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農產品主要矛盾已變為結構性矛盾，背后更深層次原因是中國農業綜合效益不高、國際競爭力不強，這個困境拖得越長，就越可能被更多國際農產品占據，而農民的生存空間也會越來越小。
9月23日，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陳錫文出席“第三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并演講，他指出，雖然中國農業在過去十幾年出現了最快的發展，但是當前中國農業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建議圍繞四個基本方面來推進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農產品價格機制改革、創新農業經營體系等。
農民受益于糧食產量增長
從數據看，過去的十二三年，應該說是中國農業發展最快的時期之一。
我國的糧食產量，從2003年的8614億斤，增加到2015年的12429億斤，平均每年增長幅度都在300億斤以上。這在相當大程度上支撐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也保證了人民在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背景下，改善自己的生活。
農民在這種快速增長中，也獲得了很大收益。2003年，全國農民純收入只有2220元，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達到12336，增長幅度很大。
農業主要矛盾轉變，國際競爭力不強
陳錫文指出，上述數據給我們很大欣慰，但是，當前中國農業，也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壓力。
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背景之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業的主要矛盾，已經從數量不足轉向了結構性矛盾。
具體來看，在中國，一些主要農產品，出現了階段性的供給不足和供過于求的現象，而且這兩種現象同時并存，所以把它稱作結構性的矛盾。當然這只是表象，背后的實際原因，或者講更深層次的原因，主要是中國的農業綜合效益不高，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強。
因此，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能看到一些比較奇特的現象。一方面，有些農產品，國內的市場需求發展的非常快，比如說大豆，但是我們國產大豆的產量，這幾年卻是在持續下降。于是，進口的大豆數量不斷增長。
去年我們進口大豆8400多萬噸，占全球大豆出口量的三分之二，而我們自己只生產大豆1200萬噸，所以現在中國市場需求的大豆，85%以上是依賴于國際市場，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
另一個奇怪的現象，有一些產品，我們的增長幅度非常大，比如說玉米。玉米在2015年的總產量，大概接近4500億斤，是中國三大谷物中(稻谷、小麥、玉米)產量最高的一個品種。
但是玉米數量的快速增長，卻使更多的玉米進入了倉庫，與此同時，也沒有擋住國內對玉米及其替代品的大規模進口。2015年我國進口的玉米和玉米替代品，合在一起，接近4000萬噸，800億斤，從這個角度來講，國內玉米市場，有800億斤的規模被國際市場占據了。
這里面有幾個根本原因。一種原因是有市場，但沒有產量，另一種是產出來了，但賣不出去。
根本原因為：一個是綜合效益不高，一個是國際競爭力不強，這是中國農業進一步發展，面臨的必須解決的問題。
陳錫文強調指出，這個困境拖得越長，我們農產品的市場，就可能會被更多的國際農產品占據，而農民的生存空間也會越來越小。
農產品為何不能過度依賴進口？
前一兩年，兩三年，有一些這樣的意見，認為大宗農產品國際市場價格低，國內市場反而需要財政補貼，農民獲利又不多，何必生產這么多糧食？多進口一些不好嗎？
陳錫文表示，這個說法可能有道理，但它面對一些實際問題。
首先，最近這些年來，比如說這十幾年來，國際上能夠出口的谷物大約在3.5億噸，7000億斤，而大家知道，我國的糧食需求大概接近13000億斤。所以我們即使有很多外匯，買一些糧食也是可以的，但是國際市場的糧食即使全部被我們買進來，也滿足不了中國的需求。而且只要中國的糧食進口一加大，那么這種國際糧食貿易的格局就會被打破，國際糧價就會大幅度上漲，中國進口就會給別的國家帶來威脅，這盆水就會潑在我們身上，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第二，中國是WTO成員，WTO成員都有義務把自己的市場，向國際開放，也都有權利合理保護自己的產業，保護自己的勞動者。因為進入WTO的時候，我們是通過艱難的談判來獲得我國農產品的對外開放的限度和保護的權利。當然，這些權利和規則也是WTO所承認的，比如說糧食的關稅配額制度。
陳錫文解釋道，關稅配額制度就是我國允許國際市場進入我國內市場的產品，如果進口的數量沒有超過我國承諾的關稅配額數量的時候，我們對它實行低關稅，但是進口的數量如果超出承諾的配額數量之后，我們會實行高關稅。
我國現在執行的是每年關稅配額進口的小麥是936.2萬噸，玉米是720萬噸，大米是532萬噸，合在一起大概占到中國糧食產量的3.5%到4%。
這些產品，實際上十多年來一直都在進口，但是我們關稅配額從來沒有用完過。進口關稅配額內的大宗農產品，我們承諾的關稅率非常低，只有1%，可以忽略不計。但是進口數量如果超過了我們承諾的關稅配額的數量，按照WTO的規則，要提高關稅到65%。
但是，如果想多進口一些糧食，就需要對超過配額的部分提高關稅，這樣一來，糧食可能就不愿意進來。或者就需要中國主動向WTO申請，提高中國的關稅配額承諾，或者主動放棄關稅配額。
對此，陳錫文表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是一個很重大的政治問題，世界各國對待這個問題都非常非常慎重。
農產品價格過高壓縮利潤空間
目前，中國許多農產品價格，比如糧、棉、油、糖、肉、奶，絕大多數都比國際市場高。陳錫文表示，很多時候不是中國產不出來，而是產出來的價格比國際市場高得多，就給了國際農產品進入中國的機會，壓縮了中國農產品的利潤空間。
這個價差大到什么程度？
陳錫文指出，從2015年到目前的情況，谷物的價格水平，大概我們要比國際市場平均高出30%到50%，大豆大概要高出40%~50%，棉花大概要比國際市場高出30%~40%。糖要比國際市場大概要高出60%，肉類，牛羊肉大概要比國際市場的價格高出70%~80%。奶類的價格，去年全球鮮奶生產者的價格，奶農賣給食品廠的價格，全球平均價格是1.85元/升，我們的價格是4.5元。
那么，中國的農產品價格為何突然高出這么多呢？
陳錫文指出，2008年以后，中國由于沒有管控好要素價格，導致土地租金、租金利息和勞動成本等農產品的生產成本不斷提高，因此農產品價格也快速上漲。
與此同時，由于國際市場需求不足，國際市場大宗農產品價格又出現下跌。2015年底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市場大宗農產品價格，與2011年相比，可以發現，主要的糧食品種和大豆品種，價格大概都跌了35%~45%。
為了保護農民的利益，中國政府提高了這些最重要農產品的最低收購價格。最低收購價不斷上升，遇到國際農產品市場價格下跌，這就使得中國和國際市場上農產品的價差擴大。
“所以，如果不解決現在面臨的矛盾，單純依靠增加進口”，陳錫文說，“就會威脅中國農業產業的安全，威脅中國幾億農民生計的安全。因為工業化、城鎮化還來不及大規模吸收農民”。
陳錫文強調指出，從這個角度講，產業安全和農民安全比我們經常講的糧食安全顯得更為迫切。
四方面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從2013年開始，中央已經采取一系列舉措在推進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陳錫文表示，至少應該圍繞四個基本方面進行：
第一，讓市場機制在配置農業資源中，能夠確實發揮作用。
2003年以后，針對當時糧食連年減產，甚至到了供不應求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從200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開始，主要農產品價格是政府定，越推越高的價格，離市場越來越遠。過去過高的價格，政府定價包含對農民的補貼在里面。
陳錫文表示，如果讓市場在定價中真正發揮作用，必須把對農民補貼這一塊從價格中剝離出來，這樣才能符合市場的期望和要求。
這個改革從去年年初推行到現在，將近兩個生產周期，在東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玉米價格從最高的時候的2014年1.12元一斤，現在市場定價，東北地區已經到了7毛到8毛一斤，這樣就大體擋住進口。玉米價格形成機制改革也使得下游的玉米加工企業，飼料企業，開始有利可圖，于是整個產業鏈就被激活。
此外，中央對稻谷和小麥的改革非常慎重。從前年開始，早秈稻，今年降到一塊三，我講的都是政府定的最低收購價，粳稻從1.55元/斤降低1.5元/斤。這個過程非常謹慎，漸進。這是一個必須做的工作，推進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機制改革，推進農民補貼制度改革，推進糧食收儲制的改革，把從價格中剝離的補貼，一分不少地通過其他途徑補給農民，要采取WTO允許的規則，對農民收入進行支持，支持農民實行耕地保護。
第二方面，加快農業科技進步。
中國是世界大豆的原產地，上世紀的時候，中國大豆無論產量、出口量，長期位居世界第一。現在今非昔比，農民不愿意種，很重要的原因是大豆產量低。2010年畝平均產量是254斤，其他年份都沒有達到過250斤/畝，即使在政府定價的時候，對于大豆給出的目標價格是2.4元一斤，一畝地產250斤，毛收入也就是600元左右。
目前，在東北地區正常情況下，玉米一畝地產量不低于千斤很正常，種一畝玉米的毛收入就七八百元。農民選擇種什么不種什么是很清楚的。農民不愿意種大豆是因為效益低的原因，這主要是由于我國大豆科技進步太慢。目前來看，全球大豆的平均畝產在370到380斤。我們只有250斤，如果不把這個短板補上，花再多錢，也很難讓農民愿意種。采取過去的辦法，剛才講到，即使政府出2.4元/斤的價格，從農民手里收過來一噸大豆成本就超過4800塊錢，現在從南北美洲進口的大豆，運輸到中國口岸，完稅落地的成本價，最低的大概只有3000塊錢。我們每噸大豆比人家貴1800元，這個價格問題必須依靠科技進步解決。
第三方面，創新農業經營體系。
要實現土地的規模經營，以前的思路是鼓勵土地經營權流轉，把土地集中起來再去實行耕地的規模經營。目前農民承包土地中的35%已經流轉，在全國2.3億戶土地承包戶中，有7000萬戶已經把自己的土地或多或少地流轉給其他人使用。
但反過來說，也就是還有70%的農戶是耕種自家的承包地。從耕地面積來說，65%的耕地還是農民耕種自家的承包地。
按規定，規模土地經營是指經營土地50畝以上，目前全國有350萬戶，規模經營土地3.5億畝，其中每一個經營戶平均耕種50畝左右，對于人均土地，就是七八畝。
陳錫文表示，推進土地經營權流轉還要做，但是真正要實現有效益的規模經營，僅靠土地流轉是不行的。目前一些農民會采用土地托管的辦法，請人代耕，或者花錢購買社會化的農業技術服務，這樣，在土地經營權沒有流轉的情況下，同樣實現了在小塊土地連片上使用最先進、最現代的農業技術。
“所以可以看到，農民通過創新經營方式，而不是簡單靠土地流轉，仍然可以實現土地的規模經營，享受農業現代化成果。”陳錫文指出，要認真總結這些經驗，使中國的農業經營體系更加健全。
第四，必須采取措施，保護支持農業發展。
陳錫文表示，中國農業效率不高，競爭力不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國農業經營的土地規模過小，制約了農業效率的提高。另外一方面，世界上大宗農產品有強勁競爭力的，主要是南北美洲和澳洲，世界上二百多個國家中，一百五六十個國家都從事農業生產，你真正和新大陸國家去比所謂競爭力，不是說比不過他，中國要解決的就是過量的農村勞動力，農業人口的轉移問題，我們未來怎么能夠解決得更好。
陳錫文指出，如果只考慮農業的效率和農產品的競爭力，不考慮農民的出路在哪里，是解決不了中國農村問題的——你如果強行讓農民離開土地，他找不到更好的就業，不能獲得更好的收入，那是要出大問題的。所以我們在講提高一個產業的效率的同時，你必須考慮到就業的問題。依賴于這個產業的人怎么辦。
我們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出現過很多比較成功的經驗，比如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小平同志講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大家都歡欣鼓舞。當時全國有兩千多萬家鄉鎮企業，在鄉鎮企業就業的中國農民有一億兩千人，包括我自己認為中國農業問題終于可以解決了，發展鄉鎮企業，但是鄉鎮企業輝煌就是十年，后來大家都看不到了，鄉鎮企業退潮，大家看到洶涌澎湃民工潮又起來了，大量農民進入城鎮，現在我們農村一億七千多萬人，到鄉鎮以外的地方就業。
我們又覺得通過民工潮這個辦法，基本可以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前年，整個國家的外出就業農民工，只增長63萬人，去年只增長50萬人。我想大家一定也注意到了，最近這一兩年，從政策層面，媒體層面也經常講，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現在一些農民說，前幾年，你讓我們進城務工，現在又叫我們回到鄉鎮，到底叫我們去哪里？就是因勢而變。
去年年底統計，農村常住人口超過5.9億，接近6個億。大家要知道，1949年，我們建國的時候，整個國家的總人口是5.4億人，農民只有4.8億人，我們搞了這么多年，六七十年的現代化進程，農民數量不僅沒有減少，比建國初期還更多。所以中國要大規模轉移農村人口，實現人口城鎮化，不是那么容易，這是需要我們認真考慮的。為什么讓農民工返鄉創業，這僅僅是一個方面，實際上從農民工的規模，城鄉的就業結構來看，我國現在正在積極的努力創造農民的第三就業空間。
第一空間，耕地，那么大家都覺得耕地不是讓農民去鄉鎮企業，鄉鎮企業轉型了，又讓他去城里面打工，現在城里面打工，至少這一個階段，容納不了那么多，就鼓勵他返鄉，但是返鄉創業應該要做的是主要不依賴于耕地，在農村一種新型的工作，那么就是中央提到的，要加快發展農村的新產業、新業態，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
我們去年整個的國內旅游的人次達到44億人次，其中一半是去鄉村旅游，給農民帶去的收益是5800多億，這些都是以前不存在的，很重要的原因，為什么對農產品有網購電商，為什么城市人需要到鄉村去旅游，很重要是新的需求產生了，農民收入上來，有新的需求，農村怎么回應，就是發展新產業、新業態，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方式，為滿足新需求創造新路徑。
“所以下一步農業的發展，面臨著很多尖銳的挑戰和巨大的壓力，但是，認真看待我們的農業，因為中國的農業這個問題，不是說你想放棄就能放棄，關系到五六億，七八億人的生計，關系到這個國家的政治安全。”陳錫文表示，從這個角度講，無論遇到多大困難，都不能放棄，不能妄自菲薄。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東方財富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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