，國資監管系統企業資產總額達到144.1萬億元，上繳稅費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1/5，增加值約占全國GDP的1/7，2016年進入世界500強的國有企業83家。”“國有企業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強我國綜合國力做出了重大貢獻。”如果私有化了，國有企業還有那么大的作用嗎？
我不贊成我國私有化，但調整所有結構，探索公有制的實現形式，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改革的需要，是時代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國有資產從固化的實物形態轉化為流動的資本形態，不是私有化，而是在流動中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鄧小平同志說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績，不是靠什么本本，而是靠實踐。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鄧小平同志對這個《決定》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清楚了。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就是《決定》里提出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我當時參加了《決定》的起草工作并主張把商品經濟寫進《決定》，但是當時阻力很大，認為社會主義只能是計劃經濟，而不是商品經濟。當時中央認真聽取了實踐中的意見，最終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果斷地寫進了《決定》。
習近平總書記于7月26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班上強調“理論必須同實踐相統一”，“要保持和發揚馬克思主義政黨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用于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
二是，堅持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方向。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努力探索的重大課題。“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科學管理”的企業改革方向不能動搖。產權清晰，就是企業擁有的包括國家在內的出資者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的法人實體。企業及其全部法人財產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出資者按投入企業的資本額度享有所有者的權益，對企業債務承擔有限責任；按照市場需要，組織生產經營，政府不直接干預，長期資不抵債的依法破產，建立科學的企業領導體質和組織合理制度。
要在國有企業的制度性改革上下功夫，實行“三大”轉變：要從企業法調節向公司法調節轉變，從管企業轉向管資本為主，從行政隸屬關系轉向為股權關系。切實做到政企分開，政黨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走出“一管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亂”的怪圈。
三是，堅持和加強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搞好國有企業的重要保證。但如何正確、全面理解和執行加強黨的領導？
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并不是企業事無巨細都要管，而是黨委要把大事、方向性的問題抓住不放。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就是要在黨的領導下充分發揮股東會、董事會、職工代表大會和經管班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只有企業的經濟效益提高了，產品質量提高了，創新能力和競爭力提高了，才能真正體現黨的領導的成果。
馬克思主義從來強調的是物質決定意識，生產關系決定上層建筑。改革本身就是為了不斷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改革40年，我國的生產力狀況和生產關系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事實證明，這40年的生產關系的變化調整適應并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才有了我們今時今日豐富的物質基礎。整體上，國有企業當前仍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的力量，但如前所述，代表中國經濟發展狀況的不再僅僅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創造的GDP占我國GDP總值的一半以上；民營企業貢獻的稅收超過國有企業占國家稅收收入的一半以上，部分省份甚至超過70%；民營企業提供了80%的城鎮就業崗位，吸納了70%以上的農村轉移勞動力，容納了90%的新增就業。根據2016年11月發布的《2015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民營企業成為捐贈主力軍，其捐贈額占企業年度捐贈總的的52.24%，較國有企業高出19.47個百分點。因此，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都發生巨大變革的情況下，我們在這樣新的歷史時期，考量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不能還是處于80年代、90年代初的思維定勢下去考慮去下定論。新時期的改革決策者更需要站在經濟全局的高度去認識和處理國企問題。國企的改革方向必須要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市場決定，必須要符合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依法治國、法治社會的要求，必須要從降低整個社會、整個經濟體的運行成本、制度成本繼而促進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的角度去考量國企改革的方向和措施。譬如反對行政壟斷、提高提供能源交通通訊服務的國企的效率，降低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產品和服務價格，整個經濟體的成本就會降低，我國的產品和服務在國際上就會有更強的競爭力，我國經濟的發展后勁就更足。與此相比，如果不顧市場和法治，以行政手段去強化提高這些國企的“盈利水平”，這些國企確有可能表面上實現做大做強的目標，但顯然與整個國家的發展目標背道而馳。因此，新時期的國企改革，必須認清新時代的特征和需求，作出科學的決策和判斷。
第二，財稅體制改革仍有待突破。當前我國的改革發展當中面臨諸多挑戰，對金融安全造成潛在的威脅，這也是去杠桿的重要原因之一。雖然目前地方債尚未構成直接現實的危險，但是我國財稅體制事權和財權不匹配、歸屬于地方的直接稅少而間接稅多的這種情況使得這種威脅沒有明確的地方財政解決之路。類似房地產稅這樣的直接稅的缺失，使得房價飆漲，嚴重扭曲經濟發展的正常路徑，嚴重透支居民消費能力，繼而造成系統性的風險。要破除這一風險，就必須對財稅體制進行改革，并取得實質性的突破。財稅體制突破的必要性還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財稅體制改革關系著納稅人尤其是納稅企業的負擔。據一些學者統計，2015年中國GDP是67.6萬億元，財政收入為26.67萬億，宏觀稅負為39.4%（這里有重復計算部分）。與國際比較，我國是宏觀稅負較重的國家之一。政府行政性收費多，增加了企業的負擔，影響了企業的發展。其次，財稅體制改革又緊密連接著行政體制改革。我國政府的優越性首先應當體現在政府效能要超越西方國家。作同樣的管理工作、提供同樣的公共服務，成本（也就是老百姓繳納的稅費）應當是更低而不是更高。但是，現實情況并不如人意，這固然是因為我國政府還承擔了大量投資的職能，但政府直接成為市場主體，其效能是讓人懷疑的，也不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要求。這意味著我國行政體制還有很大改革空間。如何在《憲法》基礎上，真正通過深化改革約束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支出，讓廣大人民群眾能夠有效監督政府收入和支出；同時，科學分配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和事權，理順中央與地方關系，這是行政體制改革的重大內容。最后，財稅體制改革還密切聯系著民生。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民生工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得到的實惠不斷提高。但同一些宏觀稅負比較接近的國家相比，在社會福利支出（教育、衛生、醫療、社保等）方面，我國還有很大差距。這都需要以財稅體制改革為切入點，落實簡政放權，倒逼行政體制改革，壓縮行政支出，真正讓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讓人民有改革的獲得感。不折不扣推行這些改革，必將民心大悅，民心大振，民心歸一！
第三，準確把握互聯網時代的政府作用。十八大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的特征是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崛起。據統計，截至2016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到7.10億，其中移動互聯網用戶達到6.56億。信息交流的便捷和覆蓋面的廣大對經濟社會乃至經濟理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和沖擊。從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場“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結合正在發生的智能工業革命，世界各國都力爭在這一潮流中把握先機，取得優勢。作為上一個變局中因為閉關鎖國而導致落后挨打的國家，中國人民在這方面尤有痛感。因此，在這個全新的互聯網時代，中國人迸發出前所未有的行動力和創造力，在互聯網應用的諸多方面，甚至取得了世界領先的優勢。當然，由于科技研發體制仍有待進一步的優化，我國的互聯網應用大多以服務業為主，包括金融服務業。但是，僅僅是服務業的互聯網化，就已經給當下的經濟社會狀況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其中包括阿里、京東這樣的電商平臺和快遞公司的迅速崛起，服裝、小商品市場和門店的衰落；互聯網金融的勃發和動蕩，乃至我國在世界處于領先地位的第三方支付帶來的所謂“無現金社會”的興起；互聯網社交帶來的信息流轉的加速度等等。這些互聯網帶來的新業態有許多方面游離于我們過去的監管體制之外，這些監管機制，有些是必要的，比如防止非法集資的金融監管措施、針對第三方支付的規范等等，尤其是對第三方支付的規范，因其屬于金融領域，涉及到諸多的公民隱私以及可能導致的數據寡頭壟斷，既有可能促進我國的金融的發展，又會對我國的金融安全將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必須用有效的規范來去弊興利。有些規定則是本來就應當被淘汰的，還有一些則是在新經濟背景下不合時宜的。譬如已經取消的過去對快遞行業的限制等等。這種情況對政府部門的監管理念、監管能力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如果監管抱殘守缺，則有可能因噎廢食而使我國互聯網新業態的發展被競爭對手所超越；而如果監管缺位，類似非法集資監管套利就會影響正常的經濟秩序乃至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對互聯網新業態的適度監管程度的拿捏，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對政府管理部門的重要考驗。另外，政府部門除了直接的監管功能之外，還擔負著與監管融合的裁判功能。譬如反壟斷，一方面，互聯網時代的一個副作用是壟斷變得更加易如反掌，互聯網產業往往號稱有第一就沒有第二的生產空間，互聯網的跨界搏殺能力更使得能夠使壟斷涵蓋諸多領域；另一方面，這個互聯網的大時代也是智能制造的時代，各種創新創意層出不窮，經濟持續發展有賴于源源不斷的創新創意，要保護人們創新創意的積極性，就必須加強專利和非專利知識產權的保護并反擊壟斷對創新的傷害。綜合以上兩點，在互聯網時代，就要特別注重加強反壟斷的力度，加強對知識產權和各類創新創意的保護。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必須準確地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斷變化的新特點。在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變化的基礎上，通過“五位一體”改革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一步推向前進。
作者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全球化》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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